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永毅：疯狂岁月中不寻常的“常识”

疯狂岁月中不寻常的“常识”

宋永毅

自遇罗克的<出身论>面世至今，整整三十二年过去了。悄然流逝的岁月无意中垫高了我们返顾历史的支点，以致不少理论家们黯然感叹：原来遇罗克为之献上他年仅二十七岁生命的，只是今天的常识而已。
  重读徐晓，丁东，徐友渔编的《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9年1月），却使我不敢苟同于上述的感叹。因为任何一种“常识” 之所以能成为今日广为认同的常识,大多经历巨大的历史阵痛。尤其当常识违背了当权者集团的私利时，超前认定它们是常识的先驱者，常常会付出流血的代价。为布鲁诺和伽利略所坚持的“日心说”，恐怕今天只有神经失常者才会认为是异端邪说了。但在三百年前，他们一人为之被烧死于罗马的火刑中，另一人则被判监禁多年。如果说科学上的常识总具有相对的超脱性，那么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常识却可能与每个社会集团的社会利益密切相连。懂得了这一点，便不难明白为“天赋人权”这一常识－－这一林林总总的大千世界里不同种族，肤色，性别，出身的人类为自身的平等权益而进行的斗争，先驱者们所付的代价尤为惨重。废除种族奴役和种族歧视，应当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人文常识。但美利坚民族为之献出了他们最优秀的总统（林肯）和最优秀的牧师（马丁·路德·金），并为之进行了一场历时五年的内战。废除等级特权，也应当是今天看来浅显的人文常识，但法兰西民族为之进行一场充满了血与火的革命。纵观世界的人权理论史，自公元前594年的“梭伦立法”（Solon Legislation)到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人类已为之奋斗了近一千五百年，牺牲了多少优秀的儿女，而这一常识在当今世界的实现却仍远不完美......
  作这一如是观，便不难懂得遇罗克的〈出身论〉的不寻常之处，以及为什么它会激起那么大的支持或反对的社会振荡。〈出身论〉的核心是“平等”两字，即为专制制度下的贱民们（黑七类子女们）争取政治权利的平等。〈出身论〉等一系列论文认为：由于十七年中错误的“阶级路线”，在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没有什么区别的社会性的歧视制度--出身歧视（〈出身论〉）。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实际上已在十七年中被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且即便在工厂农村，也同样在提升，工作分配，经济待遇，乃至选举与被选举权上得不到平等的权利。由此，作者犀利的笔锋还不露声色地进一步揭示了统治者进行出身歧视的真正目的：“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论郑兆南烈士的生与死〉）”这样，中共当局为了自充“上帝”而制造“魔鬼”的神话；为了牢固地统治人民，进而把人民分裂，并进一步设置集体仇恨倾注面--成份与出身不好的人的险恶用心便昭示于天下了。
  一种真实的常识的提出，常常是对另一种虚假的“常识”的颠覆。由于长期以来中共对历史上人文主义思想资源的封锁与批判，又由于他们蛊惑人心的“革命宣传”，专政高压和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等级专制的思想根基，无论既得利益者还是被害者的多数都已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视“阶级路线”或血统论为“常识”。而遇罗克却敢孤身一人大声喊“不”！他不仅给既得利益者们以当头棒喝，更给受害者送去了觉醒和反抗的思想武器。在那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中，遇罗克的〈出身论〉完全无愧为一份黑暗王国中催人惊醒的人权宣言书，而这也正是当权者最不能容忍之处。年仅二十七岁的遇罗克正为此祭上了自己的鲜血与生命。由于〈出身论〉是在与血统论的论战中发展起来的理论，对血统论的鼓吹者那批狂热的大多为干部子弟的老红卫兵批判，必然使遇罗克的笔锋涉及到反特权这一敏感课题。