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剿共英雄”卫立煌的人生巨变

“剿共英雄”卫立煌的人生巨变
郭广迪
2001年第6期 炎黄春秋杂志791

抗日战争时期的卫立煌
1932年夏天，国民党集中了十几个精锐师对位于大别山地区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进行围剿，经过反复较量后，红四方面军主力向陕南川北转移。国民党第十四军军长、豫鄂皖三省“剿匪”军中路军指挥官卫立煌率部占领鄂豫皖根据地的军事政治中心——金家寨。这一“辉煌胜利”令国民党方面大喜过望，蒋介石亲自前往慰劳，国民党政府则颁布命令，宣布以位于大别山区豫皖两省交界处的金家寨为中心建立一个新的县治，并命名为“立煌县”。在国民党军队中获此“殊荣”者前所未有。
新中国诞生后，所谓“立煌县”理所当然地被取消。不过，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三天，却收到了这位卫立煌先生从香港发来的贺电，称：“先生英明领导，人民革命卒获辉煌胜利，从此全中华人民得到伟大领袖，新中国富强有望，举世欢腾鼓舞，竭诚拥护。煌向往衷心尤为雀跃万丈。”1955年3月，这位曾任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的“剿共英雄”从香港回到大陆，并于1958年4月就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积极“剿共”受蒋介石特别嘉奖
卫立煌（1896——1960）安徽省人。辛亥革命爆发时，15岁的卫立煌在家乡参加革命军，后又到广州参加粤军，曾担任孙中山先生的卫士。卫立煌在粤军中步步升迁，由排长、连长、营长直至旅长。孙中山先生逝世后，蒋介石玩弄手腕将许崇智逼下台，随后即对粤军进行改编，将不服从他的部队包围后缴械，将拥护他的部队编为一个师，同由黄埔军校教导团改编成的两个师组成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由他本人任军长。这就是蒋介石最初的嫡系部队。原粤军补充旅旅长卫立煌被任命为第一军第三师第九团少将团长。于是，卫立煌成了蒋介石嫡系部队中的一员干将。
北伐战争开始后，卫立煌率部随第一军参加了进攻江西、福建的战斗，到达福州后，升任第十四师师长。1927年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卫立煌率领的第十四师和顾祝同的第三师一起组成蒋介石政权的警卫部队。后来，卫立煌被保送到北平陆军大学特别班第一期学习。毕业后，回安徽组织军队，蒋介石给其以第四十五师的番号，并任命他为师长。
从1930年5月起，卫立煌开始参加围剿共产党和红军的战争，就任皖北“剿匪”指挥官。1931年，又参加了蒋介石亲自指挥的对江西中央苏区进行的第三次大围剿，后来升任为国民党陆军第十四军军长。1932年6月，蒋介石组织第四次大围剿中，首先集中兵力进攻红四方面军所在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卫立煌被委任为鄂豫皖三省“剿匪”军中路军第六纵队指挥官，率十四军奉命进攻黄安（即现湖北省红安县），行军途中遭红军袭击，被打了个措手不及。红军首先击溃了其第十师的一个旅，然后直捣十四军军部。双方进行了一场十分激烈的战斗，连卫立煌随身的特务连也死伤惨重，若不是后援部队赶到，卫立煌险些成为红军的俘虏。
在尝到红军的厉害后，卫立煌不敢再轻举妄动。后来，红四方面军离开鄂豫皖根据地悄悄向陕南川北转移，蒋介石并不知情，一再敦促各路“剿匪”大军向大别山进军，务必攻占鄂豫皖根据地的中心金家寨。因为怕中红军的埋伏，各路部队畏缩不前。卫立煌则挺身而出，他率一个师翻山越岭抄小路直插金家寨，结果未遇任何抵抗便占领了共产党苏区的这一“首府”。蒋介石收到卫立煌从金家寨发来的捷报，兴奋不已，认为鄂豫皖地区的红色政权已被彻底摧毁，因而亲自前往慰劳卫立煌及其部队，并随即破例设立“立煌县”，以表彰其在“剿共”战斗中的“卓越战功”。
占领大别山地区后，卫立煌被任命为国民党豫鄂皖“剿匪”总指挥，并兼任豫鄂皖三省边区督办。后来，他调任赣粤闽湘鄂“剿匪”军北路军第二路军第一纵队指挥官，不久接连升官，先后任第五路军指挥官和东路军前敌总指挥。1934年4月，卫立煌晋升为国民党陆军中将，同年任闽赣浙皖边区“剿匪”军总指挥。
