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政治文化视角思考“钱学森之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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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政治文化视角思考“钱学森之问” 孙佃香 2010年06月08日13:14   来源:《学习时报》 从政治文化视角思考“钱学森之问”--中国共产党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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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什么我们的学校总是培养不出杰出人才?”被称为“钱学森之问”,震撼人心,引发社会各界的强烈反响,更成为有识之士关注的焦点。

  笔者认为钱老所谓的“杰出人才”,应该是指在科技界或某一专业领域有发明创造的人才。确实我们这方面的人才太少了。

  中国是文明古国,我们的四大发明曾经推动世界文明进步。但是迄今,在某些高科技领域,我们还不能走在别人的前面。可以说,钱老的未竞之问,是对我国人才与教育的忧虑,是对我国科技与创新的忧虑,这实在是一个尖锐的问题,是摆在全体国人面前亟待求解的课题。

  如何解钱老之问,不仅是中国教育要解决的综合难题,也需要我们对中国政治文化做一个深刻的反思。

  笔者以为,我国传统儒家文化至今影响最深的是“学而优则仕”,读书就是为了进入仕途,就是为了做官。1300百多年的科举制,使得读书做官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科举考试是国家选择官吏的制度,对象是全国的知识分子。在任何国家,知识分子都应该是社会精英,一旦当这个“精英集团”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如何考官和如何当官时,官场文化就主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角落。

  从古至今,人们之所以崇尚做官,是因为做官的好处太多了。不论十年寒窗有多苦,只要一朝金榜题名,即欢欣鼓舞,跨马游街,荣华富贵,光宗耀祖。而不做官,即使是非常有才华的人,也会一无所有,甚至生存都困难。如东晋末的陶渊明,陶先生自恃清高,不愿为五斗米与士族门阀官僚同流合污,弃官归乡,做了农民。都以为陶先生归隐田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生活一定潇洒惬意,殊不知陶先生辛勤劳作“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日子却过得窘迫,“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处于饥寒交迫的境地。唐代的大诗人杜甫,只做过几次不长时间的小官,后来在做官无门时,生活就陷于衣食不保的地步,“饥卧动即向一旬,敝衣何啻联百结”,经常挨饿抱病,动不动卧床十来天,衣裳则是补丁重补丁。杜甫流浪漂泊,居无定所,我们从脍炙人口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知道,杜甫求亲告友建的茅屋,根本不能遮风挡雨,正是他深深体验了“床头屋漏无干处……长夜沾湿何由彻”的凄苦,所以发出“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的疾呼。杜甫甚至常常没饭吃,过着半乞讨的生活,这从他的“但使残年饱吃饭,只愿无事常相见”、“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等等诗中可以看得非常清楚。而同是唐代的白居易就不同了,白居易一直做官,且官做得大,所以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他在舒适的晚年看到辛苦割麦的农民有感,写下了《观刈麦》:“今我何功德?曾不事农桑。吏禄三百石,岁晏有余粮。”虽然不事农桑,但丰厚的俸禄,足以过上富足有余的生活。这与陶渊明、杜甫的穷困潦倒形成鲜明的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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