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大、清华出过的“五四”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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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清华出过哪些“五四”名人?

(2010-05-03 08:23:45)转载 标签:

洪烛

外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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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园

教育

文化

             北大、清华出过哪些“五四”名人?■ 洪烛   辛亥革命以后,清政府于1898年维新运动时期设立又于1905年停废的京师大学堂,改称北京大学校续办。1917年,一代教育家蔡元培任校长,标志着新教育体制在这古老的封建国度里的推行。这对中国现代史上大名鼎鼎的新文化运动及五四运动以北京作为策略地,起着至关重要的铺垫。
   我查阅有关史料,发现了一个被忽略的细节:1912年2月25日,蔡元培等五人曾作为孙中山派遣的专使,代表南方革命势力规劝当选临时大总统的袁世凯去首都南京就任。袁世凯表面上以隆重的礼节欢迎,内心却根本不愿被调离北京这个封建老巢,秘密策划了一次大规模的兵变,乱兵们四处放火洗劫,甚至把蔡元培等专使在煤渣胡同的住所也抢掠一空,专使们被迫到使馆区避难。这导致了参议院只得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并决议迁都北京……我不知道蔡元培那次来北京的心情,与他几年后担任北京大学校长的心情,差距究竟有多大?
   同样是在1917年,陈独秀、李大钊等被聘请到北京大学。在此之前,陈独秀在上海创办了《新青年》,率先掀起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旗.是否可以这么认为:新青年们开始移师北京?那时候的北京大学集结着一批最精锐的新青年。蔡元培功不可没。正因为他提出“兼容并包”的方针,北大才仿效西方的教育制度和教学内容,大批吸收了各种思想观念的师资力量,既有梁漱溟、辜鸿铭、林纾为主的宣扬国故旧派,又有陈独秀、胡适、鲁迅、钱玄同等主张变革的新派,同在一座校园之中,针锋相对,通过授课、演讲及辩论等方式进行着白热化的思想斗争,进而影响着青年学生、广大知识分子甚至整个中国思想界。   据史料记载:1918年统计北京大学教员总数达217人(内含教授90人),学生总数1980人(内含研究生148人),在当时是全国规模最大的大学。所以它容纳着那个时代如此之多的文化精英。难怪有人说:在“五四”运动以前,北京大学已经成为新文化运动的策源地。可见北京新青年们思想的先锋,已比1919年5月4日的游行队伍提前出发了——两者是一脉相承的。
   当时的北京大学校园座落在景山东街马神庙,处于北京城区的中心地带,多少年以后才改迁到西北角的海淀区。七十年以后,我作为一位外省文人投奔北京,居然奇妙地在这片旧校址寻找到栖身之处——今已改作文化部办公院及宿舍区。分给我的单身宿舍居然就是原北京大学的所谓西斋(据张中行老人说此乃牌号最老的男生宿舍,1904年所建),斗室只容一床一桌一书橱,转身都困难。一出门就踏上了横贯东西的五四大街(不知这条街道的原名)。   站在五四大街,能看见老北京大学的红楼(今文物出版社院内)。红楼本身就是一个沉甸甸的文物,证明着一段辉煌的历史,同时也是诸多文化名流的见证。想当年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鲁迅、胡适等等,都曾经穿着灰布长衫、围着白围巾在红楼里出入呢?红楼这个名称,永远给人似曾相识的感觉。我甚至相信,最著名的红楼至少有两个,一个是曹雪芹梦见的,另一个则从属于现实,即老北京大学的红楼,简直称得上世纪初的一座文化堡垒,它对历史的影响不比曹雪芹的那座空中楼阁逊色。
   这里还曾经有一位伟大的过客。1918年9月,湖南书生毛润之送本省青年赴法勤工俭学,第一次来到北京。就住在北大附近景山东街三眼井吉安东夹道七号一间民房里(由于留法预备班设在北大)。他还在北大图书馆担任助理员,经常和李大钊、邓中夏探讨中国的出路问题。半年后他就告别了北京,把这段青春的经历留存于记忆:“我自己在北京的生活是十分穷苦的,可是另一方面这座古代都城的美,对于我可算是一种补偿。”(见李锐《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这是他对北京最初的赞美。他恐怕也不曾预测到:再见北京已是1949年,不过这一次他站到了天安门的城楼上,也是这座美丽的古代都城最尊贵的位置。他主持了开国大典。北京从此成为新中国的首都。
   我印象中周树人改名鲁迅,从绍兴变卖了了古宅举家北上的。他在北京大学执教,讲授过哪些课程,我无法查考了。我只知道,1918年4月至五四运动前夕,他在北京用那字体刚健的小楷写下了《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一系列作品。这一系列代表这位大学大师人生中第一座高峰的作品同样震撼了那个时代。
