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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视野中的“实事求是”理念

2007年12月19日09:24　 来源： 新华网  
发表评论(0)支持(0)反对(0) 　　1985年9月加纳国家元首罗林斯先生来中国访问，想了解和学习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9月18日上午，邓小平在人民大会堂福建厅会见了他，我担任翻译。那段时间邓公的心情很好，他最关心的几桩大事都处理得比较顺利：农村改革非常成功，特区建设有新的突破，城市改革起步不差。邓告诉罗林斯：“我们正在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发展道路。看来我们的路子走对了。”邓公讲这番话时，我感觉他好像松了一口气，在这么大的一个国家里，探索一种前人从未走过的路，经过七年的艰辛探索，现在指导这个实验的最高领导人说，“看来我们的路子走对了”，走出了一条既不沿袭苏联模式，也不照搬西方模式的中国式发展道路。这很像一个老师给自己指导的实验打分：结果不错。

　　当罗林斯当面恳请邓小平谈谈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时，邓说：“如果说中国有什么适用的经验，恐怕就是实事求是，也就是说，按照自己国家的实际情况来制定自己的政策和计划”。邓还进一步解释，“在前进的过程中要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然后吸了口烟，补充道，“恐怕这一经验比较普遍适用。”

　　罗林斯告诉邓小平，他还要去厦门访问，邓很高兴地说，“那是我们的特区，有一些成绩，可以看看，但不要照搬我们的经验”。确实，邓小平对特区建设的关注，很能体现他倡导的那种“实事求是”的精神。早在1984年1月，邓小平就专门去深圳特区视察，他一开始就和当地领导打招呼：我暂不发表意见，主要是看和听。当时国内对于特区“姓社”还是“姓资”很有争议。果真，邓在视察过程中很少发表评论，而且没有为深圳题词。几天后，邓小平抵达广州，对自己在深圳的所见所闻进行了思考，然后他才为深圳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视察深圳后邓又去视察厦门特区，他还是以看和听为主，离开厦门后才题词：“把经济特区办得更快些、更好些”，并一言九鼎地说，“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

　　后来我陪罗林斯去厦门特区访问，他一路兴致盎然，说中国的不少做法对加纳有启发，他还对福建省的领导说，“西方人总是给你规定一个模式，只能照搬，但你们的邓小平说，千万不要照搬我们的模式，而是要实事求是。有几千年文明的国家才能讲出这样的话，这是一种西方远远不及的智慧”。我后来去加纳访问过，对罗林斯访华后根据自己国情推动的改革有一些感性认识，这些改革增加了加纳经济的活力。

　　回忆这些往事无非想说明一点：中国改革开放的初步成功，其指导思想的核心就是“实事求是”的理念，而且这个理念的意义超出中国的国界。“实事求是”是个很中国的概念，最早见《汉书·河间献王传》：“修学好古，实事求是”，指的是一种做学问的诚实态度，后来明清之际兴起的“实学”又把它解释为通过对事物本身的探索来发现规律和法则，英文翻译成seektruthfromfacts（从事实中寻找真理），应该说是比较到位的。后来毛泽东主席又把它上升为指导中国革命走向胜利的思想精髓。1978年，邓小平把这个概念再次提出，认为毛泽东主席晚年的错误就是因为他违背了自己提出的这个理念，邓小平还把“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正式确立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指导思想。

　　由于有了这么一个“实事求是”的价值观，在过去的三十年中，中国成了世界上意识形态偏见最少的国家之一，这使得中国可以以罕见的勇气、广泛地借鉴别人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的经验，大大地推动了中国方方面面的发展。从经济特区的建设到市场经济的形成，从企业管理到政府运作，从银行保险到股票证券，从科技研发到商业物流，可以说在我们所有的行业，所有的领域，所有的部门，都大胆借鉴了许多其他国家的好经验、好方法。

　　这个概念给中国人带来了一种奔向现代化的觉醒，很像欧洲经历过的启蒙运动，中国人也经历了一个从“文革”时相信神到相信实践和理性的过程，中国的“实事求是”与欧洲启蒙运动提倡的“理性至上”有共通之处，这就是双方都摆脱了僵化的意识形态束缚，突出了人的理性精神，并都推动了各自划时代的工业革命。但两者也有不同之处：“实事求是”毕竟是中国古老文化与现代文明互动的产物，摆脱了过去西方理性主义所包含的种族主义和唯我独尊等历史局限，强调了一切理性活动需要由社会实践的结果来检验，而检验的标准就是：有利于整体人民的利益。西方的理性主义，在创造了伟大工业文明的同时，也曾带来过种族主义、殖民主义等恶果。近三十年的实践表明，与西方大国在其理性主义指导下的崛起不一样，在“实事求是”指导下的中国崛起，没有给世界带来战争，而是带来了更多的和平和发展机遇，虽然也带来一些问题、甚至挑战，但机遇远远多于挑战。

　　实际上，中国今天是真正坚持了古希腊哲学家苏格拉底所提倡的怀疑精神与理性主义，不断地反省和批判未经中国自己实践检验过的概念和信仰，不断地探索和寻求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新思路。相比之下，我觉得西方则开始有点故步自封、甚至有点思想僵化了。比方说，西方总认为在发展模式方面，他们已经穷尽了真理，福山的“历史终结论”，代表的就是这种观点。而实际上，世界文化之丰富，历史之凝重、文明之精彩，真理和各种发展模式的探索正未有穷期。从哲学视角来看，“实事求是”的理念比“历史终结论”不知高明多少倍。

