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北京

10年前，几个北京老知青重回陕北，他们把一群陕北孩子带往北京。京城一座四合院，成了新的“知青点儿”。
那些从窑洞走进首都，从封闭的黄土地，走向开放都市的年轻人，将会经历怎样的求生和蜕变？
如今，10年过去了……
“能上北京看一眼，这辈子，死也值了”
一个偶然机会，我认识了侯青和隋花。10年前，几个曾在她们村插队的知青，把她俩带到北京。
她们的家乡叫赵家沟，是延安青化砭乡的一个村子。在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上，赵家沟坐落在一条大沟里。
1974年，村里一下就来了11个北京知青。
那会儿，侯青和隋花也就四五岁大，他们的爹妈跟知青一块儿干活，哥哥姐姐老往知青窑洞跑，回家了就知青长、知青短地说，新鲜啊！
“知青在那会儿，村里可热闹了，知青住的地方，成了全村人的活动中心。”
更重要的是，这个千把年没甚变化的穷村子，开始起了变化。
陆陆续续地，知青当了干部，掌管着村里的财政大权，白天领大伙干活，晚上办夜校，搞妇女识字班，训练民兵。他们给村里盖了第一座分男女的厕所，打了第一眼机井，修了梯田坝地，开辟了果园菜地，置办上了拖拉机、打麦机等30多样小农机，盖起30多口像模像样的石窑洞。石头全是从山上背回来的，背一块石头，要走一里多地。一口窑，就得用上几千块。
1988年，崔新四和几个北京知青，回了趟赵家沟。
“知青回来了！”乡亲们对他们那个亲热劲儿呵。早晨天不亮，家家户户就让自家孩子去知青住的窑洞门口排队，好领知青来家吃饭。最多时，崔新四他们一天吃了13顿饭。有人顶不住了，只好吃酵母片快点儿消食儿。
赵家沟的老乡真没忘了他们，有唠不完的话，他们被浓浓的乡情包围了。
可是，知青们还是有些心寒：当年辛辛苦苦垒的坝地推了，梯田平了，3片果园快毁完了，小农机也卖得片甲不留……那点儿家产都折腾光了，他们一腔热情和血汗换来的变化，几乎看不到了。村子，还是那个穷村子。
人不变，什么变化也不会持久。知青们琢磨，要想真改变这里，得从“改人”开始。
走时，他们把两个赵家沟女孩带回北京。
隋花说，来北京干啥，她也不清楚，“当时心里只想，能上北京看一眼，这辈子，死也值了！”
1988年，江浙、安徽、四川等地在北京打工的女孩已经遍地都是，但陕北出来的却很稀少，她们成了第一批从黄土地走出来的女孩儿。
北京怎么是这样啊
崔新四家住北京地安门一个四合院，赵家沟来北京闯荡的年轻人，几乎都在这儿落脚，等适应城市生活了，学到技术，找到活儿后再搬走，一拨接一拨，这些年家里没断过人，用侯青她们的话说，崔家的小四合院，成了“赵家沟驻北京办事处”。
住是住在崔新四家，但帮她们的却是整个知青小组。从赵家沟回北京后，知青还年年聚，知青聚会，侯青也去。
崔新四的父亲是个知名老画家，崔本人在北京一家大饭店做部门主管，侯青她们都喊他“崔师傅”。
刚从陕北到北京，侯青她们得从头学起，衣食住行样样得学，崔新四教他们做饭，使马桶，说普通话，骑自行车，看电视新闻，读报，补文化……在赵家沟插队时，崔是村里的小学教师。
侯青生病，崔新四快80岁的老母亲领她瞧病，手术回家，老太太打碗鸡蛋端到床前。“自己的妈又能怎样？没有师傅一家帮，我们在北京根本就待不下，早跑回赵家沟了。”