   那段时间,北京大学的学生中恰巧有个叫徐志摩的人。据梁实秋介绍:徐志摩在二十岁的时候与张幼仪女士结婚于浙江硖石,翌年入北京大学。在北大读了两年书,又于1918年到美国入克拉克大学社会学系。有趣的是,十年以后他居然重回北大做了教授——因为胡适任北大文学院长,劝寓居上海的志摩去北平换换空气。我举这个例子仅为了说明:那个时代北大的师生,人才济济,甚至无名学生中也会涌现未来的英才。   我与其关注北京大学在五四运动前后的那段历史,莫如说在关注那个时代的思想与文化,或者说在关注那个时代。那是一个文化精英辈出的时代。而北大的新式教育,把全国各地的中青年知识分子吸引到北京这座城市。从20世纪初到世纪末,北京一直是中国的文化中心,构成对外省文人最大的诱惑。
   我作为一位南方文人移居北京,我却要努力研究20世纪外省文人在北京的文化现象与社会现象。我知道,我是他们中的一员(否则我不至于对这个课题情有独钟),我又是世纪末的迟到者。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按时间顺序来划分外省文人在北京的群落。   掀开中国现代史的第一页,我首先想到了蔡元培、陈独秀、鲁迅、胡适的那个时代,他们当之无愧为20世纪进入北京的第一代外省文人的代表。他们置身的是刚刚推翻了帝制、刚刚结束了数千年封建时期的新时代,他们进入的是一座没有皇帝的宗城,一座以“民主”和“科学”为文化旗帜、但又在背影里隐约拖着传统的辫子的古都。所以他们不得不以远道而来的斗士形象出现,在血气方刚的壮烈搏击又不乏浪漫的游侠作风。他们先声夺人地占领这个国家文明断层的上风和世纪更替的关卡,20世纪一代代外省文人涌进北京的滩头阵地——是他们最先构筑的。或者说,他们是第一代新青年,新型知识分子。    在他们之后,进入北京的外省文人,才有了周作人、郁达夫、沈从文、叶圣陶、何其芳、郭沫若、茅盾、艾青……当然,我大多以作家为例据,因为文学有时比其它艺术门类或文化形式更具代表性。另外我还偏颇地认为:20世纪上半叶最能体现地域特色的北京本土作家(或称京味作家),只有老舍一人。他是20世纪为北京城特意树立的一座文学纪念碑。他无法模拟的文风恰似梁实秋对北京传统小吃豆汁的形容:“北平城里人没有不嗜豆汁者……外省人居住北平三二十年往往不能养成喝豆汁的习惯。能渴豆汁的人才算是真正的北平人。”   外省文人写北京,即使适应能力再强,也会让人听出一丝弦外之音,怎么写都隐隐约约有一种乡愁的味道,这是命中注定的东西,无法彻底摆脱。最典型的是周作人的《故乡的野菜》:“目前我的妻往西单市场买菜回来,我便想起浙东的事来。荠菜是浙东人春天常吃的野菜……”郁达夫《故都的秋》也是一例。北京在他们感觉中多多少少带有一丝秋意——莫非他们青春的根本尚遗留在外省?秋意与乡愁的滋味是最契合的。
   今天晚上,我形单影只地坐守于景山东街老北京大学的一所旧宿舍,由北京大学展开联想,写下了这篇文章。我从外省来北京不是求学的,我说过自己无缘成为北京大学的门生,这并不排除我对它怀有初恋般的感情。说得更博大一点,北京本身就是一所大学,我的大学,一所高尔基式的社会大学。整座城市都是露天的校园,露天的课堂。我在这所大学里已经快二十年了,这篇文章权当我的毕业论文。一篇诗化的论文。我用它来强调自己的身份,以及我可能置身其中的那支横穿整个世纪的漫长的队伍。外省学生在北京,外省文人在北京,北京本身就是一所没有围墙的大学,培养一代又一代的外省青年。   一代新青年们老了,又一代新青年来报到了。我应该算是最新的一个青年。北京的文人应该永远怀念“五四”精神。那精神是这座古城在20世纪的青春。
   当代的北京大学座落于海淀的中关村附近,占地面积开阔,层楼叠幛,金漆彩绘,画栋雕梁,林木狭疏,更加上人潮如织,书声琅琅,与景山东街破落萧瑟的旧校址已不可同日而语。但我觉得,北大的灵魂全在于有未名湖,这是画龙点睛之笔,箐箐校园,莘莘学子,在水一方,便获得了生命本质的倚仗与烘托。水是生命之源,水边的物性人情一向显得滋润潇洒。逐草而聚,傍水而居,青灯黄卷的苦读生涯亦能洋溢游牧的情调。  我每去北大,必要围绕未名湖步行一遍,以眼神斟酌波光塔影,也算代表某种对时空的缅怀与瞻仰。这与20世纪的中国共同经历了风雨洗礼的高等学府(或可戏称皇家学院),忠实记录着无数代新青年的梦想与光荣。
   带有中国封建社会鲜明特征的科学制度是1905年废除的,知识与教育的一个旧时代从此结束了。据《北京史》记载:“清末民初时期,北京还设立了若干高等学校和中等专门学校(其中有的是从北京大学分立出来的),像师范大学、工业专门学堂、医学专门学堂,以及京师法政大学堂(由任学馆和进士馆改组)、法律学堂、测绘学堂、艺徒学堂、俄文铁路学堂、巡警学堂、贵胄学堂(朝廷为王公贵族子弟进行军事教育而设)等等。”   该书是这样总结的,“北京过去是国内封建文化教育的中心,经过学校与科举之争,亦即资产阶级和封建地主阶级在文化教育上的斗争,到二十世纪初年,北京又迅速成为全国资产阶级高等教育的中心,同时也是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最集中的地方。这正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爱国运动首先在北京发动的客观条件之一……” 

