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和晚清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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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晚清的清流
“清流”是中国封建时代士大夫阶层的一种特殊产物，早在汉朝既有所谓清流士大夫的小集团出现。清流的含义是什么？不同时代具有不同内涵，一般来讲，清流官员是指那些在一定阶段内士大夫中负有时望，或在学术道德上享较高声誉者，他们不愿与污浊的政治现象同流合污，批评不良社会风气，攻击腐败现象和官僚体制中的弊病，这批人物往往代表社会中的正气，积极的一派，并成为社会改良的进步力量。
正如所知，封建社会，官员，绅士，士大夫，学者，这四者常常是一个东西，互相的身份交叉，士大夫体现的正是官员和知识分子的双重身份。清流士大夫体现的主要是进入仕途官员中的知识分子特性，“清”字在描述这些人时，突出他们的知识分子而不是职业官员的特殊品行，例如：清高，清正，清雅，清望等，称得起清流官员，通常具有较出众的才华和学识，公认的良好道德品行名声，较少官场陈腐，昏庸，欺诈的流弊。历史上有很多“清流党”“君子党”之说，其实在封建王朝，结党是严禁的，所谓“党”只是官僚中的松散派系，但有时一批志同道合的士大夫，通过各种社会关系，组合成一股政治力量是常见的，清流党就是以批评时政，纲正道德风气而闻名。
晚清的清流派与历史上的清流的性质，虽然大致相同，但最大特征是由于近代西方影响进入中国，这些代表中国知识份子和官员的双重身分的精英人物，不仅有批评朝政，维护道德，欲肩负了如何看待西方文明侵蚀，外强侵略和保护传统的责任。面对历史的重要转折时期，他们的行为不仅反映了中国知识界思想演变过程，也对历史进程造成直接重大影响。
晚清的清流起源于1860年代的清议运动，清议的兴盛直接来源于当时内政外交衰弱的双重压力。自清帝国建立以来，相对来说，康，雍，乾三代是盛世，往后就每况愈下，从内政看，财政困难，贪贿成风，机构臃肿，暴动频繁，而更突出的是，中外矛盾加剧，第一，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政府被迫签订一系列羞辱条约，割地，赔款，激起士大夫普遍愤慨。当太平天国失败后，一方面的战后恢复，一方面推行的以学习西方技术的洋务运动引起政治政策方面的大争议。从某种意义上讲，清议是针对洋务运动的非议，如反对修铁路，反对学外文，反对派使节出洋等，但随着时间流淌，清流的态度也在演变，从全盘反对西方到部分反对，从完全不接受到部分接受西方，而这种交锋反射了中国近代知识分子思想演变的过程，涉及了几乎中西文明冲突，改革与保守，爱国与卖国，直至国家兴衰危亡的关键问题。到今天也有极大借鉴意义。
晚清的清流派成为政治团体的现象出现在1875—1885年之间，通常称前清流，之后清流派与帝党后党交叉，也称后清流，倾向帝党。到戊戌变法后消失。
清流派并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党派，谁是清流党，谁不是清流党，没有明确统一的标准，他们由一种不定型的半私人关系维系的松散官僚群体，但被称为清流的官员往往有一些普遍的特征。
1） 几乎所有被称为清流的士大夫都是科举出身，具有进士甚至翰林学衔，也是俗称的正途士大夫，他们在科考中的名次也为他们带来极高声誉，并具有学术地位和社会威望。
2） 许多清流官员在中央政府的重要机构任职，如翰林院，督察院等，根据清法，“非科甲正途者，不得为翰，詹，吏，礼部官。”他们有直接向朝廷递达奏章的权力，因而对制订政策，行政具有较大影响。前清流中有张之洞，张佩伦，黄体芳，宝廷所谓“四谏臣”美称，他们多是因为在奏章中尖锐的观点，渊博的知识和雄辩的文字为当朝闻名。
3） 清流士大夫一般在道德修养上也具声望，清流本身也是对其品德高尚的褒杨。相对来讲，他们很少有贪污贿赂的丑闻，反之，如果在道德上不检点，会被认为有辱清流之名。李慈鸣在《越缦堂日记》曾写道：“孙（衣言）自命清流，以老自资，吸食鸦片，废弛公事，素望尽丧。”
4） 清流士大夫通常也在学术上有地位，在某一领域取得成就和威望。如张佩伦，陈宝箴，诗文造诣甚高，张之洞，翁同和对古代经史知识渊博，潘祖荫是金石大师，沈曾植在地理上学有所长。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些知识精英都陆续接触西方学问，思想变化很大，如张之洞从反对洋务到自己推行洋务，翁同和从保守到支持变法，都反映了清流的思想变化状态。
从清流的特性看，他属于晚清官僚集团的知识精英阶层，对政局影响很大。他们的思想，他们的行动往往决定当时的政治走向，
主要清流成员名单（前清流）
姓名        生卒年代            籍贯             学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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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藻      1820—97            河北省           进士
张之洞      1837—1909          河北省           探花
潘祖荫      1830—90            江苏             探花
张佩伦      1848—1903          河北省           进士
陈宝琛      1848—1933          福建省           进士
黄体芳      1832—99            浙江省           进士
宝廷        1840—90            满族             进士
邓承修      1841—91            广东省           进士
吴大徴      1835—1902          江苏省           进士
李慈铭      1829—94            浙江省           进士
主要清流成员名单（后清流）
翁同和      1830—1904          江苏省           状元
文廷式      1856—1904          江西省           榜眼
张蹇        1853—1926          江苏省           状元
盛昱        1850—1900          满族             进士（会元）
沈曾植      1850—1921          浙江省           进士
黄绍箕      1854—1907          浙江省           进士
黄绍弟      1855—1908          浙江省           进士
梁鼎芬      1859—1919          广东省           进士
王仁堪      1849—93            福建省           进士
志鈞        1851—1900           满族            进士
屠仁守      1830—1900           湖北            进士
丁立鈞      1854—1902           江苏省          进士
正如上文提到，政治结党是被历代王朝严禁的，清廷也不例外，清流派一直不是一个正式的政治组织，但他却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非正式团体，什么是他的基本联结形态，主要由于清流成员的特殊性质决定。
地域关系是清流派的基本结合关系之一。太平天国起义时期，为镇压叛军，曾国藩，李鸿章等均以本省民团起家，湘，淮军为背景的地方色彩在官场滋延起来，在中央政府中，这种同乡关系也成为官员紧密结合的关系纽带。当时即有南北党之称，前清流核心人物李鸿藻，张之洞，张佩伦，被人呼为“北人两张一李，内外唱和，广结党援。”后清流领袖人物翁同和，被人抨击“取才半出乡闾。”
在京的同乡会组织更是形成政治派别的场所，一般各省，地区在京城的同乡会馆，会务多由在京任职最高或最有名望者主持。同乡会不仅是本地区出身的官员经常聚会的社交场所，同时也照料来京参加科考的举人，这些举子也热衷与同乡前辈官员建立联系，得到提携。而官员们也把搜罗人材，网罗亲信为己任，这有助加强自己的政治势力。官员与地方绅士有紧密联系，共同利益，这种乡土关系很容易发展成政治关系。
