空军有个潘顾问 [作者：潘涌]

“顾问”一词，现在的年青人可能都不太熟悉，它是我党我军废除终身制世袭制之前的产物。军队师以上机关院校设军事顾问一职，党中央设顾问委员会，前后寿命有十年，可能是邓小平所创。这是后毛泽东时代重大干部体制改革的前夜，意在让一些久呆一职或年事已高的老干部让出位子给新进的干部，年纪大的安排离休，岁数不够的调整职务做顾问工作，并再三强调不可打击报复排除异己。一九七八年，父亲五十五岁，赶上了第一批顾问，西安通校潘顾问就是那时叫起来的。
父亲潘斯福五九年到空军任情报部副部长，到了七八年已经当了十八年副部长了。那年父亲接到调令怎么也不相信，明明是司令部党委研究决定并谈了话到空工当正师职顾问到了正式批文改为到西安通校当付师职顾问，原来是空军司令张廷发最后做了手脚。最要命的是空军张廷发时代要求这样调出的干部三十天内人走家搬，家属子女户口一律迁出北京，当时小妹妹潘雅正在上高中准备高考。我后来问过父亲，文革已经结束两年了，为什么空军还要这样做呢，坚持不搬行不行，小妹妹还要在北京准备高考呢。父亲说，不行，先是拆电话，后是派人每天上门羞辱，最后是派战士往外扔东西，我和你妈不愿让人捉弄，决定按期离开北京。我真后悔当时不在北京，要不然记录这段历史会更有人情味了。父亲说最后一次离开空军那个著名三角翼办公楼的时候，只带了一个指南针。
今年春节利用拜年机会我同大黑子谈起了那段历史。我问大黑子，像我爸这种情况，按现在的话是精英选调到空军工作的，一直是老老实实从事他心爱的情报工作，从来不染人事政治，为什么后来的结果会是这样呢。大黑子说，你爸那种情况在空军叫“晾晒”，既不整你也不用你，最后处理一下了之。中共建政以后很长一段时间是守摊子时代，不需要精英，正常的干部选拔制度演变成了溜须拍马制度，到后来谁拍得响谁最会拍谁就能得到提升。空军党风不正开始于吴法宪，完全打破了刘亚楼时代唯才是用格局，专提溜须拍马干部，狂整对立面干部和家属子女，最后把空军的指挥大权交给林立果指挥一切调动一切。耿薇薇文革时只有六岁，她现在称这些干部是坐飞机上来的。到了张廷发时代完全是另一轮封建官场制度重演。
共和国要发展，空军要壮大，还是需要精英的，这一点大家从汶川大地震就可感觉到。国家民族关键时刻，精英显山露水，那么，平常时光就是溜须拍马者吃香喝辣的岁月了，这是几千年来的中国官场之道，到了现代空军时代也没有改变。八十年代空军大院就传出“南王北马”之说，既广空的王定烈和西北的马师长，这两人都因为拍张有功先后当上了空军参谋长。从个人感情角度说我对这两人感觉都很好，马参谋长的儿子马军我们还是好朋友，曾经在桂林合影留念，那时马军已经不好意思说他爸是马占民了，我真想说你爸那一飞机银川滩羊皮送得可真及时，张司令回到北京调令就到了。需要向历史解释的是，张廷发得势以后狂整空军机关干部，是他有怨，他的长子文革死于非命，这两位参谋长本无冤但不谋军，从当打手可就不值当了。大黑子最后说，开始我们都同情张小翔之死，最后张廷发把自己将成死棋，不知谁还同情。
写到这里，网友也许会问，张廷发是邓小平的人，最后为什么后来要被邓小平坚决拿掉呢。我个人解释，张廷发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二个年羹尧，他像年羹尧有恩于皇上最后有罪于皇上一样，开始有恩于邓小平最后有罪于邓小平。先把魏锦国、袁正元调到空后空政作耳目，再把像父亲一类知根知底的老机关干部清理干净，张廷发在空军搞起了一手遮天。他每到一地，要求当地团以上干部列队在机场走正步，他的专机一到由他检阅，实际上搞的是变相“仪仗队”。张廷发到济空视察，他的秘书要求济空按中央最高领导规格接待，说张廷发现在不仅是空军司令还是中央领导。济空当时就反应很大，不知中央又发生什么事了。
