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昌照与资源委员会

冯世勇
2007年第11期 炎黄春秋杂志327

钱昌照
钱昌照（1899—1988)，字乙藜，江苏张家港人，著名爱国民主人士、政治活动家。20世纪30年代初，他首倡和发起成立了国家资源委员会，并长期担任这一机构的主要领导人，为当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解放后，他积极投身新中国的建设事业，曾出任政务院财经委员会委员兼计划局副局长，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后历任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常委、副主席，民革中央委员、常委、副主席，积极参与国家重大事务的协商和大政方针的制定，特别是在经济建设、教育发展、海南开发等方面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提案和建议。
本文拟就钱昌照先生对资源委员会的成立、发展所作的贡献做一简要的论述，以资怀念。
工业救国，亲身力行
钱昌照出生于江南名门望族，早年留学英国，先后就读于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和牛津大学，并利用课余到西欧各国进行考察，西方“工业救国”的理论和实践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
1924年钱昌照学成回国，由著名爱国实业家张謇举荐，他遍访当时国内实力派张作霖、张宗昌、冯玉祥、阎锡山、吴佩孚、孙传芳等诸路军阀，企盼寻求“工业救国”的远大理想。但其时国内正值军阀混战，民不聊生。年轻的他虽满怀爱国之志，可是却报国无门，令其失望不已，于是，钱昌照一度在上海潜心苦读，钻研中国历史，后与沈性元完婚。
沈性元是浙江嘉兴人，她的姐姐和姐夫都是很有名的人物。姐姐沈性真，早年热衷于社会改革，辛亥革命时曾在上海组织女子军事团，抗日战争中又创办上海南屏女中，晚年寓居海外，所著《亦云回忆录》颇受史家青睐。性真的丈夫是国民党元老黄郛。辛亥革命时，黄担任沪军第三师师长，与都督陈其美、团长蒋介石是拜把兄弟。北洋时期，他担任过外交总长、教育总长兼国务总理；后来又先后担任上海特别市市长、外交部长等职务。
国民政府定都南京后，因姐夫黄郛的关系，钱昌照先后出任外交部机要秘书和蒋介石的秘书。由于工作勤奋，能力过人，深得蒋介石赏识和器重，不久升任为由蒋介石亲自兼任部长的教育部常务次长。就这样，钱昌照顺利进入了国民政府的政治舞台。
1931年9月，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了“九·一八”事变，揭开了侵华战争的序幕。忧国忧民的钱昌照敏锐地意识到这只不过是日本侵华的第一步，抵御外侮的道路还很漫长。他认为中国政府必须及早准备，集中国内人力、物力和财力，团结国内文化界、实业界等各方面的精英人士，加强国防建设，以应付日后不可避免的更大规模的中日战争。同年冬，钱昌照向蒋介石提议，设立一个国防设计机构，机构由国内著名学者和实业界人士组成，其任务是对全国的军事、国际关系、教育文化、财政经济、交通运输、土地、粮食和专门人才等方面进行调查研究。这一提议很快得到蒋介石的重视和同意。
1932年11月1日，国防设计委员会(资源委员会的前身)正式成立。委员会隶属于国民政府参谋本部，蒋介石亲任委员长。经钱昌照提议，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先生担任秘书长，同时，蒋介石任命钱昌照为副秘书长。委员会成员共39人，几乎集中了当时国内各领域德高望重的专家学者和实业家，人员名单基本上由钱昌照事先拟定。
国防设计委员会成立之后，由于蒋介石基本不过问具体事务，翁文灏又身在北平，主持地质调查所的工作，所以，钱昌照义不容辞地担当了该机构日常事务的领导工作。他将委员会下设秘书处、调查处、统计处等3个处和军事、国际、教育文化、经济与财政、原料及制造、交通运输、土地粮食及人口、专门人才调查等8个组。每个部门分工明确，职责到人。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委员会各部门从成立到1935年4月，都程度不等地进行了深入细致、卓有成效的工作，其中有许多基础性的调查统计是中国近代以来第一次比较系统的、大规模的国情摸底，为后来的运作积累了必不可少的有益经验和教训。
尽心尽责，成效显著