科举考试中的门生关系则是维系清流派的重要纵向组织关系。科考后，当科所中的进士，将本科考官视为座师，拜见致谢。清顺治朝，曾禁止考生拜考官，但收效甚微，雍正八年，不得不承认座师与门生的关系合法，故官场上门生之风大行。那些出任多次考官的大员，很容易门生遍天下，成为天然官僚阶层的领袖人物。比如，被看成前清流领袖的李鸿藻，从1871到1894出任过8次读卷官，副考官和主考官的职位，而后清流的领袖翁同和，不仅自己是帝师，从1858年到1894，也出任近10次考官之职。他们都通过这种条件，形成自己的政治派别，并享有老大的政治地位。
科举考试的同年关系则是清流派中一种重要横向组织关系。在同一届获得举人或进士的人，互相称做同年，每一届考试结束，官方会印制一份《同年齿录》，记载每个考中者的家庭背景和教育背景，另有授业老师和保荐官员的名单，这些新录取的官员很容易互相了解，并根据家庭之间，师生之间的渊源建立友好关系。此外，科考通常不是一蹴而成，学子们常要多次参加考试，通过考场外的交往，很多互相熟悉，一科进士不过百十多人，自然多为相识。比如，在后清流成员中，沈曾植，黄绍箕，志锐，梁鼎芬，丁立鈞同为1880年进士。其他成员也大多在科考过程中相识。
当然，清流集团组合，除了上述几个主要关系外，亲戚关系，同事关系，利益关系等也起部分作用，但科举考试中形成的特殊纽带是这一政治派别最重要的内在联系因素。因此他们既是官员中的学者，也是学者中的官员，正统士大夫的属性明显。在相似政治观点的前提下，他们经常在政治行动上相互配合，遥相呼应，成为朝廷内的主流政治势力，由于他们是知识界的精英，代表思想界的风向，又是身负重任的官员，参与制订政策和一定统治权力，所以清流极大影响晚清政局，社会舆论和历史进程。
晚清的清流面临的是一个特殊的时代，是三千年一见的大变局。自秦汉确立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制度以来，改朝换代，兴衰战乱，但是社会制度，道德理念基本没大变，象看不见的长城围起，所有的发展，变革，都只在墙内折腾，即使波澜壮阔，血流成河，大墙依然。中国知识界也熟悉这种周期性历史规律，坐朝论理，头头是道。人类文明的历史没几千年，写书的人基本把事情说清楚了，古代几个文明差不多都是封闭发展的，互相影响很少。基本是相互隔绝，谁也没真正影响谁，物质条件就那末低，一座大山就是个难逾越的障碍，一条大河就是个过不去的门坎，有那么几个冒险旅行家互相盲流了一下，起的交流作用也很有限。所以这几个孤立的文明影响都在一定的地理范围。在这期间，中国算是很牛的，自成体系，不管今天人们怎样诋毁她，说她多残暴，多黑暗，如果客观地把中国文明放到同时代的世界文明里称，咱是足金足两，一点不含糊。再循环下去，似乎也没问题。
15世纪以来，欧洲发生了人类文明的巨变，西方文明发生了凤凰涅磐，遇火腾飞了。总之，那地方人的文明本来陷入了宗教的死胡同，对虚无缥缈的上帝苦思求索，无限的遐想荒唐，结果逆反心理，阴差阳错擦出了了科学之光。这种人类的智慧光芒一发不可收拾，开辟了人类文明的一个崭新阶段。但是西方文明最初发展并不文明，还带着旧的帝国时代强横霸道色彩，架着洋炮，开着铁船冲关。清流作为中国当时知识精英的代表，对西方是从不认识到慢慢了解，在近代西力冲击下，既要担负保护中国传统文化的责任，抵御西方列强的侵略，求强自救，也面临吸收西方先进文明的思想，知识和科学的任务，因此陷入激烈的冲突和矛盾境地。在这个新旧交替，价值观质变的转折年代，清流集团的思想立场也在不断演变，从最初的保守派，发展到调和派，游离于顽固保守和激进改良之间，虽然他们对西方的认识不断深入，仍然赶不上时代的发展，最终也没能找到一条折衷的政治出路。清流的失败，也预示了中国封建文明的失败，维系社会的传统理念破产，一代中国知识精英的末落，犹如大坝决堤，给中国留下洪水滔天的百年激荡。
二 清流和洋务运动
清流集团形成于1870年代，到1885年中法战争期间达到鼎盛，史称前清流。太平天国失败后，清朝出现一段中兴历史时期，这期间也被称为自强运动或洋务运动。自强运动和洋务运动是两个不同概念，自强运动不仅包括洋务派以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为内容的图强政策，也包括多数官员提出以整顿内政的图强主张，双方并且激烈交锋，廷议纷争，清流派应运而生。总体来说，清流派在这一阶段的政治态度是比较保守的排外立场，主张用传统的治国理念达到振兴图强的目的。
中国士大夫在历史上并不是完全排外传统，历史上印度佛教文化曾很深影响中国，但中国传统文化中确实长期对科学技术等学问采取歧视，在他们眼中，只有哲学的，文学的，思想的东西才是高深的学问，自然科学的制造，计算，工艺，技术都不足为道。在涉及建设国家和治理天下上，根本提不上日程。清议的健将大学士倭仁曾说：“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仪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所以大多数官员对西方技艺有一种本能的排斥。他们对西方采用武力，侵扰边境，热衷利益，既愤恨又蔑视，加上当时并没有条件通过书籍，媒介了解更多关于西方的知识。1840年的鸦片战争，虽然是近代中西关系的重要转折点，但在思想界的转变，远没有来的这样快。截止到1870年代，士大夫阶层把西方人看做蛮夷的基本观点没有根本性变化。
1865年开始的洋务运动并不是基于一般士大夫对西方认识普遍提高的基础上兴起，而是少数高级官员曾国藩，李鸿章等在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期间，通过使用西方武器和利用洋人雇佣军的经验中，受到启发而推动，并得到与西方接触较多，掌握大权的恭亲王弈訢的协助。他们想利用部分西方科技加强国家的国防力量，“师夷长技以制夷。”洋务运动不是一个广泛意义的改革，但是洋务运动的发展欲有深刻历史意义，这种师夷长技从军事工业延伸到民间领域，从造枪造舰到冶铁采矿，成为中国现代工业的种子，中国现代化的基石，这显然连兴办者也没预及。
早期清流派与洋务派的政争，虽然涉及了对中西文明理论上的冲突，但仍限于较表面层次，其矛盾核心是两大政治势力集团之间的利益之争。洋务派的领袖曾国藩，李鸿章，虽然是进士出身，但他是凭借军事力量起家，在平乱后权倾一时，不仅有军事实力，也拥有庞大的私人顾问团幕府，网罗各种人才，而这些在洋务活动中担任重要角色的幕僚，多不是科考出身，加上军中有功将领，纷纷占据要职，形成强大地方政治势力，外臣权重。辜鸿铭曾有一段评论：“清流党之所以不满意李文忠（李鸿章），非不满意李文忠，实不满意曾文正（曾国藩）所定天下大计，至文正所定天下大计所以不满意清流何？为其仅计及政而不计及教。文忠步趋文正，更不知有所谓教者，故一切用人行政，但论功利不论气节，但论才能不论人品，以所以清流党所以愤愤不平，大声疾呼，乃欲改弦更张以挽回天下之风化也。”
李鸿章办洋务，确实看不起那些所谓正途士大夫，他们也办不了，他曾经批评说：“中国士大夫常浸于章句小楷之习，以致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李操办洋务，所用人员多不具科考高学历，最高是举人，不少是没有学衔在商业，技术，外语有专长的人才，如其幕中人物，薛福成，马建中，黎庶昌，王韬，陈开源等都具有商人或洋买办背景。象张荫桓那样被李重用，后升至部级高位，不过是捐纳出身的官。这种状况必然引起正途士大夫的强烈不满，他们经过层层考试，千辛万苦得到官衔，也不能保证获得实职，即使落实职位，欲难得到“肥缺”，反之，很多非“正途”之辈，通过洋务升官发财，难免清流耿耿于怀，极端不满。
所以洋务活动往往成为清流抨击的对象，他们出言激烈，所言定会引经据典，讲出正统，道德的大道理。清流派认为，从太平天国战乱后恢复秩序，中兴图强，主要是整顿内治，当时社会的确存在严重社会道德风气败坏，贪污成风，制度失调，提出以儒家治平之道为依据，对人事，行政改革，认为朝廷只要对用人，行政，圣道切实讲求，国家必能自强。在具体做法上，内治强调两个重点：一是修明政治，二是精选人才。修明政治指整纪纲，明正刑，严赏罚，兴教育，保民，养民。为保证修明政治，必须重用合适人才，这种人才要明廉耻，忠清刚正，讲气节，重礼仪，诗书满腹的正途出身士大夫是首选。这些政治改良主张未脱离封建制度传统。
清流的批评，针对当时国内政治弊病丛生，危机四伏而言，也不算错误。但是把矛头对准洋务活动，则是眼光短浅，出于狭隘是非之心。恭亲王弈訢，权臣李鸿章是从他们与西方切身接触得来的珍贵教训，学习西方军事技术，是真知灼见，历史必然。恭亲王一针见血地指出：审时度势，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以制器为先。李鸿章面对清流批评曾苦口言说：顾经国之略有全体，有偏端，有本有末，如病方急，不得不治标，必要转危为安，转弱为强之道全由
