委婉含蓄 刚柔得体——从《齐伐楚盟于召陵》看《左传》外交辞令的特色

刚柔得体
——从《齐伐楚盟于召陵》看《左传》外交辞令的特色
春秋时代战乱频仍，盟会颇繁。仅据《春秋》记载，在春秋二百四十多年间，列国的军事行动及朝聘盟会便有九百余次之多。外交活动不仅是朝聘盟会中的主要活动，而且也是战争的重要辅助手段（成功的外交活动能在一定程度上取得战争的主动权，有时甚至可以起到解除战祸的作用），因此，外交活动便成为当时社会生活的一个重要方面。《左传》这部书便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列国间的各种外交活动，同时也记载了列国君臣使节在频繁的外交实践中锤炼出来的大量令人叹为观止的外交辞令。《左传》所载的外交辞令，总的说来，具有委婉含蓄、刚柔得体的特色。这在《齐伐楚盟于召陵》得到了具体、生动的反映。
齐伐楚盟于召陵这件事发生在齐桓公称霸后的第二十三年。在齐桓公称霸中原期间，南方的楚国日益强盛，曾连年出兵攻打郑国，企图入主中原。为了阻遏楚国的北进，齐桓公乃于鲁僖公四年（公元前656年）亲自率领齐、鲁、宋、陈、卫、郑、许、曹等“八国联军”南下伐楚，后与楚订盟于召陵。对于这一历史事件，范文澜先生曾指出：“这是华夏诸侯第一次联合抗楚，虽然不能算是取得了胜利，楚国却暂时不敢北进。” (1) 下面我们就来赏析一下《左传》在这里所记述的在基本上是势均力敌的两军对垒情况下的几段外交辞令。
面对大军南侵，楚国不是简单地采取兵来将挡，刀兵相向，而是先派出使者前往齐军，试图使用外交手段，达到化干戈为玉帛，弭暴兵于国门之外的目的。
楚使首先代表楚王对于齐侯的挥师南侵表示难以理解。因为“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也就是说，齐楚两国相隔千里，彼此并无关碍，按理是不会发生齐军南侵这种事的。这就婉转地批评了齐侯做法的不合情理。从楚使的话中我们可以看到，楚使尽管是在批评、谴责齐侯的所作所为，但并没有使用“侵略”、“不义”一类的字眼，不说“你们居然前来侵犯我国”一类的话，而是说“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把齐军的进犯轻描淡写为“来到我国土地上”（“涉吾地”）。
楚使的话说得看似平淡，实则话中有话，暗藏机锋。“不虞”二字用在这里具有极为丰富的内涵。“不虞”，就是想不到、没想到。其实，楚国对于中原联军的南侵何尝会想不到。说想不到，其实是在强调齐侯所为的不近情理。同时，“不虞”二字还可用来说明楚对齐原无戒备，从而表明楚并未得罪于齐。这就更暴露了齐侯所为的荒唐：既然齐楚两国远隔千里，彼此并无关碍，而楚国又无开罪于齐之处，那么，齐侯纠合中原联军远道来侵岂不是太不近情理了吗？可见，正如“涉”是“侵”、“犯”的委婉说法那样，“不虞”也不过是“你不该”的委婉说法而已。
楚使这种委婉平和的责问，比起慷慨陈辞、痛加指斥来，同样表达了对齐的谴责，却更耐人寻味。同时，楚使采用这种意在言外的委婉含蓄的说法，也是适合于楚国意在平息战祸的需要的。据《谷梁传》所记，楚使当时对齐侯说的是：“大国之以兵向楚，何也？”如果楚使果真是这样说的话，虽则直捷了当，却显得太生硬、太简单、欠得体，读来也就未免味同嚼蜡了。
对于楚的责难由齐相管仲代表齐桓公作了回答。管仲首先打出召康公的招牌，说明齐侯有代天子征伐四方诸侯的权利和责任：“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然后又指斥楚国不供贡品于王室，甚至说周昭王之死与楚国有牵连（言下之意是楚国害死了周昭王）：“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无以缩酒，寡人是徵；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 听管仲这样说来，齐侯此行乃是代周王问罪执罚，楚国确是罪在当伐，齐伐楚是完全合法合理之事。管仲这段话，由于注意根据当时社会共同的伦理道德标准来使用言辞，对楚国责之以不忠不义，因此听起来似乎振振有辞，理直气壮。齐桓公当时是中原霸主，挟天子以令诸侯，这次带领“八国联军”乘胜南下（“侵蔡，蔡溃，遂伐楚”），可谓声威赫赫。尽管如此，管仲在讲话时仍注意到委婉陈辞这一点。例如，他不直说楚国害死了周昭王，而是说“昭王南征而不复”，把“楚国害死周昭王”这个意思置之于言外，作为弦外之音。这就显得较为委婉含蓄，做到了刚柔相济。
