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刘衡旧作：241队散记(1954年记)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7 20:49:27
地质勘探者的幸福
访问241队以前，有人告诉我：“地质勘探者是些开天辟地的人。他们开进荒山，支起帐篷，在精光的石头上建立生活。等到新的工厂要盖了，他们又转移到另外一个阵地。他们不断地艰苦奋斗，把幸福留给将来、留给后来的人。”
在访问241队以后，我感到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另外一半是：地质勘探者在现在也是十分幸福的人。
“这是宝山富地大铁矿”
人们说：地质勘探者是“找宝的人”，是“工业建设的前哨、尖兵”。241队的勘探队员爱把自己比作“眼睛”。物理探矿队的冯永义说：“我们是地质工作的眼睛，能看穿一切地层。”化验室的邵伟源说：“我们是地质工作的眼睛，能看到矿石含铁、含硫的成分。”北京地质学院来实习的大学生贺书严（注）站在高高的山顶，放眼四望，就忍不住要做诗：
“我们是工业建设的眼睛，
能够看到地球的内心。
我们看见了地球的秘密，
嗬，做了真正的地球主人！”
人们到山上来，看见了无边无际的草原，又高又远的天。看见了一个接连一个的山包包上，斑斑点点地嵌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和像石头一样的羊群。
勘探队员到山上来，不光看见了别人所看见的，还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
普查队的同志腰挎铁锤、手把罗盘，嘴里唱着：“山啦，岭啦，哪能挡得住？江啊，河啊，咱要跨过去！”满山遍野转一转，他们就看见了：山不光是山，石头不光是石头。在山上面，在石头上面，他们看见了花岗岩、石灰岩。把锤子到处敲一敲，就看见了：“铁”！
钻探队的同志竖起尖尖的钻塔，一边喊着“打到地球中心去”的口号，一边把矿山戳上几个极深的窟窿。他们手扶给进把，仔细地倾听着大地母亲的呼吸、心跳。然后，取出岩心，化验一下，计算一下，就看见了：铁矿胎儿的胎位、大小、长了一副什么样子。
人们跑到山上看了一看，说：“这是荒山野地乱石头。”地质勘探者跑到山上看了一看，说：“不！这是宝山富地大铁矿。”出现在他们眼睛面前的，是一个富饶的奇妙的科学世界——这就是地质勘探者“职业的秘密”。二四一队地质工程师陈锐告诉我：“外边好多人说：‘你们整天跟石头、砂子打交道，太单调、太枯燥了。’‘你们成年累月在荒山野岭奔跑，好苦哟！’其实，野外才是我的家，是我用武的地方。”
苦过去就有一股甜味儿
可是，野外工作毕竟是艰苦的。
修配间的王立成对我说：
“真不晓得从哪儿来的那样多那样大的怪风，整天呼噜呼噜，跟打雷一样。电线也是整天呜里哇啦乱叫，石头、砂子打得木板房子乒哩乓啷直响，把人的耳朵都要吵聋了。灰尘刮得哪里都是，连太阳也看不见了，人都看不清了。
“那天，马士骥，我们修配间那个瘦瘦小小的学工，提了两壶开水，在风地里走。那风啊，一阵一阵的大，一阵一阵的紧。突然，他的帽子吹掉了，水壶吹跑了，他自己——哈，吹得在地上转了两个圈。”
汽车队的赵福庆也告诉我：
“这里九十月间就会下雪。一下雪，嗬，就明年见！今年怎么也化不了。
“天下开了雪，你就不要指望它会停上一停。下雪的日子它要下雪，不下雪的日子它也要下雪——你猜怎么的？就是那风呀。风把高地方的雪刮走了，扬得满天都是。这风，就是我们这儿有名的白毛旋风。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在草原、牧区，就应该有白毛旋风。要不，雪把草儿盖严了，羊到哪儿找饭吃？”