说到邓小平的人，张廷发在二野解放大西南的时候是作战科长，但光凭这一点是不够的。在毛泽东去世之前，张廷发做了一笔最圆滑的官场投资，一边在一天深夜专门登门拜访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正在落难的邓小平，当时这种行为是没有太多的老干部有胆量做的；一边为“四人帮”让出在天安门附近的空军东交民巷招待所作为首都民兵镇压北京群众的大本营。后来华国锋得势，又天赐良机，打听到华国锋的儿子正好在西北一个空军油库当兵，立刻调到北京空军机关保护起来，送上套近乎的见面礼。华国锋正好也需要军方支持，张廷发、苏振华不久成为中央军委两颗新星，同时进入政治局。这些内心深处的高级官场之道就是身边阿谀奉承的人不知能看明白多少。这是著名的三角定律，用现在投资的话说，鸡蛋不要放进一个篮子里。
说到知根知底，二野解放大西南的时候，父亲正好也在二野机关。从时间上推算，父亲应该是先在西柏坡按叶剑英的部署唱中央机关的“空城计”，截收破译傅作义重要来往电报，宣布北平和平解放后，随四野南下，在湖北秭归渡江，进入二野总部机关。在二野三号首长的作战动员会上，母亲第一次见到父亲，记忆最深的是个小小个子。大西南地域辽阔，国民党军队在向南逃窜，二野大军已找不到追击方向。就是这个小个子几天后侦听到国民党残军与台湾总部联系电报，最后断定残军指挥部设在昆明，刘邓大军全部杀向昆明，整个大西南不日宣布解放。
父亲立大功名字上了刘邓大军的功勋榜，但立大功缘由知道的人一直不是很多。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党中央已按功劳大小换句话说对中国革命贡献大小给了每个参与的人军衔级别，今后的路要靠自己走了，而且党中央再三强调，不要躺在功劳簿上睡大觉。我曾问过父亲，老干部后来都找靠山，一级一级往上拍，你和张廷发又这么知根知底，为什么不拍呢，多好的机会啊，换个人想拍还没有机会呢，为这事我还责备过父亲。
父亲对我的提问一直沉默，多年没有正面回答过，我总以为他脑袋死板不会拍。后来我研究空军文革走势，张廷发是万万拍不得，是凶多吉少。跟张廷发站一条线，吴法宪那边不会答应，那边的造反派把张廷发往死里横整，儿女死的死，同农民结婚的结婚。魏锦国拍了，自己到干校劳动改造不说，重要的是对处于成长期的儿女失去保护，他们的自尊心受到极大伤害，有一个至今不出家门一步。像我在空军大院当时的情况不用说先抓起来，就是判个十年八年也不为过，而且我还有一大堆妹妹，她们要面临上山下乡走向社会，女孩子多又是数不清的烦恼。当然吴法宪那边是更不能去了，张廷发翻过身来，公仇私报，像一头饿极了的母狮最后连犊子都敢吃。
说到张廷发有罪于邓小平，是因为邓小平要改革开放，要空军服从全国改革开放大局，出让部分军用机场发展民航事业，张廷发坚决和中央叫板死敲，潜含义是：我是空军司令，你们谁能动得了空军。国家要开放，先要打开航路。改革开放前许多地方是空军民航共用一个机场，那时民航航班很少，主要为空军训练使用，像昆明桂林杭州都是这种情况。外国游客来了看到天上飞的，地上摆的都是战斗机，没有安全感，在桂林还发生了军机与民航班机相撞飞行事故，张廷发曾指示空一所事故分析组，一定要把相撞原因安在民航身上。还有一些机场离市区太近也需要停飞，否则实在影响城市建设和危及市民安全。中央派李先念同张廷发谈话，张竟发火拍起了桌子。又一个年羹尧，邓小平不办，没人办得动了。