于仿习机器。洋务派虽然在学习西方先进技术方面不自觉地顺应时代发展的大趋势，但受环境所限，认为求富求强，单纯讲求兵器改良，视为性命之学，重中之重，忽视政治制度的同步改良。结果表现为实用主义色彩浓烈，只重效果，不及其它。在兴办新型企业，所练新军中，贿赂成风，贪污严重，腐败蔓延。并且大量任用亲信，德才平庸，品行恶劣者比比皆是，在中法战争，中日战争中全暴露出来。梁启超曾总结说：“李所以失败，由于群议絷肘者半，由于李鸿章自取者办，其自取也，由于用人不当者半。”而这种用人失败，实际是制度所成，内政的不良和腐败，使耗费巨大资财的洋务毁于一旦，反加剧社会崩溃，这不能不说是深刻的历史教训。
清流的兴衰与当时朝廷内的权力斗争是密切相关的，尤其和慈禧个人作用影响很大。1865年，同文馆招收正途士大夫为学员之事，为最早的一次大争议事件，1871年天津教案的处理也引起清议批评高潮，但是从1875—1885，可说是清议鼎盛时期，据记载，那些朝中一批官员“尤激昂喜言事，号称清流。而高阳李文正公（李鸿藻）当国，实为魁首，疏入多报可，弹出不避权贵，白简朝入，鞶带夕出，举朝为之震怵。”（恽毓鼎）。这种清议勃发，得到慈禧的鼓励支持，1875年同治皇帝病死，光绪四岁继位，“皇上御极之初，皇太后垂帘听政，广开言路，凡臣工之弹劾大僚，条陈旧弊，一言可采，无不立见施行，或即论近迂疏，事多窒碍，亦必详见谕旨，明示是非，不加谴责。”表面看，慈禧在虚心纳言，礼贤下士。而实际这里有很深的权力斗争背景。特别是针对恭亲王和李鸿章地方势力的权术。
慈禧与恭亲王的权力斗争是关系晚清政局的一重要线索，甚至对它的兴衰也有很大影响。晚清宫廷内部不和，太后擅权，主要责任在慈禧。咸丰皇帝1861年驾崩，慈禧的儿子载淳继承大统，在恭，醇两王协助下，剪灭了肃顺实力集团，两太后垂帘听政。同治年间，国家大政由恭亲王主持，他“性质开明，临时敏决，能力富强，当时枢臣中实罕堪匹。同治之初，内外相信，实利赖焉。”慈禧虽然对恭亲王有猜忌之心，但由于自己政治经验不足，东太后偏护恭王，并不显露。加上自己亲生儿子为君，地位稳固。但是1874年同治皇帝暴病而死，朝局发生微妙变化，慈禧的正统皇太后地位则名不正，言不顺了。在立新君问题上，慈禧出于自身利益和个人野心，费尽心机，利用自己地位，擅立幼君，便于专权。按当时立新君条件，道光皇帝九个儿子中的后代，都是候选人，其中长子，五子，六子，八子都有成年或近成年的男孩。但慈禧偏偏选中七子奕譞（醇亲王）的四岁儿子载湉（光绪）入继。其中缘由不言而知。幼君仅四岁，慈禧可继续听政，载湉之母为慈禧妹妹，亲上加亲，醇亲王与恭亲王素来不和，可以牵制掌有大权的恭王势力。
这种新的皇家格局，在慈禧眼里，恭亲王就成了对她专权的最大威胁。自同治年起，恭亲王实际相当摄政王的身份掌握中枢权力，当太平天国被镇压下去后，功臣曾，李等的地方势力猛烈膨胀，在推行洋务中，恭亲王和李鸿章等不谋而合，配合默契，中兴搞的轰轰烈烈，清史稿评曰：内有贤王，外有名将，消平大难，宏赞中兴。这两股势力联合，慈禧深具戒心。特别是新君不是自己亲生儿子，恭王权重，是她的一块心病。所以她暗中纵容清流对洋务官员攻击，牵制恭王和李鸿章的政治势力。果然，在1884年，慈禧利用清流官员盛昱的一份参劾军机处的奏折，对恭亲王突然下手，将以他为首的军机处解散，另成立以醇亲王为首的权力中枢。恭亲王解职后，清流这一被慈禧当成政治工具的政治价值就失色了，清流官员纷纷被调出外省任职，清议也不再得到往日那样重视，前清流这个松散政治派别也就消沉。
三 前清流派政治思想演变
在近二千年的儒学传统教育训导下，儒家思想不但成为普通民众思想行为的规范，并切享有至高无上，不可动摇的威望，历代读书人的聪明才智只限于在这布好的儒家思想网罗中翻滚。士大夫则是唯经是尊，唯圣是上，唯古是范的信徒。十九世纪中叶，随着西方列强的扩张，西方文明强烈冲击中国，传统理念越来越难适应国际国内变化，知识阶层也开始分化演变。一种坚持传统儒学，拒绝了解，接触西学，以不变应万变的人，沦为顽固保守派。顽固派一般无条件反对西方的一切，他们认为祖宗之法完美无缺，社会出现的问题，都是没遵循儒家正宗，是执行的错误，不是理论的错误。他们盲目自大，自我封闭，对西方的东西不听，不看，不接触。比如倭仁，当恭亲王特意请他到总理各国事物衙门任职，他宁肯装做从马上跌下来，以此伤为借口，拒绝染洋。另一个大学士徐桐，也是死不与西方事物交往，当他在东郊民巷的住宅住进洋人，他在门上悬挂“与鬼为邻，望洋兴叹”的对联。而八国联军攻陷北京，他一家十几口全部自尽，为传统道德殉葬。
清流派官员代表了中国知识精英，在对待西方上不同顽固保守派，他们肯于学习，肯于接触，并试图把西学和中学进行比较，随着西学在中国传播的广泛，对西学了解的深入，他们的立场也发生显著变化，从洋务运动初期的排外，反洋逐步转化为有条件用洋，重洋阶段，提出带有调和色彩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理论。成为既坚持传统，又赞成学习西方的改革派。政治上游离保守和维新之间。
促成清流官员思想转变一个重要因素是一批有见解的著作问世，一些新思潮大流行。如魏源的《海国图志》，冯桂芬的《校邠楼抗议》，郑观应的《盛世危言》，王弢的《弢园文录》等，在朝廷关于洋务的激烈论争同时，上述各书多能从两方面着想，对内治，洋务综合分析，提出双管齐下的看法。
魏源曾是进士，是林则徐的好朋友，长期从事翻译外文图书资料工作，对中西学均有渊博知识，他最早提出“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的主张，同时坚守儒学正宗理论。
冯桂芬不仅是进士，还曾任职翰林院，并且在林则徐，陶澍，李鸿章的幕府任事，他的著作对当时士大夫影响很大。在《校邠楼抗议》中，他首提恢复中国古法，以伦常名教为本，采用西方器物为辅助，他具体指出：中国六事不如西洋，1）人无弃材不如夷，2）地无遗利不如夷，3）君民无隔不如夷，4）名实不符不如夷，5）船坚炮利不如夷，6）有进无退不如夷。冯认为：一部分可以用中国古法救治，一部分要借用西洋知识。
郑观应则是自幼熟读经史百家，屡屡科考不第，到上海去学做生意，得与西方商人接触，后自己也做了买办，也在李鸿章幕中帮办洋务。他提出制度改革的重要性，甚至提出建立议院的主张。
王弢对西方学说和传统文化都十分熟悉，他在上海不仅为洋人工作，而且留居英国多年，本人也专门从事过翻译孔子经典著作的工作，在香港办过报纸。他提出：自强要分做治中与驭外，二者治中为要，治中有本末，肃纲常，端士习，原风俗，正人心为本。以练兵，简器，造船诸羊务为末。治本之法，依靠中国传统儒学道德规范，治外则借重西洋学说。
上述几人，都是既受中国传统文化浸润至深，又兼通西学者，因此他们著作中大致考虑了中西文化的长处，试图将中学西学，内治，洋务揉和起来，兼顾了洋务派和清流派的政治立场。论述也很有深度，容易为士大夫阶层接受。当时中国知识界对西方了解很有限，真正懂一点的人也很少，。正如所知，清流人物是兼具学术精英的官僚，他们对思想界的动态很敏感，例如，翁同和就仔细阅读了冯桂芬的〈校邠楼抗议〉，并推荐给光绪皇帝读。后来，从清流派转变为洋务派的张之洞，把这些融合思想总结，在其〈劝学篇〉中正式提出了一条比较系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学说。
促成清流政治立场和思想转变，最有效的莫过直接接触西方事物。早期曾国藩，李鸿章等人，都是由于有机会早接触西方器物而思想领先一步，这种情况以后也发生在大多数士大夫身上。随着西方势力扩张的加剧，西方的一些宗教，文化机构陆续出现，通商口岸，租界地也在扩大，书籍，杂志，报纸也流传开来，涉外事件也频频发生，例如天津教案，伊犁事件，和中法战争，都在社会产生广泛影响，引起朝廷的大争议。特别是一些清流官员，被派往地方任职，直接处理涉外事务。张之洞在朝时是攻击洋务的出名谏臣，但他到地方任职后，很快变化，大办洋务，反成为继李鸿章之后的洋务领袖人物，变化不可谓不大。张佩伦曾在清议中名躁一时，骂李鸿章最狠，当他在1884年中法战争中被派往福建督战，结果纸上谈兵，临战惊慌失措，大败获罪，发配新疆，他释放后，即参加了李鸿章的幕府，并和李结成庆家，为此还招来不少耻笑。到中法战争后，前清流批评洋务的清议声音已经很弱，前清流集团也几乎解体，取而代之的是一批更年轻的正途士大夫，他们的政治主张从依靠传统儒学的内治，演变成借鉴西方学说变革改制路线，并积极参与了康有为的变法维新运动。
纵观自强运动期间，清流派和洋务派的政争，主要由于一般正统士大夫对国外情况知识欠缺，盲目排外，仍坚持老传统治国方略，坚持儒家基本原则，加上切身利益之维护，以及对李鸿章的个人成见，反对学习西方科学技术的洋务推行，清流基本上是一种愚腐的保守势力唯一值得一提的是他们提醒学习西方不能偏废对内政的治理，制度相应改革的重要性。从后来甲午战争的惨败来看，正是制度内部的腐败，混乱造成了即使有新式武器和现代舰船也败在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手中。历史的教训值得深思。
但是政治改革的滞后，洋务运动失败，并不完全是清流主张的内治英明，虽然他们敏锐地凭历史经验中认识强国要以人心为本，改良政治，但是他们提出的治理内容仍是封建传统的一套办法，了无新意。而这种道德理念和政治理论与洋务的新格局正是对立的，互相也不可能相容相存。这种墨守成规的儒学为本，不仅与时代不相容，而且起到阻碍西方科学技术传播的坏作用，影响了中国近代的进步。
