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大国合作及其发展前景析论n

当前大国合作及其发展前景析论
来源：中国论文下载中心  [ 06-09-09 14:18:00 ]    作者：未知    编辑：studa20
“9·11事件”改变了世界，也引起了大国关系的深刻变化、调整。围绕反恐主题，大国合作关系明显加强，意识形态分歧和冷战思维对大国关系的消极影响进一步削弱。由于大国关系向来是影响国际安全与稳定的决定性因素，大国间是合作还是对抗，从根本上规定着世界安全态势的基本走向，“9·11”以来大国关系的新变化因而较之其它领域的变化也就更引人注目。本文拟以美国的大国战略调整为研究起点，透视当前大国合作关系及其前景，就教于同仁。
一、美国“反思”与大国反恐合作局面的形成
“9·11”后，美国开始对自身进行认真的“反思”，并对国际事务、尤其是对大国关系及美国的全球地位和实力弱点有了不少新认识，其中最重要的有三点。
第一，对美国实力的弱点及其限度有了新的认识。单从统计数字看，美国的综合实力确实独步天下。美国2001年国内生产总值达10.17万亿美元，占全球的32.5%，(注：世界银行：《2003年世界发展报告》，第239页。)年度国防开支约占全球的40%，“比排名紧随其后的其余20个世界军事大国的国防开支总和还要多”(注：CharlesKrauthammer,“The Unipolar Moment Revisited”,The National Interest,Winter 2002/2003,p.7;And Paul Kennedy,“Time for an American Recessional?”Newsweek,Issues 2003.)。2003财年，美国由五角大楼支配的防务预算达3640亿美元，再加上单列的本土安全预算377亿美元，实际防务开支达4017亿美元。布什政府2003年2月3日提交国会的2004财年预算案提出将年度防务预算和本土安全预算分别增至3799亿美元和413亿美元，如得到批准，其实际年度防务开支将超过4200亿美元。到2009年，美国由五角大楼支配的防务开支将进一步增至4840亿美元，加上单列的本土安全开支，实际防务开支总额将接近6000亿美元。(注：Peter Speigel,“Pentagon Wins Cash forCutting-Edgy Hardware”,Financial Times,Tuesday,February 4,2003;And PaulKennedy,“Time for an American Recessional?”Newsweek,Issues 2003.)美军远程投送、精确打击、数字化建设和海、空作战及后勤保障能力无与伦比。2002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宣称：“美国在世界上拥有前所未有和无与伦比的实力和影响。”(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02,p.1.)保罗·肯尼迪也评论说：就综合实力而言，“历史上不存在任何一个可与当今的美国相比较的国家”(注：Paul Kennedy,“The Eagle HasLanded”,Financial Times,February 2,2002.)。但是，“9·11事件”暴露了美国的弱点，以美国之强大，竟挡不住少数恐怖分子的拼死一击。“9·11”后，美国全面动员，按战时体制与恐怖分子开战，收效并不理想。2002年10月以来的新一波恐怖袭击表明，恐怖分子实力犹存，美国面临的恐怖威胁并未解除。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最虚弱的国家，美国再强大，也不可能单枪匹马保障美国绝对的安全。正如美国国务院政策规划办公室主任理查德·哈斯分析的那样：“美国人在2001年9月11日突然懂得，美国的卓越地位并不意味着美国不可能受到袭击。”(注：Haass,“U.S.Wants SharedValues and Shared Interests with China”,Washington File,December 16,2002.)