从而使〈出身论〉等文章成了最早在文化大革命中提出反对和批判中共党内特权阶层的文章。在遇罗克看来：十七年的官僚体制使相当一部分高级干部和他们的子女成了 “物质上的特权阶层”和“精神上的特权阶层”（〈联动的骚乱说明了什么？〉）；“一个新的特权阶层形成了，一个新的受歧视的阶层也随之形成了...... 种族压迫就是阶级压迫。”遇罗克呼吁“一切受压抑的革命青年，起来勇敢战斗吧”；“在表现面前，所有青年都是平等的”（〈出身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遇罗克充分肯定了资产阶级在历史上对血统论的瓦解作用，并指出血统论完全是中共当局企图使“新中国也形成封建社会的等级制度”（〈谈鸿沟〉）。这样的思想在文革初期的中国真可谓惊视骇听，而它又非常接近现代民主主义的人权思想。
  在任何一种看似浅显的常识下，都不难发见不寻常的文化，知识和理论的深基。先驱者的宝贵之处不仅在于他提出常识的勇敢，更在于他能发现常识的慧眼。和当时一般的年轻人只读报纸和“老三篇”之类的东西完全不同，遇罗克有幸在他失学的数年内仍在社会大学里学习，系统地读了大量西方人文哲学着作。从古希腊的拍拉图到十九世纪的黑格尔，从苏格拉底、希庇何斯的美学到卢梭的人权平等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他都下过苦功夫钻研。这些都培养了他对文革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对已变成现代迷信的毛泽东思想的批判。在文革所有异端思潮的倡导者中，遇罗克恐怕是极少数的除马克思主义外还具有深厚的西方民主主义理论修养的一个。尽管遇罗克一直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文章中深邃的西方现代的人权之光仍是耀眼闪亮的。

  正式发表于1967年1月的〈出身论〉曾一纸风行中国。不仅京城纸贵，三万多份《中学文革报》一销而空，而且广泛流传转抄于新疆，云贵这样的边陲远乡。如此宽广的传播度和认同性固然与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有关，但也从侧面说明了遇罗克的批判一开始便带有彻底的体制性和广泛的人民性。文革中具有异端思想或倡导异端思潮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如张志新，史云峰。他们的异端思想主要和中共上层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他们大都同情文革中被清洗的刘少奇等人而反对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派。也正因为他们注目于上层斗争，他们的思想在文革中从没有得到广泛的流传，他们的名字在文革后的平反运动中才家喻户晓。第二类如杨曦光，朱成昭。他们都曾很深地卷入过造反运动和两派斗争。但他们或抓住深化了毛泽东在运动初期关于国家体制民主化的许诺；或在狂热后的静思中觉察到了毛林之流的险恶。因而，他们倡导的异端思潮有一定的流传性和群众性，但又带着群众运动或左或右的印迹。他们思想的成熟和升华，常常是在受迫害以后。遇罗克则属于与众不同的第三类，他从不注目于上层的政治斗争，他更有意识地不卷入低层的派性斗争。例如，在写〈出身论〉时，遇罗克为自己起了一个“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在回答别人这一笔名源起时他说：“我不喜欢什么战斗队之类浮而不实的名字。我希望这笔名能启发亿万个家庭，希望每个家庭都能认真研究一下家庭出身问题”。在整个文革中，遇罗克自始至终没有沾上任何派性的边
  遇罗克还从一开始便是文化大革命的坚决反对者。1965年11月，姚文元发表了〈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为文化大革命的发动制造舆论，遇罗克写了〈论“清”官非“官”〉（一万六千多字）〈人们需要不需要海瑞－－与姚文元同志商榷〉（一万五千余字）和〈从〈海瑞罢官〉说到历史遗产继承〉（一万四千字）等论文投寄《人民日报》《红旗》杂志，《文汇报》等，对姚文元进行全面反驳。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些稿件自然遭到了退稿。1966年2月13日，他寄给《文汇报》的〈人民需要不需要海瑞〉一文被压缩，排在四版最下角发表，题目被改成〈和机械唯物论进行斗争的时候到了〉。
