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失信、媒体失范和房产税闹剧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17:56:37
政府失信、媒体失范和房产税闹剧崔宇
政府失信、媒体失范,喧嚣的大多数捧着臭脚却像捧着圣经一样虔诚,合力上演了一出房产税闹剧,这让人不由感叹:信用缺失但信息爆炸的国度里真是难寻一方净土。最近一个多月来,关于开征物业税或扩征房产税的传言四搅得中国大地鸡犬不宁。媒体忙着造谣,政府忙着辟谣,公众忙着求饶──信还是不信,这是个问题。都说谣言止于智者,可如此折腾下去,恐怕智者也会被折腾成愚者。
清晰的产权和基于制度的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两个核心特征,清晰的产权降低了交易费用、扩大了市场并深化了分工,而基于制度而非身份(比如亲戚、朋友和老乡等)的信用,则会扩大信任的范围,降低合作和交换的成本。比如,如果资本市场没有监管部门和交易所等机构信用的支撑,就难以发展壮大。既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和保护,又没有完善的信用体系作为支撑,也许正是中国难以取得所谓市场经济地位的原因所在。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政府信用更为重要,它是企业和个人等社会信用的基石,正如国债收益率是企业债收益率的参考一样。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政府信用,并非微观经济层面的政府信用(比如,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背后的政府信用危机),而是宏观层面的政府信用,即政府出台的公共政策是否具有合法性、科学性和连续性。
在专制和集权国家,由于缺乏法治约束和民主监督,政府是最不善于讲信用的,就好比朝鲜突然换货币劫富济贫。由于政府不讲信用,企业和公众都要试图从各种黑道白道揣摩“圣意”,这种强劲的信息需求,也诱导了市场竞争下的媒体可能背弃社会公器角色,炮制出许多虚假或不规范的新闻产品。
当然,全世界的所有媒体都要面临角色和利益冲突,即商业角色和社会公器的角色冲突,会导致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利益冲突。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若即若离的媒体管制政策,尤其是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时政领域。这促使在管制较松的其他领域(如文化、娱乐、体育和经济等),部分报道往往非常“撒欢儿”,打着突破媒体管制和争取新闻自由的漂亮大旗,实际上却常常违背媒体的专业精神、人道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产生媒体失范的现象。总而言之,媒体在这种长期压抑下的反弹有些矫枉过正了。
尤其值得提醒的是,影响力越来越大的网络媒体更容易产生媒体失范。这是因为与传统媒体的“媒体商业化”不同,网络媒体走的是“商业媒体化”的发展路径,其媒体角色和商业角色的冲突更为严重。特别是新兴的博客和微博等“自媒体”,博主自己制造新闻产品,几乎不受到传统媒体伦理的道德约束,可以随心所欲,但传播范围却很广,很容易产生网络暴力或虚假信息的流传。或许网络实名制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这能让博主更加重视自己的口碑和名声。
其实,除了政府信用缺失、政策反复无常导致公众的“信息饥渴症”外,网络时代的信息爆炸式增长,也对公众的辨别力和选择力提出了巨大的考验,他们很容易焦虑和迷茫:先是对于铺天盖地的信息将信将疑,继而再搜寻铺天盖地的信息以确认,在信息的海洋里左冲右突、难以自拔,甚至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
以房产税事件为例,“三年之内免谈房产税”,这只是发改委下属研究所一个研究人员的个人观点,而且,税收政策调整也非发改委的职责,其实根本不值得被大书特书。但是,政府出尔反尔的前科(比如2007年5月30日印花税的突然上调)、媒体的失范报道(特别是网络媒体的渲染)再加上公众的喧嚣和盲从,共同制造了这一闹剧。
