我国可能面临人口失衡困境 老龄社会迅速降临

    危言与变局

　　在有文字记载的绝大多数历史时间里，中国一直是世界第一人口大国。但在近30余年，由于政府力量的强力干预，这个国家的人口增长发生了急剧转变，在短时间内让中国人口再生产类型从高出生、低死亡、高增长变为低出生、低死亡、低增长的模式，在不到一代人的时间里完成了发达国家经历近百年的人口增长转变。支持中国今天经济、社会发展的相对良好的人口环境，实赖于此。

　　但由于转变的迅速性与突然性，一些新的人口问题也随之呈现或加速到来，性别结构严重失衡、老龄化态势严峻、人口与资源环境的关系紧张等等，人口问题从“数量增长压迫型”转变为“结构失衡制约型”，中国人口发展态势依然不容乐观。

　　因为人口发展的特性，这些问题的影响可能会在多年以后才会集中显现。根据人口学专家推测，2030年前后有可能成为中国人口发展的拐点，届时，中国人口数量将达到峰值(之后将进入零增长甚至负增长)，性别比失衡一代也大都进入适婚年龄，老龄化问题加剧，流动人口持续攀升，人口资源环境压力加大??

　　为此，《中国新闻周刊》选取2030年作为时间节点，集中展示在未来二三十年里，中国人口可能会遭遇到的问题。这是对中国当前人口问题未来走向的假想与推测，当然，这种假想与推测是建立在相关部门及有关学者的数据与研究基础之上的。

　　也许，人口问题在未来集中爆发的可能性到底有多大还有待商榷，但“2030”的意义不是预言，而是警示。如果对中国现有人口问题不加重视或应对不当，中国将在不远的未来遭遇困境，而且，因为人口发展涉及到经济、社会、资源、环境等诸多问题，这种困境也许会触及社会每个角落。

　　欣慰的是，近些年来，中国对人口的不均衡发展所带来的问题逐渐重视，人口工作也开始逐渐“转型”，尽管调整过程并不尽如人意，但人口的均衡发展理念已经成为新阶段解决中国人口问题的共识，如果这种理念在中国社会整体发展的框架下能够一一体现和落实，我们相信，2030年中国的人口走向将是另外一种图景。

　　编者按：本文以现有的各项关于中国人口问题的数据以及学者的研究和预测为基础，推演的是一个普通的中国家庭在2030年可能面对的问题。我们希望以这样一个社会细胞的视角，展现未来中国可能会面临的人口图景。

　　当然，社会发展的多面性和复杂性决定了，未来机遇与挑战并存，向好的因素也必然会存在。比如我们所担忧的性别比问题，以往的人口普查和国家统计局历年的抽查数据，或多或少证明存在人口漏报、瞒报的现象，统计数据偏差也可能导致我们过分估计未来的出生率、出生性别比等，由于害怕超生而被惩罚的“漏查之女”，可能在实际生活中缓解我们对男女比失衡的忧虑。

　　总之，本文虽然是对未来人口可能遭遇困境的一次集中呈现，但不代表我们对未来抱有悲观。相反，我们希望对人口问题的准确把握和及时应对能够有助于避免此种想象图景的发生。

　　“蕾蕾”的2030

　　如果现在的一切鲜有改变，我们的未来会如何？

　　本刊记者/张蕾

　　根据北京市人大常委会通过专题调研掌握的数据显示，截至2009年底，北京实际常住人口总数为1972万人，正在向2000万人挺进——看到这个新闻，蕾蕾有些惊讶，作为一名在北京工作的媒体工作者，她知道这个数字在几年之间一再突破原有的控制目标，但并未像很多人当初预想的那样，这个城市会因为无法承载如此多的居民而面临崩溃。