1935年4月，国民党军事机构进行大改组，国防设计委员会正式易名“资源委员会”，主要执掌资源的调查研究、资源的计划及开发、资源的动员等。蒋介石亲任资委会委员长，翁文灏、钱昌照先生分别任正、副秘书长。但其时翁文灏正在河南焦作担任中英合资的中福煤矿整理专员，同年底又出任行政院秘书长，没有过多精力过问资委会。因此，资委会主要工作仍然由钱昌照担当。
资委会成立后，钱昌照将工作中心逐步过渡到以加强重工业建设为主，将精力用于兴办工矿企业。当时的中国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基础相当脆弱，布局又很不合理，钱昌照在资委会成立之初，就提出了一个有关重工业建设的五年计划，将发展重工业提到了议事日程。
但是，发展重工业，首先必须解决资金、人才和技术三大问题。对此，钱昌照克服重重困难，显示出了非凡的魄力和胆识。针对资金问题，他提出了“尽量利用外资”的思想，认为：“中国的‘国民所得’很少，每年积蓄能力极有限，资本市场又没有组织起来，要想加速度的工业化，非利用外资不可。一个物质比较落后的国家，第一步的工业化，往往利用外资。……政府所规定的利用条件，不妨放松一点。外资的流入，绝对没有可怕的理由，就看我们能不能利用。”
1936年，在钱昌照的提议下，资委会组成了以开滦煤矿华籍总经理顾振为团长的访德代表团，并与德方签订了一个1亿金马克的周转信贷合同。合同规定，在限度之内，中国可以向德国购买军火和兵工厂以及重工业的设备，中国以所产钨、锑、桐油、生丝、猪鬃等农矿产品抵付。这堪称资委会利用外资的经典之笔——这笔合同不仅为发展重工业解决了设备及相关技术问题，同时也为抗战初期抗击日本侵略提供了物质上的帮助。
关于人才问题，钱昌照尤其重视。他认为：“若是仅仅建设一个厂，开发一个矿，能生产，有盈余，不算是成功。建设一个厂，同时训练可以建设三个厂、五个厂的人才；开发一个矿，同时训练可以开发三个矿、五个矿的人才，才是真正成功。”他1948年在北京大学经济学会的演讲中也谈到：“中国时代够大，人不够大。必须放手放心的物色人才，培植人才，爱护人才，千万不可扎篱笆，扎了篱笆人家走不进来，自己也走不出去。”
在具体工作中，钱昌照摸索了一套完备的、行之有效的选拔和培养人才的办法。如：利用高工资、高待遇吸引和激励员工。选拔优秀员工出国学习科学技术和经营管理经验。抗战爆发后，资委会先后七次选派了700多名高中级技术骨干和管理人员赴美学习和考察。另外还与重点大学联合，吸引这些学校的学生毕业后到资源委员会工作。这些举措，为中国当时及后来的工业发展培养和储备了许多优秀人才。
对于发展重工业中的技术问题，钱昌照提出了“尽量利用外国技术”的著名理念。他认为“科学不是可以一蹴而就的，一切建设，需要技术，要是自己没有把握，切莫负起过重的责任。创办重工业，总得迎头赶上。……我们技术不如人，就得认清事实。夜郎自大，势必误国。”资委会在重工业建设过程中，除了选拔优秀人才出国深造，还聘请了不少外国技术专家，购置国外先进设备，与外资合作办厂，以弥补自身的不足。
应该说在当时，钱昌照的思想和实践是超前的，是站在历史发展的前列的，正因为如此，国民政府的资委会成为那个时代少有的亮点之一。
苦心经营，蓬勃发展
本来，按照钱昌照的设想，资委会在1936年实行战略调整，着手实施《重工业建设计划》，准备花大力气兴建冶金、化工、机械、能源、电器等重工业厂矿，力争在5年内改变我国重工业基础薄弱、分布不合理的状况。为此他亲自在江西、湖南、湖北等地选择厂址，与外商洽谈合作事宜，并先后上马了钢铁厂、机器厂、电工器材厂等一批企业。但是，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中华民族进入了全民族抗战的新阶段，钱昌照先生及其领导的资委会不得不进行战略调整和转移，实施重工业的宏伟计划受到了中断和停顿。
抗战初期，钱昌照先生考虑到战争的艰巨性和持久性，提议政府资助上海主要民营企业内迁后方，继续进行生产，以利于抗战。这一方案很快得到了通过，并由资委会牵头负责，财政部、军政部、实业部协助操办此事。这一时期，在钱昌照为首的资委会的直接指挥下，共有146家上海民营企业顺利西迁，约占上海民营工厂总数的10%。另外，钱昌照建议政府紧急拨款，抢购沿海城市的战略物资如水泥、钢材、木材等，以防战事所需。
1938年3月，为适应抗战需要，国民政府进行机构改革，资委会由军事委员会改隶经济部，翁文灏兼任主任委员，钱昌照任副主任委员，其时，翁在国外访问，具体工作仍由钱昌照负责。改组后的资委会工作范围扩大到工业、矿业和电业三个方面，其性质也由单纯从事重工业的计划和筹建，转而成为重工业的建设、管理和经营三者并重。
为了增强国力，为抗战提供更多的物质保障，钱昌照克服重重困难，呕心沥血，翻山越岭，足迹遍布了西部的山山水水，苦苦探求重工业的发展之路。从1938年到1941年底，在这段抗战最艰苦的时期里，资委会却在钱昌照的领导下发展迅猛，先后创办了近80家厂矿。到1945年抗战结束时，资委会所属单位达128家，其中厂矿企业达119家。在兴办企业的实践中，钱昌照依据不同情况，主要采用独资经营、与地方政府或实力派合营、收购或兼并民营厂矿、参与投资而不主办等形式，谋求重工业的发展。这不仅为抗日战争提供了有力的物质援助，而且大大改变了原先不合理的工业布局，为中国的近代化进程积累了宝贵的财富。
