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子新编一书的后记

后 记

经过十多年时间的积累和准备，2005年8月20日正式动笔，2006年7月11日完成一稿。尔后，又经过了三个多月的斟酌、修改，终于有了摆在我们面前的这部《老子新编》稿。当然，离真正的完善还相距甚远，但目前也只能就这个样了。在所难免的各种疏漏、错误和不当之处，只好等出版后根据读者的批评、意见、建议和要求，再作修订，或加以补正。不然，老是“丑媳妇不敢见公婆”，也不是办法。

写作的艰辛就不必说了。借这个机会，我想说的是，搞这个《新编》究竟有何用？

书还没出时，知道我在搞这个“新编工程”的，已经有不少人。谈到其优缺点，人们总是说：“老子新编好是好，可我们想要读的是原汁原味的老子五千言，而不是什么花样翻新的这名堂、那名堂。”言下之意，这个新编本无论怎样地完善合理，也不称其心意，因为不是老子的原作。

对此，我还能够说什么呢？只能说：“对不起，原汁原味的老子五千言已经没有了，而且，也许，永远也不会有。”

今天，我们所能看到的老子道德经，无论叫什么书名，无论是什么版本，也无论分不分篇、分不分章（分篇的，无论是道论在前、德论在后，还是相反；分章的，无论是六十四章本、七十二章本，还是通行的八十一章本），甚至包括将来某一天可能通过考古发现的任何新本子（残缺片断更不用说了），都不可能是原汁原味的老子五千言，而只是或只能是经过无数人传抄、补充、修改、整理的“二手货”。

假如司马迁《史记》所记属实的话，那么，现今可以确定世界上唯一见到（尚不能说一定读过）原汁原味老子五千言文稿的人，是那位函谷关守备——“关令尹喜”。今知最早的老子注家是战国末年的韩非。但从其《解老》、《喻老》中，我们已经无法确认其所解喻的老子是否就一定是原汁原味的老子之言，而只能说从各方面来看，《解老》比《喻老》要可靠些，因为我们连《喻老》是不是韩非本人所作尚不能断定。至于庄子，虽然生卒年份早于韩非，但是由于他并不以注疏老子为务，而是以歪曲性地“发展”老子思想中的消极成份为要，因而就更加靠不住了。

现今常见的所谓“通行本”，是在王弼注本的基础上经世代修补逐渐形成的。王弼是否见到过原汁原味的老子五千言？不得而知。可以知道的是，即使他曾经见到过原汗原味的老子一书，但是由于他以自己的玄学观点来注疏老学，谁敢断定他在整个的注疏过程中对老子原文未作一字之增删呢？谁也不敢说这个话。

现在，两千多年的时间过去了，那么多的老子后学以及注家尚且不一定见到或读过原汁原味的老子五千言，流传下来的更是不知经过了多少修补！既然如此，我等今人奢望读到原汁原味的老子五千言，这怎么可能呢？

再者，老子生于两千五百多年前。当其生时，不可能是神。即使是半仙，按照中国人的传统说法，也只能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年，不可能其原作比两千多年来经过无数人修补和改进了的版本更缜密、更完善吧？

俗话说的好，“三个臭皮匠，胜过诸葛亮。”无数老子后学为老学的完善作了两千多年的努力，难道还抵不上“三个臭皮匠”不成？如果抵得上的话，那么，今天我们所读到的老子，就一定比原汁原味的老子五千言更科学、更合理、更完备、更好使。既然如此，如果我们不是一定要给自己较劲的话，又何必非要去找那个早已不存在了的老子原作呢？

因此，依我看，与其去寻觅原汁原味的老子五千言，还不如找一个相对最为好使的版本，脚踏实地读它一读。我的这个《老子新编》，就是为此而制作的“引玉之砖”，亦即，为供读者选用来研读而撰著的。《新编》虽不是“原汁原味”，但也可算是“原原本本”和完完整整的，因为未损失其一根毫毛。

我的作为，无论是功也好，是过也罢，不过是将原来不太系统的老子五千言变得比较而言更系统一些，从而利于读者诸君学习和掌握。

我对老子五千言所做的这么件事情，张舜徽先生生前的高足弟子陈代兴君（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对《孙子》十三篇也正在做，简单说就是经过文句调整使各篇的名目与内容更加相一致，同时也更加协调和系统化，但孙子兵法的内容本身则并不改变。