她们在师傅家白吃白住，一待就是一年半载。崔新四的父亲也算是个名人，家里来人不断。“净是来跟老爷子要画的，上至当大官的，下至小瘪三，三教九流什么人都有，我们算长了见识。”
有次，一个河南小伙子来要画，第一次来给了一幅，隔没多久又来了，这次他说要买，经不住他的纠缠，老爷子把画拿出来。谁知这小子欺负他年老反应慢，趁其不备，偷了张画就跑。侯青当时正在厨房，听屋里动静不对，跑屋里一看，老头气得犯了病，她一扭头追出去，到胡同口才撵上，把人又揪回家。
“这不是明抢吗？”几个陕北姑娘一哄而上，把那男人按在地上，从他裤腰里把画翻出来，跟着一阵捶打，还不解气，她们又对着那人肚皮，使劲地掐、拧……
“在赵家沟，晚上睡觉不插门，外出也不用锁门，北京怎么是这样呵？”
崔新四知道了却说：“好事，你们不能净跟好人接触，也接触接触坏人，以后到社会上，就知道怎么防范和自我保护了。”
一不去娱乐场所挣钱，二不去饭馆端盘子端碗，“一定要学门技术。”连崔新四的母亲也这么想，老太太亲自出马，替隋花她们报名去西四一个裁缝班学习。
裁缝班学完了，她们又去地安门一家小裁缝铺当学徒，光干活，不要钱，什么活儿都做，码边，钉扣子，到做成衣。侯青说，那会儿从早干到晚，吃了晚饭还去，裁缝铺的师傅见她们勤奋好学，也乐意教。虽白干一年，但她们的缝纫技术由此打下扎实基础。
这时，一个知青的爱人在广州开了家服装店，设计、产销一条龙，知青们又把侯青和隋花送到广州。
“那可真开了眼，而且还学会了打板的活儿。在广州，我们还去了深圳，站在中英街上，还往香港遥望了一气儿呢。”
再回北京时，侯青和隋花，已经是技术很娴熟的工人了。
“我们崔师傅说了，技术不是最重要的，观念才是最重要的”
她俩很快就在北京燕莎商城一家服饰店里找到工作，专做高级服装。西装、旗袍、呢子大衣、什么时装都做。“如果燕莎里的活都能做了，那服装里的活儿，整个儿全趟。”她们是奔着学技术、上档次去的。
这家私营店老板自己就是裁缝出身，技术一流，两人暗下决心：一定要把老板的技术学到手。
有一天，老板随口说了句要收两人为徒，可把侯青乐得够呛。她特意跑回地安门师傅家，问师母北京人拜师傅有啥讲究。她们准备了礼品，把认识的人能招呼来的都招呼来了，准备举行一个隆重的仪式。吃也吃了，喝也喝了，但老板再不提收徒的事儿。
“干服装也得有悟性，有些服装厂的工人，干了几十年，可还不如我们才学几年的人，为啥？你得琢磨，不能只图干得快。别人平时干活比我俩快，但她们只是完成活，给什么做什么，我们不，得琢磨，别人活儿出了毛病都让师傅改，我们全自己干，这样就知道错在那儿了。”
一天，来了个日本人做晚礼服，时间挺急，活儿又复杂，料子是苏州缎子，款式要没有背，胸还得凸出来，领口又要带摺，下摆也要捏摺子，口罗口罗唆唆的。
店老板也裁不出来，就去找他的师傅，可他师傅做老式衣服行，这么新潮，也不行。侯青一直跟在边上，最后她说：“得，把那人的尺寸给我吧。”两天后，她还真给捣腾出两件来。
侯青和隋花很快成了店里技术最好的工人，难做、高档的活儿，老板都让她俩做。一件呢子大衣能挣800块，她俩一个月，能给店里净挣一万块。为了把人拢住，老板常施以小恩小惠，送个小礼物，请吃一顿饭。
又出了一档子事，让侯青和隋花心凉半截。一个北京男孩子看上隋花，两人彼此印象也不错，男孩追到公司，让老板拦下；打来电话，让老板截住，生生断了两人的联系。隋花后来才知道这些事，心里很气愤，不想再干了。
“我们崔师傅说了，技术不是最重要的，观念才是最重要的。别看老板是个城里人，观念特保守，陈旧，活像个土财主。我们在这儿，也没什么可学了，更不会有什么发展。”
