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希圣：问政犹是书生

金　莹

　　1939年12月29日，在上海愚园路一幢漂亮的小洋楼里，一场秘密的会谈正在紧张进行。参加会谈的一方是汪精卫为首的汪伪组织，而另一方是日本梅机关的特务头子影佐真昭。夜幕将至时，会谈结束，双方相约第二天签字达成协议。然而，在步出会场的人中间，有一个人的脚步却格外沉重，此人便是追随汪精卫十年有余，后来却成为蒋介石“文胆”的陶希圣。数十年后，陶希圣之子陶恒生著书追忆其父的一生，并在接受纪实频道《往事》栏目采访时，揭开了上个世纪三四十年代在中国掀起轩然大波的“高陶事件”内幕。
　　
书生问政

　　陶希圣，湖北黄冈人，1914年春，15岁的他进入北京大学预科为旁听生，后升入北大法科法律系，毕业后受聘为安徽省立法政专科学校教员，此后又当过编辑。在陶恒生的眼中，“父亲在1937年‘七七事变’之前，是为文、辩论、教书和著书的学者”。他早年研究中国法制史和社会史，并且很快就因为参加中国社会史的论战而声名鹊起，也正是这场论战，将他拉进了政治纷争的漩涡。1926年，在上海大学教授法学通论的陶希圣在《独立评论》周刊上陆续发表文章，分析中国社会组织及演变过程，他认为，中国自封建制度崩溃以后，社会的构造仍未改变，仍然是士大夫阶级与农民两大阶层。他指出，中国的社会不是封建社会，而是残存着封建势力的商业资本社会，存在着的封建势力便是中国资本主义不能进一步发展的桎梏，也便是中国农民痛苦的根源所在。这种论调，显然与马克思唯物史观论者的中国社会乃封建社会或半封建半资本主义社会之观点相抵触，两派学者各自为阵，口诛笔伐，一时之间双方相持不下，遂形成20世纪20年代末中国思想界为讨论中国革命的性质与前途而持续数年的“中国社会史论战”之滥觞。作为这场论战要角的陶希圣，也因为在与共产主义者的论战中占了上风而逐渐走进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的视野。
　　论战之初，陶希圣受邀主编《独立评论》周刊，撰文标榜“三个自决”，即“民族自决”、“国民自决”和“劳工自决”。由于民族自决与国家主义有冲突，劳工自决与共产主义相抵触，国民党认为这个理念与三民主义相契合，因此大加支持，陶希圣的社会政治关系由此日渐广阔。1927年2月，他被聘为中央军事学校（校长蒋中正，政治部主任周佛海）武汉分校政治教官，从此踏上问政之途。在此后的几年中，从政之余，陶希圣“仍然保持手不释卷，勤于治学的习惯”，潜心研究中国政治思想史，出版《中国政治思想史》四卷，创办《食货》杂志和新生命书局，扮演着“亦政亦学，亦朝亦野”的角色。这一期间，他的政治人脉颇广，以至于“左至共产主义，右至国家主义”，而他自己则认为他的社会政治思想走的是中间路线，即所谓“左不至共产主义，右不至国家主义”。1937年抗战爆发，正在北大任教的陶希圣匆匆告别家人，从北平辗转前往南京并出席蒋介石举办的庐山茶话会，后成为委员长侍卫室第五组的要员，此时刚刚六岁的陶恒生并不知道，父亲陶希圣由此被完全卷入了那个时代政治漩涡的中心。