　　作为一名关注中国人口发展的记者，蕾蕾对中国人口所面临的问题总抱有更多的关注。2000万人口考验北京城市承载力的新闻再一次引起她对目前中国人口处境的担忧，它让蕾蕾联想起愈趋增长的流动人口、愈加严峻的老龄化，还有居高不下的出生性别比??事实上，蕾蕾更担忧的是这些问题在将来可能引起的一系列影响。她想知道，如果20年后，当时间步入2030年时，中国的人口问题将会面临怎样的境况？

　　巨大的蘑菇头

　　蕾蕾的父亲和母亲出生在1955年，他们25岁结婚，26岁有了女儿。蕾蕾出生在1981年的一个早晨——根据当年新生人口的统计数据，她的分量是1/19122938。

　　父母当年所占的分量要比她小得多，因为他们出生在中国的“婴儿潮”中。而他们的父辈，也就是蕾蕾的祖辈，受到的教化是“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可宝贵的，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只要有了人，什么人间奇迹也能创造出来”。当时，多生孩子是光荣，而堕胎则是有罪。《人民日报》1952年发表《限制生育会灭亡中国》的社论，同年12月政务院文教委员会批准卫生部的报告，规定非疾病不得进行绝育手术及人工流产，私自进行者，以非法堕胎罪论。并且通知海关，一律不准避孕药和用具进口。

　　当蕾蕾的父辈们还是田间地头城院街市里瞎跑的顽童时，没有什么人会注意到他们的存在。但当他们逐渐进入成年时，由于政治运动带来的城市萧条已经无法给予他们合适的工作岗位，这些未来社会的螺丝钉好像在一夜之间变成了拖累建设的包袱，被敲锣打鼓地丢出了城市，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把失业的风险化解在农村的广袤土地上。

　　国家预感到了社会未来的负担。用毛泽东的话说，中国人多也好也坏，人多嘴巴就多，嘴巴多要的粮食就多，增加这1400亿斤粮食就不见了，有时还觉得没有粮食。

　　到了蕾蕾父辈的生育年龄，国家的生育导向扭转了180度，计划生育开始了，并在蕾蕾出生前一年开始演进为“一胎制”。

　　“被严格要求节育的首代人”也成为蕾蕾父辈的标签之一。在城市里，他们的数量是蕾蕾这代人的两倍，这样的比例在他们精壮强干的时候将儿女们呵护成了“小皇帝”，但等蕾蕾这代人接替了父辈的精壮时，他们就老了，需要儿女们偿还。

　　根据专家预测，从2015年开始，中国的老龄化将突然加剧，比例达到25%以上，在计划生育政策延续、生育率持续低下的情况下，老龄化比例预计稳定在35%以上。随之而来的是社会的供养比例(每个劳动力承担的养老数量)不断攀升，到2035年，差不多要两个纳税人养一个人，以“今人养前人”为思路设计的养老体系将面临严峻形势，由于养老金在人口红利期有一定积累，2006～2015年，国家养老金储备开始逐步减少，随着更大规模的退休潮的来临，2015年后，养老体系可能面临着崩溃的危险，养老金危机将逐步升级并在2025年达到顶峰。

　　到2030年时，不管对个人还是对集体，可能都是煎熬的。医疗资源短缺，社会公共服务，特别是承载那么多老年人的社会公共服务供给会很吃力，让整个城市的运转都迟缓下来。

　　蕾蕾们和父辈所构架出的中国人口，就像是一朵蘑菇，上头大，下边相对均匀。她不希望，直到父辈们向生物规律投降、成批地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刻，才能像蘑菇摘去了顶，老龄化阴霾笼罩下的城市才终能拨开云雾见月明。

　　“紧俏”的老婆

　　但跟老年人需要的服务紧缺相比，由于出生率走低，到2030年，入托、入学也许不会像现在这样难了，而且自从出了2007年那批“金猪宝宝” (1620万左右)之后，人们认识到了扎堆出生的坏处，应该会主动避开可能是生育高峰的年份来生育，困扰当下人的幼儿园、中小学不是多了就是少了的尴尬境况可能不再出现。

