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此一说

大跃进情结催生的诗情

○　彭明道


一
　

《到韶山》和《登庐山》两首律诗，是毛泽东诗词中的名篇。四十年来已读过无数遍了。也许是由于自己的愚钝，总觉得尚未探寻到诗人的心理轨迹，有如雾里看花，不甚真切。

近年重读二诗，似有所悟。笔者所“悟”到的，是不同于毛泽东此前诗词创作的思维和风格。它开始流露出诗人不同以往的晚期作品的气息。实际上，稍早于此的《七律二首?送瘟神》，就已经有了这种气息。是否可以说，从1958年起，作为诗人，毛泽东已经进入了晚期诗词创作的“初始阶段”？

1956年9月，中国的“八大”确立了正确的政治路线。但这条正确的路线，随着毛泽东主观意志的变化，不到一年，就发生了令人始料不及的改变。“反右”运动之后，在八届三中全会上，阶级斗争理论就已经使八大路线发生了逆转。到了1958年5月党的八大二次会议，更发生了修改八大一次会议正确论断的怪事。这一年，毛泽东正好65岁。作为政治家，毛泽东的政治生命已经进入了晚期；作为诗人，毛泽东的诗词创作正好与政治生活同步，迈进了“晚期”的门槛。

　

二

　

从发动“大跃进”开始，为了大跃进、人民公社、“钢铁元帅”升帐……这一揽子事，毛泽东当时可谓心劳日拙。别的不说，光中央为大跃进召开的会议，从1958年元月起，到庐山会议前，不到两年时间，就有十一次之多。这在党史上，是空前绝后的：

1958年1月，南宁会议，毛再批1956年“反冒进”；1958年3月，成都会议，毛继续批“反冒进”，并首次提出“多快好省”的 “总路线”；

1958年5月，八大二次会议，正式通过这个“总路线”，“争取15年或更短的时间赶上或超过英国”。就在这一个月之内，中央连续开了四次会议：25日八届五中全会，增选林彪为党中央副主席；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批“教条主义”；30日，政治局扩大会议，批“教育制度”；

1958年8月，北戴河会议（政治局会议），确定当年钢产量为1070万吨，并通过《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

1958年11月，第一次郑州会议，毛泽东建议县以上党委“读书”；1958年11月28日，武昌会议（八届六中全会），一方面讨论《关于人民公社若干问题的决议》，压指标（如：北戴河会议将1959年的钢产量指标定为2700—3000万吨，等于在1958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此时将指标压至1800万吨，仍是“连续大跃进”）；另一方面毛还是重申“三大元帅（粮食、钢铁、机器）两个先行（铁路、电力）”的主张；

1959年2月，第二次郑州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提出纠正“共产风”；1959年4月，上海会议（八届七中全会），通过当年国民经济计划草案。

罗列这一系列会议，至少可以说明两个问题：一是毛泽东对于想用群众运动（亦即过去的“人民战争”）的方法，创造“一天等于二十年”的经济奇迹，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愿望，是多么强烈；二是中央（包括毛自己）对于这么一场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的组织指挥及其效应，认识是多么肤浅，准备是何等不足！

毛泽东说过，“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就在他反复严厉批判周恩来、陈云“反冒进”的错误，和八大二次会议通过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之后，全国“放卫星”就已经好戏连台。6月7日，河南查岈山公社率先放出了小麦亩产2150斤的“卫星”；五天后又放出个亩产3500斤。近邻西平县不服气，紧跟着就放了个亩产7320斤。随后，水稻“高产卫星”也跟上来了：河南遂平带头放了亩产30000斤；湖北麻城随后就放了亩产36000斤；四川郫县放了个亩产80000斤；广西接着就放出了亩产130000斤的“特大卫星”。

尽管毛泽东对广西那个“特大卫星”也曾持怀疑态度，但对于《人民日报》为此配发的那篇“人有多大胆，地有多高产”的通讯的基本精神，还是肯定的。为了了解“大跃进”的形势，同时也为了寻找能够“大跃进”的根据，毛泽东风尘仆仆地四出巡视。就在1958年8月，即北戴河会议作出《关于建立农村人民公社问题的决议》前后，毛泽东的足迹，走遍了半个中国：

8月初，他视察河北徐水县，听县委书记说徐水当年可收11亿斤粮食时，他说：“你们县31万人，怎么吃得完呵！”

8月6日，他视察河南新乡七里营人民公社，听社长说这里的皮棉可以亩产1000斤，争取2000斤时，他笑对吴芝圃说：“吴书记，有希望呵！”

8月9日，他视察山东，说：“还是办人民公社好，可以把工、农、兵、学、商合在一起，便于领导。”

8月15日，他视察天津，听了大炼钢铁的情况，他说：“一个粮食，一个钢铁，有了这两个东西就什么都好办了。”

9月，他在视察了长江沿岸几个省之后，来到武汉，视察了第一纺织厂的“小高炉出铁”的现场（彭按：纺织厂“炼钢铁”，按常理而言，何其荒唐！）。王任重说：“今年翻一番，明年再翻一番，这样我们的粮食就多得不得了。钢也是这样，过去9年搞了几百万吨，今年几个月就可能增加几百万吨……你看怪不怪。”毛泽东高兴地笑了。

到了这时候，他亲自提倡的调查研究的工作作风不见了，实事求是的思想方法也不见了。尽管他风尘仆仆走了好多地方，但却是带着结论出门的“走马观花”。现在我们几乎很难相信，历来精明睿智的英明领袖，当时怎么可能被那些漏洞百出、违反常理的假话所迷惑；曾经运筹帷幄、决胜千里的伟大统帅，怎么会用“元帅升帐”、“先行官开道”之类的“戏词”，去指挥一场全国的经济大决战？

为什么？答案似乎只有一个：毛泽东的心灵深处，有一个巨大的“大跃进情结”。

追根溯源，毛泽东的“大跃进情结”，早在1957年他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典和12个社会主义国家、工人党代表会议时，就已经开始萌动了。苏共二十大后的情况，他有所觉察。赫鲁晓夫的大国主义，他已经有所认识。在会上，他先后会见了多列士（时任法共总书记）、陶里亚蒂（时任意共总书记）、哥穆尔卡（波共总书记）等人，摸了他们的“底”，接触到了他们的“修正主义”理论。这一切，都促使以天下为己任的毛泽东认为，必需以非常手段使中国赶紧强大起来，接过列宁的旗帜，挑起世界革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重任。所以，当赫鲁晓夫吹嘘苏联15年后（在主要工业产品产量上）赶上美国时，毛泽东就慨然允诺中国要在15年（或更短的时间）左右赶上英国，向共产主义过渡。回国以后，他一反在经济工作中的沉默态度，对周恩来、陈云针对合作化高潮中出现的问题，在1956年所采取的调整措施，多次提出严厉的批评，将它称之为“反冒进”，并且将“反冒进”叫做“促退委员会”，还把1956年经过中央调整后的有秩序的经济局面称做“马鞍形”。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反‘反冒进’”。在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上，毛泽东指名道姓地对周恩来说：“你不是反冒进吗？我是反反冒进的。”而且提出了“冒进是马克思主义的”的荒谬论断，把“反冒进”和“右派进攻”等同起来。这些严厉而又尖锐的指责，当时是叫周恩来和一切“反冒进”的人，都吓得“冒”冷汗的。

有了这些“源”，再加上从成都会议起，一年多“大跃进”实践的“流”，到了1959年这个时候，毛泽东心里的“大跃进情结”，就成了一个谁也解不开，谁也碰不得的“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