和平梦碎

　　卢沟桥事变爆发以后，举国上下抗日情绪高涨，事变发生不久，蒋介石在庐山发表谈话，强调中国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中国只是应战，而不求战。然而战争既开，则再没有妥协的机会。此后更提出了“焦土抗战”的御敌方法。正是这种极端的抗战方略酿成了数起人为的惨案，1938年长沙的“文夕大火”事件就是一例。1938年10月日军占领武汉，11月攻陷岳阳。长沙距岳阳130公里，原本是抗战大后方的长沙被推到了抗战第一线。日机不断轰炸，到了11月12日，长沙，就像时任市长席楚霖回忆录中描述的那样，“像一只在狂风巨浪中颠簸着的破船”，战争的恐怖和阴影将这座城市完全笼罩。面对敌军的进犯，蒋介石的指令是“长沙如失陷，务将全城焚毁”，于是1938年11月12日晚至14日，国民党在长沙放的一把大火烧了两天两夜，数千年的古城毁于一旦，3000多人葬身火海，无辜百姓为政府决策人的昏庸无能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面对这样的“抗战”精神，国人一时目瞪口呆，一些文人更是对抗战前途感到悲观，他们因国军对“长期抗战”、“焦土政策”的误读感到十分痛心，认为当时的中国“战必大败，和未必大乱”，同时认为中日两国力量悬殊，靠打仗取得胜利只是主战派唱的高调，以外交手段谋取和平才是可取之道。陶恒生在接受采访时说道：“我父亲对和平还是存有幻想的……像他这样的人，其实前前后后也有不少”，这些人聚拢在一起，被人称为“低调俱乐部”。陶希圣在《八十自序》中写道：“抗战爆发之初，日军所谓木根津轰炸机屡次空袭南京，均为中国空军所击败。南京中山路西湾周佛海宅有防空洞可容十余人起坐。中枢党政友朋往来集聚其间，论及战况，探讨战讯，事本平常，有称之为‘低调俱乐部’者。” 根据陶恒生的讲述，这个俱乐部，其实“就是几个学者，关心政治的人在一起聚谈。不过他们对于战势的发展是有一些忧心，因为按照那个时间中国的财力跟资源，军备跟军队的素质，都还不能跟日本人对抗。所以他们觉得与其跟日本人硬干的话，不如通过外交的途径跟他们取得和谈。” 常在“俱乐部”往来的学者，还有陈布雷、胡适、熊式辉等，在他们看来，求和绝非投降，谈判亦非通敌，“战争与和平交涉有时是并行的，和谈对打仗来讲是一种政治作战。”陶恒生说道：“ 譬如说胡适，他就主张通过外交途径。我父亲也主张不要轻起大战。因为大战一开，中国的现代化、中国的民生跟经济会倒退十几年，好不容易建立的一个社会会被破坏了。”
　　他们的这种观点，与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论调不谋而合。汪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表示对抗战的悲观态度，甚至透过英国路透社记者表示愿意与日本谈判实现和平。他说“如果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对抗战的悲观以及对和谈的期待，使得陶希圣、高宗武、周佛海、梅思平等一批人逐渐聚拢到汪精卫的周围，尤其陶希圣深得汪精卫信任，被汪倚为智囊。1938年，正是这一批人在汉口组办“艺文研究会”，隶属中央宣传部，后世学者普遍认为“艺文研究会”是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的和平运动宣传机构，殊不知它乃是汪、蒋二人合作设立的全国舆论指导中心，由蒋介石资助，汪精卫指导，周佛海组织，陶希圣主持，从事宣传抗战、鼓吹反共、阐扬国策及制造政府可战可和的舆论。由于主持艺文研究会的工作，陶希圣与汪精卫多有往来，他在《潮流与点滴》中记述到：“由南京到武汉，我是经常与汪精卫晤谈之一人……每天或至多隔两天，我总要见他。‘艺文研究会’成立之后，遇事都去请示，他是这会工作的热心支持者。” 这便是陶希圣成为汪精卫核心幕僚的开始，可是谁能想到，艺文研究会后来竟会成为汪精卫与日本密谈的联络管道。
　　1938年1月，德国大使陶德曼调停宣告失败，一个月以后，时任国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的高宗武，在艺文研究会属下的日本问题研究所的掩护之下，以“军事委员会特派员”的身份秘访日本，试探和平的可能性。高宗武秘密的日本之行究竟来自谁的授意一直众说纷纭，但重要的是，他此行带回了一个消息，正是这个消息掀起了中国抗战史上一个巨大的波澜。调停失败以后，中日两国宣布断交，日本参谋本部于是把和谈的对象转移到了汪精卫的身上，日方要求蒋介石下野，汪精卫执政，他们将与汪精卫政府进行和平谈判。高宗武把这个消息带给汪精卫，汪初闻此讯，还对陶希圣说：“我单独对日本言和，是不可能的事。我绝不瞒过蒋先生。”话虽如此，汪精卫身为孙中山钦点的接班人，却屈居蒋中正之下，确实心有不甘，再加上其妻陈璧君的鼓动之辞，他渐渐有所动摇。慢慢地，他开始集结身边的一群人，形成一个以汪精卫为中心的对日和谈活动集团。
　　1938年11月，高宗武与梅思平两人受命到了上海，与影佐祯昭、今井武夫两名军方代表进行了3天的秘密谈判，签订了一个《日华协议记录》，史称“重光堂密约”。梅思平将秘密协议草稿带回重庆，面交汪精卫。汪精卫当即召集会议，陈公博、梅思平、陈璧君与陶希圣参加，大家觉得这个条约中的“尊重中国主权、撤销日本治外法权、考虑归还租界、不要求军费赔偿、两年内完成撤兵”等条款并不苛刻，可以接受，于是让梅思平回香港与日本人继续谈判，要求日本安排汪精卫等人到安南（越南），离开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届时，日本政府发表声明公布谈判内容，汪精卫也将发表声明响应。1938年12年22日，日本方面收到汪系人马安抵河内的电报后，近卫文麿依约以首相谈话的方式，就日华调整关系之基本政策，发表第三次近卫声明，标榜“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三原则，希望与“具有卓识的人士合作，为建设东亚新秩序而迈进”。然而令汪精卫等人大为震惊的是，遍查声明却找不到任何关于撤兵的内容，这么重要的承诺却没有见诸文字，至此方知落入了日本人的圈套。但是他们已经脱离国民政府，事已至此，争执无益，只得依约响应。汪精卫在病榻上起草响应声明，交由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带往香港，分交香港各报，于31日发表，是为“艳电”，艳电发表后，举国哗然，激愤之余，对汪系的讨伐之声不绝于耳。这群往日的教授学者，如今竟沦为千夫所指的通敌卖国的汉奸之流，他们的和平之梦随着日本人吞并中国野心的暴露而彻底破碎了。 周佛海在日记上写道：“今日为除夕，与希圣枯坐无聊，度此残岁……”周、陶二人遂留居香港，住九龙约道五号。
　　
艰难抉择

