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座城市的兴起与它的基因

一座城市的兴起与它的基因

　　上海世博会的主题，英文是“better city, better life”，中文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它们的语义多少有些不同。

　　这个主题是上海在2002年12月申办世博成功之前就已经确立下来的。时任世博会申办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副主任的朱林楚向媒体介绍，世博的主题由50多人组成的研究组提出，包括学者、官员、电影导演和广告公司创意人员。最初，大家属意“新城市，新生活”，后经一位外语教授建议，英文中，“BETTER”比“NEW”更少歧义，更朗朗上口，于是，就改成了现在这句话。

　　也就是说，这个主题是先有英文的。“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从“better city, better life”翻译过来，而这种翻译夹杂了一些新的意思，其中的差别很是有趣。

　　中文“城市，让生活更美好”如果直译，应该是“urban living makes life better”，这话似乎暗含着对乡村的歧视。事实上，乡村生活比城市生活更“绿色”一些，而“绿色生活”恰是世博会倡导的哲学。

　　如果用“urban living makes life better”做主题，参加世博申办评审的大多数西方评委可能都不会接受。不过，在中国，特别是在上海，中文的主题则获得广泛的认可。

　　这种认可的背景是，中国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城市化。上海，作为中国第一座现代意义上的商业城市，也是中国最大的城市，自1843年开埠以来，一直是中国现代城市的探路人和领跑者，同时，上海也是城市化的最大受益者。

　　为什么是上海

　　然而，机会并不是一开始就降临在上海身上。

　　1557年，在上海开埠前近300年，葡萄牙人已经从明朝手中租赁到了澳门，并开始与广州通商。

　　鸦片战争之前，广州是中国官方惟一允许的对外开放口岸。1604年，还是在明朝时期，荷兰公司就已经到广州做生意了；1637年，明末清初，英国公司开始进驻广州。

　　不过，在当时的广州，外商受到了诸多的限制，“十三行”（鸦片战争前广州港口官府特许经营对外贸易的商行总称）在事实上垄断了对外贸易。这造成了从中国输出的货物价格奇高。以茶叶为例，1650年前后，茶叶最初引进英国时，每磅的价格大约为10镑。考虑到1英镑的原初定义为1磅重的白银（在英文中，“镑”与“磅”为一个词：Pound），可见当时的茶叶之贵。

　　英国商人一直在寻求绕过“十三行”，到丝绸、茶叶的原产地去进行贸易的可能性。经过长期的情报搜集和实地考察，上海进入了他们的视野。

　　在开埠之前，上海并不是如一些人所谓的“小渔村”。上海周边有非常发达的航运业和造船业：郑和下西洋启始港为今太仓刘家港，太仓的中心距上海市中心仅60公里。上海造的“沙船”（一种底平，吃水浅、载重多的船，适合在内河和沿海岸线航行），在轮船引进之前，一直是中国航运的主力船型之一。

　　更重要的是，长江三角洲河网密布，从上海乘船，几乎可以到达每个主要的城镇；长江航道又联系着镇江、南京、武汉、重庆等重要城市，这帮助上海成为中国最具辐射力、最能有效延伸市场的广度和深度的城市。

　　相比之下，广州所背靠的珠三角区域，经济总量远不及长三角，而且，航运所能辐射的范围亦较上海为小。

　　鸦片战争前，英属东印度公司曾派遣林赛赴上海实地考察，林赛给东印度公司的报告中说，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商业中心、中国中部的大门。他认为，当时上海的国内贸易已经超过了广州。

　　上海之发展，始于航运，而航运之发展，概因其独特的地理位置。不过，上海能取得后来的成就，最重要在于特殊的历史环境下，上海通过“租界”这种让中国人无法接受的形式，实现了事实上的市民自治。

　　鸦片战争之后，依据《南京条约》以及其后的一系列条约，英国人要求在上海设立租界。1843年11月，英国首任驻上海领事巴富尔来沪，上海从此对外开放。

　　后来，巴富尔与上海道台宫慕久就租界问题多次磋商，达成协议，这些协议的精神体现在1845年11月公布的《土地章程》上，该章程规定了英租界的最初位置和范围：大致在今外滩以西、延安东路（当时为洋泾浜，是一条小河）之北，今北京东路之南，面积约830亩。大约10个月后，就向西扩展至今河南中路（当时叫“界路”），面积增至1080亩。再往后，租界不断地向西扩展，面积越来越大。最后，由英美租界组成的“公共租界”总面积达3.35万亩。