1945年8月，抗日战争宣告胜利结束。抗战胜利后，资源委员会升格为部级机关，成为行政院的直属单位，钱昌照任委员长，负责全面工作。当时资委会的主要任务是接管敌伪企业、调整工业布局、拆迁日本工业设计(后停止)及编制重工业建设五年计划。
当时中国国内百废待兴，百废待举。经过钱昌照的不断努力，资委会先后接管了敌伪在东北、华北、台湾等几个主要地区的工矿企业。钱昌照还频繁地南下台湾、海南，北上平津、东北，组织协调，统一指挥。在东北，资委会接办了117家企业，经合并而成18家单位；在华北，成立了华北钢铁公司、天津电工厂等7大公司；在台湾，成立了3个处、7个公司。通过接管以上地区敌伪的企业，资委会的实力大大增强。
在钱昌照的苦心经营下，资委会的事业蓬勃发展。截至1947年4月，资委会已经拥有了数百家大中型企业，几乎囊括了全国钢铁、冶金、机械、电力、电机、煤矿、石油、化工、水泥、造纸、制糖等一系列工业部门，主要产品的生产能力在全国占主导地位，职工人数也增加到近30万人，成为国民党政府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庞大经济机构。
三峡工程，半途而废
 
在此期间，钱昌照主持的一个重要项目，就是兴建三峡水利工程。
三峡工程的筹备工作是从1944年5月开始的。当时盟军在欧洲战场进入反攻阶段，中国抗日战争也胜利在望。为了给战后工业发展提供充足的电力资源，钱昌照邀请在国际上享有盛誉的美国垦务局总工程师萨凡奇前来我国考察。萨氏来华后首先勘察了都江堰、大渡河等地，随后乘木船沿长江三峡考察，认为在黄陵矶可以筑坝。考察结束后，他提出《扬子江三峡计划初步报告》，详细论证了工程方案、工程造价、综合效益、中美技术合作等问题。
次年5月，经国民政府批准，三峡水力发电计划技术研究委员会正式成立，钱昌照任主任委员，三峡工程的勘察设计进入实际运作阶段。为了协调并调度各方面力量，由资源委员会牵头，会同有关部门对三峡工程的前期工作做了分工：工程勘测由资委会所属全国水力发电工程总处负责，工程设计由美国垦务局负责，坝址钻探由地质调查所负责，水文调查由扬子江水利委员会负责，社会和经济调查由资源委员会负责。此外，美国方面还负责航空测量，并派高级工程师柯登来华协助萨凡奇工作。根据萨凡奇的构想，为了预防氢弹袭击，电厂要放在水下，大坝要能够抵挡常规武器的轰炸。大坝建成后，由于坝身不高，发电能力为1056万千瓦，只需要淹没万县，移民30万。三峡工程完成后，交流电供电范围在方圆1000公里左右，最远可将电力送到上海。除发电以外，还要办几个化工厂，并兼顾航运、防洪、灌溉、都市供水、水产养殖等方面，所以他认为“这是一个多元计划”。
三峡工程方案出台后，立刻引起国内外的广泛关注。那么后来又何以半途而废呢？按钱昌照的说法，三峡大坝需要巨大的资金投入，是一项“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工程。在他主持筹备三峡工程的最初两年里，光工程设计就耗用了100多万美元。他估计，假如“再花100万，1948年就可以施工”了。然而让他始料不及的是，事情却突然发生了变化。
变化与宋子文的辞职有关。1947年初，迫于贪污腐败的种种劣迹传闻的压力，宋子文于同年4月辞去了行政院院长的职务。而在国民政府中，宋子文一直是钱昌照的“坚实后盾”。宋、钱相交，可以追溯到钱昌照担任国民政府秘书的时候。钱昌照曾回忆说：“我自认识宋子文以后，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好。孔、宋有矛盾时，我支持宋。当我在资委会的工作中遇到问题时，他总是支持我的。”抗日后期，钱昌照在蒋介石面前逐渐失宠，而与宋子文的关系却更加紧密。与此同时，随着国民党政府的政治上腐败、经济上凋敝、军事上节节败退，国统区的情况日益恶化，广大老百姓民怨沸腾、民不聊生。目睹此情此景，钱昌照深为痛惜抗战胜利后一度出现的新中国建设蓝图，因蒋介石挑起的内战已经失去一展的机会。
1947年4月，经过冷静、反复而又全面的思考，钱昌照终于带着无限遗憾、失望和深深眷恋的复杂心情辞去了他亲手创办的资委会委员长职务。等他一走，行政院很快下令停止与三峡工程有关的一切活动。
1948年8月，钱昌照出国考察。解放前夕，钱昌照放弃了国民党政府的多次邀请，毅然投奔中国共产党，在中共地下组织的安排下回到了北平，并受到了毛泽东的亲切会见。回到了祖国人民怀抱的钱昌照，将自己后半生的才智献给了伟大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