疯狂岁月中不同寻常的常识（宋永毅）

疯狂岁月中不寻常的“常识”
宋永毅
自遇罗克的《出身论》面世至今，整整３２年过去了。悄然流逝的岁月无意中垫高了我们返顾历史的支点，以致不少理论家们黯然感叹：原来遇罗克为之献上他年仅２７岁生命的，只是今天的常识而已。然而，重读《遇罗克：遗作与回忆》一书，却使我不敢苟同于上述的感叹，因为任何一种“常识”之所以能成为今日广为认同的常识，大多经历巨大的历史阵痛；尤其当常识违背了当权者集团的私利时，超前认定它们是常识的先驱者，常常会付出流血的代价。为布鲁诺和伽利略所坚持的“日心说”，恐怕今天只有神经失常者才会认为是异端邪说。但在三百年前，他们一人为之被烧死于罗马的火刑中，另一人则被判监禁多年。如果说科学上的常识总具有相对的超脱性，那么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常识却可能与每个社会集团的社会利益密切相连。倘若懂得了这一点，便不难明白先驱者们为“天赋人权”这一常识所付的代价是何等的惨重。废除种族奴役和种族歧视，应当是一个无可辩驳的人文常识。但美利坚民族为之献出了他们最优秀的总统（林肯）和最优秀的牧师（马丁·路德·金），并为之进行了一场历时五年的内战。废除等级特权，也应当是今天看来浅显的人文常识，但法兰西民族为之进行一场充满了血与火的革命。纵观世界的人权理论史，自公元前５９４年的“梭伦立法”到１９４８年的《世界人权宣言》，人类已为之奋斗了近一千五百年，牺牲了多少优秀的儿女，而这一常识在当今世界的实现却仍远不完美……
作这一如是观，便不难懂得遇罗克的《出身论》的不寻常之处，以及它为甚么会激起那么大的支持或反对的社会震荡。《出身论》的核心是“平等”两字，即为专制制度下的贱民们（黑七类子女们）争取政治权利的平等。《出身论》等一系列论文认为：由于十七年中错误的“阶级路线”，在中国已形成了一种与“美国的黑人，印度的首陀罗，日本的贱民等种姓制度”没有甚么区别的社会性的歧视制度——出身歧视。许多“出身不好”的青年，实际上已在十七年中被剥夺了受高等教育的权利，而且即便在工厂农村，也同样在提升、工作分配、经济待遇乃至选举与被选举权上得不到平等的权利。由此，作者犀利的笔锋还不露声色地进一步揭示了统治者进行出身歧视的真正目的：“把群众分成三六九等，把非对抗性矛盾扩大化，以便分而治之。”这样，中共当时为了自充“上帝”而制造“魔鬼”的神话；为了牢固地统治人民，进而把人民分裂，并进一步设置集体仇恨倾注面——成份与出身不好的人的险恶用心便昭示于天下了。
一种真实的常识的提出，常常是对另一种虚假的“常识”的颠覆。由于中共长期封锁与批判历史上人文主义的思想资源，又由于他们蛊惑人心的“革命宣传”、专政高压和中国数千年的封建等级专制的思想根基，导致既得利益者与多数被害者在文革前和文革初期视“阶级路线”或“血统论”为“常识”。然而，遇罗克却敢孤身一人大声喊“不”！他不仅给既得利益者们以当头棒喝，更给受害者送去了觉醒和反抗的思想武器。在那段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岁月中，遇罗克的《出身论》完全无愧为一份黑暗王国中催人惊醒的人权宣言书，而这也正是当权者最不能容忍之处。年仅２７岁的遇罗克正为此祭上了自己的鲜血与生命。
在任何一种看似浅显的常识下，都不难发现不寻常的文化、知识和理论的深基。先驱者的宝贵之处不仅在于他提出常识的勇敢，更在于他能发现常识的慧眼。和当时一般的年轻人只读报纸和“老三篇”之类的东西完全不同，遇罗克有幸在他失学的数年内仍在社会大学里学习，系统地读了大量西方人文哲学著作。从古希腊的柏拉图到十九世纪的黑格尔，从苏格拉底、希庇何斯的美学到卢梭的人权平等思想，以及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体系，他都下过苦功夫钻研。这些都培养了他对文革的独立思考的精神和对已变成现代迷信的毛泽东思想的批判。在文革所有异端思潮的倡导者中，遇罗克恐怕是极少数的除马克思主义外还有深厚西方民主主义理论修养的一个。尽管遇罗克一直自诩为“马克思主义者”，但他文章中深邃的西方现代的人权之光仍是耀眼闪亮的。这使他依靠人类最优秀的文化底蕴，一开始便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坚决反对者。
正式发表于１９６７年１月的《出身论》曾一纸风行中国。不仅京城纸贵，三万多份《中学文革报》一销而空，而且广泛流传转抄于新疆、云贵这样的边陲远乡。如此宽广的传播度和认同性固然与这一社会问题的严重性有关，但也从侧面说明了遇罗克的批判一开始便带有彻底的体制性和广泛的人民性。文革中具有异端思想或倡导异端思潮者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如张志新、史云峰。他们的异端思想主要和中共上层的政治斗争息息相关，大都同情文革中被清洗的刘少奇等人而反对以毛泽东为首的文革派。也正因为注目于上层斗争，致使他们的思想从没有在文革中得到广泛流传，他们的名字在文革后的平反运动中才家喻户晓。第二类如杨曦光、朱成昭。他们都曾很深地卷入造反运动和两派斗争，但他们或抓住深化了毛泽东在运动初期关于国家体制民主化的许诺，或在狂热后的静思中觉察到了毛、林之流的险恶，因而，他们倡导的异端思潮有一定的流传性和群众性，但又带著群众运动或左或右的印迹。他们思想的成熟和升华，常常是在受迫害以后。遇罗克则属于与众不同的第三类，他从不注目于上层的政治斗争，他更有意识地不卷入底层的派性斗争。例如，在写《出身论》时，遇罗克为自己起了一个“北京家庭出身问题研究小组”的笔名，他谈到这一笔名的源起时指出：“我不喜欢甚么战斗队之类浮而不实的名字。我希望这笔名能启发亿万个家庭，希望每个家庭都能认真研究一下家庭出身问题。”在整个文革中，遇罗克自始至终没有沾上任何派性的边。
如果说“知识份子应当是社会批判的良心”这一命题是现代社会的一个常识的话，那么，遇罗克在那个黑暗年代的所作所为正是一个中国知识者的楷模。可巨大的历史讽刺是：在如磐夜气中挺身而出的不是那些自３０、４０年代便声名显赫的文坛巨匠或科学大家，而是遇罗克——一个只有高中学历，年仅二十余岁的学徒工。以遇罗克的年龄、学历和身份充当“社会批判的良心”的知识份子角色，而且承担得如此出色，实在是疯狂年代中的历史反常和遇罗克个人的不同寻常。然而，对中国知识份子来说，这却不仅是一种历史的嘲弄，而且亦是一种良心的拷问：尽管他们有傲人的学历和复杂的专业知识，但他们是否缺乏分辨简单是非的常识，和提出并坚持这种常识的勇气？如果一个知识者缺乏这种最基本的常识，他是否算得上是一个有社会良心的现代知识份子？《遇罗克：遗作与回忆》的出版又重提了这一尖锐的问题。这不仅对文革中的知识份子，既便对今天的中国知识份子，都还是一个悬而未决的疑问。(宋永毅先生，老三届，近年致力于研究文化大革命历史，是国际著名的文革史专家。前不久回国参加学术会议，被捕。被指控窃取国家机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