　　1848年，美国在虹口开辟美国租界；1849年，法国在英租界之南开辟法租界。

　　1854年，三个租界联合成立市政机构“上海工部局”。1862年，法租界又独立出去。1863年，英租界和美租界正式合并。从此，一直到1943年法英美先后退还租界，在长达80年的时间里，上海就一直拥有三个政府、四块地方：英美公共租界（工部局）、法租界（公董局）、以及被租界分割为南北两处的“华界”。

　　“上海工部局”的英文名称叫“Shanghai Municipal Council”，直译过来就是“上海市政委员会”，它拥有所有的行政权力、可以自己征税，其实就是一个独立的政府。中文叫“工部局”，仅仅强调它从事市政建设的行政功能，可能是想多少给中国当政者保存一点颜面。

　　公共租界的管理非常有特色，粗略地说，它是依照现代公司制精神而建立的一个政府。

　　首先，租界中相当于议会的机构就有一个商业味道非常浓厚的“纳税外人会议”（Foreign Ratepayer`s Meeting），参加这个会议的成员并不需经过民主选举，而是依据地产和纳税的情况确定：地产价值在500两以上，年纳“房地捐”10两以上，或年付房租银500两以上，自动进入该会议。

　　最初，华人不能参加这个会议，因为清政府最初不允许华人成为租界居民。后来，这个规定没有执行，华人成为租界最大的居民群体。1920年，“纳税华人会议”成立，不过，它的权力要远小过“纳税外人会议”。

　　依据1930年的一个调查，当时公共租界共有外侨36471人，符合上述条件的只有2677人，仅占7.3%。

　　“纳税外人会议”的常设机构，也有一个商业味非常浓的名字：工部局董事会。该董事会经“纳税外人会议”选举产生，成员人数不定，最少时仅3人，最多时14人。1928年始有华人进入董事会。

　　董事会下设若干委员会。委员会根据实际工作的需要而设置，并不固定，不过，财政、税务、上诉、工务、警备、卫生、学务、图书馆等委员会相对稳定。

　　委员会下设处、商团等组织，负责具体执行，是实际上的行政机构。

　　此外，租界还有相对独立的警察和司法系统，这个系统不仅适用于生活在租界的外侨，而且还对生活在租界的华人实际有效。

　　一些现代的法律观念，比如律师制度，比如审案要重视证据而不是口供，比如对肉刑的排斥等等，在租界时期都在慢慢地引进。

　　另外，对自由的推崇氛围也直接导致租界的文化发展异常蓬勃，从文学、新闻、出版到电影、戏剧，租界时期的上海都创造了中国历史上少见的文化勃发时期。

　　不论是英国人、美国人还是法国人，开辟租界的最初用意无非是自己到中国来做生意，总要有个落脚的地方。赚钱了，自然要改善改善居住条件和环境。而要生活得好，光顾着自己房间内部还不够，公用的道路、桥梁、水、电、煤、教育、文化也都要管，甚至还有司法制度，也需要引进。这些原本抱着发财目的来中国的人，客观上带来了一系列先进的现代城市管理经验。

　　这些经验在公共租界实施了，效果不错，法租界也开始实施，华界也跟在后面学。在不断的比较和竞赛中，居住于其间的居民是最大的受益者。

　　华人涌入租界，最初是因为躲避战争。特殊的政治格局，使得租界能基本避免战火。他们在租界住了一段时间之后，就体会出其中的好处来，所以，尽管租界的地价远高过华界、生活成本居高不下，但是，在战争结束后，大批的华人最后还是选择在租界生活。这些华人有的来自上海老城厢，有的来自江苏和浙江，有的则来自广东、安徽等地。除了华人，犹太人和失国的白俄罗斯人也一度大批移居上海租界。

　　这些来自不同文化的人群，在同一方水土之上生活，自然带来不同文化的竞争，通常，总是优势的文明被大多数人接受和认可，“海纳百川”的“海派文化”就是在这种杂交的局面下形成。这就是上海的基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