写到这里，网友特别是空军一次文革和二次文革都受到重创的空军网友可能会问，潘顾问调到西安，生活待遇没有降低，还有住房，我们可是家破人亡妻离子散啊，为什么许多事比我们记得还清楚。张廷发战车上的干部也会说，是这样，我们还给了顾问当吗，当年还专门派袁正元到西安看潘顾问，干嘛把我们的名字都列出来。先要说明的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一个空军进入派性权利之争后来刀剑相对已是国家民族空军的不幸，很多当事人，包括张廷发，潘顾问后来都是受害人，有的失去名节，有的失去前程。空军是中国社会的一个缩影，空军是这样，我想中国社会也是这样。写清脉络，警示后人，但愿历史不再重演。有的空军网友就问过我，当年老父没有拍吴法宪，去了五七干校，为什么许多人也没有得到重用，只是草草安置。我说，当年你们还小，后来也没有人敢这么说清楚空军文革脉络。
为什么说潘顾问也是受害人呢，共产党人听党话，哪里需要哪安家。我现在每天没事儿，开始琢磨父亲当年的心理，我觉得他感觉受到了一种人身侮辱。后来我从各个方面收集来父亲的简历，有的事情原来知道，更多的事是不知道。这时我才肃然起敬，发现他是抗日干部中一颗闪亮的星星，他几乎经历中国革命所有重大事件，而且都是功业突出。在南泥湾他是劳动模范受朱德嘉奖，在西柏坡执行叶剑英的“空城计”是他，北平和平解放有他，解放大西南有他，解放海南岛有他。五五年在武汉完成“赵家条破译”是他，六二年对付美蒋高空侦察机有他参与组织。一九六五年，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成功访问东南亚后，在人民大会堂与王光美举行国宴答谢参与保卫的各级人员，父亲作为军方唯一代表应邀出席，缘由是破译克什米尔公主号密电有功。文革一声炮响，先是万岁声，后是马屁声，父亲还是坚持做完最后一个项目，在空军工程学院成立外语系。对于这样一个人物，张廷发在职务和搬家问题上捉弄他，是不是犯了“士可杀不可辱”之大忌。
一九七八年十月，我第一次见到已到西安通校当顾问的父亲。我对父亲说高考分下来了，五门主科平均分是七十分，上大学没问题，我又说，别看我一天英语课没上过，还考了59.5分。对世道极为敏感的父亲一下跳了起来。三天后见到29师要求我速归的模棱两可电报。父亲还亲自对码，说怎么把电报发成这个样子。
后来的几天，我看到父亲在通校的校园里有说有笑，见谁都打招呼。他向我介绍，原来通校就是张学良西北军营，当年团以上军官跳舞的那个舞厅还在，现在是通校的仓库。
父亲指着一个高个子教员说，他长得像毛泽东，过几天就要到北京试镜头去了。父亲要带我去拜见齐校长，刘政委，还有空军大院来的莫付政委，刘琦副政委，我说，这些都不急，容我回29师先到大学报到再说，以后来日方长。
都是儿女好比什么都好，美国这边也有说法，耶鲁、哈佛哪只是儿女想进，是父母想跟着一块儿进。
打仗，要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目的是不暴露目标，别人死，你活着。还有一种说法是兵不恋战，见好就收，因为有的时候，你没有太大的能力一下将对方致死，一旦人家获得喘息机会，那可是要你的命的时候。世界上有很多事是相通的，有人用到股市，我用到写文章。每抛出一个改变人们思维的重大主题，开始一定要小心翼翼点点滴滴，只能点射，不可齐发。