我想：“这样坏的天气，在嘴边说说倒挺有趣，要是在这里边做工作，就苦了。”在一次青年人的座谈会上，我刚把我的想法说出嘴，“嗡”的一声，惹起了勘探队员们热烈的反对：
“这是‘分工’嘛！有的人分到高炉旁边炼铁，多么热！有的人分到冰湖里打鱼，又多么冷！地质勘探者分的工是找宝，什么苦地方都得去。”
“哪样工作都有哪样工作的‘苦处’，问题是看你能不能吃‘苦’。苦过去，甜就来了。”
会上，水文地质队的队长辛奎德向我们讲了他自己的体会：
“前些天做流水速度试验。我们把萤光红（一种颜色）丢进河里。每隔一个钟头就要到观测孔舀回一瓶水，用比色计测一测水的颜色、深浅，把它制成图线。然后根据图线，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河水的速度、大小。
“河水日夜不停地流，试验工作半夜三更也要进行。
“我们住的地方离观测孔有四五里路远，要走着去，走着回。白天倒没什么。一到夜里——嘿，你去吧？天又黑，风又硬、锥在脸上真是疼！
“当时我想的是：你不去行吗？这里要盖工厂，要开铁矿，没有水行吗？不行的！机器要用水，人也要喝水。
“你光把水找到了，行吗？也不行的！你还要找出水有好大。你不晓得水有好大，工厂怎么设计？设计大了，水供应不上，就要浪费国家财产；设计小了，铁的开采速度就小了，工业化就要推迟——你们看，我们的责任多大！
“我一想起责任，什么也不管了，拿了个瓶子就出了门。
“大北风迎头刮过来，顶得我走不动，我就闭着气对着它冲。大北风迎头刮过来，噎得我出不来气，我就背过身子退着走。一路冲，一路唱，一脚高，一脚低，一会儿，我就到了观测孔。一看，时间正好！我把瓶子灌满水，捧着我的宝贝，又是一路冲，一路唱，一脚高，一脚低，我回了家。
“一回到家——哎呀，我的手也麻了，脚也湿了，衣服上尽是泥巴，浑身难过得像针扎了一样。可是，这时候——正在这时候，忽然在我心头涌出一股甜味儿，因为我已经完成了人民交给我的任务………”
这是苦过去就有的甜味儿。是只有忠于人民事业的人才有的甜味儿。我知道，这甜味儿就叫：“幸福”。
幸福在哪里？
对于地质勘探工作的苦、甜问题，241队的青年们还有很多体会。
水文地质队邵时雄说：“我看，搞地质勘探就没有什么苦，只有无穷的乐处！光拿自然条件说吧，风又不是天天刮，雪也不是天天下。那样好看的草原风光，在大城市里能享受得到吗？
“有时我做夜班，守夜守到天明。我看见天空一点一点发亮，远远现出一道弯弯曲曲的黑线，画出了山的*廓。一会儿，满天星星都看不见了，太阳升起，那样红，那样鲜艳，一点不刺眼睛。我亲眼看见它升上来，跳了两跳，像一个顽皮的大皮球一样。突然，万道霞光，烧红了半边天，整个草原铺满了金子。这时，画眉鸟在唱，百灵鸟在唱，金黄金黄的牛群在低头喝水，雪白雪白的羊群像是受了什么惊吓一样，一个挨一个地奔跑。草原立刻热闹起来了，到处都是光，都是声音，都是颜色。我浑身都是力量，我要唱，要跳，要大喊，连心都要冲出来了！
“我很希望我们的画家、诗人、音乐家们，能够到这里来。”
“我在工作中找到极大的愉快。”地质队胡维兴说：“我们研究的尽是些地底下的事。什么地方有什么岩石，什么地方有什么矿。我们都要预先计算出来，画出‘理想柱状图’，挂在钻机房里。我们说，100公尺的地底下是铁矿。果然，钻探工人钻了100公尺左右，就拿出含铁的岩心。那时你看我们笑啊，叫啊，就像这个铁矿不是原来就有的，而是我们几个人亲手把它创造出来的一样。”
