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金融危机根源于“社会”问题

　　到目前为止，由美国次贷风波引发的全球金融危机，已造成美国３９家银行倒闭，信贷危机损失将达到３．６万亿美元，银行体系处于破产边缘；欧元区ＧＤＰ的增长从２００８年的０．１％调至目前１．９％的负增长；德国整个金融体系的不良资产总额高达３０００亿欧元；日本今年第一季度出现２位数负增长。国际劳工组织预测全世界２００９年失业人数将达５１００万；匈牙利、保加利亚、希腊等国爆发了带有暴力色彩的抗议活动。

　　显然，全球金融危机的影响是广泛深刻的。国内外专家学者已发表了许多论文，出版了许多著作，对金融危机的直接诱因与深层原因，作了许多分析和阐释，但笔者认为对其根本原因的揭示还是不够的。大多数学者仅从经济或金融的层面分析“金融危机”；也有不少学者把金融危机的根本原因归咎于资本主义制度，在于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对这一根本原因的判断是对的，但我们不能停留于一般的结论。若把它放到“后现代”、“可持续社会现代化”的层面分析，便可以发现：“金融危机”本质上是“社会性”的“金融危机”，即“社会性”的“金融危机”根源于“社会”，根源于以“资本”为灵魂、为世界观和国家意识形态的资本主义制度安排，无法跨过“可持续社会现代化”进程中种种“社会”问题之“坎”。

　　资本主义无法跨越社会现代化之“坎”。从社会现代化层面分析，危机的暴发表现在金融领域，但影响则是全社会（银行、企业乃至个人资产）、全世界。资产的缩水，全社会失业人口、贫困人口的增加，全社会不稳定因素、乃至冲突的增加。

　　在社会现代化时期，对全球都市公民对生活质量的需求若不恰当地引导，倡导“透支消费”、“负债消费”等脱离实际的生活方式，结果必然造成“过度负债”

　　“社会性”金融危机暴发的原因，笔者把它综合为“五个过度”：

　　一是“过度需求”。这里且不说资本的“过度贪婪”，而是从社会现代化进程中大多数人的需求看，当全球由工业化和经济现代化为主旋律的时代进入社会现代化阶段后，伴随着当代世界发达国家“后现代社会”、“后现代化时代”的到来，以获取物质财富为主要动机的“金融本位论”在取代“生产本位论”而成为金融机构、企业普遍追求的同时，“生命本位论”、“生活本位论”正在成为每一位全球公民的追求。可以说，在“全球社会现代化时代”，全球都市公民都更关注、更重视生命、生存和生活的质量。所以，即使是低收入、贫困群体的每一个人，也都会有住房、车子、信用卡等需求，每一个人都希望通过贷款（即使是“次贷”也无妨）实现自己的追求。从美国收入和工资分配看，据《纽约时报》２００８年１０月５日报告，最富有的２０％的美国人年均收入达１６８１７０美元，几乎是收入最低的２０％人口的１５倍，后者的年均收入仅为１１３５２美元。纽约市１％最富有的人的收入占纽约市总人口收入的３７％，６４名亿万富人拥有财富达３４４０亿美元，比２年前该城市亿万富人的综合财富高出４６９％。同时，美国的失业率居高不下。美国劳工部２００９年１月９日公布的数据显示，２００８年全年，美国失业率平均达５．８％，远高于２００７年的４．６％，是２００３年以来的最高点。正如美国经济学家鲁比尼指出的，６０％－７０％的美国人实际工资下降，靠借钱维持过去的生活水平；２０％的美国人靠借款维持超出其收入水平的生活水平。结果，因美国居民的消费需求严重超过居民收入，尤其是因大量的低收入群体对住房、生活改善的“过度”需求而挤入“次贷”行列，以至由“次贷风波”进而引发金融危机。

　　二是“过度消费”。即由于美国居民个人消费的持续增长缺乏相应的收入水平支持，因而消费的进一步扩张是不可持续的。２００７年，美国的消费占ＧＤＰ的比例达到了令人瞠目结舌的７２％，为美国历史最高记录，同时也是现代历史上所有主要经济体的最高记录。这一峰值，比泡沫前的２５年，即１９７５－２０００年间的平均比率６７％高出了整整５个百分点。

　　重要的是，这一消费狂潮并没得到实体经济的支撑，只能通过房地产泡沫和信贷泡沫来支撑。泡沫一旦破灭，“过度消费”导致美国家庭进入紧缩。

　　三是“过度负债”。伴随着美国社会“透支消费”的不断增长，美国居民的个人储蓄也在不断下降。据统计，２０多年来美国的储蓄率一直在下降。１９８４年为１０．０８％，１９９５年为４．６％，２００４年为１．８％，２００５年为－０．４％，２００６年为－１％，２００７年为－１．７％。