王小波曾有篇杂文叫《沉默的大多数》,但他说的是大多数人在陌生的公共场合选择沉默,在熟悉的私人场合非但不沉默,而且还有些夸夸其谈。当下,大多数中国人在陌生的公共场合依然选择沉默,但在网络上却选择了喧嚣和浮躁,这也许是一种进步,但也是一种退步。至少喧嚣会减少我们的思考时间、降低我们的思考能力,都说事实胜于雄辩,但我们往往在没搞清事实前,就开始雄辩了。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
政府失信、媒体失范,喧嚣的大多数捧着臭脚却像捧着圣经一样虔诚,合力上演了一出房产税闹剧,这让人不由感叹:信用缺失但信息爆炸的国度里真是难寻一方净土。最近一个多月来,关于开征物业税或扩征房产税的传言四搅得中国大地鸡犬不宁。媒体忙着造谣,政府忙着辟谣,公众忙着求饶──信还是不信,这是个问题。都说谣言止于智者,可如此折腾下去,恐怕智者也会被折腾成愚者。
清晰的产权和基于制度的信用是现代市场经济的两个核心特征,清晰的产权降低了交易费用、扩大了市场并深化了分工,而基于制度而非身份(比如亲戚、朋友和老乡等)的信用,则会扩大信任的范围,降低合作和交换的成本。比如,如果资本市场没有监管部门和交易所等机构信用的支撑,就难以发展壮大。既没有清晰的产权界定和保护,又没有完善的信用体系作为支撑,也许正是中国难以取得所谓市场经济地位的原因所在。
对于一个国家来说,政府信用更为重要,它是企业和个人等社会信用的基石,正如国债收益率是企业债收益率的参考一样。在这里我们所说的政府信用,并非微观经济层面的政府信用(比如,欧洲主权债务危机背后的政府信用危机),而是宏观层面的政府信用,即政府出台的公共政策是否具有合法性、科学性和连续性。
在专制和集权国家,由于缺乏法治约束和民主监督,政府是最不善于讲信用的,就好比朝鲜突然换货币劫富济贫。由于政府不讲信用,企业和公众都要试图从各种黑道白道揣摩“圣意”,这种强劲的信息需求,也诱导了市场竞争下的媒体可能背弃社会公器角色,炮制出许多虚假或不规范的新闻产品。
当然,全世界的所有媒体都要面临角色和利益冲突,即商业角色和社会公器的角色冲突,会导致商业利益和社会利益的利益冲突。但中国的特殊性在于若即若离的媒体管制政策,尤其是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时政领域。这促使在管制较松的其他领域(如文化、娱乐、体育和经济等),部分报道往往非常“撒欢儿”,打着突破媒体管制和争取新闻自由的漂亮大旗,实际上却常常违背媒体的专业精神、人道精神和社会责任感,产生媒体失范的现象。总而言之,媒体在这种长期压抑下的反弹有些矫枉过正了。
尤其值得提醒的是,影响力越来越大的网络媒体更容易产生媒体失范。这是因为与传统媒体的“媒体商业化”不同,网络媒体走的是“商业媒体化”的发展路径,其媒体角色和商业角色的冲突更为严重。特别是新兴的博客和微博等“自媒体”,博主自己制造新闻产品,几乎不受到传统媒体伦理的道德约束,可以随心所欲,但传播范围却很广,很容易产生网络暴力或虚假信息的流传。或许网络实名制是一个不得已的选择,这能让博主更加重视自己的口碑和名声。
其实,除了政府信用缺失、政策反复无常导致公众的“信息饥渴症”外,网络时代的信息爆炸式增长,也对公众的辨别力和选择力提出了巨大的考验,他们很容易焦虑和迷茫:先是对于铺天盖地的信息将信将疑,继而再搜寻铺天盖地的信息以确认,在信息的海洋里左冲右突、难以自拔,甚至失去了基本的判断能力。
以房产税事件为例,“三年之内免谈房产税”,这只是发改委下属研究所一个研究人员的个人观点,而且,税收政策调整也非发改委的职责,其实根本不值得被大书特书。但是,政府出尔反尔的前科(比如2007年5月30日印花税的突然上调)、媒体的失范报道(特别是网络媒体的渲染)再加上公众的喧嚣和盲从,共同制造了这一闹剧。
王小波曾有篇杂文叫《沉默的大多数》,但他说的是大多数人在陌生的公共场合选择沉默,在熟悉的私人场合非但不沉默,而且还有些夸夸其谈。当下,大多数中国人在陌生的公共场合依然选择沉默,但在网络上却选择了喧嚣和浮躁,这也许是一种进步,但也是一种退步。至少喧嚣会减少我们的思考时间、降低我们的思考能力,都说事实胜于雄辩,但我们往往在没搞清事实前,就开始雄辩了。
(本文作者崔宇是《华尔街日报》中文网专栏撰稿人。文中所述仅代表他的个人观点。您可以写信至yu.cui#dowjones.com与作者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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