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功秦：清末新政与当代变革研究——范式转换的意义

时间:2010-01-20 20:20 作者:萧功秦点击:18次
研究自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近代史可以有多种角度，自建国以来到八十年代以前，在国内的中国近代史研究中，占统治地位的研究范式可以说是农民革命与反帝反殖民主义这两种范式的结合，中国近代史基本上被处理为中国在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下，革命人民通过反帝反封建斗争而走向新中国的历史。然而，中国近代史还存在着另一个更具有时代意义的角度，即现代化角度。更具体地说，自近代以来，传统中国正是在在回应以先进工业文明为基础的西方挑战过程中，在回应“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以及数千年未有之强敌”的挑战的过程中，通过自我更新与适应而走向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与社会结构转型的。不从现代化转型的角度来认识近代史，就不可能全面地把握整个中国百年来发生的复杂深刻历史变动。
本人在一九九九年出版的《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就是试图从这一角度入手，展开对近代中国史的考察的。中国的传统政治结构在面对挑战过程中形成的危机，改革精英面对危机而形成的焦虑感，他们在解读西方制度过程中形成的特有思维方式，以及基于这种思维方式而作出的政治选择，危机时期的决策政治中心面对的困境，以及权威流失产生的各种效应，均极大地影响了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失败命运。
然而，作为一个作者，自然会面对这样一个富有挑战性的问题，从“反三座大山”的革命范式向以现代化理论为基础的研究范式转换，究竟有什么现实的意义？近代历史研究在多大程度上可以为我们加深理解现代化过程的矛盾与问题作出贡献？这也涉及到学院性的学术研究与现实生活的关系问题。在这里，我想根据自己多年研究清末改革历史的体会，从一个新的角度来进行思考。
毫无疑问，中国当代的改革运动与一个世纪以前的清末新政相比，有许多不同，例如，两者的时代不同，国际背景不同，中国在这两个时期的社会性质不同，执政者的性质不同，改革的历史前提不同，两者的物质经济基础不同，等等。我们还可以举出许多不同来。然而，当代改革与清末改革相比，却仍然有着以下这些方面的相似性，例如，相隔一百年的两次变革运动同样是面对西方工业文明的挑战而发起的，又例如，西方先进文明在政治与文化经济方面的示范效应，同样刺激了两个时代的政治与知识精英，这种刺激是改革的基本动因之一。又例如，在西方文明的冲击下，人们同样以西方先进方面作为自己效仿的对象。而中外文化与经济上的强烈的落差，又进一步激起人们的危机意识，并由此产生心理上的压力，等等。
除了这些精神心态层面的因素，从客观环境而言，两个时代的中国，都是以中央集权的自上而下的官僚体制模式来应付现代化挑战的，改革的过程与程序基本上是通过自上而下的行政体制来推进的。改革过程中政府又不断面对社会多元化的压力，又例如，改革过程中出现的利益分化，不同阶层利益关系的变动，权力与利益的交换关系的亲和力，中央与地方的关系的矛盾与张力，等等。所有这些因素，在两个不同时代的改革开放过程中都是影响社会变迁与政治冲突的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处于两个时代的中国变革运动具有同构性。更具体地说，在相似的外部文明的挑战下(输入)，中央集权的政治精英通过自上而下的程序来进行政策创新(输出)，来适应外部压力的挑战，并在这一过程中引起社会结构的变动，形成更为社会与经济多元化的结构模式。在这一过程中，旧的信仰逐渐世俗化。等等。
质而言之，现代化理论范式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对不同时代政治史研究的通约性。正因为如此，我们就有可能拥有这样两把双向钥匙，一方面，我们通过对清末新政的学术研究，来理解当代中国改革中类似问题，另一方面，同样，我们对中国当代改革研究的心得体会，经过理论的深化和概念的抽象，也有助于在更高层次上对新政研究有启示作用。这两个研究领域之间存在着相互借鉴的可能。