现代中国社会里很多家庭都与军队战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美国这边也是一样，我在酒庄里卖酒，到酒庄来的美国老人可以说百分之九十九的人都服过兵役。早几年还可以见到参加过二战西西里登陆的老兵，可现在这些人绝大多数都不在了。前几天一个七十四岁的美国老人来买酒，他买的是黑人常喝的最便宜的伏特加。我问他您这么大岁数了还喝这么便宜的酒，他说是为别人买的，自己一生不沾烟酒。我又问难道你没当过兵吗？大家都知道美国兵是骆驼香烟伏特加。他自豪地说，韩战时当的是海军，那时也不沾烟酒。我说你真个别，我的酒庄要是开在你家对面可赔死了。
我家是个传统的军人家庭，又是一个特殊的军人家庭。说它传统，它像其它许多军人家庭一样，大家都从战火中走过，都经历过文革乱军厮打；说它特殊，就是一直平平安安，没成死棋，现在看来，平安就是福。人平安了，说明还活着，人还活着，说明还有机会。在这既传统又特殊的环境中，七口人中三人，潘顾问（父亲），小妹和我，极具个性，走到哪里都要留下历史的印记，所有熟人中多少年后最想打听的也是这三个人。我爱折腾，在美国开酒庄也不甘寂寞，十年中上了四次电视，三次报纸。潘顾问和小妹则是两例不同个性，先说说小妹。
《潘顾问在西安空军通校》上篇发出后在感动着千千万万海内外读者，大家都回首往事，再三沉思，我想，最伤感的要数小妹了，当年的那步潘顾问到西安的恶棋差点把十六岁准备高考的小妹给将死。当代的中国父母，不上班不挣钱，也要照顾子女高考，如今条件更好了，自己一生不吃不喝，也要把子女送到美国来读书。现在全美国有上万个大陆孩子在美国大学读本科，我想不会全部都是高官巨富的孩子。十六岁是女孩子的花季，当年的小妹只顾自己活蹦乱跳了，还没有预感到她的人生将会发生重大变化。我这里不是说小妹不能到西安继续读书考大学，而是说，对于未成年孩子，一旦改变她熟悉的成长环境，就容易会失之毫厘，谬以千里。现在不论是国内还是国外，家长都以孩子毕业为一个学习周期，再考虑转学的事。
我比小妹大九岁，几个妹妹中接触最多玩的最多的要数小妹了，特别是性格方面极为相近。记得我当兵后第一次回到北京家里，小妹几乎要把我粘住，我问这是怎么回事，母亲说小妹是要你给她买糖，但嘴上不说。母亲说，这个小妹哪都好，就是学习成绩不好。我和母亲的谈话可能已被放学回家的小妹听到，她老远用刚得了五分的作业本遮住脸，慢慢走近了，然后一声大笑。母亲还说，家里买了个手风琴让小妹学，结果是小妹看着同学拉，半年后同学都学会了，小妹还不会。
潘顾问接到调令后一个月，小妹随父母到了西安空军通校，接着上了通校附近的延光厂高中。那个年月全国人民都忙着文革斗批改了，北京都没有太多的好老师，就别说西安了，我清楚地记得，外地很多高中都没有英语课，不过那时英语考试只算辅助分。我上安大后的第一个暑假见到小妹，那时潘顾问还住在招待所里，我问小妹西安中学怎样，小妹说，差极了，老师都说陕西话，英语老师只会一些简单句子，发音也不标准。父母也开始担心，这样下去是考不上大学的，当时还是全国统考，那一片单位的孩子考上大学的不多。小妹问我，哥，你的英语是怎么学的，我说自学的，现在好了，可以跟着电视学。从那天起，我发现小妹懂事了。
也是那年夏天，我发现家里有一辆新的飞鸽牌自行车，小妹骑着每天到延光厂上学。一天我骑了出去，到了西大街上，被几个陕西人围住，问我是不是来这里要卖这辆自行车，并说，如果愿意卖，愿出比发票多二十元的价格买。我立刻感觉是发财的好机会，我让那几个人在通校外面等着，回去对小妹说把这辆车卖掉算了，可以挣二十，小妹也同意了。潘顾问知道这事，说这辆车不能卖，是通校后勤部的阚部长在分自行车票的时候，偷偷留下一张，为小妹上学用的。看来小妹同意卖车，她已暗地决心离开西安，后来她确实走了，从此再也没有回过西安。
