插队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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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队读书记

           张刃

  我们1969届初中毕业生,实际只接受过6年的小学正规教育,插队时许多同学还不满18岁,实在算不得“知识青年”。渴望读书,是我们当中许多人的追求,即使在穷乡僻壤,在繁重的体力劳动之余,也没有放弃。
  
  (一)
  
  我下乡时带了两个一般大的箱子,一个是凭“插队供应证明”到商场花了24元买的配给的杂木箱子,装衣物被褥;另一个是家里的老牛皮箱,装的都是书。除了马恩列斯选集、鲁迅文集和那时人人必备的“毛选”、“文革”资料汇编,大多数是“禁书”或“准禁书”,例如《中国通史》(范文谰)、《中国史纲要》(翦伯赞)、《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何干之)、《中国革命史》(胡华)、联共党史、《大众哲学》(艾思奇)、上个世纪50年代出版的一套“干部必读”(包括苏联版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以及中国古典、现代小说、唐诗宋词和少量外国文学名著等等,满满一箱子,足有二三百斤重。
  我之所以带了那么多书,一是读书习惯使然,舍不得丢下,二是知道自己没上过几天学,需要“补充”,三是觉得自己这辈子回不城市了,索性都带走。况且,“文革”时父亲的藏书几乎被扫荡殆尽,那些书大部分是我自己千方百计淘来的,很珍惜。
  插队之初,我还自以为曾经读过不少书,有点“根底”,能够处理一些问题。但很快,现实生活就教育了我,使我明白了自己的无知。
  现实生活首先就要与人打交道,插队后,同学之间更是朝夕相处,无可回避。大家分别有不同的家庭背景,但绝大部分都在“文革”中被触及(“根红苗正”的大多留城了),只是程度不同。当插队成为我们共同的宿命时,家庭的因素和影响就显现出来了。且不说家庭教养、经济条件,仅生活态度就很不相同。有的人确实认真劳动,希望有朝一日改变命运;有的人自觉前途无望,索性混日子;大多数人介于中间状态——劳动说不上积极,胡闹也非“没边”,但又都有自己的打算。无论怎样,反正村里也不管,更没人组织我们学习,倒是比在城市、在学校宽松自由许多。
  在那样的环境和条件下,我忽然感觉到自己很不适应,发现自己除了知道点书本知识,好像什么都不懂,遇到问题束手无策,而且常常与人发生矛盾。说老实话,那时候的我,的确有点“热血青年”的味道,真把马列和毛的思想以及“英雄”人物当做生活指针、榜样,以为“放之四海而皆准”。其结果,用来要求自己还仅仅是自己受罪,用于对待别人则很不招“待见”,还造成关系紧张,一度苦恼极了:我开始明白,理论不能当饭吃,再死读马列不仅不现实,而且也很假——1968年父亲被审查时,我成了“狗崽子”,苦闷中曾经整日泡在图书馆读马列,把那些经典一本本读过去,还做了不少笔记,结果发现,我对马列依然不甚了了,除了知道点皮毛,连实际问题都解决不了。
  特别是1971年“9·13"事件以后,“文革”神话破灭,人们的“革命”理想和激情迅速降温,加之农村的艰苦现实,没有几个人再傻读马列了。即使读,也开始有了选择,例如,我对20世纪50年代选编的《马恩列斯思想方法论》就有兴趣,而且读了确有获益。至于“毛选”,如果不是必须的教条式地学,也大多为了“实用”以应付差事。
  现实生活教育了我;使我知道了需要重新安排自己的读书生活,读点真正对生活、对实际、对未来“有用”的书了。
  
  (二)
  