第二，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威胁源有了新的认识。整个20世纪，美国都把某个大国或大国集团谋求“统治”世界视为美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20世纪上半叶，美国视“德意志帝国”和希特勒德国及由其领导的“同盟国”集团和“轴心国家”为主要安全威胁。下半叶，美国视苏联及“华约”为主要安全威胁。为战胜这类大国或大国集团威胁，美国不断增加国防开支，扩充军备，并组建军事同盟，甚至进行或准备进行“总体战”。从1945年到1991年，美国国防开支始终位居全球之冠。冷战结束后，美国继续在大国中寻找战略对手和威胁源，视中、俄为潜在战略对手，大国关系，特别是美俄、美中关系依然起伏不定。“9·11”袭击及各大国在反恐战争中对美国的积极支持，使美国决策界、战略界和精英层进一步认清了世界潮流的变化。21世纪不再是大国武力争雄的世纪，传统安全威胁、尤其是大国竞争不再是美国国家安全所面临的头号和直接威胁。2002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明确提出：美国现在所受到的威胁，“与其说来自耀武扬威的国家，不如说来自衰败国家；与其说来自舰队和军队，不如说来自少数怀恨在心者手中的灾难性技术”。在此前后，布什总统及其他美国政要也多次公开宣布：美国面临的最严重危险是“极端主义与技术的结合”。(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02,p.1.)据此，美国把恐怖主义威胁定位为美国国家安全的头号和现实威胁，防范中、俄等大国崛起和挑战在美国国家安全轻重缓急排序表上的位置大幅后移。
第三，对美国与各大国的关系有了新的认识。“9·11”袭击发生后，各大国没有置身事外，更没有按传统的“零和”游戏规则和冷战思维兴灾乐祸，把美国受难视为自己得分。相反，各大国对美国给予了最大的同情，中、俄两个“体制外”大国率先表态支持美国反恐，对美国决策人重新认识大国关系产生了尤其积极的影响。一年多的反恐实践也促使美国认识到，恐怖主义分子没有国家、没有实体，打了就走，来去如风，传统的军事手段对其无可奈何，“仅靠对一些国家实施大规模报复的威慑已经不再有效”。(注：乔治·布什：“我们今天已变成另外一个国家”，《星期日世界报》，2002年9月8日。)美国国务卿鲍威尔撰文指出：反恐战争是一场“外交战争”、“政治斗争”，同时也是一场“难以捉摸的战争”，但不是一场“真正的战争”，这场战争“是在沉默中进行，做的是诸如执法、交换情报和将做坏事的家伙揪出来之类的事情”，美国因而需要国际合作、尤其是大国合作。(注：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1,2002.)增进大国合作由此成为美国决策界、战略界和精英层的主流战略思想。从布什总统2002年6月在西点军校发表讲话到“9·11”周年纪念活动前后，美国政要在不同场合，以不同方式，反复重申美国要利用百年不遇的时机，建设一个各大国和平合作、不再持续备战的世界，促进世界“和平与安全”。(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September 2002,p.i.)
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也是冷战后唯一一个继续谋求争雄世界的大国，美国的“反思”结果因而意义重大。“9·11”以来，美国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主动调整、改善与各大国、尤其是与中俄的关系。布什总统分别于2001年10月和2002年2月两访中国，于2002年5月和11月两访俄罗斯。美国总统如此密集访问一向被视为“潜在竞争对手”的“体制外”大国，这在美国对外关系史上独一无二，表明了美国谋求推进大国合作的急迫心情和部分诚意。美称俄、中为“反恐盟友”，(注：Remarks by thePresident and Chinese President Jiang Zemin in Press Conference,WashingtonFile,October 28,2002,p.9.)与俄达成能源合作协议及裁减进攻性战略武器条约，向俄提供200亿美元裁减战略武器专款；高规格接待到访的中国国家元首，把“东突独”列入国际恐怖组织名单，严厉斥责台湾当局的“一边一国论”，以总统名义公开承诺“不支持台湾独立”。凡此种种，不但有助于稳定和改善美与中、俄关系，也有助于改善大国关系总体氛围，对促进大国合作起了推动作用。
美国的努力得到了各大国的积极回应。中、俄等大国也采取措施改善与美关系。事实上，美国一年多来在反恐方面有所得，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大国合作。美国在阿富汗战争中打得比较顺手，就得益于俄、中、英、法、德、日、印等大国在军事、政治、经济、情报和地缘战略等方面直接、间接的支持与配合。阿富汗战争实质上是自16世纪“民族国家”诞生以来，全球所有大国第一次联合起来对付一个共同敌人的经典战役。
除合作反恐外，美俄在能源领域、美欧俄在北约东扩问题上、美俄中在朝鲜核危机及中亚稳定问题上及各大国在反扩散和振兴世界经济等问题上，也在谋求合作。这不但进一步改善了大国关系氛围，形成大国关系良性互动，也说明大国反恐合作开始向其它领域延伸。总之，“9·11事件”及恐怖与反恐怖斗争促使美国开始进行反思，而其反思结果有助于消弥大国冲突、“新冷战”甚至战争因素，增进国际总体稳定。即是说，“9·11事件”通过改变美国而改善了大国关系，进而改变了世界战略与安全形态。
二、大国合作能否超越反恐?
