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体制的想象与共谋orz

　2009年底的一天，有四则新闻报道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不同栏目之中。一是二套《经济半小时》播出了《一个女人的燃烧瓶和政府铲车的拆迁大战》的深度报道；二是新闻频道《面对面》播出了柴静采访郝劲松的节目《我一直在飞》；三是法治频道在《大家看法：我建议》栏目讨论“如何让农民工讨薪不再艰难”的话题；四是二套的《对话》播出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参与对话的嘉宾是刚刚获得第三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称号的百位“老总们”。

“反”体制的想象与共谋

作者：张慧瑜  来源：南风窗  日期：2010-02-06  浏览：1370 显示全文   　　2009年底的一天，有四则新闻报道出现在中央电视台的不同栏目之中。一是二套《经济半小时》播出了《一个女人的燃烧瓶和政府铲车的拆迁大战》的深度报道；二是新闻频道《面对面》播出了柴静采访郝劲松的节目《我一直在飞》；三是法治频道在《大家看法：我建议》栏目讨论“如何让农民工讨薪不再艰难”的话题；四是二套的《对话》播出了《我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参与对话的嘉宾是刚刚获得第三届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者称号的百位“老总们”。
　　这四个涉及拆迁、维权、讨薪、新富阶层的节目在不同栏目中几乎同时播出，虽非有意为之，却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对当下中国社会形态的一种略显生硬的图解——既有面对拆迁挺身捍卫自己“物权”的女业主，又有敢于质问政府、国有垄断公司的“中国公民”，也有为农民工出谋划策的“好心人”，还有具有社会责任感的“企业家”们。如果说具有公民意识的个人是社会的中坚力量，那么如农民工等弱势群体则是需要被救助的群体，而经济精英们则是社会核心价值的代表，关于这些群体的再现方式已经成为一种固定的社会修辞，从中可见一种主流意识形态霸权是如何运作的。
　　
　　社会的“主体”形象
　　《经济半小时》中播放的潘蓉与拆迁队对峙的画面，是其朋友用家庭摄影机拍摄的，尽管拍摄工具带来了摄像的“民主化”，但显然放映空间要比获得拍摄的权利更重要。在这段站在潘蓉角度来维护个人房产权益的视频中，摄影机的机位是处在执法大队的后侧远方（当然，这是出于拍摄安全的考虑）。这幅藏在拆迁执法队员背后的目光，与其说是一个偷窥的目光，不如说是一个更具权威和审视的目光，尤其是当这种目光被央视所借用之时。
　　和潘女士一样，郝劲松面对如“铁老大”、以及被称为“小国务院”的发改委等“政府铲车”而不退缩，是拿着宪法捍卫公民权利的“斗士”。这些与体制对抗的个人，反而获得了体制的认可和“褒扬”。这究竟是个人/公民的胜利，还是体制的招安和收编呢？有趣的是，被认为与政府、体制作对的郝劲松早在几年前就获得了“2005年度十大法制人物”等荣誉称号。更为重要的是，这种被包容的批评者却具有典型的中产阶级身份，潘蓉是获得新西兰国籍的海归，唐福珍是女企业家，而郝劲松不仅是中国政法大学的法律研究生，而且也是某法律公司公益部主任。
　　与这种中产阶级的主体不同的是，这些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企业家们呈现了另外一种面孔。改革开放30年以来，关于这个群体的描述从“勤劳致富”、“老板”、“万元户”、“暴发户”变成了企业家、资本家和建设者。与此前经常使用“民族企业”的话语来自我确认不同，这次被作为“社会主义建设者”的命名来自于十六大的报告。
　　在主持人与嘉宾的交谈中，他们不仅是当代坚持技术创新、追求可持续发展的典范，而且也是有社会责任心、抓住机遇的创业者。他们既是有创新精神的“浮士德”，又是员工的衣食父母，更是慷慨解囊的慈善家。可以说，他们是当下中国崛起的中坚和主体。
　　
　　被合理化的“弱势”
　　这样两类具有法制意识的个体和民营企业家占据社会主体位置的同时，另外一些如农民工等底层群体并没被遗忘，而是以被救助者、弱势群体的身份出现。具体来说，在潘蓉、郝劲松以及民营企业家的节目中，主体位置和身份都是明确的，就是“我一直在飞”、“我们是社会主义建设者”，这既是一种身份的询唤，也是一种确认。在帮助农民工讨薪的节目《大家看法：我建议》中，“我”的身份似乎也很确定，“我”显然不是讨薪的农民工，而是被邀请参与讨论的嘉宾们（专家、律师、演员以及从观众席中请下来的大学生）。
　　正如“让讨薪不再艰难”的名字是一个省略了“主语”和“宾语”的祈使句，完整的说法应该是“我们让他们讨薪不再艰难”，农民工与其说是缺席的在场，不如说是在场的缺席。他们出现在电视机的舞台上，但他们只充当着一个功能就是社会救助、慈善、捐款的对象，是被动的主体。因此，无论是主持人，还是台上的嘉宾，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被锁定和认同的主体位置依然是那种中产阶级式、具有法律意识的个体，而不是那些讨薪的主体。
　　这种作为社会客体的位置，也如农民工被称为“弱势群体”一样，一方面承认他们是社会“弱势”，与残疾人、智障者等因身体“自然”原因而弱势的群体一样，从而掩饰了他们之所以弱势的社会原因；另一方面又因他们是弱势所以需要得到救助，这就把他们成为弱势群体的问题被有效地转移为如何帮助弱势的议题，从而不用追问他们为什么会处在底层或弱势的状态。
　　在这个意义上，“弱势群体”这个社会学的命名在彰显他们的社会处境的同时又把这种处境合理化了，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志愿者、爱心大使、慈善事业成为这个时代最为有效的和谐之音。
　　从这里可以看出双重主体的流动和转化过程，一种是从体制之外的中产阶级、富裕阶层上升为社会主体的过程，一种是农民工、下岗工人由工农兵的人民主体被放逐到社会边缘、弱势、客体位置的过程。这样两个过程恰好是同一种历史动力的产物，而实现这种主体位置转换的机制与一种关于反体制的想象密切相关。
　　
　　“反”体制的想象
　　在潘蓉和郝劲松背后，是个体与政府或个体与体制的对抗，而民营企业家显然也具有这种体制之外的身份（非国有经济）。
　　在1980年代的语境中，体制被认为是守旧、懒惰、低效、束缚、压抑的空间，而反体制或对体制的逃离则是一种自由、开放、进取、创新的选择。如果说前者是一种老旧的官方说法，那么后者则是反官方的官方说法，这种反体制恰好是改革时代的主流意识形态。这种反体制的位置与其说是对体制的对抗，不如说是在体制的默许或碎裂之下出现的。
　　这种反体制的位置为改革开放提供了意识形态的合法性基础，因为解放思想、突破禁区等一系列政策调整正是对那种一元化的政治经济体制的批判和修正。也就是说，一种反体制的动力受到另一种体制的支持。可以说，在1980年代以来的意识形态中，成功而有效地建构了一种反体制的想象。在这种体制（等于保守的左翼政治实践）和反体制（等于改革开放的政治经济实践）的修辞之下，反体制恰好成为一种体制重建的有效组成部分，也就是说改革开放以来的政治经济体制正是建立在反体制的基础之上。这种80年代以来所形成的体制与反体制的修辞法延续至今，呈现一种既悖论又和谐的状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