读书能改变人生，在改变人生，时时刻刻都在改变着。年青的朋友们，有一分机会，就有一分希望。可想而知，当年的小妹回到北京，空军大院已没有住房，进了鼓楼六平米的小屋，她是怎么把握高考这重要的机会的。已没有父母在身边呵护，在本来安定又变成紊乱的环境下，既要完成高中课程，又要自学英语。高考前半年，也就是八零年，我连续同她英语对话，发现她已经非常入道了。那时她也有感觉，哥，你的英语行吗，怎么说起话来老是结结巴巴的，而且翻来覆去老是那几个词。
小妹有英语天分，但这天分到底有多高现在无法测算，可惜的是岁月没有给她太多的机会发展成像安大同学胡移风一样的语言大师，她北京语言学院毕业后被分配到北京护校教书。有一年，我在空一所开办英语班培训空军大院机关干部，想借学术会议的机会到西安看望父母，顺便再到空工风光一下，把小妹叫来顶课。我回来后，机关干部反映小妹教得比我好，英语讲得也溜。我说这事你们谁也不能给泄露出去，谁泄露出去了，我就在谁的部长面前说他英语不好，今后别想出国。
小妹也给过我一生唯一的一次带导游团机会，是一个美国来的一百多人 VIP 豪华旅游团。如果记忆力没有错误的话，美国飞虎队陈纳德的遗孀陈香梅女士也在里面。那个时代大陆还相当贫穷，陈香梅讲话慢声喋气的，大家都忍着。最后一天的晚宴上，来了一位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他见我喝啤酒，就说这是哪的翻译，怎么喝起啤酒来了，我说我们空军的翻译都是先喝再翻，要不然词不达意，英语也讲不溜。后来小妹说，那个旅行团让你们给搞砸了，再也不会来了，走的时候连款都没付。
后来小妹的路一直有其独到的特点，避开复杂的人事关系和强烈的社会竞争，别人看不好的时候，你看好，别人一拥而上的时候，你急流勇退。也许是潘顾问到西安那次意外的事件让她因祸得福，让她小小年纪贴近了社会。我有看事物发展的眼光，但怎么学也学不会。大家都知道小妹开饭馆获得巨大成功，现在还有人打听“大学生酒家”到哪里去了。大家看不到的是，小妹的成功后面还有一个不声不响的人物，她的丈夫小魏。
我研究过小魏，抛开门第出身不谈，因为大家往前翻一辈都是农民。小魏是个心灵手巧，动手型人物，他像我如今品酒一样，仔细专研各种菜系。在开饭馆的时候，我曾陪过他到不同饭馆采风，他每见到一个新菜，回来都要试做，觉得合适，再上大学生酒家的菜谱。我同小魏一起来的美国，他觉得美国实在不适合他发展，四十天后就回去了。在美国的那几十天，我俩一起偷学做日本寿司，白天先看厨师做，晚上回到家里开练。不过小魏学得没我快，一天他终于说，大哥，我服了你了。小魏走后，我开始正式上岗，美国人问我从哪来的，我说刚从日本北海道来。
经过人生惊涛骇浪的人，一般地说最后都会平静地归入大海。我观察到西安后的潘顾问，发现他在一点一点地返璞归真。开始他还听一些广播，看看报纸，后来干脆两耳不闻天下事了。八零年，潘顾问进了通校机场干休所。干休所所长看着里面的干部都这么年轻，个个一头黑发，提出老干部每天六点起来出操，他计划把一个高音喇叭架在离潘顾问家不远的过道上。潘顾问带领老干部坚决反对，说我们进干休所就是来休养的，哪是进来听广播出操的。
有时候进入大海前，还会掀起一点点涟漪。过去我总觉得国家把改革开放第一个机会给了个体户，其实一些有眼光的老干部也在小试牛刀，只不过他们是心有余而力不足了，不过他们同在职贪污受贿不一样，是在用自己的存款老底试一把。八十年代初，养蜗牛盛行，这股风也吹进了干休所，大家都想抓住机会发上一笔财。潘顾问同我不一样，从来不谈自己的过去，全干休所只有一位干部知道潘顾问的老底，上门劝说潘顾问出面鼓动一下，这里面你最权威。我有个妹妹听了那次潘顾问大会讲演，听后感觉句句到位，全干休所上下浮躁，每天都有带着钱找潘顾问要求入股的。那次养蜗牛风实际上是个入套骗局，还好头是干休所引的，最后干休所把大家亏的钱给补上了。