四 后清流和维新派
自1860年代的自强运动兴起以后，中国知识界的政治思想一直处在动荡变革之中，传统和西方学说的冲突，对抗和融合，接受是一条主线，面对国家日益衰弱，西方列强步步紧逼，各种治国安邦，救国图强的药方纷纷提出，除了极少数坚持维护旧的传统制度，不赞成改革的顽固保守派，大多数士大夫都认识到社会政治制度改革的需要和迫切性。到1890年代，代表朝内的正统士大夫的后清流派和代表朝野的中下层士绅的维新派最终联合推动了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并实现了历史上著名的戊戌变法。历史上人们常常把研究维新变法运动的焦点对准康有为维新派，这是一个误区，维新运动是当时朝野内外知识阶层的一次合作运动，甚至可以讲，康有为的变法是在朝内改革派，主要是后清流集团的支持下得以实现。
后清流的成员，社会背景和人员特征与前清流成员并无大的差别，仍是政权内的精英士大夫组成，但他们的政治思想发生很大变化，他们不再是盲目排外的保守势力，而是愿意参照西方政治经验来改良的推动者。但是从组织上，后清流处在不定型的模糊状态，自1885年恭王内阁倒台，以前比较宽松的评议朝政的环境发生变化，一些激烈的朝议经常遭到严厉斥责，所以后清流在朝议中的名望减少了，反之，在私下政治聚会和讨论，在社会，官场中的名望成为重要标致。特别是当光绪皇帝逐渐长大，皇帝师傅翁同和周围形成一个亲帝政治团体，俗称“帝党”。清流成员大多数都与帝党身份重叠。另外，前清流的张之洞，虽然外放地方，但他的周围也聚集大批名士，很多在京官员也和他有紧密政治联系。这两部分人政治观念接近，私人联系密切。构成后清流政治团体。
后清流的首领翁同和，江苏常熟人，官宦世家，两代帝师，大学士。其本人更是状元出身，先后任同治，光绪的老师，特别是把光绪从小教到成人，当皇上小时，天上打雷，光绪就扑到翁老师怀里。感情很深，依赖也深。翁名头大，学问好，书法也是一流，他出任多次考官职务，门生，故吏遍天下。所以他的周围聚集了大批当时的名士，如盛昱，文廷式，张蹇，沈曾植兄弟，黄绍箕兄弟等，这些人也是状元，榜眼名人，或学术上的名流。他们在帝后矛盾中，支持光绪，但他们的政治态度是比较开明的政治改良派。
在后清流集团中，张之洞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张本人曾是前清流的健将，出任地方官职后，步步升迁。在他出任两湖和两江总督期间，网罗了大批当时名流在其门下，这些人与京城的精英士大夫有千丝万缕关系，互通有无，形成南方的一个政治，学术中心，热心政治改革。
有一种说法，认为张之洞是继李鸿章的洋务派首领，这多少有点不确切。张出任外职后，的确开办了不少洋务，但他在同时，他没有放弃早先内治为本的政治思想，他兴办洋务同时，特别重视传统教育，试图实现“两手都要硬”的理想。广设学堂，开办学校。他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一很受知识界认可的理论。追随张之洞多年的辜鸿铭曾将张和李鸿章进行比较，他认为，两人基本差异在于，张之洞对中国传统道德深怀敬意，李鸿章则是全力关注那些眼前利益的事。李鸿章也曾讥讽张之洞“香涛（张之洞）做官数十载，犹是书生。”张的这种特色，使他一直关注政治制度，思想理论的变革，置身于清流的政治活动中。
而晚清的维新派，从某种意义上讲，是特指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政治集团，他们最初的身份都是在野的士大夫，由中下层知识人士组成，维新派有“政党”的雏形，他们在思想上有共同的理想，相互称为“同志”，并有一定的组织计划。但他们毕竟是朝外民间力量，他们的政治抱负全要通过朝内大员间接实现，清流正是做为桥梁，并与他们同盟掀起了维新政治改革运动。所以忽视清流派的历史作用，就不可能全面了解晚清的维新运动。
维新派的形成，始于1891年康有为开设的万木草堂，在学校开办初，康有为已设想将其发展为政治团体，他当时认为：学术，人才与政治有密切关系，正确的学术思想，可以培养优秀的人才，有了优秀人才，始有完美政治。人才又需合群，结成团体方可达到政治目的。康在“长兴学记”点出：“仁为相人偶之义，贵于能合群。”事实也是如此，万木草堂的学生，梁启超，徐勤，麦孟华，陈汝成，龙泽厚，梁朝杰，欧渠甲，叶觉迈，韩文举等很多人，都曾在康的指令下，广泛参加了维新政治活动。而后康，梁在全国各地组织强学会，发起公车上书，更是有组织的政治活动。但值得注意的是，康的所有政治活动都是与朝内官员的支持分不开的，游说，联络高层官员，实际是康有为等最重要的政治活动。而清流派的主要成员，几乎都和康有为发生关系，虽然维新变法的出头人物是康，但真正推动和实现维新改良的真正起作用的力量，则是倾向政治改革的朝内改革人士，而这部分人里起主要作用的是清流官员。
后清流大多数成员是属于更年轻的一代精英士大夫，并没有经过与洋务派的论战，亦无原来排外的包袱，他们从起点就主张中西并用，达到中国自强，他们朦胧地到制度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虽然口头坚持以传统政治理念为本，但已开始研究西方的政治思想，了解西方国家的制度，法律，管理，从狭隘的排外观念解脱出来。并联合民间维新变法力量，积极推进改革政治改良。
五 清流派和维新派的关系
讨论维新派和清流派关系的渊源，首先要追溯康有为这个人和他早年的社会关系。康有为（1858—1927）广东南海人，广东是近代受西方影响最早和最多的地区，当康有为出生时，英国已经在香港建立了殖民地。康的家庭是传统的士绅门第，祖上虽然没出有名的大官，但历代都有人参加科考，其祖父是个举人，父亲也当过知县，但其父亲在他年幼就早逝，他一直由担任教师的祖父照料。像那个年代的一般士绅家庭子弟一样，他年轻时闭门苦读，渴望科举考试成功，为官成名。但是他在科考道路上很不顺利，16岁通过三次考试才得中秀才，而在更高一级的考试中连连败北。1877年，他祖父在水灾中遇难，他的生活来源也发生问题，二十岁的康有为极其苦闷仿惶，当时他在嶺南著名儒学大师朱九江的礼山草堂读书，经常精神恍惚，“忽见天地万物皆我一体，大放光明，自以为圣人，欣喜而笑，忽思苍生之苦，则闷染而哭。”1879年在又一次科考失败后，他索性绝学捐书，离开学校，隐居到家乡的西樵山的山洞里，修佛学道，逃避现实生活。
正是在那年的西樵山上，康有为结识了来游山的广东籍年轻翰林张鼎华，通过张，康又陆续与许多广东出名的士大夫相识，对康有为的思想和政治经历起了重要作用。康自己也说：张鼎华“神识过人，学问极博，过从累年，谈学最多，博文妙解，相得至深。”康这个人一向自视极高，以看不起人著称，能得到他这样夸奖的张鼎华是个什么人呢？
张鼎华，字延秋，是广东的大名士。他少时就非常聪慧。五岁时在客座中，有人以“两仪生四象”要他对句，他应声说：“五岳视三公”。所以有神童之誉。张十三岁便应戊午京兆试，中式副榜。十六岁便举京兆。当时有人以为他慌报了年龄，亲自见到了他才相信。光绪三年中进士，入翰林院。张鼎华的祖父也是名人，道光年翰林，曾任职知府，后辞职回乡，从事教育，担任著名的书院学海堂学长。清道光十九年(1839)，钦差大臣林则徐奉旨到广东查禁鸦片，一到广州即出城访晤卸任归里的张维屏。又邀请他到衙署共商禁烟大计。他虽然没有出山，但后来创作了《三元里》、《三将军歌》等长诗，真实记述了广州人民抗英斗争的史实，成为中国近代文学史上辉煌的史诗。
在当时广东学海堂是非常著名的学府，其中张维屏，陈澧是是最有名的大师，培养出一批士大夫中出众的人物。不少人通过科举考试成功，成为全国知名的名士，通过张鼎华的介绍，康有为与这一广东精英群体建立了联系，特别是认识了文廷式和梁鼎芬，而他们二人后来成为翁同和与张之洞清流集团的核心成员。
梁鼎芬，（星海）广东番禺人，1880年，21岁得中进士，点翰林，立刻成为京中人人皆知的少年名士。不仅如此，他虽然资历浅，但确积极参与清议活动。李慈铭在《越縵堂日记》载：“星海少年喜言事，以血气是之，亦近日风气使然也。”1884年中法战争期间，梁上奏折弹劾权势如日中天的李鸿章，攻击李“骄横奸资，罪恶昭彰，有可杀之罪六。”此折一出，举朝震慑，梁亦名声大振。但不久，梁即被惩处，被贬回乡。
梁失掉官职，并没有减低他在晚清政治舞台的重要作用，在京期间，梁和张之洞互为敬慕，相交甚欢。当张之洞外放山西巡抚，接着出任两广总督，张便邀请梁参加他的幕府，并主持教育，先后出任端溪书院，广雅书院，钟山书院山长。以至后人戏评“天下崇拜张之洞者，必崇拜梁鼎芬，唾骂张之洞，必唾骂梁鼎芬，鼎芬即小张之洞，之洞即大梁鼎芬。”
康有为通过张鼎华，很早就与梁鼎芬交往，1880年康在赠送张鼎华的诗中，就提及过梁鼎芬。1885年，梁获罪回广东，康有为对他掸劾李鸿章的勇气非常赞赏和钦佩，前去看望。在送梁的诗前注明：星海自京还，话京城旧游。诗中所说“一别三年京国秋。”是指1882年康到京城参加顺天乡试与梁等人交往的旧情。在梁鼎芬的遗诗目录上也存有“赠康长素布衣”等多首诗词。1886年10月，康在礼山学堂的同学简朝亮被诬告打官司，康找到梁鼎芬代为营救，梁立刻请他的科举同年，时任广东按察使的于荫林协助，使简很快释放，洗清冤案。从此可看出。康和梁的关系绝非泛泛，后来康在从事维新变法活动中，设立强国会，以及与张之洞的合作，与梁鼎芬的推荐有密切关系。