也不能说走就走呵，两人决定再试试老板，看看他心底对她们到底是个啥态度。终于有一天，老板被激出了心里话：“我怎么喂，也喂不顺你们呵！”
“敢情把我们当狗了。”一气之下，当天两人就辞了。
当天就没地儿住了。正值盛夏，烈日当头，两人骑自行车，满北京城找房子，一直找到城郊，才找到一处农民出租房。
那天，一下成了无家可归的人，隋花差点儿哭了，“心里特害怕，直可怜自己，可想回家了。”
“没地儿住，回地安门，找你师傅呵？”我说。
“那不成，他家已住下好几个了，不能再给他添乱了。”侯青回答得倍儿干脆。
“用师傅的话说，我们现在已进入第三阶段：求发展”
这10年，侯青和隋花几乎住遍了北京城。
现在，她们再也不害怕搬家了。
“我们搬起家来可溜儿了，把东西往箱子里一塞，叫上辆‘面的’就得。”光今年一年，她俩就搬了4回家：从安贞里到海淀，从海淀到幸福三村，从幸福三村到北京站，又从北京站搬到眼下的北新桥，实在找不着地方，就住旅馆地下室，一月花450块钱。
辞了职后，两人决定开店，自己当老板。
“用师傅的话说，我们现在已进入第三阶段：求发展。”
一共凑足一万块钱，在北京东直门小商品批发市场，花8400块钱租了个柜台，卖女式内衣。
没料到，两人经商的过程很短暂：第一个月，挣了700块钱；第二个月，不赔不赚；第三个月，赔了；第四个月，关张了。
她们认为：一是现在的经济大环境不太好，二是自己学习不够。
“这段经历太宝贵了，学了太多东西，跟以前学技术一点儿不一样，做生意的学问大了。”
刚开始进货，她们是跟一个南方小男孩学的。从什么地方进货，怎么跟人周旋，侃价。“南方人做生意就是厉害，你不得不佩服人家，我们连个小孩子都不如，他反应可快了，鬼着哩，连支铅笔，也往最少里侃，不像我们陕北人，实巴巴地，说多少钱，就多少钱。”
要吃呵住呵，还有租台子钱，压的货钱，这么着，把侯青和隋花逼上了早市，练地摊儿。
她们在三里屯摆地摊，早起天不亮，蹬上三轮车拉上东西。第一天，东西搁地上了，两人谁也不好意思喊。想想刚来北京那会儿，别人看一眼，脸都红。
“为了生存，喊吧！”
一咬牙，喊出第一声，人一下就轻松了。招得人越多，东西就越好卖。
“可不能小看摆地摊的，好多人就是从地摊起家的。第一天早上，两个钟头，我们就卖了150块，心里特高兴。第二天，又卖了230块。饭钱、房钱就这么挣出来了。”
有天清早，一个女人来买胸罩，都讲好价钱了，那个女人说她是个下岗女工，生活困难，怕她俩不信，还掏出下岗证给她们看。侯青又给她便宜了几块钱，出于好意，心直口快的侯青随口说了一句：“大姐，你找不着工作，就摆地摊呗！”
不料，那女人一下就翻脸了，瞪着眼，气呼呼说：“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侯青她俩再也没吱声。“我心想，你饭都快吃不上了，还牛什么？宁可赖在国家给的200块钱上，也不肯自己找饭吃。”
她们说，最不理解一些北京人，把个铁饭碗看得那么重。经过练地摊，她俩还有一个重大收获：“这回我们知道了，只要你肯干，肯吃苦，在北京是饿不死的，现在，我们再也没什么好怕的了。”
“死也不回赵家沟，我可不想那样活”
在北京这些年，两人也回过几趟赵家沟。
“村子有变化吗？”我问她俩。
“有什么变化，还不是那么穷！现在没什么好卖的了，要把村里最好的一块地卖给人家。”侯青一提村里的事就来气。
“这么多年，为什么没变化？”我又问。