如何在这两个具有同构性的领域之间找到可供分析用的概念中介？这是使我们所说的双向钥匙起到作用的关键。因为只有经过这种概念的中介，才可能在两个社会性质不同的改革运动之间找到可比性基础。我们大家都知道，在历史与现实之间进行简单的类比与影射总是不可取的。我认为，改革政治学或转型社会的政治学这一概念可以起到中介作用。什么是转型政治学？顾名思义，所谓的转型政治学，指的是研究处于社会转型这一特殊历史阶段的政治问题，包括政治矛盾，政治冲突与政治心态的政治学。对于中国而言，中国的转型政治学研究的就是中央集权的传统体制，如何在适应西方市场文明的挑战过程中，不断发生蜕变与转型的过程的政治学。
众所周知，转型期社会是处于不断变动状态的社会，这种社会的政治矛盾不同于相对静态的定型了的稳定的社会，也不同于同一个社会在转型前与社会转型以后的时期。这就决定了改革政治学具有与经典政治学不同的研究内容。
我们可以从以下这些因素发现转型社会的政治问题有其特殊性。例如，转型期社会的政权的权威合法性，相对于已经定型社会而言，处于不断变动的过程中，一个推行变革的政府的权威资源是一个不断的变动的量，它可以由于改革的实效而增值，它也可以由于改革中的失误与危机而不断流失，因而更不稳定。
又例如，改革过程中，在应不应该进行改革，如何进行，采取何种方式进行，改革的目标模式是什么，如何达到目标的途径等重大问题上，政治精英内部容易产生严重的分歧矛盾并极易发生剧烈的冲突，不同的阶层由于改革中的利益分配不同，由于观念与价值的不同，也会发生重大的分歧并引发社会阶层之间政治冲突。新旧意识形态与价值冲突，以及以这些观念为基础的政治选择冲突就十分明显。
除此以外，改革过程中，政府的命令贯彻能力疲软化，或称为软政权化，也是常见的现象。经济市场化过程中，社会上特殊的分利集团的出现，他们基于对稀缺资源的垄断而形成排他性的垄断性的利益集团，由此而产生的政治矛盾，也是转型政治学中特别值得注意的问题。又例如，新旧政治制度与规则在替换过程中出现的失范或脱序现象，改革前期、中期与后期的政治矛盾的变化；等等，这些现象是一个社会在转型期中特有的，因而也是转型政治学所必须研究的。然而，在以研究已经定型了的社会为对象的经典政治学却较少涉及这些问题，经典政治学的核心概念是以研究定型社会中的政治为基础的。西方经典政治学研究的是西方社会的问题，并没有把中国现实生活中的上述问题视为中心对象。正因为如此，改革政治学或转型政治学的提出具有重要的意义。
要研究中国的改革政治学，就必须形成适用于解释中国转型时期政治的基本概念、范畴体系。对于中国的转型政治研究者来说，有两个学术领域特别值得重视，一个是当代中国社会中的政治实践中出现的问题。另一个是我特别要提到的清末新政。
过去学术界对于清末新政对于中国现代化的意义并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然而，我们可以通过把这一新政运动与此前此后的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进行比较看出来。众所周知，洋务运动是少数沿海沿江地区的部分封疆大员倡导并实行的现代化运动，这一历史运动只局限于与防务直接有相关的领域。其次，让我们再看看戊戌变法。这一变法运动时间仅仅持续了三个月就夭折了。由于变法持续的时间太短，维新的政令变成一纸空文，来不及在社会上产生影响。而清末新政则不同，从推行的时间而言，它持续了整整十一年，戊戌变法的社会影响力与之不可同日而语。从其推行的范围而言，它是以中央的既定国策为基础的，在全国范围内自上而下面全面推行的，它所涉及的内容而言，则远远超过洋务运动与戊戌变法。它涉及社会生活的全部领域，包括经济、政治、国防、文化教育，法制建设，政治制度改革，社会公益事业等等，从而引起社会上的深刻变化。由改革引发的矛盾充分体现在报刊杂志中，丰富的信息资源，极具研究价值。
如果我们从转型政治学的角度来研究近百年以前开始的清末新政，可以发掘出以下几个具有重要政治学意义的研究内容。
首先，通过清末新政运动我们可以发现，统治者的权威在变革过程中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这种执政权威资源如果足够丰厚，就有利于对各种政治力量与利益集团冲突进行平衡，从而有利于转型的平衡性。然而，变革过程中的统治权威由于不断面临新的挑战，因而处于不断的变动过程中。而这种统治合法性的上下波动，对于改革成败却具有至关重要的影响。? 转型时期的政治权威面临那些挑战？首先，一个落后民族面对的外部危机与列强压力，一方面固然迫使统治者不得不进行改革，另一方面，这种危机的深化又会极大地削弱执政者的权威，并反过来引诱统治者去从事力不从心的大幅度改革，以重新取得失去的权威，这就会使政权陷入一种饮鸠止渴的恶性循环：大幅度改革缺乏地方上实验的机会就匆匆出台，会进一步把事情弄得更坏，由于统治者已经缺乏足够的权威来控制局面，导致失控，进一步失去权威，这又进一步迫使统治者走向更进一步改革。如此循环。