拙著《老子新编》将“道之总论”作为第一卷放在前面，置于首要的突出地位，第二卷“社会之道”和第三卷“人生之道”次递随后，这样做是有我的考虑和用意的。请允余在此多说两句，从理清老学思路的角度切入。

读老子五千言，理清其基本思路非常重要。有关问题，我在《绪论》和正文中曾不止一处、不止一次地反复阐释过。但是由于《绪论》太长（洋洋三万余言），正文中更是分散于各处，一时找不到集中的论述，而且也不一定就讲得很到位，因而难以把握其要义。故借此机会，在这篇《后记》中再作一个简要的提示。

读《老子》书，人们大脑中不免会产生一个疑问：似这样的智慧之言，何以其影响尚不及毛泽东贬斥为“（孔学）名高实秕糠”的儒家说教呢？这说起来复杂，原因很多(我在《绪论》中已有所论列)，可以肯定的是，这与老子“无为”思想的消极性、局限性以及人们对于“无为”的不当理解和解释（误解、误释）有一定的内在关系。

这里，所谓“误解”、“误释”，是将“无为”理解和解释为“不为”或“不作为”；而所谓“消极性”和“局限性”，则说的是，即使将其正确地理解和解释为“不胡作非为”、“不妄作妄为”或“依道而为”，也仍然包括不了“依道勇为天下先”（即依道之要求去做应做该为之事）这样的积极内容。

大家知道，作为常识，“不说假话”并不等于“就说真话”。其间有一个可以选择“保持沉默”或“顾左右而言他”（回避正题）的灰色区域。同样地，从逻辑上讲，不做违逆天道（即天下大道）之事也并不等于就做道所要求之事，这里也有一个“灰色区域”。问题在于，这个灰色区域恰恰就是“不为”或“不作为”，而这又恰好与刚才讲到的“误解”、“误释”正相暗合——殊途同归！

于是，你瞧，从尽量避免“不为”、“不作为”的误解、误释开始，明确地将“无为”理解和解释为“不妄作妄为”和“依道而为”，却不知不觉地又跌入了“不为”、“不作为”的泥坑。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从“无为”角度（对其进行扩张性解释）所说的“依道而为”，实际仍然是从反面提醒人们“不逆道而行”，因而只涵盖“‘不为’违逆天道之事”，并不能理所当然地满足“依道而‘为’应为之事”的正面要求。当然，“依道而为”这四个字本身，抽象地讲，可以包括积极作为，但却不是“无为”二字所能容纳的。无为，当理解和解释为“依道而为”时，如上所说，充其量只是不做违逆天道之事。要使“依道而为”中包含进“依道去为‘应为之事’”的积极内容，就必须跳出“无为”的圈子。因为，囿于“无为”的“依道而为”，其“扩张解释”（这是一个法律用语）有一个极致，一旦超出就牵强附会了。——这就是老子“无为”思想以及相关的柔弱、处下、不敢、不争之类思想的消极性和局限性所在。

总之，对于老子的“无为”思想，以及诸如此类的思想，即使我们将其正确地理解和解释为不妄作妄为，而不是不为，也仍然只能避免不利后果之产生，却并不能代替依道而为积极的作为，因而并不能必然导致理想目标之自动的达成。相反，很有可能使人坐失良机而一无所成。

解决上述问题的钥匙，存在于老子的“道之总论”（特别是其道本体论）中。道，就其本体来说，是通行于自然、社会、人生和思维各领域的客观总规律。根据这一客观总规律，人不仅要不做违逆之事，而且，在确有必要时，还必须要勇于去做顺应其要求之事，包括（但不限于）慎为天下先、勇为天下先。否则，也是一种不合于道的表现，也会造成利益减损，也算遭受了道之惩罚，甚至有可能因未能及时有效地“为所当为”而受到真正意义上的惩罚。

另外，正如有学者已经指出的，“历史是由创造者创造的”。而创造，就得“为天下先”，就不能仅限于“不妄作妄为”，就必须在“不妄作妄为”的同时积极主动地做点别人没做过的事情。如果将“无为”抬举到道体的高度，认定老子之道就是“无为”，就是简单的“不妄作妄为”，那么，整个人类历史就无法理解了。