　　美国的普通百姓不但用尽了自己的收入，而且还要透支“未来的”或“虚拟的”收入以支撑今天的消费。如今，每６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拥有１０张以上的信用卡。美国仅２００８年就发行了超过７亿张新信用卡，不论男女老少，每人平均超过２张。与此同时，信用卡的负债率也不断刷新。而根据美联储的数据，美国９０００万家庭的信用卡平均欠债１万多美元，整个国家的信用卡债务高达２．５万亿美元。这还不包括住房抵押贷款。信用卡业的过度发展，加速了美国民众对于负债消费生活方式的迷恋，导致国家和国民负债累累，一些分析师预计，在金融危机加剧、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情况下，美国银行业今年在信用卡领域面临的坏账率可能超过１０％。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不仅美国居民在“透支消费”，而且美国政府也在推行“透支经济”（美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债务国）。“透支消费”不过是靠透支“未来”来支撑“今天”，把当下的危机延迟到未来罢了。一旦对未来出现悲观预期，以至于没有未来可以透支的时候，危机就难以避免了。

　　四是“过度创新”。即金融产品过度创新、过度虚拟而监控失效。美国放纵资本的贪欲，加上监控失效，而导致了各种金融投机泡沫的无限膨胀。一度整个金融衍生品规模高达６００多万亿美元，比美国１４万亿的国内生产总值高出５０倍，比世界各国的国内生产总值之和高出十多倍。２００９年１月２２日，据美国《货币与市场》刊登的马丁·威斯博士文章提供的数据，花旗银行持有各种金融衍生品金额高达３９万亿美元，相当于其拥有的２万亿美元资产的１９倍，是其拥有的２００亿美元总资本额的近２０００倍。花旗银行拥有的金融衍生品若出现千分之一损失，就足以导致其彻底破产，并会通过连锁交易将风险迅速传染给其它众多金融机构。美国摩根大通银行持有的金融衍生品数量更大，相当于花旗银行持有数量的２３３％，相当于其拥有总资产的４０多倍，若摩根大通银行的财务状况出现恶化，顷刻能使美金融危机的程度成倍恶化。

　　五是“过度追捧”。即对美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过度”追捧而导致的恶果。新自由主义是在亚当·斯密古典自由主义思想基础上建立起来的一个新理论体系。它实际上是适应国家垄断资本主义向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转变的理论思潮、思想体系和政策主张。就当前美英新自由主义主流学派而言，其主要观点：在经济理论方面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在政治理论方面强调三个“否定”，即否定公有制，否定社会主义，否定国家干预；在战略和政策方面极力鼓吹以超级大国为主导的全球经济、政治、文化一体化，即全球资本主义化。

　　对“新自由主义”的全面追捧，使“新自由主义”似乎具有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它不仅成了激励金融产品“过度创新”的润滑剂，而且成了一种放任金融产品自由创新而无需监控的土壤

　　自２０世纪七八十年代以来，伴随美国总统里根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的上台，随着新科技革命兴起，生产力巨大发展，资本主义由国家垄断向国际垄断发展。适应这种需要，新自由主义开始由理论、学术而政治化、国家意识形态化、范式化，成为美英国际垄断资本推行全球一体化理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标志性事件是１９９０年由美国政府炮制的包括十项政策工具的“华盛顿共识”。进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倡导的经济观念，先是拉美，接着半个世界都以此进行改革。它高唱的核心理念是“涓滴效应”，即让富人更富，然后富裕将会渗透给穷人。

　　拉美地区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的声势之大、范围之广、影响之深，在拉美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有人称之为拉美大陆的一次“经济政变”。然而，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带来了一系列严重问题，如国有企业私有化，使一些产业向私人资本和外国资本集中，失业问题更为严重；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越来越突出，两极分化和贫困化十分严重；民族企业陷入困境；国家职能明显削弱，社会协调发展被严重忽视；金融自由化导致金融危机濒发，如１９９４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１９９９年的巴西货币危机和２００１年的阿根廷债务危机等。

　　面对危机，拉美地区各国政府都曾进行了深刻反思。１９９８年４月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的美洲国家首脑会议，明确提出以“圣地亚哥共识”替代“华盛顿共识”。当然，对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中，关于市场是有效配置资源机制的观点，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现代货币主义等学派主张减少政府干预、压缩政府开支、提高政府效率等观点值得研究和借鉴。对新自由主义的绝对自由化、全面私有化、全面市场化、全球一体化要摒弃，更不能盲目地追捧。

　　显然，在社会现代化（后现代社会）时期，对全球都市公民对生活质量的需求若不恰当地引导，加上倡导“透支消费”、“负债消费”等脱离实际的生活方式影响，结果必然造成“过度负债”；同时，由于对“新自由主义”的全面追捧，以至使“新自由主义”似乎具有了一种“神奇”的力量，它不仅成了激励金融产品“过度创新”的润滑剂，而且成了一种放任金融产品自由创新而无需监控的土壤。这种由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进而演变成西方资本主义的生活方式、资本主义的世界观、乃至国家意识形态，本质上是与资本主义精神、资本主义的制度安排一致的。在这个意义上，如同美国后现代思想家小约翰·柯布教授所说的：“华尔街的危机生动地说明了资本主义的危机”，“是现代资本主义制度出了问题”。我们也可以说，这是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社会现代化遇到了难题，遇到了难以跨越的“坎”，即难以解决大多数低收入阶层、贫困群体对现代生活方式（如买房、买车等）的需求问题；而资本主义又是永远不可能解决大多数人富裕起来的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