  20世纪70年代初,我读的最多的是历史和文学书籍,虽然有限也很初级,但却是好的开端。如果说,我后来多少掌握了一些文史知识,始终对文史保有兴趣,并且最终从事了文字工作,那么,入门在“文革”前,上路则是从插队开始的。
  对文学的爱好是几乎所有年轻人的共性。在那个年月,文化的缺乏、精神的苦闷,更使许多同学对能够抓到的任何一本小说如饥似渴。我带到农村的几本中外小说就显得“洛阳纸贵”了。我们几个同学还一度组成了一个读书小组,虽然坚持时间不长,但却是一段很有意义的生活。记得我们读的最多、讨论最多的是《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牛虻》和《马克思的青年时代》;我自己至少读了五遍以上,而且写下了不少感言。保尔、牛虻和青年马克思,成为那个年代有限的几个我们可以追求的、有血有肉的典型人物,我们崇拜至极。
  特别是苏联人写的小说体传记《马克思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9年出版,用非常粗糙的纸印刷的),把19世纪欧洲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人运动作为背景,描述了马克思青年时代的成长历程和他思想形成的条件,那是当时所有准予公开发行的官方教科书都没有的,对于我们理性而非教条地理解马克思和他的思想大有裨益,更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我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形成。
  它使我开始认识到,年轻人的理想和追求不能再是豪言壮语、革命口号等虚幻的东西了,应该建立在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对自己所处的时代有清醒和比较全面的认知。这点,影响了我以后几十年的人生选择,包括舍弃一些非理性韵追求,寻求一份有个性的自我。
  它引述的马克思写的《论青年的职业选择》中所说,“我们往往不能选择自己觉得合适的职业,因为在我们对社会开始发生作用之前,我们的社会地位就已经大体确定了。”曾经引起我思想上的强烈共鸣。现实中,家庭出身不是决定性地影响着许多人的命运吗?我们对自己的前途又能够有多少选择?当然,马克思自己后来选择了“背叛”,我们中的许多人后来也摆脱了宿命,但对于更多的芸芸众生来说,马克思的观点仍然是对的。
  受那本书的影响,我甚至一度对朋友和人生伴侣的选择也要“参照”恩格斯、燕妮了,曾经不断地向朋友,包括我表示了某种“好感”的女生推荐这本书,从他们韵反应“判断”是否同道中人,可见它对我的影响。它也因此而保存至今,成为我那段虽然幼稚但却纯真的难忘岁月的纪念。
  
  (三)
  
  读自己带来的书毕竟有限,在相对封闭的山村,要找到书也很难。走出去才会发现新天地。
  1971年初,我到同在山西、相距250公里的榆次去看同样插队的姐姐。在那里,结识了两位来自北京的高中插队生,他们带的、读的书比我丰富多了,他们的思想也比我成熟、深刻多了。我在那只有7户人家20多口人的小山村住了十几天,大部分时间都在看书、聊天,从“三言二拍”到《子夜》、《骆驼祥子》,从《静静的顿河》、《死魂灵》到莫里哀、哥尔多尼戏剧集;从历史到现实,从国内到国际,真是海阔天空——原来,这世界上除了革命,还有那么丰富多彩的生活,有那么多美好的事物需要我去了解、认识。那以后,我与其中的一位建立了通信联系,交流读书感悟,相互寄书交换,回北京更是过从甚密,(他帮我买到了许多当时“仅限内部发行”的书籍,如苏联小说、世界通史等等)成为我那几年大量读书的一条重要渠道。
  读书就要买书。我们村距县城10公里,中间还要翻山,所以进城的机会不多。但我每次进城,新华书店是必去的。去多了,与那里的人也算混了个脸儿熟,因此有了进入柜台到书架挑书的“特权”,甚至可以到书库去。这样,我意外地发现那里竟然有一些不公开卖的书,譬如“商务”版翻译过来的外国历史书籍(县城似乎不那么在意是否“内部读物”。它还表明,当时的图书发行渠道仍然按部就班)。
  我在那里先后买过美国史纲、现代英国、阿拉伯简史、英法德俄断代史、日本近代史、简明欧洲哲学史等等,真是大开眼界。由此,我还一度对欧美的经济问题发生兴趣,搜罗了一些关于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美元霸权地位、国际经济贸易的书来读,而且津津有味。
  说到对世界问题发生兴趣,还要感谢一位50年代初从美国回来参加新中国建设的老人。“文革”中,他学无所用,下放到干校去喂猪、种田。在与我的闲谈中,他聊起了美国的大学教育、经济模式,谈到了西欧各国与美国的异同、北欧小国的高福利政策,讲解了什么是资本、垄断、税收、股票……那些知识对我来说闻所未闻,既好奇又新鲜,激发了我的求知欲。应该说,我对世界的了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也第一次知道,关于资本主义、西方社会还有与我们所受教育完全不同的描述与“说法”,而且能够让人接受。
  交朋友、拜长者,都是求知的重要途径,而不限于读书。
  
  (四)
  