　　中国人有谦虚好学的美德，“三人行必有我师”的思想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建立学习型社会是我们今天的口号，这些都很好，可以使中国永远力争上游，永远立于不败之地。但在这个世界上走的地方多了，经常看到一些无知、偏见，甚至傲慢，有时也忍不住要谈谈中国人的智慧，而“实事求是”就是这样的智慧。我想，如果美国布什政府有那么一点中国人的“实事求是”精神，就不会犯入侵伊拉克，推动中东美式民主化的大错。多少人在布什发动入侵伊拉克战争之前，就告诫美国政府，美国可以推翻萨达姆政权，但治理不了这个由什叶派穆斯林、逊尼派穆斯林和库尔德人组成的非民族国家，但美国听不进去。我走过十来个中东国家，包括以色列和它周边接壤的所有国家，深感中东问题的繁难和棘手，因为其冲突源于民族、政治、宗教、文化、语言、经济等错综复杂的矛盾，哪是天真的美国人靠“民主化”一句口号就可以解决的。其实，如果美国喜欢，它尽可以继续推动其“中东民主化”计划，但结果一定很滑稽：巴勒斯坦已经选出了一个令美国头疼的哈马斯政府，埃及可能会选出同样令美国头疼的“穆斯林兄弟会”执政，沙特阿拉伯甚至会选出美国的仇敌本·拉登当总统呢。关于沙特的这个假设是我的沙特研究生三年前亲口对我说的。

　　同样，如果苏联领导人有那么一点中国人的“实事求是”精神，就不会采用美国人帮它设计的“休克疗法”，而且不经过小规模的实验，就在整个俄罗斯推行这种激进的转变，结果加速了国家的解体和经济的凋敝。至今普京的助手还在感叹当初为什么没有学一点中国人的智慧。同样，如果我们亚洲的一些邻邦当初也能有那么一点“实事求是”精神，就不会在条件远未成熟时就轻信美国的建议，贸然全盘开放自己的资本市场，结果一场亚洲金融危机导致这些国家的经济崩溃，发展倒退了20年。

　　实际上智慧是不分国界的。我这里也可以做一个不完全恰当的比较：中国这种实践第一的观点似乎比较接近英国政治变革中的经验主义。经验主义也是一种智慧。历史上英国的工业革命和法国大革命都发生在18世纪下半叶，被称为“双元革命”。我们国内长期的教育中，对法国大革命总是赞扬的多。这种激进的疾风暴雨般的革命也影响了中国，从“文革”中我们看到了法国大革命的影响，要在人的灵魂深处闹革命，要按照一个崇高的理想，去改造一个社会的政治和文化形态。但在西方，许多认真的思想家对法国政治变革模式持更为谨慎的态度，很多人认为其代价太大。甚至有史学家认为正是英国18世纪工业革命的成功，使英国经济远远领先法国和世界其他国家，从而使英国避免了法国血风腥雨的革命。

　　法国的理想主义道路，现在看来代价确实过高。1789年法国大革命之后，先是20多年的拿破仑战争，后是30年衰退期，然后是1848年革命，后来又有1870年普法战争，法国战败。法国的政治制度一直比较动荡，到了1946年第四共和国还没有稳定，政党太多，议会太强，一直到了戴高乐1959年的第五共和，确立了总统制，国家政体才真正稳定下来。

　　英国经验主义的做法代价相对比较小。英国一直是不断地磨合，小步的改革。从1688年“光荣革命”后就一直是渐进的改良，坚信一个民族约定俗成的文化习俗和文化判断有其相对的稳定性、坚持爱德蒙·伯克的“不仿效任何英国未尝试过的新花样”和“有保留的改革”理念、坚持一个国家的制度安排应主要由自己的传统衍生而来，而不是通过追求一种理想的模式而来。但法国经验中有一点值得中国注意，那就是坚持自己的政治和文化特色。他们认为英美文化总是强调弱政府，但法国人从不讳言：弱政府不是我们的传统，我们的传统是强政府。

　　中国经历了文革，经历了从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的无休止的战乱和动荡，最后在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思想的指导下，从1979年开始了持续至今的改革开放，这也是中国的工业革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因为这场革命的成功，使我们避免苏联经历的那种“休克革命”，并通过自己工业革命使人民生活大为改善，使中国现代化事业顺利起飞，并形成了国人对“实事求是”和渐进改革的共识。我们在现代化的进程中还有不少问题，今后也会遇到新的挑战，但正如邓小平所说，“在前进的过程中要及时总结经验。好的坚持，贯彻下去，不好的，不大对头的，就及时纠正”，只要这样，我们可以逐步解决我们现代化进程中出现的各种问题。随着中国的进一步崛起，作为中国现代化指导思想的“实事求是”理念也会日益为外部世界所理解和接受，成为中国重要的政治软实力和国际现代政治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为解决全人类面临的各种挑战提供一种新的思想来源。(张维为/瑞士日内瓦大学亚洲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