对于管仲的指责，楚使首先承认了不供贡品于周王室的错误，并表示今后将加以改正（“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给？”），然后对害死昭王的指责加以否定（“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贡之不入”并不能作为被侵略的充分理由，认了也无妨，还可以给齐侯一点面子，好让对方有个下台的梯子；但对于昭王死于汉水一事却不能含糊，应予以反击。周昭王晚年荒于国政，失却民心。当他巡狩南方要渡汉水时，当地人民给他一只坏船，行至中流，船身解体，昭王和从臣们都淹死了。周昭王之死本属咎由自取，说不上是楚国的责任，这是众所周知的历史事实。可见，管仲关于楚国害死周昭王的指责完全是歪曲事实；况且，昭王之死是三百多年前的事了，即使楚国有责任，也不至于等到现在才由齐桓公来追究，因此，管仲的这一指责难免有故找藉口，强辞夺理之嫌。(2) 但是，楚使对此并不说破，并不从正面加以批驳，而只是说“关于周昭王死亡一事，你还是问问汉水边上的人吧”（“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这句话说得颇为委婉含蓄，却又软中带硬。听起来似乎只不过是要求对方对周昭王之死再作些深入的调查了解，并传达出一种很受了委屈的意味；而实际上这句话不但蕴含了“周昭王之死与楚何干？你的指责毫无道理”的意思，还带有不屑多说的意味。楚使的这番应答的确非常巧妙，楚使的这一段话堪称委婉含蓄、刚柔相济的绝妙好辞。虽然拘于当时的形势，楚使未能凭三寸不烂之舌阻遏中原大军的进犯，但在与管仲的一番舌战中还是赢得了一定的胜利的：它使人看到管仲的声讨问罪有失实、强辞夺理之弊，使中原联军的“师出有名”打了不少折扣。
楚使屈完与齐侯的一番舌战也颇为精彩。屈完与齐侯的一番舌战发生在齐伐楚无功，退居召陵以后。当时，齐楚双方正是势均力敌、相持不下，因此双方都有弭兵议和的要求。
齐侯特意将中原联军摆开阵势，并邀屈完一同检阅。齐侯一方面表示愿意与楚交好，还将这次和谈订盟说成不是为了自己，而是为了继续先君的友好关系（“岂不谷是为，先君之好是继。与不谷同好，如何？）”，把明明是不得已而为之的事文饰得如此冠冕堂皇；一方面又陈兵示威，说什么“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向屈完暗示自己之愿意与楚订盟并非因为无力打败楚国。齐侯之所以这样做，固然有给楚使和楚国造成一定威慑的用意，但更主要的恐怕还是为了给自己这次劳师无功涂抹上一点亮色，挽回自己作为中原霸主的面子。
对于齐侯的软硬兼施，屈完应付自如，生动地表现了一个杰出外交家的才干。
屈完明知齐侯所谓“先君之好是继”完全是无稽之谈，“与不谷同好”也不是要与楚国建成真正的友好关系，但屈完对此并不戳穿，还故意把齐侯逼于无奈而与楚订盟说成是齐君赐福于楚国，是对楚王的安抚（“君惠徼福于敝邑之社稷，辱收寡君，寡君之愿也。”）。屈完说的只不过是外交场合中随机应付的一般客套话而已，其中并无多少真情实意。但这样说既无损自身实在的利益，又可照顾到齐桓公作为中原霸主的面子，满足其虚荣心，这于和议订盟的顺利进行无疑是有利的。
而对于齐侯带威胁性的话，屈完则毫不含糊地给予反击。屈完说：“君若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君若以力，楚国方城以为城，汉水以为池，虽众，无所用之！”这里屈完不只注意到根据当时社会共同的伦理道德标准来运用言辞（如：服德不服力），而且紧扣齐侯作为中原霸主的身份来说话，对齐侯晓之以理，动之以利（“以德绥诸侯，谁敢不服？”），同时又含蓄地批评了齐侯此次南侵是不“以德”而“以力”的不义之举。屈完并不当面截穿齐侯“谁能御之”、“何城不克”的不切实际，也不直说楚有能力打败北军，更不说能把北军打得丢盔弃甲这一类的话，而只说楚国据山川险阻，中原联军虽然人多，但在楚国也是派不上用场的。本是针锋相对的话却说得平和冲淡，没有多少硝烟味。这对于齐侯也就不至于有太强的刺激。这就既无碍于和议订盟的进行又顾及了自己国家的体面。说得可谓分寸恰当、刚柔得体。
像“齐伐楚盟于召陵”篇所记述的这样掌握分寸、不卑不亢、委婉含蓄、刚柔得体的外交辞令，在《左传》中大量存在。无论是强对弱、弱对强或是势均力敌的双方，都能做到婉转陈辞而又字挟风雷，做到刚柔相济、言语得体。如僖公6年的展喜退秦师，成公2年的齐国佐使晋，成公13年的晋吕相绝秦等事件中都有大量这样的外交辞令。也正是由于《左传》记述了大量委婉含蓄、刚柔得体的外交辞令，才使得《左传》能够成为先秦时代“文章委婉曲折最有代表性的著作”。(3)
【附注】
1．范文澜《中国通史简编》（修订本）第一编  人民出版社1964年8月版  P167
2．至于管仲何以说出这样的话来，前人郝敬的话很值得深思。他说：“桓公称霸二十余年，诸侯力能抗齐不受盟者，惟秦与楚。秦远而楚近，楚屈则东诸侯震，而齐益张。故桓公拳拳以楚为事，而心畏楚之强也。故先举蔡，尝楚以示诸侯，而次于陉。夫次陉，无必进之志矣。何以知其然也？齐果能讨楚，于楚使来当首问其称王、问其伐郑、问其虏蔡侯之罪。有辞止，无辞进；服则止，不服则进，此堂堂问罪之师矣。释此不言，枝梧远引：包茅不贡、昭王不复，是明借以易托之辞，恐逢彼之怒，至战而自损也。陈师以出，未践郢郊，未觌楚子，仅仅屈完一来遂振旅归。归未逾年而楚灭弦矣，逾年又围许矣。自召陵后，同盟有事，未闻楚一介一旅从。其桀骜如故也，齐何尝能服楚耶。”（见杜预等注《春秋三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月版  P156）
3．郭预衡：《汉语文章传统的语言特征和风格特征》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84年第三期
——发表于《语文辅导》（华南师大中文系成人教育研究室编辑）1992年第五期（1992年10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