十年内战期间，卫立煌几乎一直充当蒋介石“剿共”的急先锋，进剿地区遍及全国十多个省。
抗日救国重新认识共产党
1936年，卫立煌晋升为国民党陆军上将。为了胁迫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对长征到达陕北的红军再进行一次大围剿，蒋介石又委任他为陕甘绥宁边区总指挥，令其率国民党嫡系部队前往西北督战。由于西安事变的爆发，蒋介石妄图一举消灭红军的计划被扼杀在摇篮里。
在西安事变中，卫立煌与陈诚、朱绍良、钱大钧等国民党要员一起，被张学良、杨虎城扣押起来。卫立煌自知个人与红军打仗最多最狠因而积仇也最深，认为此次凶多吉少。但后来听了张学良亲自给他们讲同杨虎城举行兵谏的目的、经过，以及提出的八项主张，一生以孙中山忠实信徒自居的卫立煌认为，“确实遵行总理（即孙中山先生）遗嘱”，是他与张、杨的共同语言，同时认为，“全国一致抗日”也没有什么不对之处。因此，卫立煌的心情平静下来，开始认真阅读当时西安发行的报刊，思考一些自己过去从未考虑过的问题。后来，他对人说：“西安事变是完全没有想到的，后来的结果更是想不到。好得很！当时要不是张汉卿（即张学良）这么一来，再打内战，中国早已被日本灭亡了。”
西安事变使卫立煌认识到继续“剿共”是没有出路的，他对自己的老对手共产党特别是共产党的高层领导人还缺乏了解。抗日战争的全面展开，为他提供了全面了解和认识共产党的机会。卢沟桥事变后，卫立煌就任国民革命军第十四集团军总司令、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战区司令官为阎锡山）和南路前敌总司令，率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参加抗战，组织指挥了著名的忻口战役。忻口战役打响之前，卫立煌和阎锡山在太原见到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周恩来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曾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政治部主任，卫立煌当时是该军的一个团长，因而曾在公开场合多次见过周恩来，但从来没有与他单独谈过话。这次周恩来一走进会客厅，卫立煌便立即起立行军礼，周恩来也热情地对他说：“十年没有见面，变化真大，没想到我们现在又回到一条战线上来了。”周恩来向卫、阎二人介绍了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的主要精神，并就他们提出的调八路军一二九师到忻口参加阵地战的问题作了解释，认为当前日军向太原进攻，在正面布置一部分兵力阻挡他们是必要的，但不应将全部兵力都放在正面打阵地战，而应派一部分军队迂回到敌人后方打游击战。他说，八路军在决战上不是主力，它的拿手好戏就是在敌人后方打游击，所以不应将一二九师放在正面打阵地战。阎、卫二人觉得周恩来言之有理，就同意了他的意见。第二天，卫立煌就赶往忻口前线指挥战斗。
忻口战斗打响后，卫立煌指挥部队在南怀花与日军展开激战，双方对灵山制高点进行了反复争夺，死伤惨重。八路军为配合正面战场的战斗，在日军后方频繁出击。一二O师几度占领历代兵家必争之地雁门关，切断了日军后方交通线；一一五师也接连攻克察南冀西数座城镇，切断了日军的另一条后路；一二九师七八九团团长陈锡联则率部袭击了日军在阳明堡建立的临时机场，一举烧毁敌人24架飞机。八路军袭击阳明堡机场后，忻口战场很多天没见敌机来轰炸，使正面战场我军士气大振，连续发动反击。忻口战役结束后，卫立煌在太原再次见到周恩来，他高兴地对周恩来说：“八路军把敌人几条后路都截断了，对我们忻口正面作战的军队帮了大忙。”太原失守后，卫立煌在临汾又与周恩来见面，并多次促膝谈心，使其对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
并肩作战“幸会”当年的老对手
