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心雕龙》诗学范式转换的枢纽

摘要 反思《文心雕龙·辨骚》篇若干诗学命题的正反离合关系，重新厘定《辨骚》篇的诗学格局,其中暗含着寓言诗学与感物诗学两种诗学范式之辨。前者导源于汉代以《毛诗》《郑笺》的“比兴美刺”说为核心的诗学话语系统，后者根植于汉末魏晋以降直至刘勰当世的蔚为大观的以“缘情感物”说为核心的诗学话语系统。《辨骚》篇是《文心雕龙》中两种诗学范式转换的“枢纽”。

关键词 辨骚；寓言诗学；感物诗学

《辨骚》篇究竟要辨什么？是非文学作品与文学作品之辨？正与奇、本与末之辨？“守常”与“知变”之辨？还是“事义之文”与“抒情写境之文”之辨？抑或是现实主义与浪漫主义之辨？……诸家之说都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辨骚》篇的诗学内蕴，但是既往的研究都忽略了《辨骚》篇中一个重要的“暗辨”，即“寓言诗学”与“感物诗学”两种诗学范式之辨。

一 《辨骚》篇的诗学命题与诗学范式

学界对“辨骚”之“辨”的答案虽不一而足，但其文本依据都不出下面这五个诗学命题；本文主张的寓言诗学与感物诗学之辨，自然也须以这五个诗学命题为话语资源：[1](p46-47)

1．故其陈尧舜之耿介，……观兹四事，同于《风》、《雅》者也。

2．至于托云龙，……摘此四事，异乎经典者也。

3．观其骨鲠所树，肌肤所附，虽取熔《经》旨，亦自铸伟辞。……《卜居》标放言之致，《渔父》寄独往之才。

4．故其叙情怨，则郁伊而易感；述离居，则怆怏而难怀；论山水，则循声而得貌；言节侯，则披文而见时。

5．酌奇而不失其贞，玩华而不坠其实。

上述五个诗学命题并非各不相干，其间暗含着一个正——反——合的关系，即：命题1为正题；而反题则不仅包括学界公认的命题2，还应包括命题3和命题4；合题是命题5。研究者能得出什么样的结论，不仅与他倚重的某一单个命题有关，而且与他如何理解这五个命题间正反离合的格局关系甚大。

牟世金先生看重的是命题3。他认为“四同”、“四异”只是“‘辨骚’的结果，但不是‘辨骚’的目的。”《辨骚》篇的目的是“对楚辞作出正确的评论”。[2](p227)而这个“正确的”评论就是命题3。牟先生进而提出该篇意在《楚辞》与五经之辨，而其实质又是文学作品与非文学作品之辨。他说：“照刘勰的观点，《诗经》是五经之一，是‘不刊之鸿教’，不能当着文学作品来详论。因此，作为文学作品来说，以《离骚》为代表的楚辞，就是文学史上第一部作品了。文学作品和儒家经典自然是不同的，所谓‘辨’与‘变’，其命意的关键，正应从这里去察考；刘勰以《辨骚》为‘文之枢纽’之一，正由此中透露出重要消息。”[2](p199)牟先生这段话中存有三点疑问：一、认定刘勰在《宗经》中不是把《诗经》当做文学作品来评论，有违彦和初衷。《宗经》篇说得很明白：“赋、颂、歌、赞，则《诗》立其本。”刘勰把赋、颂、歌、赞四种文学最强的文类归于《诗经》文体系统，说明《诗经》作为文学作品在刘勰那里并不成问题。二、牟先生认为刘勰把楚辞作为“文学史上第一部作品”，作为文学作品的第一个典范，也与刘勰的论文主旨不合。刘勰勘定的第一部文学作品的典范只能是《诗经》，而不是《楚辞》，否则《文心雕龙》就得重新写过。三、刘勰本意将《辨骚》置入“总论”，而“文体论”部分以《明诗》为首，继之以《诠赋》，在《诠赋》中又顺带说明《楚辞》的文体流变影响，这样既保证了“文体论”的顺序不乱，又与“总论”部分的《辨骚》篇内容不相重复。这一安排正好见出了彦和思致的周密。

有的学者依据命题1和命题2认为《辨骚》篇的目的在“知变”，《辨骚》中“同乎《风》《雅》”的四事是刘勰艺术“守常”观的体现，“异乎经典”的四事是刘勰艺术“通变”观的体现。如龚菱先生即说：“比兴、规讽是文学修辞，忠恕、狷狭是文学体，典诰是文学的引据，荒淫是文学的铺叙，诡异、谲怪是文学的想象力，后人研究文学者均可取法。……刘勰的文论思想，就以宗经思想为主干，从‘宗经’、‘辨骚’两源流出发的，他认为‘经’正，‘骚’变；‘经’雅，‘骚’丽，宗经的目的在‘守常’，辨骚的目的在‘知变’。”[3](p98)首先，这个立论根据是不够充足的，因为刘勰《楚辞》诗学的点睛之处并不在这两个命题，而是在后面的三个命题。其次，龚先生对四同四异的理解也颇成问题。他无视刘勰对四同四异界划清晰、褒贬分明的态度，将两组顺序完全打乱，然后对其一概肯定。若说刘勰对四异中的“诡异之辞”与“谲怪之谈”的态度尚显含糊，那么他对“狷狭之志”与“荒淫之义”无论如何是不想让“后人研究文学者均可取法”的。牟世金先生对四异的看法殊为允当，他认为：“评四异的诡异之辞、谲怪之谈、狷狭之志、荒淫之义，应该说都是贬体。刘勰总称为‘语其夸诞则如此’，企图论证其并非贬词是徒劳的，也不可能对这四异有的是褒，有的是贬。”[2](p201)]龚先生的误读缘于他过于看重命题1与命题2的关系在《辨骚》中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