  1972年底大选调,我无缘“跳龙门”,成为继续插队的少数知青之一。次年初,母亲从江西干校回到北京,参加筹办外交干部培训工作,北京有了家,我回去准备参加传闻中的“高考”。三个月时间,除了数理化,我尽可能地四处搜寻“闲书”,从中外名著到各种杂书,从政治、经济到文学、历史,甚至旁门左道,只要是印了字的,能够抓到的,无论横排竖排、繁体简体、有无头尾,都一本本读下去,满脑子灌了一堆杂学,而数理化,除了学到一元二次方程和因式分解,就再也学不下去了。到现在,连那些也忘得差不多了。
  现在回想30多年前读书,还是对名著印象深刻。读过的中外大家作品,现在还有记忆,而那些杂书则大多忘记了,不看笔记,甚至连书名都想不起来。这或许就是名著之所以成为名著的不朽魅力。
  也有尽管并非名著,但能够影响人生思考的书籍,会让人记忆犹新。譬如,给我留下印象最深、震动最大的是南斯拉夫人德热拉斯写的一本小册子《新阶级》。作为南共元老、纯粹工人血统的革命领袖,革命成功了,官至国家领导人了,却写出那样一本彻底否定共产主义的书籍,真的很让我这个从小接受共产主义“正统”教育的人有振聋发聩的感觉。尽管他作为南共领袖之一,由于对苏共霸道、苏联霸权有切肤之痛,不免带有某种民族主义情感,但更多的还是源自对包括南斯拉夫在内的“社会主义阵营”实践经验和教训的理性思考,即使如我这样的身处“文革”极“左”年代的中国青年,也觉得能够理解与接受。这本身就值得思考。
  记得那本书出版于1958年,是作为批判用、只供内部参考的所谓“灰皮书”。以当时的政治标准,书中的观点确实是极“反动”的,而且很有鼓惑力。但几十年后发生的苏东剧变,却在相当程度上证明了作者的远见卓识。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国家体制问题、专制问题、腐败问题、贫富分化问题,即使在今天也不无借鉴意义。(据说上世纪90年代,这本书在国内再次重印,仍然是“供内部阅读”)我当时为此书做了大量的笔记,时至今日,仍然能够记起书中的一些论述和观点。也正是这本书,引发了我对中国许多现实问题的思考,尽管我知道自己什么都不是,但我想,我有思考的权利,并最终成为一种习惯。
  
  (五)
  
  1973、1974两年的“招生”,我都因为“政审”不过关而名落孙山。第一次落榜我很沮丧,回到忖里,除了干活就是读书,连家信都不愿意写,闹得家里以为我出了什么事。第二次落榜,我已经很坦然,不仅因为“历练”出来了,而且因为结识了几个同样酷爱读书的同学,彼此往来密切,相互成为求知的动力。
  那时候,我们的兴趣转向了国际政治历史。这与当时陆续出版了一批内部翻译作品有很大关系。在我的读书笔记中,出现有《铁托传》、《六次危机》(尼克松)、《约翰逊回忆录》、《美国总统言论集》、《拿破仑传》、《回忆与思考》(朱可夫)、《战争时期的总参谋部》、《出类拔萃之辈》、《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布拉格之春》等等。
  读书需要交流,交流更有长进。读了《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和《布拉格之春》,我写信给朋友说,苏联确实不是社会主义国家了,早就不是了。但朋友回信说,尽管苏联被称为修正主义、霸权主义,但赫鲁晓夫提出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却还是有意义的,许多国家实际上都在这样做。他还引申说,看问题需要世界的眼光,可惜,我们现在的“接班人条件”中却没有这么一条。这番话使我再次感到自己思考深度的不足。要学的东西太多了。
  最让人感兴趣并且引起思考的,是厚厚四册130万字的《第三帝国的兴亡》。书中以翔实的历史资料描述的纳粹德国兴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历史,在相当程度上颠覆了我们原来的认识。在了解到希特勒绝非简单的“战争疯子”、纳粹之所以逞凶世界的同时,我第一次知道了苏联和斯大林的另一面——为了自己的利益与纳粹做了交易,出卖甚至瓜分了弱小的邻国。这哪里讲什么国际共产主义?讲什么解放全人类?联系读过的其他有关书籍,我开始对世界、对历史、对国际问题产生了不同于官方“主流”思想的新认识。
  上世纪70年代中期,不知出于什么考虑,北京和上海还陆续出版了一批苏联现代小说和名为《摘译》的不定期刊物,(分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两种版本)每本的前言都有“大批判”式的评论。但是,那毕竟是原汁原味的外国作品,人们不管那些,有书读就行,我也设法借来看了绝大部分,如《你到底要什么》、《州委书记》、《多雪的冬天》、《落角》、《人世间》等等。通过那些小说,我多少了解了一些苏联和其他国家的现实生活,弥补了自己孤陋寡闻的不足。
  《摘译》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关于智利总统阿连德搞的“社会主义实践”,我甚至与朋友讨论过“搞社会主义能否走议会道路?阿连德能否成功?”的问题。现在想来很可笑,但在那时候,却是十分“离经叛道”的“危险”言论,也可见那时的人们在私下里已经不再信奉官方的宣传。
  
  (六)
  