   清华与北大齐名,但它创办的原因及过程又较为特殊。它是美国国会以“中美亲善”的名义,提议在北京兴办一所不是由传教士出面主持、但目的在于培养与吸引中国学生赴美的清华学校,经费来源是被退还的庚子赔款,被美国认为是“控制中国的发展,使用从知识与精神上支配中国领袖的最圆满与最巧妙的方式”。创办时间大约是1907至1908年之间。

    当时的清华学制是八年,够漫长的。譬如梁实秋是1915年入校,1923年毕业赴美,他在《清华八年》一文中回忆:“清华学校在那时候尚不大引人注意。学校的创立乃是由1908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决定退还庚子赔款半数指定用于教育用途,意识是好的但是带有深刻的国耻的意味。所以这学校的学制特殊,事实上是留美预备学校,不由教育部管理,校长由外交部派。每年招考学生的名额,按照各省分担的庚子赔款的比例分配。”所以清华也成为外省学生占最大比例的一所大学,它向各省市学生慷慨地敞开北京的大门——这扇校门又相当于国门,走进清华就等于八年后即可出国留学。

   “学生们是来自各省的,而且是很平均地代表着各省。因此各省的方言都可以听到,我不相信除了清华之外有任何一个学校其学生籍贯是如此的复杂。由于方言不同,同乡的观念容易加强,虽无同乡会的组织,事实上一省的同乡自成一个集团。如果我可以算得是北京土著,像我这样的土著,清华一共没有几个。”梁实秋读清华的时候,闻一多比他高两级,而朱湘比他低一班,另外还有孙大雨等人,共同组织了“小说研究社”(后经闻一多建议改为清华文学社),经常在一起说文品诗.他们当时肯定想象不到,自己的名字后来都被写进中国现代文学史了。

    清华也培养、团结了一批青年文人,一批未来的名家。梁思成是梁实秋的同班同学。梁启超的另外两个公子也都在清华,因而大名鼎鼎的梁启超还亲自来清华讲读演并授课,后来还被聘为研究所教授。