　　陶希圣与汪精卫的初步接近，可以追溯到1927年，当时陶希圣应聘为中央军事学校教官，武汉大学也聘请他教授法律，在这两间文武最高学府中，广受学生的尊敬。是年7月，汪精卫宣布分共，发表“我们不共产化，更不腐化”的声明，对国民党的腐败和脱离民众、容忍新军阀武力争权表示失望。这也正是陶希圣所深恶痛绝的“士大夫勾结军阀以统治剥削庶民”的现状。8月，陶希圣任武汉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秘书处主任兼宣传处长及《党军日报》社长。从此亦学亦政，成为具有汪系色彩的学者之一。根据陶恒生的回忆，在此后的岁月中，陶希圣感念汪精卫的“知遇之恩”，就算在分道扬镳之后，也从未直呼其名，每每提及必称“汪先生”。
　　此时国内一致的批汪舆论，已经让留居香港的陶希圣心生悔意，但出于文人的天真，对汪精卫从事的“和平活动”仍存有一丝幻想，也正是这一丝幻想，以及中国传统文人“知遇之恩当以死相报”的思想，使他在生死抉择的紧要关头，再一次选择了汪精卫。
　　“艳电”发表五个月后，汪精卫夫妇在日本特务的保护下，由河内逃抵上海，预备组建伪政府。8月，汪精卫多次致电陶希圣，希望陶奔赴上海助其一臂之力，与日本人谈判。陶恒生回忆道：“那时我父亲很犹豫，他曾经给他的学生，北大的学生何兹全先生写过一封信。信里就说，他现在处于悬挂的状态，去也不好， 不去也不好，最后他还是决定去了。”这正可见其为人优柔寡断、犹豫不决之处。出于感念旧情，同时也为了纠正自己所犯下的错误，陶希圣决定重返上海，他在一封家信中说到：“从前我把周佛海、梅思平引见汪先生，现在竟成为我良心上的苦痛，这是我追随汪先生十余年来唯一对不起他的事。现在便是想赌着生命到上海去纠正他们，以尽我心。”未曾想，这个选择，再次把他推上了卖国求荣的风口浪尖。
　　1939年8月26日，陶希圣重返上海，住在愚园路1136弄60号，并且出任汪伪政府的宣传部长一职。11月1日，“新政府”与日方展开新一轮谈判，日方代表为影佐祯昭。影佐拿出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草案让参与谈判的几位部长大跌眼镜，这份草案不仅与重光堂协议相去甚远，甚至连近卫声明都不如。
　　如果说此前陶希圣还对和平谈判存有一点“学者的天真的幻想”的话，此时此刻的他已经完全清醒了，汪精卫以及汪系政客，已然沦为日本人鲸吞中国的工具。这份密约的内容让他陷入了极端的痛苦中。他晚年时回忆：“我写了一封信给驻美大使胡适，沉痛的诉说一念之差，想到和平谈判，哪知落入日本全盘征服中国，灭亡中国的陷阱，现在无路可走，只有一条死路。”他请陈璧君转告汪精卫，日本人的目的在于瓜分中国，“这不是我们要的和平，所谓谈判，只是一瓜分契据，由几个中国人签字而已……”然而，正如陶希圣日后所喻：好比喝毒酒，我喝了一口，发觉是毒药，不喝了。汪喝了一口，发觉是毒酒，索性喝下去。此时的汪精卫何尝没有识破日本人的险恶用心，却也自认无路可走，他说“他们要我签，我就签吧，中国不是我们几个人能卖得了的。”晚清义士汪精卫，终成卖国求荣的乱臣贼子。
　　此时陶希圣的精神经受着极大的煎熬，当初“赌着性命到上海去纠正他们”的初衷没有实现，反而成了汪伪卖国的帮凶，他的苦闷与绝望可想而知。有时候他的学生去看他，他跟学生说:你到香港去告诉师母，我在这里处境很困难，但又脱离不了，我现在只想到怎么去死。我实在活不下去了。他写给家人的信里也满是类似的绝望之词，陶恒生回忆道：“（这一时期）我的父亲是很矛盾很痛苦的，根据父亲给我姐姐写的家信可以看出来，他非常痛苦。他甚至有一次写封信来，他说，他现在只想到怎么死，到底是触电呢，还是跳楼呢，还是怎么， 就一死了之。”此时的陶希圣，不仅在精神上经历着绝望与痛苦，在行动上也不得自由。因为在谈判过程中的强硬态度，引起了日本人的不满，他已经被日本特务列为严密监视对象。
　　妻子万冰如在香港听说后，果断地决定带着五个孩子奔赴上海营救陶希圣，在家人抵达上海以后，陶希圣才得以搬出愚园路，到环龙路与家人团圆。这样的团聚在年幼的陶恒生眼里是非常珍贵的，自抗战爆发以来，父亲辗转各地，一家人聚少离多。然而这样的团圆没有持续多久，更大的阴影笼罩了这个家庭。1939年12月26日，汪日谈判正式结束，双方商定12月30日共同签字。陶希圣步履蹒跚地回到家，精神几近崩溃。陶恒生至今仍然记得当晚父亲与母亲的一段对话：“……母亲问：‘那你签不签？’我父亲说：‘我不签我就死在上海。丁默邨他们会下手的。’我母亲说：‘ 如果签呢？’我父亲说：‘ 签了比死更坏。’”第二日，陶希圣致电汪公馆告病请假，30日，汪日签字也没有参加。外界只道陶希圣托病拒签，哪知此时的陶希圣已几近崩溃，在陶恒生的记忆中，那是父亲一生中最痛苦的时刻，也是真的病倒了。
　　病榻上的陶希圣不知道，那天同样没去签字的还有一个人。
　　
生死逃亡