在康有为通过张鼎华交往的人物中，文廷式也是一个十分重要的人物。文廷式是翁同和清流集团的重要骨干，他因为与后来成为珍妃从幼相识，所以与光绪皇帝也建立密切关系。对维新变法的起过很大作用。
文廷式（1856-1904）江西萍乡人，但其父在广东做官，自幼生活在广州。文是陈澧的学生，聪明异常，他和张鼎华，梁鼎芬是非常要好的朋友。而特别引人注意的是，文长期客居广州将军长善家中，长善的二个女儿正是后来被选入宫中，成为光绪的珍妃，瑾妃。据记载：在长善府中，“署有壶园，亭馆极美。老树华蔚，将军好客，其子侄伯愚（志锐），仲鲁（志钧），皆英英逾众，宾从多渊雅之事，延秋（张鼎华），节庵（梁鼎芬），晦若（于荫林），乃先生（文廷式）皆尤密者也。”
康与文廷式的相识也是张鼎华介绍，以后互相来往颇多，双方记载不少，例如，在1886年，张鼎华出任福建考官后回到广东，文廷式在日记中记有，星海，延秋闻余到，邀往同居酒馆一叙，同宿于延秋所寓之烟浒楼。而同时康也记下：张延秋适试闽，居烟浒楼，出城视之，晨夕过从极欢。当时张之洞新督两广，欲有所作为，据康记载：“时张之洞督粤，春间令张延秋编修告之曰，中国西书太少，傅西雅所译西书皆兵医不切之学，其政书甚要，西学甚多西理，皆中国所无，宜开局译之，为最重要事。张香涛然之，一将开局托吾与文芸阁（文廷式）任其事，即而不果。”张后来很快调到湖北，此事没实现。但可以看出，康有为实际已经与当时朝廷的名士，甚至清流官员建立了广泛联系。
从史料分析，康有为与张，梁，文等人的交往，不单单是私人友好，而发展成政治关系，他们不久都成为晚清政治改良的重要人物。康本人在1888年第一次以布衣上书，等于直接参加清流的政治活动。而后来促成百日维新，都与朝内清流派的支持分不开。1888年，康有为入京参加顺天乡试，虽然再次不中，但他从11月到下年9月，在京几乎呆了一年。他不仅和许多清流建立了关系，而且与他们往来密切，上书言事，名躁京师。当时在京城，盛昱的家意园是名士社交的重要场所，盛昱出身满清宗室（肃亲王后代），但他按正常渠道参加科举考试，得进士，入翰苑，以王族和正统士大夫享誉京城。1884年盛的一个奏折使恭亲王为首的军机处倒台，名气远扬。他的家也成为清流士大夫聚集的场所。内藤湖南在《意园怀旧录》曾记：伯熙（盛昱）之甚裨益清季国事学术，则不在其服官，而在其优游林下之时。伯熙与诸人以经史诗文书画金石相商榷，为所谓文字之交。然伯熙真意则似欲联络人才，以待国家之需。意园不仅是名流议学议政场所，很多外地来京名士也被主人留宿之地，文廷式，张蹇，康有为够曾在此居住过。后清流的官员是这一社交圈的主要人物。
康有为在京期间，与这些清流官员关系密切。据他记载，1888年上书，“值祖陵山崩千余丈，乃发愤上书万言，极言时危，请及时变法，黄仲弢编修（黄绍箕），沈子培部（沈曾植），屠梅君侍御（屠仁守）实左右其事。”康给皇帝的上书由盛昱转交给清流头面人物翁同和，请他递达天庭。翁的日记记录，盛昱曾极力推荐康和他的上书，但由于当时的局势，翁认为康的上书“语太旰直无益，牴生衅耳。”所以谢绝。但是翁已经开始注意康有为，在这一期间，康积极参预清流的政治活动，他给自己老师朱九江的信说：及在都，与伯熙，仲弢，子培诸公皆昌言焉。但是他当时一无学衔，二无官衔，仅以布衣在清流士大夫中交游，没有资格列身这个政治集团。
如果康有为在科举上顺利，他很可能成为又一名著名的清流名士，但从1876年六次参加乡试落第，考到三十五岁，连个举人也没中，这对计为自负的他打击巨大，他才学满腹，一腔热血，确报国无门，只能游离在主流政治之外，这使他变得思想越来越激进，也对从朝廷内部推行政治改革失去信心。1890年，他回到广东，开始兴办万木草堂，联络民间力量，宣传变法维新，走上了一条新路。
六 康有为的维新派和清流的政治分野
维新变法在1890年代是晚清士大夫阶层一个普遍共识，而不同利益基础很大地决定他们的政治立场。以李鸿章为代表的洋务派虽然所干的正是维新最实际的工作，但他们一直是当权派，也是通过洋务获得最大利益者，所以对朝廷的政治变革不很感兴趣，促进维新运动反到是消极派。清流集团从某种意义上，长期处于不真正当权的地位，慈禧的亲贵保守势力则牢牢控制政府真正权力。清流官员职务主要是意识形态领域虚职，他们希望通过政治改革，将朝廷的决定政策的大权控制在正统士大夫手中，而后清流集团把很大希望寄托在年轻的皇帝身上，所以对维新变法积极促进。但他们本身在当朝也有自身利益，所以具有保守和改革的双重矛盾心理。而维新派主要是中下层士大夫，以在野的身份参预朝廷政治，他们最少利益，理想多于经验，他们有希望通过改革进身于权力欲望，所以最激进。如果对晚清政治派别笼统地做个概括，清流派是政治改革的温和派，维新派是政治改革的激进派，洋务派是政治改革的消极派，保守派是政治改革的反对派。
在需要不需要政治改革上，清流派和维新派基本是一致的。康有为曾因变法问题和五大臣当面争论过，他的论点不仅指出祖宗之地不守，祖宗之法怎么保，而是吸收了张之洞的论说：“请徵之史，封建变郡县，群举变科目，府兵变招募，车战变步骑，庸调变两税，何一是三代之旧乎？”翁同和继承清流的传统政治理念，多次强调变法要从内政根本起。康有为在甲午战争前的多次上书中，呼吁变法维新，虽然语气激烈，但与清流的政治观点并无大的出入。
但是维新派在政治改革上是速变，大变，全变派，这与清流派的缓变，折衷温和立场有很大不同。特别落实到具体变法的内容和方式上，双方矛盾也很突出。比如在对待传统儒家学说上，康有为搞了一个“托古改制”的把戏。在《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两书中，康利用儒学中的一部《公羊传》攻击自宋明以后的正统儒学理论为伪学，动摇了正奉行的经典的神圣地位。这等于对儒家学说先来了个维新革命。在理论上打倒站正统地位的古文经学后，他在《孔子改制考》中塑造了了一个为自己所用的改革派孔子。康有为从自己的孔子里不仅弄出“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一套理论，还描绘出一个大同世界的蓝图。最让人惊叹的是，他竟从古代“议郎”一词，阐发出君主立宪的微言大义。这当然可以理解，康实际出于无奈，对当时根深蒂固的儒教搞个修正主义，达到维新变法的目的。但是这种近似胡说在学术上是站不住脚的。对于翁同和，张之洞这样的清流人物，学术精英，是不好瞒过的。他们对康这种以伪批伪的做法极端反感，翁批评康的今文学说完全是“野狐禅”，而张之洞则干脆称之为“乱臣贼子之资”。
维新派的改革纲领在当时是比较大胆的，变法内容上与清流派的政改表面上有相似的地方，但实质差别很大。比如，张之洞一直注意教育领域的改革，他广兴学校，启发民智，他甚至说出“西艺为表，西政为要”的话，他也同意对科举制度进行改革。但具体做法是在学习传统儒学前提下，加进西学科目，用他的话讲“先通我国之学术文章，然后择西学之可以补者用之，西政可以起我疾者取之。”他同意“救时必自变法始，变法必自变科举始”，但他主张的科举改革，是第一场考中国史事，本朝政治，第二场考时务，专问五洲各国之政，专门之艺，第三场考四书五经。这与维新派的废除科举大相径庭。
在对制度改革上，维新派走得也比较远，主张大变，全变。康有为说：“方今累经外患以来，天下亦知旧法之弊，思变计图存矣，然变其甲不变乙，举其一而遗其二，枝枝节节而为之，逐末偏端而举之，无其原本。故臣请变法，涣汗大号，以与施行。”在他《上清帝第六书》中，他的“涣汗大号”改革是1）设立制度局为权力中枢机构（目的取消军纪处）。2）设立代议院，全国选举议郎（相当议会），并在地方设立自治带议局和代议制度。3）按照西方国家政治机构样板，设立12个行政部门，裁撤原来的六部衙门。这其中最大闪光点就是将君主立宪制度纳入了其改革方案。这种现代民权思想完全脱离了传统儒家之道，也为清流派无法接受。对他们来说，学习西方技术，参阅西方政治做补充改良内政，绝不是根本改变封建制度，放弃传统道德规范。所以他们对这些激进的改革极端反对，猛烈批判。张之洞辩驳“旧者因噎废食，新者歧多而羊亡，旧者不知通，新者不知本，不知通，则无应故制度之术，不知本，则有菲薄名教之心”。清流一向以正统士大夫自居，他们认为，儒家的纲常名教是不可动摇的社会伦理之本。正所谓“五伦之要，百行之首，相传数千年，更无异议，圣人之所以成圣人，中国之所以为中国，实在于此”。所以他们不管怎么变法，儒教的地位不能变，儒家的规范不能变，而民权说正是从根本上动摇这些伦理基础。