   “五四”运动发生时,梁实秋尚是清华中等科四年级学生。“清华远在郊外,是五四过后第二三天才和城里的学生联络上。清华学生的领导者是陈长桐。他的领导才能是天生的,他严肃而又和蔼,冷静而又热情,如果他以后不走进银行而走进政治,他一定是第一流的政治家。他的卓越的领导能力使得清华学生在这次运动里尽了应尽的责任……”他在北京学生争相街头演讲时,梁实秋本人也曾随同大队进城,在前门外珠市口他们这一小队从店铺里搬来几条木凳横排在街道上,在群众围观中慷慨陈词。当然后来,“北京学生千余人在天安门被捕,清华的队伍最整齐,所以集体被捕,所占人数也最多。”这就是梁实秋——当年清华的一位普通学生对“五四”时期记忆与评价。

   清华园离颐和园、圆明园均不远,原是清室某达官贵人的私家花园,即使后来移作校舍,也不乏曲径通幽、荷塘月色等中国式园林的氛园。据说荷花池畔工宁厅的匾额题写着著名的“水木清华”四字。在清华园登高西望,代表中国近代一段耻辱历史的圆明园废墟便尽陈眼底,断垣残壁、夕阳衰草历历在目。

   郁达夫从上海来北京,在清华园找到梁实秋的第一件事就是请他陪同去圆明园凭吊遗迹。梁实秋欣然承诺,但后来在文章中写道:“除了那一堆石头什么也看不见了,所谓‘万园之园’的四十美景只好参考后人画图于想象中得之。”
   清华后来以理工科名世,但早期在文科教育方面也曾有过辉煌的时期,师生中人才济济。譬如大学问家吴宓,就是17岁时(1911年)在陕西考取了清华学校公费留美预科,“乃于限期内乘骡车从西安赶赴北京。”1921年留学归国就任教。他后来回忆:“清华是用美国退还的庚子赔偿所办,而间接受美国人管理的学校。我作学生时,校中师生讲的全是英语,唱的是美国歌,美国史和美国公民学列为正课。举此可知清华师生所受崇美思想熏陶之深了。”

 

   吴宓1921年留学归国就任教授,主持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礼聘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等大师任教。张紫葛著《必香泪酒祭吴宓》一书称吴宓是中国本世纪不可多得的学术大师,书中还引述了吴宓本人对主持清华园学研究院的记忆:“所聘四大导师王国维、梁任公(启超)、赵元任、陈寅恪,比皆当代国学大师,其天资之高……王国维博览强记,以经学言,十三经之经义、传、注、书、笺,莫不滚瓜烂熟;梁启超过目不忘,真可谓不世之才;赵元任本习理科,转治语言文,敏悟大异于常人,成为世界闻名的语言学大师;陈寅恪记忆力之奇特,令人惊讶,不仅经史子集并世界史实、宗教著述烂熟于胸,乃至满室图书上某书存于某架,某典载于某书某页,无不指称无误,此四子者,有如此奇特之天才,而其勤奋实非常人所及。以宓所见,四子莫不夙兴夜寐,孜孜不倦……”

    当然,王国维后来投昆明湖自杀,传说他一直蓄辫子、穿马蹄袖,俱为哀悼传统文化之衰败及清王朝的覆灭。吴宓曾为王国维治丧,他认为“世传是似而非”,据他所知“于国维并不留恋清王朝,但看到很多士人在民国肇始之前,怒骂革命党,秽詈万端。等到民国建立,他们急转弯“剪辫子、穿西装,高喊民主、共和。王国维深以为耻。为了表示对这种无耻投机的愤慨,他就以蓄辫子、穿马蹄袖来表示品德之分……”不管原因如何,王国维投水自沉了。有诗人发挥:一个旧时代拖着王国维那最后的辫子,终于消失在地平线上,一个新时代从此真正地展开……
   北大、清华、国际关系学院及人民大学等等,都集结于海淀,海淀因而成为北京的学院区,又有学生之城的称法。查阅地图,也常能从这一带发现“学院路”之类的地名。海淀区本属于京城西北郊,也因而大大地出名了。我爱海淀,因为海淀有那么多古老或年轻的大学,有那么多永远的青年。历史与现实相互映照着——海淀海淀,凝聚着北京的大学梦,也凝聚着中国的大学梦。山外青山楼外楼,海淀是北京城外的另一座文化都城,是城门之外的大学城。它也是篝火熊熊的青春熔炉;钢铁,就是这样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