“我最高兴的是把我训练成一个机长，能给国家多做点事。”钻探队杨进祥说：“我原先是拉三*的，连钻机是圆的是扁的都没见过。来到钻机房，老师傅张建勋手把手地教我，一滴一点地给我讲：‘升降钻具要手快眼快脚快。眼看上面，手扶升降手把，脚踏自动闸，一齐动作！’‘扶给进把就跟医生号脉、听诊一样，耳朵要听，手要摸，要感觉。’头一回*纵给进把，看见两尺长的岩心从岩心管里跳出来了，我就不让地质科那位同志把它打碎。地质科那位同志笑了笑，没有打碎，把它拿走了。以后——当然是打碎啦，不光是打碎了，还把它磨成了粉。你说，不磨成粉，怎么能进行化验？可是，当时我就不让他在我跟前把我的岩心打碎！”
对于地质勘探工作的苦、甜问题．241队的老地质工作者们的体会也是很深的。
“如果要说苦，那是指我们的过去。”做了十多年的老地质工作者李毓英沉重地说：“南京解放的时候，我在伪中央地质调查所。军事代表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说：‘希望有个抚恤条例’。你听，这有多惨！
“在那个社会，我们的生命是没有保障的呀！我们到野外去，中午吃不上饭，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闹得很多人得了胃病。
“得了胃病倒不怕，要是在山上碰见土匪，或者是什么豺狼虎豹，那你就完了！不光是你自己完了，你的老婆、孩子一家人都要跟着完了，他们连一个钱的抚恤金也领不到！
“1944年，许德佑、陈康、马以思三位先生在贵州勘探，他们被土匪捉去杀了。当时地质界同人好不心伤，就在四川北碚开了个追悼会，一边哭他们，一边也哭我们自己。会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说；‘干地质就要不怕死，怕死的不要干地质！’你听，这就是我们那个过去！”
“现在，早已不是领抚恤金的问题了！”241队副队长严坤元意味深长地说；“我是1950年5月最先一批到这里来的，我知道这个变化。那个时候，这里又有土匪又有狼。我们一共才20几个人，可是，派来保护我们的，就有一个骑兵连、一个步兵排！
“我亲眼看见这里的土匪被肃清了，狼被赶跑了。我亲眼看见这里的人一天一天增多，房子一天一天盖起来。现在，这里电灯、电话、收音机都有了，银行、贸易公司、新华书店、理发馆、澡堂样样俱全，还不像个小城市？这里10天、8天就有一次电影，过节还有慰问团来演戏……”
“不光是在生活方面，在工作方面我们也感到深深的幸福。”李毓英接着又说：“以前我就不知道搞地质勘探工作有什么用处、解决什么问题。解放以后，我才知道搞地质勘探是为了开采，为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任务真光荣！以前，我老愁日子过不去，现在，老愁日子过得快！你说，当你感到你的聪明才智都能发挥出来，为人民服务，而人民又是那样的需要你，你还不是一个最幸福的人吗？”
1954年11月
（注）1979年，我作为“独立大队”，到山东漫游。有天晚上，招待所住进了一位中年妇女。她说她是地质学院的，50年代在241队呆过。我问她认不认识贺书严，她惊叫了：“我就是的！”再一谈，原来她也是刚改正的右派.....这正叫“无巧不成书。”
[跋]这是人民日报老记者刘衡先生发来她早年写241地质队的一篇报道，问我其中有没有认识的人，一看，其中的胡维兴、贺书严都是我在北大地质系的同学 ，胡是我的学长，当过远征军，从印度打回来的，但文革中却因此而大挨其整；几年前在五柳村发表有他的回忆录《风雨七十年》，中央电视台“见证”这个节目的制作者，就是从网上找到他的回忆录，再找到了他，请他谈了当年在白云鄂博的情况，有他不少镜头。