  为了多读书、读好书,需要四处“打探”,发现了就要尽快借到,并且及时归还。有时候,一本好书几个人抢着看,只好排定时间,限时交接,那就得昼夜不停地看完。如果是好朋友的书,甚至可以拆开分散去看,然后自己在脑子里去衔接内容、整体“组装”。
  除了借还有“偷”,就是跑到封存的“四旧”物品里去拿,譬如学校的图书室、县里的文化馆、办公室的杂物间。封存的东西当然不能随便拿,况且是“封资修”的“毒品”,所以只好“偷”。好在孔 乙己说过,“窃书者不为偷”,我们倒也安然。
  那年月看书的人不多,农村尤少,因此“捡”到书的时候也有。一天,我偶然看到几本被人扔在角落里的小册子,灰色封面,几乎没有设计装帧,书名《批判中国资产阶级中间路线参考资料》,出版于20世纪60年代初期,并且印有“内部使用”字样。这种书怎么会流落到农村的,我不知道,想来拿到的人也不感兴趣,才扔在了一边,被我捡到了。
  我翻检了几页,看到目录中的作者大多是新中国成立后屡遭批判的人物:陈独秀、胡适、戴季陶、章乃器、罗隆基、梁漱溟、潘光旦、张东荪……内容是他们在20世纪20~40年代写的文章,其中许多外来词还是直接音译,如“德莫克拉西”、“布尔乔亚”、“普罗大众”等等,主题都是讨论中国社会的改造、发展道路的设想及实践,与我们整天被灌输的“革命路线”截然不同,与那些作者被批判的“定论”也大相径庭,读起来很有意思。更重要的是,我知道父亲在历次政治运动中“交代”自己的历史和思想时,自认他所服务的《大公报》和他自己对20世纪40年代末的国共争端持“中间偏左”的立场,被指“不革命”甚至“反革命”。个中原由、详情我不明白,看到这本书,自然极有兴趣,如获至宝。
  那套书确实为我了解中国现代史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使我通过第一手资料直接了解了非共产党人如何认识中国、怎样改造中国的思考与实践,真是别有天地。为了进一步了解作者的背景和经历,我还写信列出名单,请父亲一一解答,他对历史和那些人物的了解,给了我很大帮助。也就是从那时起,我知道了中国的知识分子中还有那样一批为国为民奔走呼号的思想者和实践者,尽管他们没有成功。这也成为我至今关注中国知识分子问题的起点,成为我努力保持独立思考和自由精神的基础,尽管我知道自己远不可及。
  
  (七)
  
  插队后期的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和评《水浒》运动,给我们带来了一次读古文和古典小说的机会,我没有参加运动(也没有资格和条件),但却在阅读上补了一课。也算意外收获。
  坦率地说,插队的最后两年,我们已经很少参加劳动。老乡们知道我们迟早要走,村干部更不再管我们。其实,除了劳动,我们也从来没有接受过什么“贫下中农再教育”。那些日子,我只要不出村去串门“打游击”,每天的大部分时间都用来读书了。有时候得到一本好书,又懒得起床,就索性煮一锅玉米放在炕头,钻在被窝里能够看一天,饿了就抓个煮玉米吃,倒也自得其乐。
  1974年冬天的一场大雪,使我陷入了困境。我在当年12月1日的日记中写到,“从前天夜里开始降雪,今天竞飘成鹅毛般了,天地之间一片白茫茫。按说,这银白色的世界应该是极令人惬意和舒畅的,然而,断炊的威胁反而因这景色更显得有交迫之感。粮食没了,煤亦将尽,点灯无油,甚至连火柴也要节约使用了。大雪天给这一切问题的解决又增加了一大难题。物质与精神的寄托显得那么脆弱,脆弱得令人不愿去碰,也不敢去碰,真让人浮想联翩……我知道指望别人是没有用的,希望在自己,希望在将来。然而,现在的自己——无所作为地被这困境包围着,将来——渺茫得几乎让人看不见,只有读书——目前生活中唯一不被环境影响太大的一部分(还属于自己)。因此,最现实的希望就寄托在读书。贪婪地读书吧,吮吸知识,准备力量,为了明天。”那是我在农村度过的最后一个冬季。
  插队岁月的读书生活给了我极大的精神安慰,更给了我丰富的知识,也养成了我嗜书如命的习惯。可以说,如果没有当年精神生活的极度匮乏,没有那般如饥似渴的贪婪寻觅,我可能不会如此密集地读了那么多的书,也不会那样广泛地涉猎了那么多领域。时至今日,我掌握的许多基本知识、我坚守的一些基本理念,都与插队时的读书生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我真的很怀念并且感激那段时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