“人太懒了。你说那地，就不能整整；浇地的水沟，冬天了，就不能挖挖？人家知青那会儿都能干，你咋就不干，没法儿说。”
侯青的二姐，生了5个娃，幸亏她年年往回寄钱，娃们才没成为失学儿童。每次回家，侯青和隋花的妈，可劲儿唠叨：“等我死了，还不知道你锅安在哪儿。”她们担心女儿的婚事。
“死也不回赵家沟，我可不想像她们那么活！”
“可万一嫁不出去怎么办？”她俩现在已经28岁了。
还是侯青直不愣地说：“一个人，也能过。从前，女人还缠小脚呢，要变化，总得有人开始。”
坐一边的隋花，听着就乐开了：“不缺鼻子不缺眼，还能自个养活自个，咋会找不下个人呢？”
在燕莎那个服装店干活时，曾有个男青年想跟侯青好，他是个在陕北待过的北京人，先是让侯青帮忙改西服，后来常跟她们一块玩，侯青一直喊他“大哥”，没往那上想。后来有个星期天，他请侯青看电影，然后再去喝咖啡，侯青乐颠颠地就去了。看电影时，人家摸了一下她的手，把侯青吓坏了，还哭了起来，电影没看完，咖啡也不去喝了，愣让人家给送回来。
回家把这事跟隋花她们一说，大伙全乐了，笑话她：“亏你长得猴精八怪的，咋这事情上开窍得这么晚呢？”
等侯青回过神儿，明白过来也真是晚了，人家去了美国，两人再也没了联系。
每次回村，跟她俩同龄的女孩子，准会在哪家的窑洞聚一堆，抱孩子坐一炕，听她俩说说北京的事儿。这些女人里，有人当年也和侯青她们一样，被知青带到北京，但没坚持住，又跑回了赵家沟。
“现在，她们再也没机会了，想走，也走不出来了。”
有个现在在煤炭部工作的知青，曾用大客车到赵家沟接人来北京干活，可没过多久，人又都自己跑了回去。
“金窝银窝，不如自己的穷窝。穷，但咱安逸着哩！”
侯青和隋花说，当年如果不是知青带走，她们的爹妈死活不会放她们出来。她们村好多妇女，一生就没出过赵家沟，去回延安，能说上一辈子。
来北京三四年了，她们才见着一个来京打工的陕北人。这些年，她们认识的陕北老乡，净是知青带出来的。有回从陕西回北京，在火车上认识几个小伙子，一问，也是知青带出来的。“带他们的知青叫孙立哲，在我们那儿可有名了。”
现在的侯青和隋花，成了赵家沟年轻人的偶像。每次回家，就有人跟上她俩来北京。
“什么时候连陕北农民都有了商品意识，那中国可真就变了”
连呼两天，才把侯青和隋花两人呼出来。我们约好星期天，去地安门她们师傅家。
赵家沟在北京的年轻人，现在有跑供销的，有在沙拉波尔韩国烧烤做沙拉的，有在服装店里学徒的……
中午，侯青张罗着吃火锅，今年春节才跟侯青来北京的粉燕，没吃过，见桌上放了生菜生肉，好生奇怪地问： 　　“他家又有锅又有菜的，干嘛不炒了吃呵？”
众人一阵哄笑，粉燕的脸“唰”地红了。
“你们还别笑，刚来时，还赶不上人家呢。看电视，吃饭，搁沙发不坐，地上蹲一溜儿。”崔新四乐着说。
崔说，刚来时，侯青她们梳着两条大辫子，脸蛋儿通红，“把整个胡同都照亮了，上街，她们看人家，人家也看她们。”
一个教过她们做服装的师傅也来了，聊起侯青他们的变化，他感叹道：“变化？那可大了去了，不是一星半点儿的变，是脱胎换骨。最重要的变化，还是观念的变化。记得我教她们服装时，她们紧着往小本上记，我拿来一瞅，净错别字，心里直嘀咕，能学出来吗？”
有天深夜，崔新四看世界杯球赛，没睡，猛听得“咕咚”一声，有人从房上跳进院里，崔以为进贼了，冲出去一看，是侯青站院里。她俩住的地方大门上锁，回不去了，实在没辙，就跑回师傅家。可这儿大门也关了，侯青先上树，再上房，跳进院子，开了大门，再把隋花放进来。
崔新四心里又气又好笑，他问侯青：“你从房上往下跳时，是什么感觉呵？”