由此可见，只有在本体论的层次上，“依道而为”才不仅包括“不逆道而行”、“不妄作妄为”，而且包括“依道去行”、“积极去为”，才是全面、科学的哲学理论。因此，只有在道体之用的意义上，“无为”思想的合理性一面才能得到准确理解，其不合理的因素也才能得到有效的消解。这就清楚地告诉我们，学老学当从本根上学，而将“无为”仅只当作其所给出的一个未必精当的应用举例，仅此而已。

现在，可以这么说，老子关于“清静无为”、“小国寡民”等具体思想不一定全对，但他整个哲学体系中以本体为据的依道治国、依道施政、依道做人、依道行事的基本理路，则是完完全全正确无误的，是无论怎样估价都不会过分的。我国著名的文化和思想史学者李泽厚先生撇开老子道本体论而独褒其方法论，是舍本逐末和不可取的。此点，余在《绪论》中已有所批评。

与李泽厚先生不同，我的看法是：老子五千言的最大贡献，首推道本体论（虽然他本人不一定就清楚地意识到这一点），其次才是由此派生的悟道认识论和辩证方法论，以及它们（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在自然、社会、人生和思维各领域中的应用。至于老子“清静无为”的思想，以及相关的柔弱、处下、不敢、不争之类思想，则不过是此种应用的一个方面。不仅如此，它们还是老子本人在当时所处特定历史条件之下，面对统治者妄作妄为、胡作非为给天下苍生带来深重灾难的现实情况而又提不出积极有效应对办法的无奈之举，目的是，希冀以此诱使统治者有所收敛，从而减轻人民的苦痛，稍得宽松、安身一些。顺便说，老子之学的人民性就在这里。

当然，老子此举或出此“下策”，也实在是不得已而为之。因为，在老子生活的那个时代，道，还没有演进到使人民自己能当家作主的地步，许多年后起于欧美、传入中国而终为我辈所知一系列根本的保障民权和解救之道，如自由、平等、法治、民主等等等等，那时还是没有影儿的事。但老学之道，特别是其本体论，却可以为所有这一切历史的进步及其必然性，提供科学的理论说明，而不管老子本人所给的“应用示范”或“做题示例”（如人所称道的“无为而治”云云）到底能有多大的价值（当然，我本人还是承认其有一定价值的）。

也正因为如此，在我所构建的老学体系中，“道之总论”第一；而在“道之总论”部分，则“道之本体”第一。其他的一切老子思想，不管有怎样的理论价值和实际意义，都只能排在第二、第三的位次上，并且，也只能在此前提下和基础上，从派生的角度加以解释。任何所谓的老学权威，如果离开老子之道的本体和方法论，超出道体之用的范畴和范围，而抬高和妄议老子的“清静无为”之术，都是对老学价值的贬低，哪怕老子本人当时确实是将道之要义理解和阐释为“清静无为”的。道，以及老学的得道之德，都不能视同于清静无为。无为，如上所说，即使在最好的意义上和情况下，也仅只是道体之用的一个方面，而不是其全部。如果理解和解释不当，就更不用提了。相反，道本体论、悟道认识论和辩证方法论，则其用无边。这，就是余治老学的一点心得。——或许可谓“一孔之见”、“千虑之得”吧？

余之所以能走上研究老学之路并著此《新编》，追根溯源，得益于当年（1991或1992年？）旁听张舜徽先生所讲授的《老子疏证》课程。值此《新编》问世之际，谨以此书告慰先生的在天之灵。

本书的出版，得到了江汉大学和江大政法学院校、院两级“学术著作出版基金”的慷慨资助，在此表示衷心的感谢。

新华出版社的领导和编辑同志，特别是刘洁老师以及此前曾在该社工作过的兰文萱老师，为本书的出版付出了艰辛的努力，一并致谢。

余妻何华丹女士对本书的写作做出了多方面的贡献，特别是利用其在江大图书馆工作的便利为我借回了所需要的大量书籍，特致忱意。

                                作者2006年11月5日 于 新江大

（新版略有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