从形式上看，当前大国合作局面是恐怖与反恐怖斗争条件下的产物，因而呈现两大突出特点：第一，它以反恐怖为基础、以合作反恐为主要内容；第二，它以美国“反思”，谋求各大国支持反恐为第一推动力。但是，恐怖与反恐怖斗争即使再延续三五年，也只是大国关系史上的一个插曲、一个临时性的主题，大国合作如局限于反恐领域，其意义就极为有限。虽然美国政要及美有关战略文件一再宣称反恐是美国的长期战略任务，但实际情况未必如此。《时代》周刊2002年9月载文指出：不论恐怖与反恐怖斗争的影响有多大，都不能与第二次世界大战或冷战相提并论，“伊斯兰恐怖分子不过是一支东躲西藏的杂牌军”，其实力及影响力与足堪挑起、从事世界大战的大国也不能相提并论。文章要求美国不应以反恐为美“首要任务”、主导“美国的对外政策”和行为方式。(注：Michael Elliott,“No,America Has Not Changed”,Times,September 9,2002. )无论如何，反恐不可能真的长期主导美国对外战略，由此提出的问题是：大国关系将 朝什么方向发展?美国以反恐为驱动力的大国合作战略能否继续维持?当前以反恐为基础 和推动力的大国合作还能走多远?它在反恐主题淡化后能否持续下去?这些疑问归纳起来 ，其实就是一个问题：当前大国合作能否超越反恐，有没有“可持续性”?
要回答上述问题，需要从更广阔的背景透析决定21世纪大国关系走向的各种潜在力量和结构性因素。20世纪连绵不断的大国冲突给世人留下了诸多教训。卡尔·多伊奇在分析国际冲突时提出过决定国际冲突发展模式和趋势的三对关键问题，即：冲突是拼到底还是共存?是根本性的还是偶然性的?是可驾驭的还是不可驾驭的?(注：卡尔·多伊奇著：《国际关系分析》，周启朋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173—176页。)20世纪的大国杀伐，尤其是两次世界大战之所以不可避免，是结构性因素使然。后起的德国决心以武力摧毁英法美霸权，统治世界，因而积极组织军事同盟，扩充军备，直至发动战争。美英法为维护霸权利益，也以牙还牙，针锋相对。同盟国与协约国及轴心国与联合国家的冲突因而是你死我活的“根本性”冲突，双方不惜一拼到底，“投入最后一个营”，冲突因而“不可驾驭”，升级为世界大战。
与20世纪相比，大国力量对比与结构及相互关系的作用模式发生了极大变化，大国冲突不再是21世纪大国关系的主要内容。就力量对比而言，两次世界大战前及战争初期，德、日与其对手的军事实力大体势均力敌，双方皆有获取军事胜利的希望，因而皆争相充当卡尔·多伊奇国际冲突对策模式中的“英雄”，拒绝做“胆小鬼”。(注：参见卡尔·多伊奇著：《国际关系分析》，第186—187页。)但在当前“一超多强”结构中，美国拥有全方位优势。美国不但国防开支超过所有大国国防开支的总和，军事装备、技术水平也大大领先于包括欧、日、俄在内的主要大国。海、空军实力也超过各主要大国海、空军实力之和。(注：Paul Kennedy,“The Eagle Has Landed”,Financial Times,February 2,2002.)面对美国的超强优势，世界上目前没有任何一个大国愿意选择一条与美国正面对抗的政策路线，在可预见的未来一段时期也是如此。换言之，在与美发生冲突时，各大国宁愿做卡尔·多伊奇国际冲突对策模式中识时务的“胆小鬼”，而不会冒险争做“英雄”。俄罗斯向美“开放”中亚、接受波罗的海国家加入北约及一年多来的地缘战略收缩，是其选择“胆小鬼”策略的具体表现。同样，欧洲大国虽然与美争吵不休，但在关键时刻，仍会对美妥协，也更多地选择“胆小鬼”策略。(注：PhilipH.Gordon,“Briding the Atlantic Divide”,Foreign Affairs,January/February,2003,pp.73—74.)因此，当前以美国一超独强为特征的大国结构客观上比之20世纪大国力量均衡较不易导致大国正面冲突。