没料到侯青说：“我想干的事，没有干不成的！”
“我一下明白过来了，她们真的完全变了，再也不是脸蛋通红、梳大辫子的陕北姑娘了。大门进不来，也知道上房了。不给人打工，自己经起商了，有商品意识了，她们在不断地变，在走自己的路了……现在，又把记者招来了，还知道包装自己了！”崔新四边喝着二锅头边感叹。
而他的另一番话，让我茅塞顿开：
“陕北，给多少钱和东西，都没戏！只有走出那片黄土地，才能改变陕北人根深蒂固的观念。
“黄土高原，早被几千年中国封建的传统文化浸透了，那儿可是中国文化的根子所在，那儿不变化，中国就不能说变。什么时候连陕北的农民，也都有了商品意识，那中国可真就变了。”
“总有那么一天，会让我们逮住机会”
席间，有人要唱首陕北信天游，“哇”地一扯开嗓门，我就瞧见崔新四有点儿不对劲儿，他两眼直勾勾地盯着手里攥着的酒杯，发呆，再也不说话了。
吃完饭，大家吵着要看他在赵家沟时的照片，崔新四拿出一本知青小组相册，上边还有一篇短文，是一个后来考上北大的知青写的，叫《黄金时代的回忆》：
“那时，他们多么年轻呵，充满希望的笑容，没有一丝阴云。
“1974年，在数以万计的北京中学毕业生中，有50人离开了各自的集体，自愿去延安插队，他们是这其中的11人，在一个叫赵家沟的小地方，他们认识了已在那里生活的知青，于是，‘我们的小组’诞生了。
“他们天天呼吸着苦涩的黄土，几乎没有时间看书。春天，用木桶将一担担粪挑上山；秋天，用麻绳把庄稼一背背送回村。走着，爬着，在这方圆十几里的土地上，他们脚印叠着脚印，汗水渗着血水，草木有知，也不会忘记他们。
“他们在寻求什么呢？用青春作抵押。
“随着‘文革’被否定，知青运动实际上也被否定了。他们吃了苦，落了病，耽误了许多事情……总回头看，是一种浪费，但沿途走来拾起的果子，却应珍惜，即使是苦果，何况，很多果子是后熟的。他们给出的青春，怎能没有答案？”
文章最后说：我们的知青小组，要甩掉历史的荣誉和创伤，继续同命运作对，把我们的脚印，血汗撒在新土地上，“牢牢抓住那只小鸟，实现那金色的梦。”落款是1986年。
明年，崔新四说他们知青小组，要重回赵家沟，还要把孩子带上。
众人正热热闹闹地看照片，崔新四在相册上指指点点，告诉侯青他们：这就是谁谁的大（爸爸），这是谁谁的叔，这是谁谁的姨。看得粉燕她们直咂嘴：“现在他们的娃，都比他们那会儿大哩！”
眼下，侯青和隋花暂时告别地摊儿，双双考进北京一家中外合资服装有限公司。经商受挫，两人觉得要学的东西还太多。
这是一家很有实力的服装厂，曾在北京太庙搞过两场时装展，场面非常宏大，请来了中外名模200多人，一次花费上千万元，崔新四去看过。
侯青说在这里做服装，感觉不一样，她俩在精品车间，“服装每天不重样，现设计现做，简直把服装当成了一样艺术，能给人美的感受。”
更重要的，是人家现代化的管理，也是两人最想学的，“完全是国际化的，层层负责，特严格规范。光是打卡，一天就得打4回。再比如说，以前我们干活的地方，工资是按天算，这里是按量算，更科学……”
她俩还各花了3000多块钱，学开大货车，已拿下了驾照，有空还想学电脑。对自己当老板的目标，两人仍坚定不移：
“总有那么一天，会让我们逮住个机会！”
知青的故事并没结束，还在以新时代的方式延续着。
作者：董月玲 点击次数：1632
出处：《中国青年报》 上传日期：199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