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伟大的历史》译后记

《伟大的历史》译后记

秦传安

（说明：本书原法文版标题是Histoire de la Chine，英译本标题是The Rise and Splendour of the Chinese Empire，我最初用的中文标题是《华夏帝国》，出版社改为《伟大的历史——5000年中央帝国的兴盛》，封面上加了一句话，颇能勾引读者：“以全球的视野，独特的角度，由西向东看，解读中国5000年兴盛史。”上图为中文、法文、英文三个不同版本的封面。我把原书的目录附在后面，或许更能勾引读者亦未可知。）

在我的印象里，就地域而言，西方近代考古和史学研究的热点也有一个明显的“东渐”过程。这个过程从地中海及周边地区开始（这也难怪，这里是欧洲文明的摇篮），然后逐渐东进，至埃及、土耳其、两河流域、波斯、印度次大陆、中亚腹地，一直到远东。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斯文•赫定（Sven Hedin）、斯坦因（Sir Aurel Stein）、伯希和（Paul Pelliot）等人在亚洲腹地和中国西北部所进行的考察与探险，都曾是轰动当时欧洲学界的大事，一时间，对这一地区的历史文化研究蔚然成风。法国研究东方文化的重镇勒内•格鲁塞就是在这一知识背景下开始了他的学术生涯，其学术旨趣受这一风气的影响也就不足为怪了。

格鲁塞1885年出生于法国中南部小城格勒诺贝尔，是小说家司汤达的老乡。从蒙彼利埃大学历史系毕业后，格鲁塞进入法国美术部，从此开始他辉煌的学术生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曾在法国军中效力。1925年，被任命为巴黎吉美博物馆副馆长（1933年起担任馆长）和《亚洲杂志》（Journal Asiatique）的秘书。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格鲁塞已经出版了几部研究亚洲史和东方文化的重要著作：《亚洲史》（Histoire de l'Asie，1922）、《沿着佛陀的足迹》（Sur les Traces de Bouddha，1929）、《东方的文明》（Les Civilisations de l'Orient，1929-30）和《草原帝国》（L'Empire des Steppes，1939）。二战期间，维希政府解除了格鲁塞的馆长之职，但他并没有就此停止研究，在此期间出版了三部研究中国和蒙古的重要著作：《蒙古帝国》（L'Empire Mongol，1941）、《中国史》（Histoire de la Chine，1942）和《世界的征服者》（Le Conquérant du Monde，1944）。法国解放后，格鲁塞的馆长职务得以恢复，并于1946年被推选为法兰西学院院士。1952年，格鲁塞在巴黎去世。

吉美博物馆是法国乃至整个欧洲收藏亚洲艺术品及文献的重镇，格鲁塞长期担任该馆的掌门人，可谓是近水楼台，获益匪浅。有意思的是，跟斯坦因、伯希和这些注重田野调查的研究者不同，格鲁塞几乎一辈子都是关在书斋里做案头研究的，他甚至从未踏入过中国国门，仅有一次利用开会的机会在日本有过短暂逗留。这样埋首书斋的学术大师其实不乏其人，人类学的泰斗级人物弗雷泽便是。跟弗雷泽堪有一比的是，格鲁塞的著作也有非常强的文学性与可读性，没有丝毫学术八股的味道，这也是他的书深受普通读者欢迎的原因之一吧。

《中国史》的英译本改了一个较长的书名《华夏帝国的崛起与辉煌》（The Rise and Splendour of the Chinese Empire），我们的中译本所依据的，便是这个版本。跟通常意义上的“通史”相比，这本《华夏帝国》有其鲜明的特色。首先，格鲁塞的研究方向主要是东方文化和艺术，这一学术旨趣在本书的侧重点上表现得很明显，单是从他把宋徽宗单列一章，就能看出作者的偏好。其次，这部作品的着墨，明显是重西北，轻东南；这与我们上面提到学术风气显然是一脉相承的。而且，就西方所收藏的中国文献和古物来说，也是西北重于东南。不过并不能把这视为作品的不足。至少在我看来，一部带有作者鲜明个性、有偏好、有侧重的著作，总比四平八稳的所谓“通史”要有趣得多。

译者深知自己的学植根基甚是浅陋，翻译这样一部书，一个最大的困难便是引文的查对。有一点必须说明的是：书中所引中文文献，绝大多数我都查找并注明了原始出处，但仍有极少数引文没有找到出处。这里可能有两个原因，一是译者的闻见有限，读书不广，这自然是不消说的。但也还有另一种可能，作者因为并不懂汉语，所以他的引文都是辗转引自其他西文著述，由此我猜想，其中有些引文可能是引自他人的转述，这样自然就有些出入。因此，有几处这样的引文就只好据原文意译，读者当中倘有博学君子，肯不吝教正，译者自然是欢喜雀跃，不胜感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