就各大国与国际体制的关系和利益选择而言，20世纪上半叶的国际体制由英法美主导，德日则是反体制国家，谋求通过反体制实现国家利益，反英美法霸权也就是反体制。冷战时期是美苏两分天下、两大国际体制对立，形成所谓“一个核桃两半边”(注：沃尔特·拉弗贝著：《美苏冷战史话》，游燮庭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第56页。)。目前由美国和西方主导的国际体制虽然不尽人意，有待进一步完善，但各大国大体可以在这一体制中活动，通过合理竞争实现基本的安全与发展利益，包括俄、印、中等在内的非西方大国因而对其采取了“正向认同”(注：参见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页。)，没有一个大国游离于这一体制之外，更没有一个大国愿意采取反体制立场。
就战略文化而言，20世纪是战争文化大行其道的世纪。无论反体制的德日还是维护旧体制的英法美，都把克劳塞维茨“无限制使用暴力”实现国家利益的战略信条奉若圭臬。但到了20世纪末，经过两轮“悟道”，帝国主义、军国主义、沙文主义和武力至上思想在多数大国走向式微，克劳塞维茨有关暴力“无限制使用”的战略信条已不再为人称道。欧、俄等传统大国在国际事务中宁愿选择“胆小鬼”策略，回避与美正面冲突反映了这种战略文化的变迁，这对改变因大国竞相选择“英雄”对策而刺激大国矛盾与冲突水涨船高、不断升级、直至走向全面战争的传统大国竞争模式大有助益。美国虽然有霸权思想，但其战略文化基本上保持“盗亦有道”原则，这与20世纪蓄意挑起世界大战、“无限制使用暴力”追求国家利益的德、日军国主义有很大区别。直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明显迹象表明美国会利用其超强优势，采取以武力摧毁任何一个大国的疯狂政策。
凡此种种，使人们有理由相信，长期主导国际关系史的大国冲突似乎开始“退场”(absence of great power conflicts)。(注：参见傅梦孜：“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第19页。)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得出结论：“国际社会建立大国和平竞争而非持续备战的世界的最佳时期已降临。”(注：The 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of America,September 2002,p.ii.)这一“最佳时期”的到来，受大国关系自身逻辑的支配，与当前的恐怖与反恐怖斗争没有必然联系。当然，恐怖与反恐斗争确实使这一“最佳时期”，更清晰地展示在世人面前。尤其重要的是，它促使美国“悟道”，认识和捕捉到这一“最佳时期”，调整对外战略，表示要选择大国“和平竞争”与合作政策，加快了“最佳时期”的到来，并使“最佳时期”的内容更丰富。
在“大国冲突退场”的“最佳时期”背后，隐藏着大国加强合作的机遇。“大国冲突退场”为大国和平竞争与合作提供了必要条件。从更广阔的背景看，全球化的发展，把全世界60亿人联结成一个完整、统一的命运共同体，世界各国、各民族在安全、发展、人文、环保等涉及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面临着各种各样的世界性难题，需要各国、各民族超越狭隘的国家或民族利益，倾力合作，在世界范围内寻求应对之策。大国因拥有人力、资源、经验和技术集约优势，在合作解决各种世界性难题的过程中既责无旁贷，又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因此，单是“大国冲突退场”已经不够，大国还必须合作。大国能否合作?合作到什么程度?不但决定各大国的命运，也直接关系21世纪全人类的命运。一句话，21世纪的世界既要求大国冲突“退场”，更呼唤大国合作，这为大国合作提供了远较共同反恐更广阔、更深厚、更经得起时间考验的基础。当前的反恐合作已经大大改善了大国关系氛围，但各大国不应就此止步，既有必要、也有可能从解决21世纪各种世界性难题出发，超越反恐，把大国合作向其它领域延伸，并在反恐淡出后继续合作下去。
