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现对外开放的可持续发展

实现对外开放的可持续发展是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在我国发展与开放的新阶段上，以可持续发展的要求探索开放战略具有显著的实践意义。
一、开放型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五大约束
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在于不能突破发展的约束。就狭义上而言，可持续发展是指发展的可能性，尤其是在世界范围内发展的不可持续性具有绝对性。但是就广义上而言，可持续发展也在于发展的可接受性，即使发展本身是可持续的，如果发展脱离了意愿中的目标，那么这样的发展也是不可以接受的，从而是不应当持续的。从中国对外开放目前所面对的问题看，可持续发展面临的是五大约束。其中前两类约束是在不可能性意义上的不可持续性。后三类是在不应当持续意义上的不可持续性。
1、资源性约束。近年来大量事实证明，中国的发展对进口矿产资源和能源的依赖度越来越高，对环境造成的破坏日益严重。这种高消耗既与中国处于工业化初期相关，也与技术水平低造成能源和原材料消耗高相关。同时，这一现象又与全球化把中国放在制造地位，大量传统产业向中中国转移密切相关。因而在很大程度上这是一个对外开放的可持续发展问题。
2、市场性约束。中国经济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出口高速增长，贸易长期保持顺差并不断扩大，出口成为拉动经济的主要力量。同时由于中国的出口产品集中在一般消费品和劳动密集型产品上，对世界市场和一些主要进口国形成了巨大的压力，贸易摩擦不断发生，市场继续发展的空间日益缩小。可见，中国继续按照目前的贸易和出口结构的发展是不可持续的。
3、收益性约束。在中国高速增长的出口中，按贸易方式分一半以上是加工贸易出口，按企业性质分则一半以上是来自外资企业的出口。这些出口对中国在不同意义上都是有益的，也是一个时期来我们在开放战略中主动积极发展的。但是统计证明，中国从这样的贸易中得到的利益是有限的，总体上说只是获得了极低工资的劳动就业和微薄的加工费，中国的实际收益与高速大规模发展的出口是很不相称的。我们在发展加工贸易的同时忽略了一般贸易的发展。引进外资是开放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取得了巨大成就。但是外资企业不但享受着优惠的税收待遇，而且还把利润大量向外转移，中国政府从外资中所获得了税收与其创造的产值比是不相称的，中国实际实现的产业结构进步和技术进步也是与外资所形成的产业结构进步也不相称的。我们在引进外资的同时忽略了国内企业的发展。对外开放的根本目的就是为了国民真实福利的增长，我们不可能在不关注实际收益的情况下发展，因此，对提高收益的考虑应当作为对外开放可持续发展一个要求。
4、安全性约束。在全球化开放条件下，一个国家并不一定要建立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或现代工业体系，积极参与国际分工是更有益的。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任何一种产业国家都可以放弃。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可能放弃有战略意义的产业，特别是对大国来说是这样。所谓有战略意义的产业不仅指包括军事工业，也包括有工业化基础性意义的装备产业，有知识经济意义的高新技术产业等。一些发达的小国产业单一，其脆弱性是不言而喻的；一些发达大国也没有某些重要产业，但其核心产业确保了其国家实力。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只能以发达大国为参考，更不能只满足于劳动就业的改善和加工贸易出口的发展，而需要致力于建立一批具有战略意义的现代产业，虽然这不等于说要一定要建立一个完整的产业体系。但是目前在中国的许多战略性产业中外资具有垄断地位。近年来外资又把在中国收购装备工业企业等作为重要目标。在积极参与经济全球化条件下我们没有理由说中国某一个产业一定不能让外资控制。但是，在目前中国地方政府高度外资数量导向，国有资产评估体制很不健全的情况下，如果我们轻意相信没有一个产业一定不能让外资收购，那么结果可能就是没有一个产业不被外资收购。一些地方廉价转让国有资产是我们今天考虑国家经济安全问题时需要高度关注的。
5、成长性约束。尽管中国经济增长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也要看到，这一高增长对引进外资存在着较高的依赖性，近年来平均每年GDP的三分之一是靠引进外资实现的，还没有计算外资拉动的国内投资。换言之，中国经济中自身的资本形成机制不足，尤其是企业投资机制不足。政府基础设施的建设为长期增长创造了很有利的条件，但是如果没有企业投资，或者企业投资主要靠外资，那么经济的内在成长性仍然是不足的。同时，由于我们简单地把技术进步建立在引进外资的基础之上，忽略了自主创新，缺乏自主知识产权，这在科技高速发展的今天，中国在知识经济上明显是缺乏成长性的。中国的目标是要建成现代化强国，我们不可能在不关注经济的成长性条件下实现有限的发展。
从总体上看，前两类约束比较容易被认识，也已经得到了关注，后三类约束则基本上被忽略，没有能从可持续发展上去认识。事实上即使前两类得到了一定的关注，我们也没有在体制机制上找到突破约束的途径。