  在这篇文章里，他点名批判了姚文元的谬论。他在日记里为自己感到自豪：“敢道他人之不敢道，敢言他人之不敢言，足以使朋友们读了振奋，......天下之大，谁敢如我全盘否定姚文元呢？谁敢如我公开责备吴□不进一步把海瑞写得更高大呢？......真理是在我这一边的，姚文元诸君只是跳梁的小丑。‘尔曹身与名俱灭’，在历史面前，正是他们在发抖。”当文化大革命的风暴终于降临，我们整个民族的行为与思想都陷入混乱之际，遇罗克却自始至终保持着清醒。他首先坚决反对现代迷信。早在1966年2月6日的日记中，他就批判了陈伯达不该用吹捧封建统治者的来吹捧毛泽东。
  在5月4日的日记中写道：“共青团中央号召，对毛无限崇拜，无限信仰，把真理当成宗教。任何理论都是有极限的，所谓无限是毫无道理。”遇罗克还一眼看穿所谓文化大革命幕后的权力斗争实质，他在6月4日日记中针对狂热的民众写道：“热情带有极大的盲目性......所谓北大7人的大字报，也无非是骗局而已。”他尤其反对毛泽东及其追随者煽动青少年斗老师，破四旧等反文化的野蛮行为。
  他在6月17日日记中写道：
 “小牌坊小学四年级的一个老师自杀了，小学生冲动起来，连校长也给打了。小学生是没有分析能力的，这种盲动，真象新市委所云：‘是可爱的’吗？欧洲十字军东征的时候，儿童也从家里跑出来东征去了。结果呢？被商人卖给萨拉森做奴隶去了。”
  8月23日他又写道：
 “去王府井，果然不成样子。各种纸条贴满墙壁，门面号全砸了......还有人扬言，要烧北京图书馆不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书......好一个焚书坑儒”。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对于人民群众在文革中对十七年官僚体制的冲击，遇罗克持冷静的分析态度。一方面他肯定人民对官僚体制的冲击，另一方面他又批判了这种冲击的巨大历史局限性和为毛泽东等人的利用性。在8月3日的日记中他写到：“下班参加一车间声讨宋志鑫的大会......我对他养尊处优，以空头政治来刁难人，为一己私利服务是恨入骨髓，但我决不同意群众言不由衷地质问：‘你为什么删改八条？为什么不让我们学毛着？为什么不接受印刷毛选的单面印刷机？’这是荒唐的，似乎只有此才算是罪过。”无论从遇罗克的〈出身论〉对现代种姓制度的挑战，还是他对“批判《海瑞罢官》”，“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个人迷信以及群众性的暴力政治（破四旧，斗干部等）的尖锐批判，都可以看到他体制批判的理性，彻底性和文化底蕴。遇罗克在当时所到达的思想深度和他的非同小可的勇敢，已不是一种可轻易到达的“常识”，相反是很少有人可与他比肩的。
  如果说“知识分子应当是社会批判的良心”这一命题也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常识的话，遇罗克在那个黑暗年代的所作所为正如一个中国知识者的楷模。可巨大的历史讽刺是：在如磐夜气中挺身而出的不是那些自三，四十年代便声名显赫的文坛巨匠或科学大家，而是遇罗克－－一个只有高中学历，年仅二十余岁的学徒工。以遇罗克的年龄，学历和身份充当“社会批判的良心”的知识分子的角色，而且承担得如此出色，实在是疯狂年代中的历史反常和遇罗克个人的不同寻常。然而，对中国知识分子来说，这却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嘲弄，而且是一种良心的拷问：尽管他们有傲人的学历和复杂的专业知识，但他们是否缺乏分辨简单是非的常识，和提出并坚持这种常识的勇气？如果一个知识者缺乏这种最基本的常识，他是否算得上是一个有社会良心的现代知识分子？这不仅对文革中的知识分子，即便对今天的中国知识分子，都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
  在中国古汉语中，“常识”之“常”作为形容词意为“持之以恒，经久不息”，作为动词则通“尝”。“尝”者，尝试也。没有勇敢的尝试，缺乏持之以恒的努力，任何真理都不会成为被人们广为接受的常识。从这一意义上说，探索常识的发韧者，捍卫常识传播者，才是历史不寻常的精神财富。常识者，不寻常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