其次，统治者的权威资源还受到以下这些因素的影响。例如，在向世界开放的过程中，传统意识形态信仰与政治神话会在世俗化过程中逐渐“风化”，这就会使执政者的权威合法性失去以往的保护层，又例如，官僚阶层在经济上的机会增多，会进一步使各级官员腐败的程度加深。又例如，改革决策过程中的失误，新旧转轨过程中的政令不行，均会进一步削弱原来的权威合法资源。从改革政治学的角度而言，新政时期的清政权就是不断面临以上这些问题的困扰并日益陷入困境的。
二是制度主义思维方式对人们政治选择的影响问题。这里指的制度主义思维，指的是那种认为存在着一种良好的普遍适用于任何社会与任何时代的制度，它已经现成地存在于西方，并已经在发挥良好的效能，只要我们中国人把这种制度拿过来用，西方的效能也可以在中国实现，一切困难可以迎刃而解，由于制度主义不承认制度实施必须具备相应的条件，因此，中国人感到危机压力越大，文化挫折感越强，他们要求引入这一制度的愿望就越强，其结果就会导致严重的脱序，引发失范型危机。中国人对立宪制度的误解并进而推行立宪就体现了这种制度主义思路。
在清末新政中，对西方立宪政治的文化误读，把西方立宪单纯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方便工具，而没有意识到西方制度是历史上长期演变过来的，而且受到经济、社会、政治与文化、民俗等因素的支持，才得以产生效能。由于中国并不存在这些社会因素的支持，简单地移植西方制度只能导致更为严重的“旧者已亡，新者未立”的失范。这种文化误读可以说是自清末以来一百年中的中国人在不同时代都会重复犯的错误。
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筹备立宪的改革，使各种请愿运动与立宪活动合法化，从而提前地把人们压抑多年的各种政治诉求在短时间内释放出来，这些政治要求从长远来说，无疑都是合理的，然而在改革伊始阶段，又是无法实现的。转型期的政府根本不可能同时满足这些超越条件的政治、经济、社会与文化诉求，这反过来又进一步引起不同阶层的政治挫折感的叠加，并形成反政府的同盟，保路运动中地方主义派、民族主义者、同盟会的革命派、商办铁路公司的既得利益者、受摊派之苦的农民、激进的立宪派，这些五花八门的不同阶层与利益集团，居然在反对路权国有这个基本正确的国策的过程中，形成一种反政府的神圣同盟，实在是一个生动鲜明的例子。
第三，清末新政中的另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是“急诊室悖论”与改革中的两难选择问题。在是不是应该筹备立宪，以及在什么条件下进行筹备立宪，均会使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内部产生严重的分歧，并进而引发政治冲突。更有甚者，危机的压力又会进一步使清朝决策层出现两难选择局面。例如，一种人认为，由于危机严重，立宪条件不成熟，立宪改革应该缓行。另一种意见则相反，认定正因为危机严重，所以必须加快立宪才能摆脱危机。前一意见以立宪条件不足作为考虑问题的出发点，构成改革中的现实保守派与稳健派，后一种意见以危机压力下激进改革的必要性为出发点，从而构成改革中的激进派。这种情况如同面对急诊室中的危重病人，在医生中出现保守疗法派与激进疗法派一样。其实这是一种两难选择。
第四个问题，是改革症候群的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重迭在一起， 就导致总危机的爆发，这一总危机实际上就体现为我们所说的保路运动形成的政治危机，这一危机中有权威合法性危机问题，有制度主义引发的立宪运动的激进化，使地方分利集团通过立宪政治参与来与国家争利并煽起冲突。有改革综合症问题，保路运动正是这些矛盾的结合点。我们可以通过保路运动这一个案的研究认识到，权威合法性已经大量流失的政府，即使推行的国策是基本正确的，合理的，由于缺乏权威与驾驭改革的能力，也会遭到利益集团的反抗而使改革失败。清末推行铁路筑路权收归国有的政策总体上是合理的，却因地方势力与革命派相结合而引发不满现实的民众的共同抵制，最后导致清朝的崩溃。这一实例足以给人深思。
通过对清末新政的分析，对于中国的转型政治学研究会有什么意义？我们可以从清末改革与当下改革的研究中提炼出一些核心概念，例如， 转型期失范、权威合法性资源的流失与增值、急诊室悖论、制度工具论等等，我们可以运用这些概念来建立中国的改革政治学，并提供研究改革的政治学的理论范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