忻口战役结束之后，卫立煌就任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第十八集团军（即八路军）在名义上也归第二战区指挥，这使他有机会又结识了共产党军队的总司令朱德及其他高级将领。1938年1月，蒋介石在洛阳召集第一、第二战区师长以上的军官开会。十八集团军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和三个师长林彪、贺龙、刘伯承及副参谋长左权来到临汾，与卫立煌等一起前往洛阳开会。在去洛阳的途中，卫立煌与朱德同乘一节车厢，在亲切的交谈中，卫立煌对朱德的经历颇感兴趣。在卫立煌看来，朱德当年追随孙中山先生闹革命的经历，与他有相似之处；为了救国救民，朱德放弃滇军旅长、川军师长等功名利禄的高贵品德，更令他肃然起敬。洛阳会议结束后，第二战区的将领又一起回到临汾继续开会，研究下一步的作战方案。通过与朱德的进一步交谈，卫立煌对八路军坚持持久战和游击战的主张也表示理解，并对八路军在游击战中为什么能做到撒得开而打不垮感兴趣。朱德对这个问题也作了详细说明，使他对共产党的治军原则和政治工作有了进一步了解。
当时，十八集团军在临汾有一个办事处，离卫立煌的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不远，卫立煌经常到这个办事处来与住在这里的八路军将领交谈。一次，他在这里“幸会”当年在鄂豫皖边区进行“剿匪”时的老对手——原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此时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副师长）。两位“冤家对头”谈起了用兵之道，卫立煌对徐向前说，论打仗，还是你们行。徐向前则说国民党中也有不少人会打仗，并称赞卫立煌很能打仗。卫立煌却并不以为然，他谈起了那一次自己被红四方面军包围差一点当俘虏的事，两人哈哈大笑。
任人为贤请八路军战士当秘书
1938年农历正月初一，卫立煌率十四集团军的两个军长李默庵和郭寄峤，乘车从临汾来到马牧村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拜年，受到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等的热烈欢迎。朱总司令在致欢迎词时说：“我们集合直属部队干部，欢迎艰苦卓绝，在忻口战争中建立伟大功劳的民族英雄、抗日领袖卫总司令和李军长、郭军长。”对卫立煌指挥的忻口战役给予了高度评价。卫立煌在讲话中也高度赞扬了八路军，他说：“我知道八路军确实是抗日的，是复兴民族的最精锐的部队，尤其是抗日的方法和经验都非常丰富，希望以后不要忘掉责任，不要忘掉自己是中国最精锐军队的一部分去和日本作战。”演讲之后，他们一起观看了著名女作家丁玲领导的西北战地服务团表演的《八百壮士》、《忻口之战》等文艺节目。听了朱德介绍西北战地服务团的情况后，卫立煌表示他也要组织一个这样的战地服务团，作为学习八路军经验的第一步。
回到临汾后不久，卫立煌看到了当时中共在武汉公开发行的刊物《群众》上刊登一篇题为《西线上的一个盛会》的通讯，该通讯详细报道了他春节访问十八集团军总司令部的经过。他看完后对其左右说：“八路军就是人才多，能打仗，能演戏，还能写文章，好青年都跑到他们那里去了。”其身边的刘秘书说自己认识这篇通讯的作者，他告诉卫立煌，这个署名为任天马的作者的真实姓名叫赵荣生，也是我们的安徽老乡，出身于有名的书香门第，其祖上曾有人中过状元。七七事变前赵荣生在燕京大学念书，日寇占领北平后投笔从戎，参加八路军才几个月。听了刘秘书的介绍，卫立煌感慨道：“为什么‘投笔从戎’不‘从’到我们这里来呢？”他又对刘秘书说：“我们需要这样的人。你去把他找来，聘请为我们总司令部的秘书。”
刘秘书赶紧找到了赵荣生，已经当了八路军的赵荣生知道这是一件大事，自己不能做主，就向所在西北战地服务团的党组织作了汇报。共产党方面对这件事非常重视，派赵的“顶头上司”丁玲与其谈话，做他的思想工作。赵荣生很不情愿地服从组织安排，到十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报到。从此，赵荣生跟随卫立煌多年，成为其所信赖的忘年之交。改革开放后，赵荣生在卫立煌夫人的支持下写出长篇回忆录《回忆卫立煌先生》，由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出版。
眼见为实访问共产党首府
