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人社会里的西方社会科学——误解的三个根源

时间：2006-10-21 22:54:09 来源：中国社会稳定研究网 作者：丁学良 阅读103次
华人社会里的西方社会科学——误解的三个根源*
丁学良
When Chinese Students Meet Western Social Conceptions：Three Roots of Misunderstanding
一、引言
自从一九八○年代中期以来，笔者有机会在数所大学和研究院里任教、作研究或参与短期学术交流项目。这些大学和研究院分别属于三个华人社会——香港、中国大陆和台湾，及两个西人社会——美国和澳大利亚。本文便是基于我在这些教育和学术机构里讲解社会理论和比较社会学时对学生的观察和思考。在行文讨论中，我会作两个层次上的比较：把华人学生与西方学生进行比较，和把不同华人社会里的学生进行比较。前一层次上的比较有助于凸现在非西方社会及文化背景下成长起来的华人学生，在接受西方社会科学过程中遭遇的一系列特定的困难。后一层次上的比较则有助于我们更仔细及深入地分辨出这些特定的困难之根源何在。这里所说的“学生”是广义的，包括社会科学的新从业者。
简要说来，这些特定的困难有三方面的根源。其一是语言性质的(linguistic，包括翻译技术)。有一些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和术语，很难在中文里找到对等物，即便被费力地译成中文，扭曲的程度也颇显著，往往不是启发而是蒙蔽和误导了读者(包括学生)。
第二个方面的困难根源是本体性质(ontological)，即因东亚学生所处的社会有着与西方社会极不同的历史经验，学生个人的生活经验一一这乃是个人化了的东亚社会情境——很难提供对他们精确地理解现代西方社会科学内涵至关重要的参照坐标。
第三个方面的困难根源足方法论性质的(methodological)即：西方社会科学之概念构筑(conceptualization)的逻辑、方法及技巧，往往与中国文化传统中形成的思维定势不一致，从而导致学生的误读，错用了一些分析概念。
下面我将分别地讨论这三个方面的问题。当然，在一篇文章里讨论这些，只能是提纲式的。所有敏锐的社会科学工作者，都能举出更多的例证，笔者的目的是引起对此类问题的普遍醒悟。从下文的例子可以看出，一些很成问题的译法或诠释之所以变成“约定俗成”的，就是因为大家已经对此麻木了。在引用资料作例证时，我把重点放在西方社会科学的概念而非理论体系上。因为根据我自己的研习心得和对学生的观察，基本的概念有如砖石，这个基础环节不扎实，理解大的理论体系就无从谈起。理清基本概念，乃是在华人社会里讲授社会科学和推展社会科学研究之最重要的基本建设。
笔者在第一次应聘赴香港任教之前，一直想像香港大学生们的英文水平普遍很高。去工作以后才发现，英文好的学生还是少数。虽然以前的港府规定大学工作用语必须是英文，在实际教学中，中文仍是离不开。学生们在课外也多半自行寻找译成中文的相关读物作补习。随着香港和澳门相继回归中国，双语教学必然成为大势。而且笔者也坚持认为，在一个母语受排斥的殖民主义文化和政治环境里，不可能发展出独立的、严肃的、实在的社会科学。恰恰是鉴于此，本文以下的讨论是从用中英文双语进行教学和研究的考虑出发的。为凸现英中文本的差异和关键词语的处理之不一致，有些部分仍置于英文状态。
二、困难之语言方面的根源
在导致华人学生理解西方社会科学困难的诸多原因中，最易为我们观察到的，自然是语言方面。有些在西方社会科学文献中通用的术语，一旦译成中文，就有可能使读者们尤其是年轻学生们望文生歧义，发生误解，或至少是半通不通。
例—。现在以Pre-和Post-为前缀的术语很流行，Pre-modern，Post-modernism；Pre-industrial Society，Post-industrialism：Pre-reform，Post-reform socialism；Post-Keynesianism，Post-Communism等等。中文出版物里，这类术语通常被译成“前现代”，“后现代主义”，“前工业社会”，“后工业主义”，“前改革”，“后改革社会主义”，“后凯恩思主义”，“后共产主义”。这是一种于译者很省力气、而令读者犯惑的译法。在汉语里，当“前”，“后”作为形容词或定语置于名词之前时，是指“前期”和“后期”，相当于英语的early和late，former和later，或the first half和the second half。比如，中国历史年表把西汉（206B.C.-24A.D.）称为“前汉”，把东汉（25-220A.D.）称为“后汉”。同是一个刘汉王朝，一前期一后期而已。中国史籍把五代时期（907-960A.D.）的几个小王朝称为“后梁”（907-923A.D.），“后唐”（923-936A.D.），“后晋”（936-946A.D.），“后汉”（947-950A.D.），“后周”（951-960A.D.），以区别于它们各自所认同、存在于他们之前的梁朝（520-557A.D.），唐朝（618-907A.D.），晋朝（205-420A.D.），汉朝（206B.C.-220A.D.)，北周王朝（557-581A.D.)。