贺书严比我晚进北大两年，贝满女中来的。原来我进地质系时，一个女生也没有，而她那一班来了好几个，所以特别瞩目。干地质要爬山涉水，很艰苦，所以在她们来以前，中国几十年中培养的女地质人才不足十人，我没记错的话，这回一下子就来了八个，那是她们当年一心为了祖国尽快现代化而作出的选择。别的我不多说了，我只是想说，这篇报道的确真实地记录了那个年代地质人的真诚和期望，把它发表在这里，重温这段历史，应该是有意义的。
---陶世龙，2007年4月11日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
访问241队以前，有人告诉我：“地质勘探者是些开天辟地的人。他们开进荒山，支起帐篷，在精光的石头上建立生活。等到新的工厂要盖了，他们又转移到另外一个阵地。他们不断地艰苦奋斗，把幸福留给将来、留给后来的人。”
在访问241队以后，我感到这话只说对了一半。另外一半是：地质勘探者在现在也是十分幸福的人。
“这是宝山富地大铁矿”
人们说：地质勘探者是“找宝的人”，是“工业建设的前哨、尖兵”。241队的勘探队员爱把自己比作“眼睛”。物理探矿队的冯永义说：“我们是地质工作的眼睛，能看穿一切地层。”化验室的邵伟源说：“我们是地质工作的眼睛，能看到矿石含铁、含硫的成分。”北京地质学院来实习的大学生贺书严（注）站在高高的山顶，放眼四望，就忍不住要做诗：
“我们是工业建设的眼睛，
能够看到地球的内心。
我们看见了地球的秘密，
嗬，做了真正的地球主人！”
人们到山上来，看见了无边无际的草原，又高又远的天。看见了一个接连一个的山包包上，斑斑点点地嵌满了大大小小的石头和像石头一样的羊群。
勘探队员到山上来，不光看见了别人所看见的，还看见了别人看不见的。
普查队的同志腰挎铁锤、手把罗盘，嘴里唱着：“山啦，岭啦，哪能挡得住？江啊，河啊，咱要跨过去！”满山遍野转一转，他们就看见了：山不光是山，石头不光是石头。在山上面，在石头上面，他们看见了花岗岩、石灰岩。把锤子到处敲一敲，就看见了：“铁”！
钻探队的同志竖起尖尖的钻塔，一边喊着“打到地球中心去”的口号，一边把矿山戳上几个极深的窟窿。他们手扶给进把，仔细地倾听着大地母亲的呼吸、心跳。然后，取出岩心，化验一下，计算一下，就看见了：铁矿胎儿的胎位、大小、长了一副什么样子。
人们跑到山上看了一看，说：“这是荒山野地乱石头。”地质勘探者跑到山上看了一看，说：“不！这是宝山富地大铁矿。”出现在他们眼睛面前的，是一个富饶的奇妙的科学世界——这就是地质勘探者“职业的秘密”。二四一队地质工程师陈锐告诉我：“外边好多人说：‘你们整天跟石头、砂子打交道，太单调、太枯燥了。’‘你们成年累月在荒山野岭奔跑，好苦哟！’其实，野外才是我的家，是我用武的地方。”
苦过去就有一股甜味儿
可是，野外工作毕竟是艰苦的。
修配间的王立成对我说：
“真不晓得从哪儿来的那样多那样大的怪风，整天呼噜呼噜，跟打雷一样。电线也是整天呜里哇啦乱叫，石头、砂子打得木板房子乒哩乓啷直响，把人的耳朵都要吵聋了。灰尘刮得哪里都是，连太阳也看不见了，人都看不清了。
“那天，马士骥，我们修配间那个瘦瘦小小的学工，提了两壶开水，在风地里走。那风啊，一阵一阵的大，一阵一阵的紧。突然，他的帽子吹掉了，水壶吹跑了，他自己——哈，吹得在地上转了两个圈。”
汽车队的赵福庆也告诉我：
“这里九十月间就会下雪。一下雪，嗬，就明年见！今年怎么也化不了。
“天下开了雪，你就不要指望它会停上一停。下雪的日子它要下雪，不下雪的日子它也要下雪——你猜怎么的？就是那风呀。风把高地方的雪刮走了，扬得满天都是。这风，就是我们这儿有名的白毛旋风。不过，话又得说回来，在草原、牧区，就应该有白毛旋风。要不，雪把草儿盖严了，羊到哪儿找饭吃？”
我想：“这样坏的天气，在嘴边说说倒挺有趣，要是在这里边做工作，就苦了。”在一次青年人的座谈会上，我刚把我的想法说出嘴，“嗡”的一声，惹起了勘探队员们热烈的反对：