　　1939年12月30日，隆冬时节的上海寒意正浓，这天晚上，陶家暂居的环龙路60号来了位不速之客，此人便是曾经奉命秘访日本的高宗武。
　　高宗武，浙江乐清人，自幼赴日本就学，1931年自东京帝国大学法科毕业后回到南京，在国府从事日本研究工作，素有“日本通”之称，后又主持对日交涉事务，其外交才干深得蒋介石赏识。他追随汪精卫，本图和平救国，随着日本人灭亡中国的野心日益暴露，汪精卫集团内部各人在争吵中也逐渐探明立场，高宗武与陶希圣同属“强硬派”，此二人也因此成为日本人的眼中钉，此番拒签和约，更把他们推入了性命堪忧的境地。在高宗武看来，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奋力一争。因此在12月26日《要纲》草案商定之后，他就用借口将密约带回家拍下了副本，并在拒签和约的当夜，前往陶希圣居所商议此事，经过一番道理，二人约定于1940年1月3日一早，搭船逃离上海。
　　陶希圣在回忆录中曾经详细地记录了这一次逃亡的经过。1940年1月3日一早，他坐家里的车到了和平饭店，告诉司机:“你先回家，我要车时会打你电话。”进了饭店他立即由旁门出去，叫了辆车上了码头，悄悄登上了开往香港的船，并在这艘船上，与高宗武共同起草了揭露汪逆卖国密约的公开信。在陶希圣顺利抵达香港后，妻子万冰如与五个年幼孩子的处境顿时危急起来。然而，因为汪精卫等人并不知道高宗武已经将密约的全部内容拍摄了下来，所以暂时也没有轻举妄动，高陶二人的神秘失踪虽然引起了汪精卫夫妇的一丝警觉，却又有些不明就里。这时，陶希圣夫人万冰如突然造访，让汪精卫夫妇也想一探究竟，于是汪氏夫妇答应了万冰如前往香港劝说陶希圣回上海的请求，嘱咐她“快去快回”，并且给了2000块钱作为路费。1月13日，万冰如带着两个最年幼的孩子离开了，剩下哥哥姐姐带着九岁的陶恒生。就这样，三个孤立无援的孩子其实已经成为汪精卫牵制陶希圣进一步行动的筹码。情况越发危急起来。
　　在陶希圣一家逃离上海的过程中，有一个人物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就是民国上海滩有名的大佬杜月笙。昔日的黑帮头目如今已成为蒋介石的左右手，抗战期间他虽然人在香港，却通过留在上海的大弟子万墨林做了许多抗日救亡的工作，营救高陶二人就是其中的一桩。高宗武在谈判后期心生悔意决定退出汪精卫集团时，暗中与杜月笙取得了联系，杜月笙马上授意万墨林组织营救。蒋介石拿到高宗武拍的密约照片之后没有马上发表，也是因为杜月笙告诉他：陶希圣的家人都还在上海。后来陶希圣的三个孩子顺利逃脱，也全仗万墨林一手安排。
　　陶希圣妻子万冰如携幼子一去不复返之后，汪精卫夫妇才大呼上当，因此命“76号”特务加紧对陶希圣留在上海的三个孩子严密监视。“第二天就发现家里司机换人了”，陶恒生回忆道，“厨子也换了，就觉得有点奇怪，门口还有卖馄饨烤白薯什么的，大概换来的可能都是特务。”
　　万墨林托陶希圣的学生传话给陶家长女陶琴薰，商定好出逃对策，并于1月21日安排三个孩子兵分三路逃到码头，乘坐一艘小电船经吴淞口驶入公海，搭上了驶往香港阖家团圆的邮轮，至此，姐弟三人才得以脱离危险。
　　当三个孩子乘坐的轮船安全驶达公海时，一路陪同的曾之圣马上发电报到香港通知杜月笙。杜月笙又随即报告了远在重庆的蒋介石。当天，蒋介石在日记中写下这样一行字：“汪日密约今日一定要发表。”1940年1月22日，香港《大公报》完整刊登了汪日密约的内容。这个过程就是震惊中外的“高陶事件”。
　　高陶事件大大改变了中国的政治格局，汪精卫由一代义士沦为乱臣贼子，蒋介石重得民心。根据陶恒生的回忆：“香港的《密勒氏评论报》就说，这个是抗战以来最大的消息。它的影响力就是……告诉全世界，跟日本人和谈是多么不可能的，你看看它的条约，是怎么样要瓜分中国，要吞掉中国。”作为陶希圣的儿子，陶恒生在香港复学以后，在学校受到了“英雄一般的待遇”，大有春风得意之感，年幼的他并不理解父亲为何仍然终日闷闷不乐，“他好像是沉思的时间很多，他不觉得这个是值得炫耀的一件事情，他是觉得我已经做错了，现在我改正而已，没有什么值得炫耀值得骄傲的。”此时的陶希圣，曾经寄托于汪精卫那狂热的和平梦想已经化作冷灰，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避居香港，不谈国事。在香港创办了“国际通讯社”，和知名学者讨论中日战争、苏联及欧战等，他在写给胡适的信中说，将来宁愿流落海外，让国人忘了他。
　　
重拾旧梦

