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尔巴乔夫论政治改革

戈尔巴乔夫论政治改革

——《改革与新思维》读书笔记

1987年，戈尔巴乔夫应美国出版商的要求，写了一本轰动世界的《改革与新思维》。戈氏写作此书的目的非常清晰：“我写这本书，是想同各国人民直接对话，同苏联人民、美国人民和任何国家的人民直接对话”[1]；一言以蔽之，此书既不是学术性著作，也不是宣传性论著，而是“一本邀请人们参加对话的书”[2]。在此书中，戈氏用了全书一半的篇幅谈改革，其中涉及政治改革的内容颇多。今天读来，这些论述对于我们讨论当下中国的政治改革仍然颇有借鉴意义和参考价值。毕竟，这是出自社会主义大国最高领导人对于变革社会的一种评述与思索。以此来反观中国现实，或许我们可以从中找到中国改革与当年苏联改革的某种契合点，拨开改革的云雾，辨识改革的方向所在。

一、政治改革的必要性

在戈氏看来，政治改革的必要性主要是基于以下的政治现实：第一、党的整体领导能力和工作能力削弱。第二、政治上的奉承，大量授予奖赏、称号和滥发奖金的做法，往往取代了对人及其生活和劳动条件、社会自我感觉的真正关心。第三、许多地方党组织涣散。不能坚持原则立场，不能同消极现象、为所欲为、官官相护和纪律松弛的现象作坚决斗争。第四、党内平等的原则越来越遭到破坏。许多身居领导职位的共产党员不受监督和批评，这就导致工作中的失败和违法乱纪。第五、腐败现象严重。无视法律、弄虚作假、阿谀奉承、歌功颂德、滥用权力、压制批评、中饱私囊、为虎作伥等。总起来说，“党和国家机关的实际行动落后于时代和生活本身的要求。问题增加的幅度比解决的大。社会变得越来越难以管理。”“国家正处于危机前的状态”。[3]

二、政治改革的重要性

无论是在革命时期还是在改革时期，政治都占有首要的地位。在改革过程中，“具有首要意义的是政治性措施，是实际上的而不是口头上的广泛民主化任务，是同官僚主义和违法行为作无情的斗争，是积极吸收群众参加国家事务的管理”。[4]

三、政治改革的总体构想

政治改革的总体构想和意图主要是：第一、……更全面地发扬民主，发展社会主义自治……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扩大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更加尊重人的价值和尊严。第二、要优先发展社会领域，以便越来越充分地满足苏联人对良好的劳动条件、生活和休息条件、受教育和医疗服务条件的需求，时刻关心每个人和整个社会的精神财富和文化水平。“改革不是某种心血来潮，不是恍然大悟，……改革的实质恰恰在于：它把社会主义和民主结合起来，从理论上恶化实践上完全恢复列宁的社会主义构想。”[5]

   四、改革的路径是“来自上面的革命”与“来自下面的革命”相结合

改革是从金字塔的顶端走到它的底层。也就是说，改革是从党，从党的领导人开始，将上层的首创精神同来自下面的波澜壮阔的群众运动紧密地结合在一起。就上层来说，“所有的人都需要改革，包括政治局、政府和最高领导层”；就底层来说，改革需要反映群众长远的和根本的利益，赋予群众和基层享有其全部的民主权利，从而获得群众的支持。整个改革工作需要把来自上面的动力与来自下面的运动结合起来，也就是赋予改革本身更多的民主性。

与此同时，各级党政机关要善于听取群众的意见和建议。“如果人们在发表意见，在会上谈自己的看法、投书报刊和向各级领导发出呼吁，而这一切都被当做耳旁风的话，那么下面就会采取我们所不习惯的行动。这就是我们工作中的失误。”

“没有什么比从人们那里直接得到的劝告、建议和警告更为宝贵的东西了。”“与人民商谈和会面是完全必要的，许多事情靠指令性指示是办不好的。”[1]

五、改革的基础和主要动力是民主化

1985年的一月全会的主要意图是发扬民主。这是改革不可逆转的基本保证。如果一月全会不把民主化作为改革的主要动力提出来，那么，这种全会实在不需要。民主化将在经济、政治、党内等领域得到持续发展。改革需要一个有利于进行改革的气氛，需要一个使人成为社会积极的、负责任的人的气氛，需要一个坦诚相见，同人民讨论一切问题，甚至最困难的问题，以便同它们一道解决这些问题的气氛。因此我们可以说，“改革的基础是民主化。”[2]