需要指出的是，21世纪大国加强合作固然是时代的呼唤，有历史必然性，但合作并不排除合理竞争。虽然大国冲突正在“退场”，但难以一蹴而就，出现反复的可能性不能排除。现在就明确断定大国冲突已经“退场”还为时嫌早，而且大国冲突即使“退场”，还可能因国际环境变化而重新“入场”，大国冲突完全和永久性“退场”更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大国合作前景虽然广阔，但妨碍大国把反恐合作向其它领域拓展的干扰因素依然存在，其中最主要的干扰因素是美国“反思”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反复?
“9·11”以来，美国有关大国关系的反思并不彻底。美国决策人和战略界迷恋世界霸权的观念并未消失，其对中、俄的防范意识也未彻底放弃。2002年版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在倡导大国合作的同时，又念念不忘要“坚决抵抗大国侵略”。(注：TheWhite House,The National Security Strategy of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Introduction,September 2002,p.ii.)前述《时代》周刊上的同一篇文章，在批评美国政府不应以反恐“主导一切”的同时，按另一种战略逻辑提出：“中国的崛起、日本的衰落、欧洲出现的信心危机以及拉丁美洲出现的经济混乱等”，都比反恐重要。(注：Michael Elliott,“No,America Has Not Changed”,Times,September 9,2002.)在推进大国合作方面，美国行动落后于言词，做的不如说的多。阿富汗战争结束不久，美国的反恐战争就开始偏离反恐轨道，加快、扩大NMD计划并提前部署、把实际防务开支增至4000亿美元以上、不顾法德俄等大国反对执意发动“倒萨”战争及对朝鲜的强硬立场，都与反恐没有必然联系，而是在反恐的蓝子里，塞进了种种继续张扬、维护其霸权利益的非反恐目标。这说明继续推进大国合作——尤其是反恐战争一旦不再主导一切时——难度很大，但这只能刺激人们加倍努力，不应因此怀疑历史性力量。国际社会没有理由对“后反恐时代”大国合作的“可持续性”表示悲观。
事实上，美国虽经受了“9·11”打击，但依然是世界头号强国。一个类似美国这样的世界超强大国，要在其实力鼎盛时期彻底反思，显然困难得多。不过，美国的超强实力终归要相对下降，美国在全球化进程中遇到的安全、发展问题及其它全球性难题不可免要增多、增大，对国际社会的经济、政治和安全依赖不可免也会“日渐加深”，(注：傅梦孜：“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第17页。)因而美国迟早也会进一步“觉悟”，超越反恐，在更广阔的范围和更广泛的议题上寻求与其它大国合作。当然，这一过程可能会长一些，迈出的步伐也可能小一些，期间还可能出现反复。
三、大国合作与中国