在变法道路上，清流是缓进派，递进派，维新派是急进派，彻底派。康有为多次强调“守旧不可，必当变法，缓变不可，必当速变，小变不可，必当全变”。“能变则全，不变则亡，全变则强，小变则亡”。单从理论上讲，康有为的变法有些脱离当时历史环境，第一，当时社会思想并没开窍到接受他那样的激进变法主张的思想水平，即使他的主要支持者和同盟军，代表知识界的精英阶层，也对他的废科举，兴民权等措施极力反对，对他的传统学说的肆意歪曲和动摇皇统的根基的大手术想法深怀戒惧，致使维新变法过程中，两派从分歧到分裂，而失去清流这个朝廷内最有力量的政治集团支持，使变法运动走向铤而走险的路上发展，最终失败。第二，维新派只是一个在野政治团体，并没有实权，清流派也不是真正的实权派，而后来康所全力依靠的光绪皇帝更是一个有名无权的傀儡，在那样的历史条件下，激烈的改革很难实现。虽然康有为的维新派有这样那样的弱点，但他的主张是没有错误的，他提出的政治方向是正确的，清朝的灭亡，正是亡于政治不改革，当权者出于自身利益，对国内外的危急局面麻木地敷衍，最终连自己的江山和自己的利益一起断送。
七 清流与北京强学会
中日甲午战争是中国近代历史上仅次中英衙片战争的另一个重要转折点，其中在思想上的转化最为深刻，如果说在甲午战争前，一般人还能温和地面对世界变化，对传统社会寄予希望，而败给日本的事实则完全难以接受，日本明治维新后短短时间，竟变成亚洲强国，回头打败了一直以老师和宗主国自居的中国。中华民族自信受到强烈打击，人人看到国家处在危亡的关头，清朝墨守成规，不思变革的苦果，在日本的比照下尽显出来。甲午一败后，中国无一日不言变，无一事不言改，所有的人都有罪，所有的事都不对，真是一次国家的大崩溃，一次思想混乱的大决堤，各种最激进的思想，最狂热的运动都应运而生，百年不歇，康有为的激进改革运动则有幸成为第一个大浪潮。
1891年，康有为在科考中再次落榜，在京他积极参加清流政治活动，可惜没有正统的身份，不得不回到家乡广东。但他开始走上一条自己的新路，开办学校，组织自己的在野政治团体。在万木草堂的办学，康不仅丰富了他的维新变法理论，而且聚拢了以梁启超为首的一批维新同志。但是康有为通过参加清流活动，深深知道布衣之身很难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因此他不泄气地继续自己的科考道路，终于在1893年得中举人，1895年他再次入京参加会试，而这时的北京朝廷正因为甲午战争一路溃败而哄吵得热火朝天。
1894年，随着朝鲜问题的恶化，中日面临战争危机，以李鸿章把持的政府当局，准备以妥协的方法解决中日间的冲突，这种屈辱和软弱态度引起了朝廷内外的强烈不满。以翁同和为首的后清流帝党利用这种局势公开向以慈禧为背景的李鸿章后党势力挑战，其中也不乏通过战争为光绪赢得实权的打算。随着战争的爆发和发展，后清流集团空前活跃，他们纷纷上书言事，并出现多次几十个翰林联名上书的场面，形成有清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清议。清流当时把抨击的矛头主要对准李鸿章，而出头的则是文廷式和张蹇，文廷式曾联合了三十五个翰林上《请罪李鸿章》奏折，张蹇也联络多人上《推原祸始防患未来请去北洋》折，沈曾植，黄绍箕，丁立鈞等也纷上奏章，这些奏折都轰动一时。但是由于李正担当战争指挥之责，慈禧仍信任和支持他，清流为扩大舆论，广泛联络朝野各种力量，文廷式在《闻尘偶记》曾自述，当时“总署事极秘密，余则得闻于一二同志，独先独确，因每事必疏争之，又昌言于众，使共争之。”康有为与文廷式和许多清流都有很好交谊，他和弟子梁启超在京期间积极参预了清流活动，梁启超曾在给朋友的信中曾有记载，“前仆已托通州君（张蹇），若相见时，可再托，但得常熟（翁同和）允致电，其电语或由本人自定，或仆处代拟亦可耳”。但是在这些活动中，维新派只是一个小小的配角。不过，没过多久，通过“公车上书”，风云际会，康一跃成为改革的领袖人物，唱起了主角，连名士云集的清流士大夫们都开始甘为绿叶地扶持他了。
1895年，由于战场失利，清政府被迫接受与日本谈判，并点名要李鸿章亲赴日本，当谈判达成的《马关条约》草案传回京城核批，割辽东，丧台湾等内容泄露出来，立即在朝野掀起波澜大浪。翰林院上百人，六部曹也是上百官员纷纷联名上书请拒和约，各种小规模的抗议奏折更是不计其数。但是影响最大，声势最强的莫过由康有为，梁启超起草，有一千二百个进京参考的举人签名的上书，而且由康，梁等维新份子组织了数千人上街游行至督察院，亲自递交这份万言抗议书。这不仅成为名垂青史的著名事件，也使康有为声名大振，全国闻名。这种民间的政治力量历史上第一次在登上封建社会的政治舞台。社会各界也被带动起来，全国纷纷组织产生了各种团体，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口号，呼吁变法维新。在这些组织中最有名的当属由康有为参预组织的强学会。
虽然康有为以后极力将强学会的筹办和发展的功劳归于自己，不少史书也很突出康的作用，但从实际历史考察，北京强学会组织的筹办和参加者主要是清流集团处于主导作用，而上海强学会则主要由张之洞系统的清流为主导。据强学会的参预者张元济回忆，在强学会成立前，“我们一部分同官常常在陶然亭聚会，谈论朝政，参加的一共有数十人，当时并没有会的名称，只是隔几天聚会谈谈而已。在一起聚会的人，我现在记得有文廷式，黄绍箕，陈炽。汪大燮，徐世昌，沈曾植，沈曾桐等。”在这些人中，文廷式是无形的领袖人物，首先他与光绪皇帝有一层秘密关系，当时光绪对珍妃十分宠爱，文与珍妃一家都很熟悉，珍妃的兄弟志锐，志鈞也是文的最好朋友，据费行简在《慈禧传信录》所记：“帝屡闻珍瑾两妃称其师傅文廷式淹雅，甲午大考翰詹，阅卷大臣拟定文廷式名第二，特拔为第一等第一，超攫侍读学士。”另外，他也是翁同和的得意门生，是翁最为看中的政治新星。文廷式召集的士大夫非正式政治聚会实际是强学会的组织基础。胡思敬在他的《戊戌履霜录》明确指出：“翰林侍读文廷式，刑部郎中陈炽纠四方名士，立强学会于京师，有为与焉。”许多晚清第一手资料，都是将文廷式列强学会之首。
康有为和文廷式都是强学会的发起人，但当时康有为的名声更大，后来更是因为百日维新声名如雷贯耳，反到是真正的实力组织者文廷式被人忽视。但是这个问题实际牵扯一个到底是后清流集团，还是维新派在改革运动中的作用问题。北京从强学会来看，这个组织其实是一个由后清流派控制的政治团体。康有为，文廷式都没有参加北京强学会的实际领导工作，他们在强学会正式成立之前都相继离开北京。实际领导人是陈炽和沈曾植，而政治后台是翁同和。陈炽曾在翁同和任尚书的户部任职，而沈曾植则是著名的翁氏门下高足。在强学会筹办前后，从翁同和的日记放映，他们都频频拜访翁宅，特别是当陈炽被选为强学会负责人，拜访翁时，翁竟对其前下属“以国士遇之。”当时，康有为和梁启超都希望拜见翁同和，但据翁的日记记载，他都没有见，康有为也曾写过，他给翁同和写信，“常熟令陈次亮（陈炽）来对。”强学会对外公开“正董”为陈炽，“副董”为沈曾植，康的弟子梁启超和麦孟华主要负责编辑《万国公报》，不掌管会务。强学会开办初是由翁同和掌管的户部拨出的一小笔费用，并提供了印书机。另一个尚书孙家鼐帮助解决了办公房屋，成立后不少高官纷纷捐资，都是由陈炽出面和受理。但是惟独李鸿章捐的二千两银子被退了回去，一方面由于李在马关条约签订后名声太臭，另一方面也由于他是翁的政治宿敌。
从以上可知北京强学会最初由后清流集团控制，维新派只是控制了《万国公报》，强学会虽然对宣传变法，推动维新起了很大作用，但由于他主要由在职官员组成，派系纷杂，不久就为争夺领导权发生了清流内部的派系之争。正如我们所知，强学会是借康的名声，由翁系清流官员筹办，最初成员主要是翁系官员，随着更多官员加入，各种政治势力也卷入。康有为后来曾回忆说：“举次亮（陈炽）为提调，张孝谦帮之，是时高阳（李鸿藻）当国，张为其得意门生，故沈子培举之，使其勿散坏也。”张在加入强学会后，又邀集在李鸿藻门下逢迎的徐世昌，御史诸成博，张仲炘等入会，成为另一股势力。同时，张之洞的亲信杨锐和他的儿子张权也入会，这样一来，清流主要派系都在强学会里，并勾心斗角地互相争权，不久，自恃李鸿藻的支持，在会务中专行独断，内部混乱，正如时人所言，“与会诸人，官气重而本领低，私意多而惠公少，议论乱而本质悖”。不久，保守派攻击强学会，御使杨崇伊上折参奏解散强学会，李鸿藻出陵差不在朝，翁同和鉴于会务大权已经旁落，竟不发一言，具有特别历史意义的这样一个政治团体竟草草收场。
北京强学会是清流派和维新派的第一次正式政治合作，朝野的力量联合推动晚清的政治改革，但当时还是清流为主，维新为辅，谈论维新运动清流的缺位是讲不通的。强学会在清流掌控下也没干出什么大作为，翁同和曾在日记里记下这么一段“归得陈次亮函，责余因循，其言痛切，此君有识力，特不醇尔，然醇则行缓矣”。翁的话也不无道理，在专制皇权制度下，如果没有一个象彼得大帝或明治天皇那样有权有理想的皇帝，激进，彻底的政治改革是很难走通的一条路，除非外部改革的力量十分强大和团结。但是在这次合作中，暴露了很多问题，即使当时的精英人物也很不熟悉现代社团的运作，很多旧的传统和习俗使他们很难比较团结地担负起改革的重任，中国士大夫讲究君子不党，清高自傲，各自为政，危机面前，仍在出于各自私利内斗不止，成为一种通病，这使得自上而下，循序渐进的改革道路也常常夭折。
北京强学会的部分参预者
姓名       籍贯           职衔            背景
文廷式    江西省         翰林院侍读         翁同和派系
