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眼相看(一)：现代的海图国志

序言
另眼相看主要是我近年来随行美国、涉历英法和北欧诸国，特别是赴德进修年余之信笔所录。我深信，这里记述的东西再确切，对于欧美的人来说，也依然不过是一双“另眼”。感受上的差异如同地理上的差异一样难以消弭。然而，处于新旧世纪更替时期的人类也许比任何时候都懂得彼此开放的重要性了。终年沉溺与意识、观念的传统分界中而彼此的一切都绝对地意识形态化的做法是渺小的，它无助于世界走向和平与发展。只有“另眼相看”，才有希望寻得共识。这就需要宽容。而宽容，对于生生不息的人类而言，该是多么难办且又难得的事啊！
德国人
德国人，在世界各民族中也许是最引人注目者之一，所以，关于他们的评述很多，说法也很不一致。
有一则笑话，源自法国。说德法开战，两军对垒，法方喊道“汉斯”，德军中果然有一“汉斯”迅捷从匍匐状态中站起，以特有的军人气概应叫“到”，于是“叭嗒”一声中弹毙命；再喊一声，又有人应“到”，又“叭嗒”......这是生性浪漫的法国人嘲讽德国人古板。
还有一则资料，是说欧美各国丈夫（男人）的区别。称美国丈夫基本是“小丈夫，大孩子”,贪玩、爱闹、天真、坦率，在公开的场合十分尊重女性，但伦理观念（包括婚姻关系）相当随便、淡薄，“性自由”是他们寻花问柳的遁词；英国男人适应能力强，不轻易流露情感，忍耐是他们的特长。有时也爱叫太太“亲爱的”，但细听不免有敷衍之感。如果女性想获得一个朋友似的丈夫，那么英国男人不错；意大利人的大家庭观念很强，订婚后，男方必做的第一件事是将姑娘带回去认识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从父母兄弟姐妹到姑妈姨妈等，一无遗漏。意大利男人看女人时爱定睛观察。有无动人的歌喉，是男性能否博得女人欢心的先决条件之一；法国人认为人生就是享受，世界上没有第二个民族能比他们更会享受的了。在法国男人心目中，女人是一件快乐的珍品。他们认为女性的美也包括女人的嫉妒、任性、易发怒。法国丈夫舍得将家里仅剩的一块面包去换一朵鲜花，插在太太的头上；而德国人则能干、讲究实际，马虎、随便之类的字眼在他们的字典中很难找到，精明的德国丈夫对太太常常一往情深......这种比较法也许比较客观，尽管只着眼于“丈夫”，也能使我们更接近“德国人”这个概念。
歌德论及创作时，很注意民族性，其中也涉及对“德国人”的认识。他说：“法国人在风格上显出法国人的一般性格。他们生性好社交，所以一向把听众牢记在心里。他们力求明白清楚，以便说服记者；力求饶有风趣，以便取悦读者。”“英国人照例写得很好，他们是天生的演说家和讲究实用的人，眼睛总是朝着现实的。”而“德国人所要求的是一定程度的严肃认真，是思想的宏伟和情感的丰满。正是由于这个缘故，席勒受到普遍的高度评价。我绝对不怀疑普拉顿的才能，但是也许由于艺术观点错误，他的才能在这些剧本中并没有显示出来，而显示出来的是丰富的学识、聪明劲儿、惊人的巧智以及许多完善的艺术手腕；但这一切都还不够，特别是对我们德国人来说”。可见，歌德对本民族是充满自信的，也是很苛求的。
也曾学过一本德语教程，是德国人自己写的。其中有一段虽是语法（词汇）练习，却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德国人对其他民族特点的认识及其自我评价，即所谓“希腊人善经商、日本人讲礼仪、荷兰人尚节俭、瑞士人好郊游、英国人注重早餐、意大利人酷爱音乐、波兰人善舞、法国人美食、中国人勤劳、西班牙人骄傲、阿拉伯人骑术高、奥地利人食肉多......”而德国人呢？则是“重秩序”。“重秩序”—不止书上，在与德国人交谈中也曾多次听他们这样描述过。有的则概括为三大特点，即“清洁、准时、重秩序”。而细究起来，所谓“清洁”、“准时”，大概也依然可归结为“重秩序”。我对德国人之“重秩序”有许多感同生受，要说特点，很认为这应视为首要。