近代以来，中国的国家身份和国际定位一直在调整。从新中国成立到20世纪70年代，中国是一个“具有明显革命性的体制外国家”；80年代有一定的“游离性”；80年代后则表现出明显的“体系内负责任大国”特征，完成了从一个国际社会体系之外的革命性大国到维护国际社会稳定的发展中大国的国家身份转变，也完成了对国际体制从“零向认同”和“负向认同”到“正向认同”的转变。(注：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11页。)“9·11”以来，中国借助反恐平台，与各大国合作，负责任大国身份进一步确认，大国地位与作用进一步凸显，中国与各大国的利益交叉点也明显增多、增大。大国合作不仅符合中国的战略传统和文化，也与中国的安全、发展和国际利益完全一致。中国因而要立足21世纪，做大国合作的促进派，努力推动当前的大国合作超越反恐，向纵深发展，向“后反恐时代”延伸，争取建立一个大国冲突真正“退场”的和平世界。
首先，中国应通过推动中美合作促进大国合作，并在此过程中推动美国进一步“悟道”。中美隔洋相望，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两国文化传统和政治制度不同，分别代表不同的政治、社会、和文化体系。美国既有人视中国为美潜在竞争对手，也有人认为中国最有可能成为美全球“重要伙伴”，并认为贯彻美21世纪“融合战略”的“最大考验”是中国，主张推进中美“战略合作”。(注：Richard N.Haass,“China and the Future of U.S.-China Relations”,Remarksto 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December 5,2002,http://www.state.gov/)中国则以美国为最大的“交往对象”。鉴于中美各自的国际地位和份量及两国关系的特殊性，两国能否超越反恐，建立面向21世纪的长期合作关系，将对大国关系走向产生关键性影响，甚至将决定大国合作关系是前进还是倒退。“9·11”以来，中美合作反恐促使两国关系回稳，美国对华定位从“战略竞争对手”向“战略伙伴”加速调整，中美关系进入冷战后十余年来的“最好阶段”和“最稳定时期”(注：陆忠伟主编：《国际战略与安全形势评估—2002/2003》，时事出版社2003年版，第45页；David Shambaugh,“Sino-America Relations Since September.11:Can the NewStability Last?”Current History,September,2002,p.245.)。
但是，中美关系仍存在若干不稳定因素。在结构层面，中国是崛起中的大国、与美政治制度不同，由此导致美国对中国产生战略猜疑，美战略界有人担心中国崛起终将挑战美全球利益，反对完全放弃对华防范，这不能不引起中国的战略反应。中国难以解除对美恢复“遏华”政策的警惕。在政策层面，存在美国对华政策的所谓三个“双重推进”，即：对华接触与遏制同步推进、对台海两岸关系的“双轨推进”、在与中国合作反恐的同时又在反扩散问题上“不断对中国施压”。此外，在人权、NMD等问题上，两国也存在分歧。(注：傅梦孜：“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与中美关系的未来”，《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期，第20页。)
一般认为，在中美关系中，美国处于强势，是相对主动的一方，中国则相对被动。中国对美战略疑虑，导源于美国对中国的防范、遏制意识及其政策倾向，堪称是一种“条件反射”。但这不等于说中国在调整中美关系的系统工程中无能为力。军事学上有一种“间接战略”，其要决是避开正面，从侧翼迂回。中国完全可以采取这类“间接战略”，努力消除美国对中国的战略猜疑和防范、遏制意识及其政策倾向。具体而论，就是对中美间的分歧点能回避则回避，尽量去发现、厚植两国的各种利益交叉点和战略互信。比如，按中方统计，2002年中美贸易额为971亿美元，(注：《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第61页。)