由此可见，“前现代”、“前工业社会”、“前改革”、“后改革社会主义”、“后凯恩思主义”、“后共产主义”这类译法，在规范的汉语里的意思是“现代的早期”，“工业社会早期”，“改革前期”，“改革后期的社会主义”，“凯恩思主义晚期”，“共产主义后期”，而不是英文所要表达的“在某某之前”和“在某某之后”的意思，这当然是词不达意的。我在1986年和1994年两次就这类术语的汉译作过评论：
“共产主义后”是从Post-Communism翻译而来的。该英文术语通常被译成“后共产主义”，但这种惯译法是不准确和容易误导读者的。Post-源于拉丁文，意思是在时间序列中继起的和处于后面的东西，即相当于after和behind。英文把1976年9月9日以后的中国称为Post-Mao China，意即“毛泽东(去世)以后的中国”。如果把这个英文术语译成“后毛泽东的中国”，给中文读者的印象就是“毛泽东后期”，而不是“毛泽东以后”。同理，把Post-Communism译成“后共产主义”，给人的印象是“共产主义的后期阶段”。但后期阶段在英文中是Late-而不是Post-。
英文学术名词有许多均是以Post-开头，所以这个前缀如何翻译关系到很多重要概念的准确理解，1984年中国出版了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名著The Coming of Post-Industrial Society，译者高铪、王宏周、魏章钤将书名译为《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我在《读书》杂志上曾就他们的译名作过一点评论，现引录于下：
高王魏译本很出色，只是Post-Industrial Society一语他们译作“后工业社会”，这恐易在中国读者中引起误解，以为指的是工业社会的后期。对贝尔的这个概念如何译，涉及到如何理解他所探讨的这种社会的性质。这种社会只是初露端倪，尚未成熟到能够给它明确命名（即定义）的程度，因此贝尔称之为Post-Industrial Society，“是为着强调这些变化的间隙性（interstitial——在裂缝之间）、过渡性”（引自贝尔原书“序”），意即他所讨论的那些趋势已经超过了工业化社会的界线，但还没有完全地形成为边界清晰的一种社会形态。我主张将之译为“工业化后社会”。[i]
汉语中表达Pre-这个意思的不是“前”，而是“先”，意即“先于”。中国史学上的“先秦”便是指秦始皇统一中国之前的时期。诚然，有的读者会争辩，类似的译法已经约定俗成，稍通英文者不致于太误读误解。我的观点则相反：规范汉语已经可以解决的问题，翻译时就不应只图省力气而降低汉语标准。况且，中文读者里更多的是不甚通英文的，他们对外来理论的精确把握，靠的就是符合语言规范的准确翻译。
类似Pre-和Post-这样的简单前缀之翻译虽然也引发过一些困惑，相比起来，内涵丰富的复杂概念的误译之后果就更加严重。
例二。1988-1989年春在中国大陆进行过一场以所谓“新权威主义”闻名于世的大论战，这是中国的知识分子为当时陷于危机的改革事业筹划出路的极具意义的一次尝试。这场大论战的焦点在于：在中国当时的体制条件下，没有政治民主化的改革，可不可能实现经济体制的彻底转换和中国的现代化?一方认为：在高度集权和专制的政体下推行经济体制转型不但可行，而且是像中国这样的后发展社会走出困境的唯一有效的道路。另一方则认为：只有积极推展政治民主化的改革，才能为中国长期稳定的经济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ii]
这场争论中出现了很多认识上的混乱，把New authoritarianism译成“新权威主义”是突出的例子。首先让我们从authoritarianism的形容词词根来辨析。在Webster‘s third New International Dictionary里，对authoritarian的译意为：
1：of，relating to,or favoring a principle of often blind submission to authority as opposed to individual freedom of thought and action
please quote the original source if you are going to use this paper
 
文章来源：http://www.china-review.com/main.asp?title=华人社会里的西方社会科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