　　然而，这样的宁静并没有持续多久，日本军国主义政权称霸世界的野心无边蔓延的时代里，战火连天的一页似乎总也不肯翻过。
　　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袭珍珠港的第二天，日本飞机便开始轰炸香港启德机场，不久，香港英军宣布投降。日军一来，陶希圣必将成为日本人追杀的对象，在家人的劝说下，他经过朋友联络到一个潮州人的还乡团，途中以椰油涂脸乔装打扮，才得以躲过日本人的追捕。1942年2月，经过17天的逃亡，历尽艰险终于回到重庆。他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五侍从组组长，主管宣传工作，并在陈布雷死后，接替了陈的工作，替蒋介石捉刀代笔，成为蒋介石的又一个“文胆”。
　　陶希圣重归蒋介石麾下得以暂避外界褒贬，抗战胜利后仍在政海浮沉。高陶事件的另一主角高宗武却远走美国，从此不问政事，读书研学终其一生。高、陶二人当年都是蒋介石所赏识的一时俊才，与汪精卫的关系也都是由亲信始而以叛离终。中国抗战终获最后的胜利，汪氏则落得抛尸扬灰。1967年，这两位当年对时局之转变做出关键性贡献的人物，在美国华盛顿再次相逢，当年惊涛骇浪的往事仿佛已是隔世的记忆。

　　（鸣谢：民革上海市委联络部、陶希圣哲嗣陶恒生先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