康有为    广东省         工部主事           维新派
梁启超    广东省         举人               维新派
麦孟华    广东省         举人               维新派
陈炽      江西省         军机处章京         翁系
沈曾植    浙江省         刑部郎中           翁系
沈曾桐    浙江省         翰林院编修         翁系
丁立鈞    江苏省         翰林院编修         翁系
汪大燮    浙江省         内阁中书           翁系
张孝谦    直隶           翰林院编修         李鸿藻派系
徐世昌    直隶           进士               李系
诸成博    浙江省         御史               李系
张仲炘    湖北省         御史               李系
扬锐      四川省         内阁中书           张之洞派系
张权      直隶           主事               张之洞子
八  清流与上海强学会和时务报
当北京强学会成立不久，张之洞在北京的亲信杨锐和儿子杨权都列名参加，多少可以看出张之洞的态度，北京官场也流行着强学会的背景是“内有常熟（翁同和），外有南皮（张之洞）。”1895年秋，在北京强学会已奠定基础后，康有为即南下，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联络张之洞赞助维新运动。张之洞虽然已经脱离中央的清流集团，但他对政治改革的热情始终如一，门下聚集大批清流名士，他本人的政治态度和思想也广为人知，形成地方上最大的推进改革政治势力。是时，张正署理两江总督，南洋大臣，下辖江苏，安徽，江西三省，特别是上海这个西方影响最大和当时最繁荣活跃的大城市也在其中。而且在张之洞和康有为之间，有一个最方便的搭线人，梁鼎芬。
康有为于九月到南京，梁鼎芬以东道主的身份给予热情接待，此时的康有为不在是以布衣之身交结权贵兜售其改革主张的说客了，他变成新科进士，名望全国的第一大名人。意气风发，甚至有些狂傲不拘。梁鼎芬对康的热情有些出格，当时正逢张之洞的大大儿子意外溺水身亡，张心情沉重，悲伤以及，梁为张能早点见康在给张连续写信，“比闻公伤悼不已，敬念无即，今思一派遣之法，长素（康有为）健谈，咳终日相对，计每每午后，案牍少清，早饭共食，使之发挥中西之学，近时大夫之论，使人心开”。当张召见康后，梁鼎芬又出主意，多邀几个人，一起讨论。在梁鼎芬的热心周旋下，康有为得以“入江宁居二十余日，说张香涛（张之洞））开强学会，香涛颇以自任，隔日一谈，每至深夜”。这种深入交谈，使双方相互了解颇深，但造成两个后果，其一，张对康的主张大部分是支持的，强学会，时务报等事项等都落实下来。其二，张看到了康的不经不道一面，并对其狂傲任性的人品有了深刻印象，并心存戒虑。从康有为自己记录的下一段话可看出，“香涛不信孔子改制考，频劝勿言此学，必供养。又使星海（梁鼎芬）来言。吾告以孔子改制大道也，岂为一两江总督供养易之哉。”康有为一向以再世圣人自许，他的狂妄甚至不仅于做皇帝，而是当素王，做教主，继承孔子的衣钵。这一点，以张之洞的聪明是不难看出的。果然在后来康有为与张之洞的合作中，屡屡发生冲突。当上海强学会成立，由于康把自己的一套孔子改制理论写进会章，“香涛以论学不合背盟，电嘱勿办”，当各地纷纷响应上海强学会，“而江宁一切不来，处处制肘”。
上海强学会存在时间并不很长，但仍然产生极大影响，首先张之洞亲自挂名，开办宣言也是以他的名义发表。张的威望和地位成为强学会的一面大旗，各方纷纷响应。康有为不过是拉大旗做虎皮，狐假虎威而已。第二，梁鼎芬积极参预，并联络大量清流名士和各界名人雅士。当时在江南的名士几乎全是梁亲自邀请而来，例如任职日本公使的黄遵宪在其《入境庐诗草》记：“已末九月，予在上海，康有为往金陵，谒南皮（张之洞）制府，欲开强学会，梁（鼎芬）为周旋，是时，予未识康，会中十六人有予名，即梁所代签也。”据张蹇所记，邀请他入强学会的电报也是梁鼎芬署名发给他的。上海强学会中，除几个原翁系清流成员，如黄绍箕，屠仁守，张蹇与康认识，其他人与他素无瓜葛，维新派除梁启超在学会解散后来续办时务报以外，并无一人参预。上海强学会的成员骨干是后清流成员，其中一些原在京城翁的门下，当时正在江南任职，其余大部是张之洞的部属或网罗的名士。另有一些是思想新潮的高官子弟，他们是清流名士的外围年轻俊秀。
上海强学会的部分参预者
姓名       籍贯           职衔            背景
康有为     广东省         工部主事        维新派
梁鼎芬     广东省         翰林院编修      张之洞幕府
黄体芳     浙江省         内阁学士        张之洞亲信
黄绍箕     浙江省         翰林院编修      翁同和系，张的亲戚
黄绍第     浙江省         翰林院编修      翁系清流
屠仁守     湖北省         御史              清流，罢官后投张之洞
蒯光典     安徽省         翰林院检讨      张之洞幕府
张蹇       江苏省         状元入翰林院    翁系清流
汪康年     浙江省         书院分教         张之洞幕府
邹代鈞     湖南省                              张之洞幕府
黄遵宪     广东省         驻日本公使      名流外交家
黎庶昌     贵州省         出使日本        名流外交家
左孝同     湖南省         道员              左宗棠之子
沈瑜庆     福建省         候补道          沈葆祯之子
陈三立     江西省         吏部主事        陈宝箴之子
上海强学会是张之洞清流系统控制的政治团体，但在与维新派的合作中结出了一个成功的硕果，时务报。虽然清流和维新派由于观点分歧在办报中发生激烈冲突，但仍能保持了合作，并使时务报变成宣传变法维新影响最大，作用最大的舆论机构。开办上海强学会，张之洞选派了自己幕府的汪康年出面来负责实际会务，汪成为张的代理人，但汪康年的工作中任劳任怨，耐心协调，赢得了张的信任和各方人士的赞许。1896年，北京强学会遭到参劾被解散，上海强学会也随即停止。汪康年在张之洞委托下，用上海强学会的余款和张的资助下，开办了《时务报》，汪出任经理，请来了通过办《万国时报》已经大名鼎鼎的梁启超任主笔。8月《时务报》创刊不久，张之洞就出面鼎立支持，他在《咨行全省官销时务报札》说：“上海新设报馆，每旬出版一本，本部堂披阅下，具见该报，识见正大，议论切要，足以增长见闻，激发志气。凡所采录，皆系有关宏纲，无取琐闻，所录外洋各报，皆系就本文译出，不比坊间各报讹传臆造，且系中国绅宦主持，不假外人，实为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之报”。可见张之洞的支持之力，期许之深。
《时务报》刊行，通过梁启超任主笔，维新派的激进变法主张得以全面阐述，梁在报上开始登发他的长篇论著《变法通义》，引起巨大反响。张之洞对其中很多观点是赞不绝口的，但其中也有不少，日积月累，张开始不满，特别是梁把矛头也对准他本人的一些事情，甚至引起他的愤怒。例如，梁在“论学校”一文中，有这样的话“金陵自强军所聘西人，半属彼中兵役，而攮我员弁之厚薪。”金陵自强军正是张之洞署理两江总督办的一项重要新政，张自许很高，梁居然攻击到自己脑袋上，他看后“颇不怿，谓明年善后局不看此报矣”。另外梁启超在《变法通义》其它章节中，对当时的正统儒家学派进行攻击，把矛头对准国学大师倭仁等，并评他们在洋务运动中的表现是“误人家国”。而倭仁正是和张之洞早年清流在政治的同盟，等于变相批清流。张之洞为此愤愤不平。他的僚署梁鼎芬等纷纷写信给汪康年，告之，张的不满和要求汪“以后文字，需要小心”，“此无益有损之文，以后请加检对也”。梁启超自己回忆说：“设时务报于上海，其经费则张文襄（张之洞）与有力焉，而数月后，文襄以报中多言民权，干涉甚烈”。张之洞从不满，到通过汪康年进行干涉，确实有其不能容忍之处，这便是维新派大力鼓吹的君主立宪色彩的民权论。
《时务报》第四十一期，梁启超发表了后来争议极大的“议君政民权相嬗之理”的文章，他鼓吹康有为所谓从孔子学说中发扬出的三世说，并进一步阐述据乱世即多君制，升平世则一君制，最后到太平世的民政制。而提出应行君民共制。这种预示封建专制制度灭亡的说法必然引起大多数士大夫的惶恐。而巧合的是汪康年也一时迷糊附和了一篇“论中国参用民权之利益”的文章。梁的文章就象捅了马蜂窝，叫骂，抨击纷至沓来，有个姓周的御史叫嚣“要达民权一万板”，张的亲信也纷纷写信指责汪康年，梁鼎芬在信中说汪“自云‘不附康’，何以至是？”张之洞后来曾评论《时务报》维新派的言论，“太悖谬，阅者人人惊劾。恐招大祸”。