失败一次，再来一次。八十年代末期我正在中关村闯荡的时候，曾收到潘顾问的一封亲笔信，信中说，他们几个老干部合计投资开一个铜马厂，生产供旅游点卖的小铜马，小铜车，让我在北京帮他们找销路。当时我就感觉很不好，离休了，应该在家里好好呆着，怎么能和年青人一样每天想着挣钱。后来事实证明还是赔了，这次赔钱干休所可不管了，从此这事成了潘顾问的一块心病，据说赔了八千块。
早年退下来的老干部同现在的年青干部不一样，我曾经多年在干休所老干部中扎堆，没有听说过他们私下议论后悔在职时没有多拿一点。有一年在从西安回北京的火车上，我同一位退伍的空军部队司务长聊起来，他说，大哥，我干了四年司务长，你知道我拿了多少，抓起来早就该判了。我也常听到一些老干部后代在议论，担心政权最后落到这些人手里，别看不争不抢，实际上贪污的钱几代都花不完。后来国家不断提高老干部的生活待遇，再加上年纪越来越大，没有人再想投资的事了。可是潘顾问为那笔投资的事多年让他不开心，经常喝闷酒。人到老年，看问题的方法，对失败的承受能力，都在发生着质的变化，许多年青时能承受了的事到了老年反而承受不了。
人生的路往后走是先回到壮年。空十一军有个招待所早早就开始对外开放，好像价格也不是很贵，经常有台湾成群结队的旅游团入住。我看到那些台湾人都是壮年以上的老头，问潘顾问，那些人是干什么的，潘顾问说，都是台湾来的陕西籍老兵。我看到潘顾问经常有意无意要到招待所门口停留一下，可能想起了什么，又想说什么。
再往后走是回到青年。据我妹妹回忆，有一天，潘顾问想起了他在延安时的两个最好的小伙伴。那时他们都才十几岁，相约到延河去玩，突然遇到延河发大洪水，那两个小伙伴眼看着被洪水卷走了，潘顾问哭着说，今年正好是他们去世五十周年。我个人感觉，潘顾问后来感觉官场孤单，如果那两个小伙伴在一定会互相搀扶一把。
最后回到童年。潘顾问每天盼着我，就像我儿时在空军大院的时候，每天趴在窗台上等爸爸回家吃饭希望看到爸爸肩上多了一个星星一样，期盼着我成功，不过那时我也不争气，正在南苑四小旁开着烟酒店。
一九九八年深秋，潘顾问终于平静地归入大海，那年他七十五岁。也是在那一年，我买下了我的小酒庄，从此长兄为父了。需要补充一点，潘顾问最后几年不如老红军活得坚强，还是老红军命硬。
潘顾问（潘斯福）工作简历
1938年9月入伍，在内蒙古大青山参加八路军120师李井泉部队，当时李井泉任支队长。
1939年2月入党，这两年打日本，收编地方武装（日伪军），因战绩突出，受到首长表扬并给予物质奖励。
1940年1月，随李井泉到延安，同年4月到军委二局学习无线电，先后任报务员、台长、组长。
1944年？月，因工作成绩突出，受到军委朱德总司令的亲笔题词嘉奖，题词为“生产工作成绩兼优”，并发奖金一万元。
1945年7月，抗日战争胜利后，调晋察冀军区二局任科长。在解放战争期间参加了华北战役，如石家庄战役、张家口战役和平津战役。北京解放后调四野二局任科长，进军中南武汉、长沙，参加了衡宝战役、广西战役、广东战役和海南岛战役。在解放战争中立有战功，被授予“人民功臣”称号，并记大功奖励。
1949年10月，任总参三部六局副处长、处长。
1955年？月，被国防部授予上校军衔。
1960年5月，为发展技术工作调空军情报部任副部长。
1978年3月，调西安空军通讯学校任顾问。
1980年11月，在西安机场干休所离休，正师职，行政11级。
1997年？月，回北京空军南苑干休所。
1998年10月，在空军总医院病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