　　但这个好处对居住于东北小城的蕾蕾的外甥而言，可能享受不到了。她的外甥出生于千禧年元旦，蕾蕾还记得外甥降生的时候，表姐脸上幸福洋溢，祥瑞之气一时普照全家。但再过20年，外甥可能面临着找不到老婆的危险。

　　2000年，全中国新生儿的性别比(男性对女性的比率)达到了120:100，有的省份达135:100，农村地区甚至有高达140:100的严重失衡。从这个形势推算，到2030年，蕾蕾外甥那一代人可能会有大约3000万适龄男性在打光棍。娶媳妇将成为他们这代男人特有的竞争领域——这让她联想到了一个电视栏目《动物世界》。

　　如果真到那个地步，蕾蕾决定劝外甥把眼界放得稍微开阔一点，不要局限在城里，远郊的抑或是农村的也要纳入挑选范围，“总好过娶不上”。

　　每次蕾蕾从北京赶回家乡，那个鸭绿江畔的东北小镇，母亲都会抱怨“年轻人都走了，家里没有人气儿，遇到个什么事，也找不到儿女商量??”母亲说将来即使自己不能自理也不愿去养老院，说在那里呆着会觉得难受，因为看到的是比她更老更失去自由的人们。

　　但蕾蕾认为，对年轻人来说，20年后应该是比现在幸福的吧。尽管一些人可能找不到老婆，但个人发展的机会也许会比现在好很多。

　　未来20年，中国城镇化会进一步发展，户籍制度也极有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有所松动，大量的农民转变成城市居民，这些新市民会让中国的流动人口数字稳步增加，据相关机构推测，到2030年，中国的流动人口将达到2.2亿人以上，同时，全国人口也将达到峰值15亿左右。

　　但人口流动轨迹将会与现在有所不同，那种从北中国到南中国的长距离流动减少了，随着产业结构调整和城乡合理布局，人们将更愿意向就近的城镇靠拢，而小城镇人口也不再会一窝蜂地扑向“北上广”，而是会选择家乡所在经济圈的中心城市??一个直接好处是，春运将再不像现在这么恐怖了。

　　“每逢春运，全中国要运20亿人次，这是什么概念啊？就等于把美国人装在他们的国土上拉6遍。人坐了一趟火车又回来了，就跟抽烟一样。有啥用？”干了一辈子铁路工作，蕾蕾的母亲对火车来回折腾搬运人的庞大事业积聚了非常多的不满。

　　母亲当然不会去想，这些流动人群为中国的“人口红利”做着敬业的诠释。她所见的那些顽强而卑贱的人们，曾经以极容易满足的所得，为丰年中GDP的两位数增长、为衰年中的GDP保八做出了他们自己都不明白的贡献。

　　但到2030年，因为精壮劳力少，用工应该要付大价钱了。到那时，只要有工作，年轻人在城市里应该会比现在有更多的幸福感，尤其是20年后，中国房地产经过一轮泡沫之后也许已经回归理性，年轻人想通过自己的努力买个不大的居所可能再不是什么难事了，至少应该不会像富士康那样，闹出那么多幺蛾子。

　　但蕾蕾最担心的还是老人的健康问题，她不知道，等父母老去的时候，谁来照顾他们，也许蕾蕾会在家乡找个家政服务，每天安排专人上门照料父母的生活。但在年轻人都奔赴大城市的偏远小镇来说，家政公司又能派出怎样的人来呢？

　　(感谢翟振武、陆杰华、张车伟、封志明老师对本文提供数据、学理和思路支持。记者陈薇、实习生李玉敏对本文亦有贡献。本文关于未来描述的逻辑支撑及数据来源参考了《胡鞍刚：民工荒，拉开中国人口危机的序幕》《翟振武：建设人口均衡型社会》《刘爽：促进人口性别结构平衡是构建人口均衡型社会的重要内容》《中国流动人口发展报告2010》等文献)

　　“流动的生育”