二、外资的国民福利效应和可持续发展
外资引进对国民经济的效益存在着正反两方面的影响，应当从国民经济的总体效益上来考虑引进外资的总战略。理论分析表明，外资的国民经济效益是由一正二负三个方面的因素组成的。首先，引进外资对国民经济存在着积极的正效益，其中包括创造就业，提供税收，拉动国内投资，促进竞争环境，促进技术进步，为国民提供高质量而低价格的产品等等。与此同时外资数量增长的国民经济边际效益又是递减的。这是因为随着外资数量在总量上的增加，国内外资的稀缺性下降，从而其国民福利效应下降。利润率较高的行业和部门会首先吸引外资流入，从而将利润率相对较低的部门留下来。因此，中国从外资中所得到的正收益会随外资的数量增加而提高，但增速又是递减的。其次，引进外资存在着负的外部效应。这是因为外资往往是发达国家向外转移的传统产业，能源消耗大，环境污染严重，劳动者的工作条件差，从而包含着各种外部负经济性和社会成本。从总体盾，这类成本与外资的总量是成正比的，即大致上随外资数量的增长而增加。第三，引进外资有政策成本，包括各种税收优惠，低于市场招标拍卖价格的协议性土地转让，以及地方政府所作的各种具体承诺。客观事实证明，随着外资引进总量的扩大，进一步扩大外资的政策力度需要持续加大，特别是各地政府出现的竞争性引进外资格局导致优惠政策竞争，增大了引进外资的政策成本。随着外资数量的增长，土地更加稀缺，各地区政府间外资竞争的政策成本更高。因此政策成本随外资的数量增长而增长，而且增长速度递增。
综合以上各因素，数学分析可以证明，如果不注重改变机制体制，那么引进外资的国民总福利可能在一定点上达到最高，而后开始下降，甚至到某一点为零进而为负。这样的发展显然是不可持续的。
这一分析的政策和战略意义在于，为了实现对外开放的可持续发展，中国需要提高外资的正外部性，特别是技术溢出和对国内产业的拉动，与此同时努力降低其负外部性和政策成本。换言之，问题不在于外资数量本身决定着国民经济的福利效应，而在于决定外资的正效应和负效应的各种因素决定着外资的总效应。在中国开放发展的新阶段上，外资数量的多少，包括扩大和控制都不应当是政策的目标，而扩大其积极效应，降低和控制其负面效应才是政策的主要目标。因此，可持续发展的外资政策在于，改变地方政府的外资数量导向，消除相互间的政策竞争从而不断加大的政策成本与土地批租成本，严格限制外资对环境的污染和对社会责任的漠视，从而实现外资的总社会福利效应的最大化。
三、阶段性推进：实现可持续发展的道路
实现对外开放的阶段性推进，是突破可持续发展的几大约束，实现开放经济的可持续发展的可行道路。
从发展的现实看，中国沿海地区需要经历“规模扩张、结构提升和要素优化”三个阶段。实现开放型经济发展的阶段性推进是实现对外开放可持续发展的战略道路。沿海地区的实践证明，在规模扩张初期发展收益增速较快。随着时间的推移，递增速度开始下降，从而继续靠规模扩张实现发展的可持续性问题开始显现，效益的递增趋于平缓。其中的原因在于规模扩张时期产业结构水平较低，发展空间的有限。在沿海地区的开放型发展中规模扩张尤其是由外资投入实现的。实现更高发展收益不能再继续靠规模扩张，而需要转向新的发展模式，即进入结构提升的发展阶段。结构提升阶段通过本国资本投资建立现代化产业，特别是大工业、信息产业和现代服务业，实现经济整体的结构进步。进入这一阶段后发展空间出现突破，规模扩张不可持续的瓶颈被打破，新的高速发展又开始，从而将获得较显著的发展收益，体现为收益的递增速度提高，从而在一个新的水平上实现可持续发展。但是从长远来看，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又会出现新的不可持续性，这不仅因为市场饱和，而且因为现代经济主导性要素日益从资本向创新能力和知识产权转移，直接单纯的资本投入下的结构进步不能解决这一问题。与前一阶段相似，这一阶段也再次面临发展收益递增速度下降的问题，即出现在新阶段上的不可持续性。于是向新阶段推进的主题又一次提出。结构进步阶段需要推进到要素优化阶段，即本国致力于拥有创新能力与知识产权相关的现代经济核心要素，实现在知识经济条件下新的发展，也就是更高水平的可持续发展。
在三个大的阶段中还分别包含着两个小的阶段，这里也体现着沿海地区可持续发展的实现路径。在规模扩张前期，本地发展的主要是劳动力密集型传统产业；在规模扩张的后期，开始进入现代制造业的加工装配。目前沿海地区的发展方位是从规模扩张阶段向结构提升阶段推进，即通过对外资在这一地区投资建立起的现代制造业在产业链上的延长，逐步改变单纯的加工包装地位，逐步扩大在这些产业中的零部件供应份额，拥有更多的产业链增值环节，最终全面拥有这些产业或这些产业的主要部分。同时也要充分利用制造业大发展的条件发展生产服务业和现代服务业。这可能是从引进外资起步规模扩张型发展后的一条现实而可行的发展道路，也是开放型发展中的路径依赖所决定的。但是，这一阶段的更高目标还在于拥有现代制造业的核心技术，这就需要通过集成创新、二次创新和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等来实现。中国需要真正进入与发达国家同水平同层次的竞争地位，必须通过知识经济要素和全球化经济要素的积累，从一个个的产品创新开始，最后进入全面的产业创新，这将是中国的未来发展模式。
阶段性推进是发展的必然规律，一国不可能也不应当长期坚持某一种既定的发展模式，战略的阶段性推进正是坚持发展的道路，实现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
（原载《文汇报》2007年3月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