“这是‘分工’嘛！有的人分到高炉旁边炼铁，多么热！有的人分到冰湖里打鱼，又多么冷！地质勘探者分的工是找宝，什么苦地方都得去。”
“哪样工作都有哪样工作的‘苦处’，问题是看你能不能吃‘苦’。苦过去，甜就来了。”
会上，水文地质队的队长辛奎德向我们讲了他自己的体会：
“前些天做流水速度试验。我们把萤光红（一种颜色）丢进河里。每隔一个钟头就要到观测孔舀回一瓶水，用比色计测一测水的颜色、深浅，把它制成图线。然后根据图线，我们就可以计算出河水的速度、大小。
“河水日夜不停地流，试验工作半夜三更也要进行。
“我们住的地方离观测孔有四五里路远，要走着去，走着回。白天倒没什么。一到夜里——嘿，你去吧？天又黑，风又硬、锥在脸上真是疼！
“当时我想的是：你不去行吗？这里要盖工厂，要开铁矿，没有水行吗？不行的！机器要用水，人也要喝水。
“你光把水找到了，行吗？也不行的！你还要找出水有好大。你不晓得水有好大，工厂怎么设计？设计大了，水供应不上，就要浪费国家财产；设计小了，铁的开采速度就小了，工业化就要推迟——你们看，我们的责任多大！
“我一想起责任，什么也不管了，拿了个瓶子就出了门。
“大北风迎头刮过来，顶得我走不动，我就闭着气对着它冲。大北风迎头刮过来，噎得我出不来气，我就背过身子退着走。一路冲，一路唱，一脚高，一脚低，一会儿，我就到了观测孔。一看，时间正好！我把瓶子灌满水，捧着我的宝贝，又是一路冲，一路唱，一脚高，一脚低，我回了家。
“一回到家——哎呀，我的手也麻了，脚也湿了，衣服上尽是泥巴，浑身难过得像针扎了一样。可是，这时候——正在这时候，忽然在我心头涌出一股甜味儿，因为我已经完成了人民交给我的任务………”
这是苦过去就有的甜味儿。是只有忠于人民事业的人才有的甜味儿。我知道，这甜味儿就叫：“幸福”。
幸福在哪里？
对于地质勘探工作的苦、甜问题，241队的青年们还有很多体会。
水文地质队邵时雄说：“我看，搞地质勘探就没有什么苦，只有无穷的乐处！光拿自然条件说吧，风又不是天天刮，雪也不是天天下。那样好看的草原风光，在大城市里能享受得到吗？
“有时我做夜班，守夜守到天明。我看见天空一点一点发亮，远远现出一道弯弯曲曲的黑线，画出了山的*廓。一会儿，满天星星都看不见了，太阳升起，那样红，那样鲜艳，一点不刺眼睛。我亲眼看见它升上来，跳了两跳，像一个顽皮的大皮球一样。突然，万道霞光，烧红了半边天，整个草原铺满了金子。这时，画眉鸟在唱，百灵鸟在唱，金黄金黄的牛群在低头喝水，雪白雪白的羊群像是受了什么惊吓一样，一个挨一个地奔跑。草原立刻热闹起来了，到处都是光，都是声音，都是颜色。我浑身都是力量，我要唱，要跳，要大喊，连心都要冲出来了！
“我很希望我们的画家、诗人、音乐家们，能够到这里来。”
“我在工作中找到极大的愉快。”地质队胡维兴说：“我们研究的尽是些地底下的事。什么地方有什么岩石，什么地方有什么矿。我们都要预先计算出来，画出‘理想柱状图’，挂在钻机房里。我们说，100公尺的地底下是铁矿。果然，钻探工人钻了100公尺左右，就拿出含铁的岩心。那时你看我们笑啊，叫啊，就像这个铁矿不是原来就有的，而是我们几个人亲手把它创造出来的一样。”
“我最高兴的是把我训练成一个机长，能给国家多做点事。”钻探队杨进祥说：“我原先是拉三*的，连钻机是圆的是扁的都没见过。来到钻机房，老师傅张建勋手把手地教我，一滴一点地给我讲：‘升降钻具要手快眼快脚快。眼看上面，手扶升降手把，脚踏自动闸，一齐动作！’‘扶给进把就跟医生号脉、听诊一样，耳朵要听，手要摸，要感觉。’头一回*纵给进把，看见两尺长的岩心从岩心管里跳出来了，我就不让地质科那位同志把它打碎。地质科那位同志笑了笑，没有打碎，把它拿走了。以后——当然是打碎啦，不光是打碎了，还把它磨成了粉。你说，不磨成粉，怎么能进行化验？可是，当时我就不让他在我跟前把我的岩心打碎！”