　　工作8年来，邹国丽感觉变化最大的，是流动人口带来的工作量一下子上升了。特别是从2004、2005年开始，流动人口数量突然就膨胀起来，小区里随处可见操着外地口音的人。

　　流动人口激增是北京市各小区普遍面临的问题。邹国丽所在的花园路街道覆盖37个社区，在总共6万人口中，登记在册的流动人口达4万。花园路街道计生办副主任梁伟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实际肯定不止这个数，很多流动人口并没有统计进来。”

　　国家人口计生委新闻发言人、发展规划司司长于学军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说，我国人口迁移流动目前处在最活跃时期，是世界上人口流动规模最大的国家。2009年全国流动人口数量已超过2亿人，其中“80后”“90后”是流动人口主体。

　　相比之下，北京市人口要好管理一些。特别是以前，大多数本地居民都有工作单位，可以由单位和街道双向管理。而流动人口一般就只能靠居委会来掌握其情况。

　　以前对流动人口还有一定的制约性，比如要办暂住证，必须先到居委会开证明。通过这条渠道，居委会可以获得流动人口的相关信息。但暂住证取消后，这条渠道断了，居委会很难知道小区内住进多少新人。

　　邹国丽定期要填写人口信息报表，报到街道办事处，再由街道办事处汇总后报给区一级单位。但往往是数据刚统计好，人就搬走了，特别是群租群体，人数多，流动快。加上最近这两年，越来越多的北京小伙儿娶外地媳妇，女方的原户籍地也委托这边的居委会代管。

　　这些新出现的情况，也让人口计生工作发生转变。据国家人口计生委新闻发言人于建军介绍，一整套针对流动人口的服务管理系统在开发改造后，目前在全国20多个省推行。从省到镇、街道再到居委会，都建立起了全员流动人口和育龄妇女数据库。

　　收集这个数据库所需要的信息，就是邹国丽们的工作，这项任务颇为繁重。邹国丽说，这两年上面要求填写的表越来越多，相当琐碎，而且表本身也在不断修改中。一个小区往往有上千户，靠居委会里的一个计生委员，很难应对。于是，以往的“发动群众”的经验又派上了用场。这就是被邹国丽戏称为“小脚侦缉队”的宣传员队伍，指的是社区里退休的老人。

　　宣传员等于是基层计生干部的耳目。因为自身就住在社区里，这些老头老太们比较清楚每家的情况，知道哪家有人怀孕，哪家子女结婚，哪家房子出租给了育龄夫妇。一旦发现新情况，随时就到居委会汇报。

　　每年年初，居委会召开一次流动人口责任书大会，把流动人口变更的单子发给宣传员，再由宣传员到居民家里发放和回收。邹国丽再根据回收的单子，对电脑里的流动人口数据进行更新。

　　从区政府到街道办再到居委会、宣传员，一层层签协议和责任书，相当于一种链条式管理。起初，这些宣传员们都是义务劳动。2008年之后，由于宣传员对管理流动人口越来越显得重要，政府开始专门拨经费。

　　于建军介绍，这也是国家人口计生委在近几年提出的工作新目标，即在全国基本建立起“统筹管理、服务均等、信息共享、区域协作、双向考核”的“一盘棋”新机制，以此来应对流动人口带来的大量问题。

　　但即便如此，对越来越庞大的流动人群来说，“发动群众”这一手法也开始捉襟见肘。在花园路街道办事处计生办梁伟的电脑里，登记着本地区流动人口中的育龄女性，人数大概有八九千。但与“80后”“90后”占主体的流动人口总数相比，这个数字并不匹配。“更多的育龄妇女没有登记进来，也就很难对其进行管理。”

　　前段时间，有个人到花园路街道计生办来申报孩子户口，拿来一堆证明。梁伟一看其中的离婚证就觉得有假。但出生证明做得很逼真，梁伟拿到警方去查验，果然也是假的。北京新政策规定孩子可以随父亲入户，做假证明、假离婚的就随之多起来。这逼得计生干部们不得不提高警惕性，但是防不胜防。