经过与八路军官兵的多次交往，卫立煌很想到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参观访问，只是一时找不到适当的机会。1938年4月，卫立煌突然接到蒋介石要他到洛阳去开会的电报，卫立煌认为机会到了，他可以以赴洛阳开会“途经”的名义到延安参观。4月17日，卫立煌率由十几辆大卡车组成的第二战区前敌总指挥部的车队，浩浩荡荡开进了延安，受到了延安军民盛况空前的热烈欢迎。随后，卫立煌一行在十八集团军参谋长滕代远等人的陪同下，拜见了共产党领袖毛泽东。会谈之后，毛泽东设宴招待了他们。下午，卫立煌一行又来到著名的抗日军政大学参观，受到副校长罗瑞卿和师生们热情接待。卫立煌还在操场上对抗大学生发表了抗战演说，表示今后他要继续与八路军亲密合作，坚持抗战，收复失地，并与学生们一起振臂高呼抗日口号。参观抗大后，他们还专程前往二十里堡，看望了被国民党晋绥军误伤的八路军一一五师师长、抗大校长林彪。第二天，卫立煌等离开延安到达西安，他立即命令十四集团军西安办事处，发给了十八集团军步枪子弹100万发、手榴弹25万颗和牛肉罐头180箱。
1939年初，卫立煌升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长官司令部设在洛阳，后又兼任河南省政府主席、省保安司令。在洛阳，他继续与八路军保持友好关系。原来，八路军曾要求在洛阳设立办事处，当时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的程潜不敢答应，就借口十八集团军归第二战区管辖，只同意其在洛阳设一个通讯处。卫立煌上任后，十八集团军随之改由第一战区管辖，他马上同意将十八集团军驻洛阳的通讯处改为了办事处。1940年，他与朱德签订了驻军防区协议，还在百团大战中配合八路军与日军作战。卫立煌与八路军交往，引起了国民党和蒋介石的不满，他与延安的通讯联系也被人告密。因此，1941年夏，他被撤销河南省政府主席的职务，1942年初又被撤销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职，调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同年3月，蒋介石任命卫立煌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准备让其率部进入缅甸作战。他还未上任，就因有人告发他涉嫌通共，蒋介石又罢了他的官，使他只得在成都闲住。后来，由于中国远征军的长官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将军史迪威不合，在征得史迪威将军同意后，蒋介石才重新启用卫立煌，于1943年秋任命其为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率部进军缅甸。1945年4月，升任盟军中国战区陆军副总司令。
再次充当“剿匪”总司令成为“战争罪犯”
抗日战争胜利后，卫立煌曾长期赴日、美和英、法等国考察军事。内战全面爆发后，蒋介石派其得力干将熊式辉、杜聿明和陈诚先后到东北指挥作战，均被解放军打得损兵折将。为了挽救国民党在东北的败局，蒋介石想起了卫立煌这位当年的“剿共英雄”，发电报催促正在欧洲考察的卫立煌回国。卫立煌回到南京，蒋介石与其多次谈话，勉励他到东北为“党国”挽救局面。1948年1月，国民党南京政府任命卫立煌为东北“剿匪”总司令和东北行辕代主任。这是卫立煌所担任的职位最高的“剿匪”总司令，也是他最后一次为蒋介石充当“剿匪”总司令。但是，这一次卫立煌没有也不可能再次成为“剿共英雄”。国民党在东北以至在全国的败局已定，谁也无法挽回，卫立煌本人也完全知道这一点。在无法抗命的情况下，卫立煌在走马上任之前特向蒋介石告假回合肥探望80岁的老母，大有“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的架势。
卫立煌虽然是蒋介石当年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的老部下，可以算是蒋介石的嫡系，但他毕竟不是黄埔军校出身，更与蒋介石的奉化血统没有干系，因而实际上只是一个“嫡系中的杂牌”，与蒋介石之间一直存在着矛盾。他到东北后，一方面与蒋介石争夺指挥军队的权力，另一方面采取按兵不动的原则，固守沈阳等几个城市。解放军切断了沈阳与锦州之间的铁路以后，蒋介石一再催促卫立煌由沈阳出兵辽西，将主力撤至锦州，然后再退回关内，以避免被全歼。卫立煌则以共军惯于采用“围城打援”之术、国民党军已多次上当吃亏为由，迟迟不肯发兵。1948年10月16日，解放军攻克锦州，全歼国民党军11个师，并活捉东北“剿总”副总司令范汉杰。10月17日，驻长春的国民党第六十军军长曾泽生率部起义，另一位“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被迫投诚。10月18日，蒋介石飞到沈阳，直接命令其得意门生廖耀湘率由最精锐部队组成的辽西机动兵团向西挺进，企图夺回锦州，杀出一条血路。结果，该兵团在黑山、大虎山一带被解放军全歼，兵团司令廖耀湘被俘。10月30日，解放军已快攻入沈阳市区，蒋介石怕主帅被俘或投降影响士气，才派飞机将卫立煌从沈阳接出。