对于地质勘探工作的苦、甜问题．241队的老地质工作者们的体会也是很深的。
“如果要说苦，那是指我们的过去。”做了十多年的老地质工作者李毓英沉重地说：“南京解放的时候，我在伪中央地质调查所。军事代表问我们有什么要求。我们说：‘希望有个抚恤条例’。你听，这有多惨！
“在那个社会，我们的生命是没有保障的呀！我们到野外去，中午吃不上饭，常常是饥一顿、饱一顿，闹得很多人得了胃病。
“得了胃病倒不怕，要是在山上碰见土匪，或者是什么豺狼虎豹，那你就完了！不光是你自己完了，你的老婆、孩子一家人都要跟着完了，他们连一个钱的抚恤金也领不到！
“1944年，许德佑、陈康、马以思三位先生在贵州勘探，他们被土匪捉去杀了。当时地质界同人好不心伤，就在四川北碚开了个追悼会，一边哭他们，一边也哭我们自己。会上，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一个高级官员说；‘干地质就要不怕死，怕死的不要干地质！’你听，这就是我们那个过去！”
“现在，早已不是领抚恤金的问题了！”241队副队长严坤元意味深长地说；“我是1950年5月最先一批到这里来的，我知道这个变化。那个时候，这里又有土匪又有狼。我们一共才20几个人，可是，派来保护我们的，就有一个骑兵连、一个步兵排！
“我亲眼看见这里的土匪被肃清了，狼被赶跑了。我亲眼看见这里的人一天一天增多，房子一天一天盖起来。现在，这里电灯、电话、收音机都有了，银行、贸易公司、新华书店、理发馆、澡堂样样俱全，还不像个小城市？这里10天、8天就有一次电影，过节还有慰问团来演戏……”
“不光是在生活方面，在工作方面我们也感到深深的幸福。”李毓英接着又说：“以前我就不知道搞地质勘探工作有什么用处、解决什么问题。解放以后，我才知道搞地质勘探是为了开采，为了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任务真光荣！以前，我老愁日子过不去，现在，老愁日子过得快！你说，当你感到你的聪明才智都能发挥出来，为人民服务，而人民又是那样的需要你，你还不是一个最幸福的人吗？”
1954年11月
（注）1979年，我作为“独立大队”，到山东漫游。有天晚上，招待所住进了一位中年妇女。她说她是地质学院的，50年代在241队呆过。我问她认不认识贺书严，她惊叫了：“我就是的！”再一谈，原来她也是刚改正的右派.....这正叫“无巧不成书。”
[跋]这是人民日报老记者刘衡先生发来她早年写241地质队的一篇报道，问我其中有没有认识的人，一看，其中的胡维兴、贺书严都是我在北大地质系的同学 ，胡是我的学长，当过远征军，从印度打回来的，但文革中却因此而大挨其整；几年前在五柳村发表有他的回忆录《风雨七十年》，中央电视台“见证”这个节目的制作者，就是从网上找到他的回忆录，再找到了他，请他谈了当年在白云鄂博的情况，有他不少镜头。
贺书严比我晚进北大两年，贝满女中来的。原来我进地质系时，一个女生也没有，而她那一班来了好几个，所以特别瞩目。干地质要爬山涉水，很艰苦，所以在她们来以前，中国几十年中培养的女地质人才不足十人，我没记错的话，这回一下子就来了八个，那是她们当年一心为了祖国尽快现代化而作出的选择。别的我不多说了，我只是想说，这篇报道的确真实地记录了那个年代地质人的真诚和期望，把它发表在这里，重温这段历史，应该是有意义的。
---陶世龙，2007年4月11日于加拿大之Frederict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