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稿/疯狂岁月：反英武斗 香港最动荡时节

　　除了中国大陆本土之外，相信没有一个地方像香港一样受到文化大革命如此凶猛的冲击。1966年文革在大陆揭幕，从批斗和抄家逐步演变到翌年的武斗。香港的左派随之起舞，也在这块英国殖民地上轰轰烈烈的搞了一场“反英抗暴”斗争，编写了香港历史上迄今最动荡不安的一章。

　　文革对一些知识分子有着难以解释的情意纠结，尤其是初期，不少人漠视无辜市民在香港街头被炸死，甚至对西江飘流到香港海域一具具五花大绑浮尸，也表示理解。当年已是资深左派报人的罗孚，就对此视而不见，“我形容这是‘无闻’，我们报上一个字都没有。”当时是《七十年代》杂志的负责人李怡对这些血迹斑斑的惨事还表示谅解，“因为我那时相信中国的封建文化是需要经过洗涤，牺牲是难以避免的”。

　　罗孚和李怡，是当年拥抱文革的知识分子典型。今年八十岁的罗孚用八个字形容在那段疯狂岁月的自己：“糊里糊涂、莫名其妙。”罗孚当年是《大公报》副总编辑兼《新晚报》总编辑，更身兼斗争委员会执行小组组长。

　　他回忆，文革刚开始时，大家还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但到了八、九月，香港就有人响应，并在新华社内部张贴大字报。他说，当时周恩来总理非常不高兴，甚至下令贴大字报的人立刻到北京，当面训斥了好几个小时，其中一个是已故的黄文放。周恩来当时明白的指出，文革只对内不对外。

　　当文革越演越烈，造反派开始闯进政府各部门夺权，罗孚记得有一个曾驻印度尼西亚大使馆名叫姚登山的参赞，是造反派的代表，在他的策动下，香港逐步成为武斗“英帝”的桥头堡。

　　但促使香港迈进武斗阶段的，意外的竟是澳门。当年十一月，澳门一项学校工程因遭到官员阻挠迟迟未能动工，引发校方不满而自行开工但被有关方面阻止，澳门左派于是发动群众到澳督府示威和朗读毛语录，澳门警方进行武力镇压，酿成多人死伤。广东当局为了支持澳门左派，竟然关闭珠海与澳门间的闸口，澳门立即连食水和粮食供应都出现紧张，澳葡当局终于无奈屈服。

　　左派在澳门的胜利，犹如打了一剂强心针，香港左派人马实地到澳门观摩斗争伎俩。罗孚和其它左派报人都曾参加，当时大家都受到内地文革烫热的狂潮和澳门斗争的胜利所感染，磨拳擦掌想在香港大干一场。

　　李怡认为不少知识分子当时还受到了国际反体制反越战大环境的影响，而国内刚开始的文革，尤其凸显了爱国和民族主义，为中国以及海外华人知识分子带来不少憧憬。李怡说，后来包括香港和台湾以及海外知识分子发起的“保钓运动”，就是历史的必然了。

　　李怡的《七十年代》因为支持文革以及保钓运动，成了媒体的一支生力军。李怡说，北京开始还对保钓运动持观望态度，后来才卯足全力支持，李怡的抢先表态使他一度成为红人，被邀请到北京出席十一国庆典礼。

　　香港左派抗英的武斗，是1967年五月的人造花工厂劳工纠纷擦出的火花所燃起的。在左派精心的策划以及当年港英殖民政府集权统治下，社会各阶层很快就响应了左派的政治号召，参与各种抗争活动。有鉴于澳门的教训，港英政府从一开始就采取强而有力的镇压，流血冲突终于爆发。

　　罗孚说，当时中央的传媒，包括新华社和人民日报，都发表了支持香港人民斗争的言论，甚至向英国方面要求道歉和认错，这些评论对香港的左派产生了莫大的鼓舞。

　　1967年五月中旬，周恩来总理以及外交部长陈毅等所谓温和派，已是大权旁落。北京举行了一个十万人大会，时任北京市革委会主任兼政治局委员谢富治在大会上发言，声称“正告愚蠢透顶的英国政府和香港英国当局，你们要放聪明点，必须老老实实承担罪责作出交代”。6月3日，《人民日报》社论更鼓动群众，“要进行血泪的控诉”。

　　香港罢工罢市接踵而至，到了炎夏七月下旬，斗争活动终于到了恶名昭彰的“真假菠萝阵”地步。香港人叫炸弹为菠萝，左派为了斗垮斗臭港英当局，在各处放置真假菠萝，但受害者多是无辜的市民。但左派宣称最有效的菠萝阵，却正是斗争中最失去香港人心之举。到了八月，专门在电台挖苦和讽刺左仔的节目主持人林彬兄弟上班时被人中途拦截，并丢炸弹入车内被炸身亡。

　　《新晚报》当天套红的大字标题是“锄奸突击队司令部、惩林彬后发表公告”，报导罗列了林彬所谓死有余辜的罪状。罗孚说，港府没有对几份正牌的左报下手，但是向三份靠边但又言论极具煽动性的《田丰日报》、《香港日报》和《新午报》采取封报行动，并逮捕负责人和一些记者。这些报纸为了达到斗争目的，经常刊登如“中国炮艇已入青山湾”等子虚乌有的消息。

　　罗孚说，北京外交部后来向英国提出异常严厉的紧急照会，要求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撤销停刊令，但遭拒绝。罗孚说，到了期限当晚的十二点，大家正在焦急之际，北京终于传来消息，结果竟是红卫兵火烧英国代表处，“这时我们大家都哄然叫好”。说到这里，罗孚稍微摇头叹息了一下。

　　香港左派的抗英斗争到了年底已无以为继，正是来得急去得快。根据港府统计，七个月的暴动死了五十多人，伤者人数有八百多人，接近五千人被捕，经济损失自是难以计算，一些中上阶层和专业人士更掀起移民潮，不过也有人却因为财富的“重新洗牌”效应而成为今天独当一面的大富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