国民党在东北完全失败后，蒋介石把怒气全部出在卫立煌身上，于1948年11月26日发布命令：“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迟疑不决，坐失戎机，致失重镇，着即撤职查办。”卫立煌被撤职后，先闲住在北平。淮海战役打响后，他们一家曾乘乱秘密南下到广州，准备逃到香港，结果被保密局的特务发现，蒋介石知道后密电国民党广东省主席将其扣留，随即派飞机将他“接”回南京软禁。后来又准备将他送到台湾。1949年1月，蒋介石被迫宣布下野，李宗仁就任代总统，撤走了守在卫立煌住宅外的宪兵，但保密局的特务并不买李代总统的账，仍留在其住宅内。不过，此时国民党必败的大局已定，其内部已是树倒猢狲散，卫立煌的副官乘机软硬兼施将特务们先后打发回家。1月30日，卫立煌一家悄悄离开南京，乘车到达上海，登上一艘英国轮船逃到了香港。
由于卫立煌担任过国民党东北“剿匪”总司令，他的名字也在中国人民解放军所通缉的43名主要战争罪犯的名单之列。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他虽然给毛泽东主席发去贺电，但对于回大陆仍有所顾虑，因而在香港居住了数年。后来，周恩来托人写信给他说：“你在太原结识的朋友欢迎你回来。”卫立煌见到信消除了顾虑，于1955年3月15日返回大陆，并发表了《告台湾袍泽朋友书》。1956年，卫立煌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后来又担任了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中央常委，并被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1958年4月，这位当年蒋介石的“剿匪总司令”，被毛泽东主席任命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毛泽东宣布“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见证者
卫立煌回到北京后，毛泽东主席、朱德副主席和周恩来总理等多次接见他。1957年4月16日晚，周恩来总理在北京饭店举行盛大酒会，欢迎来访的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毛泽东主席也出席了酒会。当周恩来将卫立煌介绍给伏罗希洛夫时，伏罗希洛夫笑着对卫立煌说，只要我们团结一致，我们就是无敌的。周恩来说，国共两党已经合作了两次。毛泽东紧接着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第二天，《人民日报》以“毛主席说‘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为标题，发表了欢迎酒会的新闻。这是共产党领导人首次公开表示“我们还准备进行第三次国共合作”。这一句具有高度战略眼光和深远历史意义的话，正是毛泽东当着卫立煌的面说的。
1960年1月17日，卫立煌在北京逝世。1月20日上午，首都各界在中山公园中山堂举行公祭卫立煌大会，由政协全国委员会主席周恩来主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张治中致悼词。公祭大会结束后，又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举行了安灵仪式。这位前国民党“剿匪英雄”的骨灰盒，被安放在已故共产党著名领导人和解放军高级将领林伯渠、陈赓、李克农等人的灵位旁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