六、阻碍改革的最大敌人是既有思维和保守思想

“改革道路上最大的困难是我们在以前的年代里形成的思维。我们大家，从总书记到工人都应当改变这种思维……必须克服我们自身的保守思想。”

正是由于这种保守思维，人们就会对下述现象不习惯：报刊的言论更尖锐了，并且深入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以前被视为禁区的主题逐步涉足；对改革和发展过程中的许多问题进行直接的、公开的辩论。而允许发表和逐渐接收这一切都是自然的和必不可少的，因为意见分歧是引发思考和不断论辩的良好养料。[3]

七、改革过程需要公开性

改革需要在社会生活的一切领域有更多的公开性。发展公开性，也就是不断集中人们的意见和建议的过程。人们既应该知道好事，也应该知道坏事，以便扬善除弊。国家机构和社会团体应该最大限度地开放，使人们可以就其中的任何问题大胆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我们需要公开性就像需要空气一样。”

发展公开性，需要广开言路与批评。报刊普遍活跃的一个迹象是群言堂，而不是一言堂。改革需要整个社会都参与其中并有机会讨论，“广开言论是非常有益的，这也可以说是要使每种报刊上都出现社会主义的多元论”。

通过批评，特别是通过来自“下面”的批评来检验自己的政策，既有利于同消极现象作斗争，也有利于防止产生消极现象。否则，“我们就不可能前进”。“我不能设想，没有这些，还有什么民主可言。”

民主化的过程，使得批评者和被批评者之间的关系发生了实质性的转变，即它们之间成为伙伴关系。这样一来，对话将取代任何形式的、检察官式的傲慢教训和训斥。因为“任何人都没有对真理作最后评判的权利”。

诚然，批评的首要意义在于它是一种责任。“即使提出尖锐的批评意见，也是希望有助于改革。”批评理当以事实为依据。“批评越尖锐，就越应当负责。”这一切又要取决于人们的良知和社会责任感。

虽然“批评是一副苦药”，但是“我们将尽一切所能，使任何人既不能压制批评，也不能借故推脱批评”。因为我们秉持这样的理念：“对待批评的态度是衡量一个人对改革、对社会上发生的一切新现象的态度的重要标准”；“在批评问题上刹车，就是损害改革”。

总之，就公开性与批评而言，它们之间既有内在的关联性，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内容。“公开性、批评和自我批评，并不是一时的运动。这些东西一经公布，就应该成为苏联生活方式的准则。没有这些东西，任何根本的改造都是不可能的。没有公开性，就没有也不可能有民主。而没有民主，就没有也不可能有现代社会主义。”诋毁公开性和民主化的企图“就是要破坏改革进程”。“没有公开性和民主化，改革进程就是不可思议的。”[1]

八、改革需要发展党内民主

要把发展党内民主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政治任务予以落实。这就要求：“中央委员会要求那些被选到领导岗位上来的人要谦虚、正派、诚实，不容忍奉承、拍马”；“党内不能有不受批评的人，同样也不能有没有批评权利的人”；发展党内民主“首先是从领导干部开始”；“不允许一个人或一批人搞垄断……如果认为一切都要来自中央，或者更糟，都要来自一个人或是一批人，那么说不定我们会滑向思想僵化”……[2]

总而言之，戈氏关于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的论述，在当时、乃至今日仍有诸多争议，这些争议有些涉及到对于戈氏本人的评断。如果我们撇开这些过多的意识形态的论争，从事实本身着手，从中国的现状出发，来思索中国的政治改革，或许戈氏给我们提供了一些思想养料和精神支持。而能否发现和合理利用这些有益的养料和智力支持，一方面取决于主政者的态度和主见，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人民和社会的选择。因为改革要能有效地开展起来，并能成功地继续下去，至少需要这样三个要素：第一是有效的政策；第二是有为这一政策不懈奋斗的政府；第三是有愿意支持这一政策的人民。用戈氏的话来说，“有政策，有为这个政策奋斗的政府，有支持这个政策的人民，这是最主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