而按美方统计，2002年中美贸易额甚至高达1452亿美元。中国是美第四大贸易伙伴(加、墨、日)和第三大进口来源(仅次于加、墨、超过日本)，中美经贸关系对美重要程度有超过美日经贸关系之势，(注：Washington File,February 21,2003,p.3.)这构成了中美关系的厚实经济基础。中国可继续努力开拓两国经贸投资关系，增大两国的经济利益“捆绑”。又如在缓解朝鲜半岛核危机、维护南亚战略平衡及中亚、东南亚稳定、反恐、反毒等领域，两国也有合作空间，可通过加强在这些领域的合作，健全两国合作渠道、机制，形成合作惯性，促使美国真正认识到中国是其实现繁荣、安全和解决各类全球性议题的“战略伙伴”。
当然，寻求合作不等于放弃斗争。实际上，大国冲突“退场”并构建大国合作局面并不排除大国竞争、斗争。合理的竞争、斗争甚至有助于促进合作，对“政出多门”的美国尤其如此。在台湾、人权、NMD等分歧领域，中国不能一言不发，不能任由美国自编、自导、自演。但斗争要把握时机，做到有理、有利、有节，尤其要做到“衅不由我起”，不向其它领域扩散。美国弱化、消除对中国的猜疑和防范、遏制倾向可以说是21世纪美国完全“觉悟”、完全放弃争雄意识的基本内容和主要标志。而中美加深战略理解、互信，把目前的反恐合作及其它合作向各领域推展、向“后反恐时代”延伸则是推动“后反恐时代”大国继续合作的基本内容和关键环节。
其次，中国应积极推进与其它大国的各类双边、多边合作关系，这同样是21世纪大国合作的基本内容。良好的大国关系也有助于促进美国“悟道”。这里的其它大国，包括俄、欧、日等。一个囊括美、俄、欧、日、中的大国合作局面，其实就是多极化在21世纪的新形态。20世纪70年代，当美国战略界率先提出多极化时，其具体形态是美国与中、欧、日合作，共同对抗咄咄逼人的苏联。冷战后人们有关多极化概念的政治内涵转换为“多强”联合，平衡、制约“一超”。21世纪新形态的多极化则以包括“超”、“强”在内的所有大国合作，共同繁荣、共同安全、共同解决各类全球性议题为宗旨。
“9·11”以来，中国与各大国的合作关系普遍有新发展。中俄关系连上台阶，《中俄睦邻友好条约》的基本精神开始落到实处，两国元首频频互访，双方签署了一系列合作文件，合作范围包括经贸、能源、科技、军工以及各种国际问题。两国2002年贸易额已达120亿美元。中欧关系保持稳步发展势头，双方高层互访不断，2002年双边贸易额达1126亿美元。中日在经贸、投资、金融和地区问题等领域的合作也在拓宽、深化，2002年两国贸易额更超过千亿美元(注：2002年中国与俄、欧、日贸易额请参见《国际贸易》，2003年第2期，第61页。)。为促进21世纪大国合作，消除对抗、冲突，中国应进一步挖掘与各大国的合作潜力。包括继续求同存异、继续挖掘经贸投资及能源交通合作潜力、把经贸合作向战略领域延伸、增大在国际问题上的合作、注意加强多边合作、与联合国协调、建立大国合作的双边、多边新机制等。
此外，中国还应继续加速自身经济、政治发展。中国的发展不但将改变自己，还将改变世界及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促进21世纪的大国合作。目前中国人口总量在大国排名中居第一、领土面积居第三，但经济总量依然落后于美、欧、日，仅领先于俄罗斯。虽然中国已经列名大国，综合国力却难与美、欧等超级经济体相提并论，这限制了中国发挥应有的大国作用。中国在某些领域的国际影响甚至不及俄、日，如军事影响力不及俄罗斯、金融和经贸影响力不及日本等。今后一二十年，是中国发展综合国力新的机遇期，如能抓住大国冲突“退场”的战略机遇，使中国综合国力再攀升一两个台阶，则中国的大国地位、作用和影响会相应增大，中国有关大国合作的主张也就更能得到其它大国和国际社会的理解、认同，在促进大国合作及影响其发展方向等方面就能发挥更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