　　“硬指标”与“微调”

　　2003年2月，原国家计划生育委员会更名为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这表明在控制出生率之外，计生系统的业务职能开始更多拓展到人口领域。

　　国家人口计生委发展规划司司长于学军在2008年发表于《当代中国人口》杂志的一篇文章中介绍说，计生部门从工作方法上看，在这30年来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

　　2000年之前为第一阶段，主要依靠强有力的行政手段和社会制约措施来抓计划生育；第二阶段开始强调依法行政，2001年12月《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在人大审议通过，《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管理条例》《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和一些地方条例也相继颁布实施；2006年至今为第三阶段。于学军说，经过30年努力，中国进入了低生育水平国家行列，实现了既定的政策目标。因此，新阶段除了继续稳定低生育水平，提高出生人口素质之外，同时还要努力促进出生人口性别比的平衡，积极应对老龄人口、流动人口、就业人口增加带来的新问题。全国人口计生工作的重点，也开始由“单纯控制人口数量”向“统筹解决人口问题”转变。

　　于学军说，“21世纪的前50年，特别是2020年之前是中国人口发展的关键时期”，由人口问题引发的预想不到的社会风险和经济风险日益加大，制定计划生育政策时预见到的和没有预见到的许多负面影响会逐渐显露出来，为此必须准确判断人口形势，吸取过去30年的经验和教训，尽量减少人口和计划生育的硬性要求，多用间接的、导向性的手段来统筹地、平衡地解决各种人口问题。

　　只是，于学军所介绍的新阶段的转变目前还在进行之中，具体能走到多深的程度还有待观察。据《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了解，如今在基层工作中，控制计划生育率仍然是第一要务。

　　最近赶上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通过第一次入户摸底调查，花园路街道查出好几个超生户，甚至有2002年出生的超生儿童。计划生育率超标的小区居委会，自动丧失评先进的资格，其他工作做得再好也免谈，梁伟介绍，这就是目前施行的“一票否决”制度。

　　但同时，如今对计生部门考核的指标种类，的确比以前增加了。比如这两年，北京市为了应对越来越严重的“人户分离”情况，新多了一项“握手率”指标。

　　“这些人(人户分离者)的情况很难掌握。麻烦的是，一旦他们超生了，上面还是考核我们这里。”梁伟说。对“户在人不在”的居民，就需要由现居住地与户籍所在地的两个居委会建立信息互联，用行话来说，叫“握手”。两个居委会握上手之后，一旦出现什么事，双方可以联动。只是，乙28号小区的邹国丽抱怨说，往往都是自己主动与别的小区去“握手”，其他小区来“握手”的很少。这一工作还不被所有人重视。

　　提高人口出生素质也被再三提及，成为计生部门宣传上的重点。现在北京市各居委会都开办“人口学校”，利用本地区资源，请一些志愿者和老师、医生等人来讲课；还不定期给新婚母亲免费发放叶酸，预防新生儿神经管畸形等。此外还有媒体宣传，也成为考核计生工作的指标。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新指标的重要性加起来也远远不及“计划生育率”这一项。梁伟说，“一票否决”看的是计划生育率而非其他。

　　北京市对海淀区的计划生育率考核标准是97%，但海淀区对内一直控制在98%，即每出生100个孩子，只允许2个属于超生。计划生育率现在仍是基层计生工作的重中之重。梁伟说：“我们的首要目标还是控制人口。”

　　计划生育率这个硬指标，有如一道紧箍咒套在基层计生人员的头上。不过，这个指标一直在缓慢松动。上世纪90年代，北京市的计划生育率维持在99%甚至更高。进入新世纪以来，这一数字已经从98%逐步调低到现在的97%。这一漫长的过程是典型的“微调”。而“微调”，正体现了国家人口计生委对未来计生政策走向的期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