在时务报期间，汪，梁不和是很出名的事，汪经常对梁的文章大量删改，也阻止康有为和他第子的文章发表，汪多是秉张之洞的意思，因此汪，康矛盾激化。张之洞虽然很反感维新派的激进主张，但对梁启超的才气和学识很有好感，他希望调解汪梁矛盾，把梁拉到自己政治圈子中，当1897年初，梁到武昌拜见张时（当时张已经回任两湖总督），受到破格接待。据当时在场的王伯恭记载了一段有趣的故事，“梁启超过武昌投谒，张令开中门及暖阁迎之，且问巡捕官：可鸣炮否？巡捕以恐骇听闻对。定制钦差及敌礼官往见督抚者，始鸣炮开中门相迎。若卿贰来见，但开门而不鸣炮，余自两司以下，皆由角门出入，梁启超一举人耳，何有是礼节。”张对梁启超的礼遇从梁鼎芬的记载中印证，当梁鼎芬向张之洞通报梁启超到访时，张“撇下诸客延见，是夕即招饮”。更有意思的是张之洞见面居然称呼25岁的梁启超“卓老”（卓如是梁的字），并当下邀请梁出任“两湖时务学院长，并在署中办事，以千二百金相待，其词甚殷勤”。着可说“优渥备至”。从晚清变法历史看，维新派确实犯有一重大失误，当时清流大老，翁同和，张之洞对康有为，梁启超都优礼有加，格外看重，并愿意与之合作。清流集团是代表朝廷内的精英士大夫的政治派别，如果互相紧密合作，变法的道路可能会是另一种较温和可行的方式。但是康头脑中要当圣人，要做教主的思想害得他抱住一套歪理不放，狂妄自大，最后与清流和大多数当朝士大夫都闹翻，只凭借一小部分慷慨激昂的下层绅士依靠一个无实权的皇帝，强行剧烈的政治改革，其失败多少与他们自身行为有莫大关系。
梁启超对张之洞的高官厚禄，入我范围的邀请没有动心，双方虽然惺猩相惜，但心里都明白谁也不愿改变自己政治立场。张后来追述，梁还是坚持康有为孔子改制那一套，“知其所主张，必滋弊”。而梁启超回到上海，仍我行我素，与汪康年矛盾不断。这时康有为正到处组织地方学会，而时务报正是他的主要宣传阵地，当他撰写的“知耻学会序”在梁的安排下发表后，张之洞再一次震怒，他命令各衙门扣押此册，不准下发。同时，汪也扣留了维新派徐勤的《中国除害主义》一文，汪梁矛盾公开化。梁启超致信给汪康年：“如兄愿辞，弟即接办，如兄不愿辞，弟既告辞”。张之洞当然不会让自己控制的时务报落入维新派之手，梁只好愤然而去。正好黄遵宪在湖南，听说有办时务学堂之举，随即向巡抚陈宝箴推荐了梁启超，梁也认为湖南维新运动有可为，与康有为商议后赴湘。
梁启超离开时务报是一件很可惜的事，当时时务报在全国影响之大，范围之广，完全是宣传维新思想的一面大旗，对启发民智，解放思想起了极大作用，而梁正是它的灵魂。梁的离开使维新派失去了这一重要舆论阵地。有人讲“新党之议论盛行，始于时务报，新党人心解体，亦始于时务报”。其实还有更深一层意义，这个解体也标志了维新派和清流派的一次重要政治分裂，这等于政府内部的改革力量对康的维新敬而远之，持消极态度。甲午战败后，清流和维新派的轰轰烈烈变法图强声势，在保守派的反击和内部的矛盾中消沉下去，当百日维新的机会来临时，由于维新变法的力量分裂，只看到了康有为一小伙人面对着强大的保守集团去进行对中国生死攸关的政治改革。
清文字狱案之四——戴名世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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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随笔]康熙本无揣测意，全怪汉人是非多――清文字狱案之四，戴名世案
作者：边塞亭栏 提交日期：2005-12-5 10:36:00
纵观康熙一朝的不到十起文字狱案，没有一件是由康熙本人以及是由满洲人纠发的，原因大概是当时的康熙朝还没有在思想意识上控制汉人的政策，而康熙的治国策略是“生一事不如少一事”也多半不会主动去考究汉族文士们在言词上有什么犯禁之处。在这个时期，所牵发的两个大案基本上是因为文字多有对前明王朝的怀念与留恋。然而既有对前明王朝怀念留恋的文士便有想通过阴谋揭发告密使让自己得到显贵的汉人，以及对大清王朝阿谀谄媚，奉承拍马的想让自己得到利益的汉人，还有那些对清王朝表示愚忠，显示自己忠君爱国的所谓秉直的汉人。前两者一个是清朝第一文化流氓，卑鄙无耻之极的吴之荣，一个是被人笑掉大牙的无耻文人范士杰。而这第三个，你对他掀起的这场文字狱案很难做出一个大是大非的评判，倘若我们痛恨满洲人的异族统治的话，可以把他归为吴之荣之类；倘若从他对康熙朝的恪尽职守，效忠敬责来说显然他的告发检举那是因为职责，也算正当。不过终归到底还是怪满洲人既然坐稳了江山就不要再纠缠于汉人对前朝有些无奈的留恋与怀念，显得一点也不大度。当然极权政治是容不得治下之民有异心的，哪怕是些留恋的文字也不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尚且还是如此，何况二百年前的王朝政治呢，这就是根本。
对于告发戴名世的赵申乔，我们能说他卑鄙无耻吗，毕竟他是在左都御史的任上揭发戴名世的，而且他在任上也是秉公执法，俨然算是清廉正直的。
戴名世，安徽桐城人，字田有，号药身，是桐城学派的代表人物，与著名散文家方苞齐名。戴专于治史，尤其喜好明史，便是这个喜好给他带来了杀身之祸，倘若他喜欢宋史，哪怕是元史也断不会有什么隐忧，偏偏是这明史，他应该知道庄廷龙案便是肇始于这明史，晓得若有不慎是可以惹祸的，然而我们怎能责怪戴名世的喜好呢？
戴名世一直有想修一部完整的，客观的明史愿望，于是几十年来在他教书的闲暇一直留心搜集史料，不过由于他生活窘困，所以搜集史料的时间竟耗费了他二十年的功夫。他的同乡方孝标著有《滇黔纪闻》一书，是一部记载南明桂王时期的史书，戴也把此书拿来做为参考。后来他的一个门生余湛先写信告诉戴名世说，他曾经和一个叫做犁支的和尚交谈过，交谈的过程中，这个和尚谈到了南明桂王的事情，戴知道后，赶紧去余湛先处访问，但是犁支和尚已经走了，未能见到。余湛先告诉戴说，这和尚原是南明桂王府内的一个太监，桂王被吴三贵杀了之后，这个宦官便出家当了和尚，法号犁支，因为他的这个身份，当然对南明桂王的事情很清楚。虽然没有见到这个和尚，但是戴名士嘱咐余湛先将他与犁支和尚交谈的内容写下来，写完之后寄给他。戴名士之所以急切想求得犁支和尚关于南明桂王的一些言论，那是因为他想根据犁支和尚的谈话印证《黔滇纪闻》中的记载，由此可见戴名世是个多么治学严谨的学者。为此事戴名世与余湛先通了几次书信，这几封书信被戴的学生龙云鄂于康熙四十一年刊刻的戴的文集《南山集》收录，取名为《与余生书》。
康熙四十八年，戴名世以57岁的高龄中会试第一名，殿试第一甲第二名，高中后被受翰林院编修。
康熙五十年十月，左都御史赵申乔根据《南山集》参奏戴名世，指斥他“妄窃文名，侍才放荡，前为童生时，私刻文集，肆口游谈，倒置是非，语多狂悖，逞一时之私见，为不经之乱道，徒使市井书场翻刻，贸鬻射利营生，识者斥为妄人，士林责其乖谬……”。由于戴名世的《与余生书》谈到了方孝标的《黔滇纪闻》，因而此案又牵扯到了方孝标，以及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刻《南山集》的龙云鄂等全部受到牵连
戴名世的罪名是《南山集》直书南明政权的年号，包括福王的崇光政权，唐王的隆武政权，桂王的永历政权等。这些南明政权按清王朝的要求应该以顺治十六年纪年，戴名世不称顺治年号，被指控为对清朝统治的不满和对明朝的怀念与留恋。因此，刑部上书道：“查戴名世书内，将本朝年号削除，写入永历年号，乃大逆罪，照例凌迟处死；其第戴世平斩绝；其祖、父、子孙兄弟，伯叔父兄弟及子，俱斩，女眷、15岁一下子孙皆给功臣为奴。”。
在此案上康熙是表现出其仁慈胸怀的，不像鳌拜对付庄廷龙案那么凶残。康熙五十二年康熙降谕旨：戴名世从宽免凌迟，即刻处斩，其书版烧毁，其家人宽免。由此案牵扯出的《黔滇纪闻》案的方孝标之子方登封、方云旅等人俱从宽免。
为《南山集》作序的方苞因其是方孝标的族孙本也应处斩，但是由于不是直系亲属，因此康熙放了他一马，免其死罪。刊刻《南山集》的龙云鄂虽然自首但仍被流放宁古塔，与戴名世书信来往的余湛先因为隐去没有抓到，不过后来又被抓住，于康熙五十一年死于狱中。
后来有人考证其实戴名世的《南山集》只不过是《与余生书中》中有叙南明弘光帝在南京一段并于文字间写了“永历”的年号，其他并无一处是犯清朝禁忌的。那左都御史如此眼光毒辣其用心有些不是他的忠君爱国与耿直就可以表白的，想他也是从小生南明朝廷的，居然没有一丝恻隐之心，兴起这文字狱，害死著名文人，即便多么忠诚也是会受人诟病，且不被人原谅，难道忠君之义大于为人之义么？倘若是满洲人纠劾倒也情有可原，而做为一个汉臣竟如此对待前朝，其忠徒增厌恶而已。
兴起这狱案的赵申乔，字慎男，江南武进人，康熙九年进士康熙二十年授河南商丘知县，后任刑部主事，迁员外郎；康熙四十年任浙江布政使。治政以来因由惠政多次受到康熙帝的嘉奖，康熙四十八年提拔为左都御史。在兴戴名世案前，赵申乔与戴名世并无仇怨，显然不属于公报私仇或是想通过告发加官进爵获得利益，不过是让人唏嘘的愚忠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