以上仅是一个引子。最近，参加德国艾伯特基金会在京举办的一个年会。驻华大使傅泰民先生谈及两德统一后有些情况比原先估计的要严重得多，“然而”，他说：“尽管如此，我也奉劝大家不要太相信传媒报道，因为德国人的性格中有一个特点，一旦事情发展不能很快地达到目的，就会抱怨”。言语间，也涉及德国人特点。可见，类似这样那样的评述和说法五花八门，实在是个万花筒。如同对任何民族一样，我们对德国人似也无法给出一个确凿不移的判断或定论，而且，这也不必。比较的方法至多只能描述出大概，直观的感受也同样有其较大的局限性。这里的关键仅在于认知的意义和学习的渴望。事实上，人类作为一个整体，各民族间的共性和一致性总是主要的，差异的一面相对较弱，至少不是基本的；况且，随着“地球村”这类概念的确立，以及地区和世界一体化趋势的发展，通融和平的潮流势不可挡，相互间的靠近必将大大强于排斥。因此，我们应该或者可以去做的大概不外乎是尽可能准确地去记录你对他民族的认识和感受，并尽可能诚实地去发现和学习别人的长处。“中央之国”的自鸣得意该早早地弃置太平洋中，要么“洋大人”、要么“洋鬼子”的殖民地心理也与新的时代胸襟和眼光严重龃龉。处于真正千载难逢的历史双交时期（千年之交、百年之交）的我们，只有倍加珍惜历史赐给的大好机遇，更高地举起改革、开放大旗，才能不负于时代和世界对中国的期望。我们必须将自己的对外心态锻炼得更为成熟、健康、高尚，因为，唯有这样，人类才会更好地容纳和欢迎我们，而且以此去认识德国人或美国人、英国人......才符合大中华的应有气概，并且裨益无穷！
对于德国的关注和兴趣，可以说是见仁见智的。许多人首肯它是一个现代化\高效率的工业国,其产品遍及全球;另一些人更多地想到了德国拥有灿若群星的艺术和科学智慧;还有一些人眼中的德国是一个魅力无穷的旅游王国,绿色的丘陵景致与浪漫情调浓郁的古老城市交相辉映；对政治感兴趣者自然想探究“柏林墙”的来历、拆墙之后德意志能否浑然一体，以及这个一夜之间就拥有8000万人口和35.7万平方公里土地的欧洲大国将对国际政治产生何种影响；谁深信社会问题的重要性,就会对德国的社会结构着迷,对德国社会在战后几十年中发生的深刻变化倾注探索的热情;或许,还有人只是想进一步了解这个国家,因为在世界各地到处都可见来自这个国家的人们—旅游者、技术人员或商人......而我，最先则基于对美学的热爱（读大学时偏好文艺理论，很尊崇黑格尔等）；分配到国家计委谋职后，适逢国门大开，工作重点转向经济建设，于是乎，很对“第四帝国的崛起”之谜倾心解析，以至1987年接触德语，尔后身赴德国进修“竞争政策”，都始终处于一种探奇抉隐的兴奋之中。我很自信我对它的许多认识是用心的，而且是准确的。如今翻阅起旅德期间所作的大量笔记，甚至都会惊叹自己在当时何以有那样流畅的思索和笔触，相形之下，眼下却要枯涩得多。人生之中，倘有一段时期能让你去尽心尽意地考察和了解一个民族，特别是一个很值得考察和了解的民族，在我看来，当引为幸事或要事。因为，它归根到底有助于准确地反观我们自身，以致改造和更新我们自身。正是在这样一个基点上，窃以为应当有勇气去试论德国或德国人的特点（包括光荣和梦想以及多难的旅程），而我则仅想依照自己的直接感受和体会作出归纳：德国人至少在以下三方面是大有其精彩的历史表现和现实延伸的，即“习思辨、好强悍、重秩序”。
初到德国，无论翻阅报章杂志，还是浏览街头用语，常有一种“弯弯绕”的感觉，甚至诘屈聱牙、令人生畏（生厌）。有些话意原本很简单，但一经德语特殊表达，就莫名地蒙上了一层深奥色彩。莫非真如德国人自己所说“复杂的总比简单的好”？比如“Wir schulden ihnen Dank”，直译即“我们欠您一个感谢”。柏林科技大学食堂里，《圣经》复活者们摆地摊赠阅的小册子里也尽是这样一类语句：“你岂不同意日出的灿烂、雀鸟的歌声、花朵的芬芳和你品尝到的许多味道都反映出上帝对人类的爱护吗？”“难道通常是由于对事情的细节和当时的环节缺乏认识所致？”......多“哲学”啊！这类表达俯拾可得。后来见多了，慢慢习惯了，反倒觉得这才叫德国或德国人呢！那里满天都飘着思辨的云，聚着智慧的霞。生活在这样一个思维王国里，你是大可汲得庄重和深邃韵味的！
德国人习于思辨、擅长哲理，这从德语中就可窥见。“德语”一词来自古高地德语的diot，意即“人民”，最早是学者用来指生活在法兰克王国东部古老部落讲的方言。自10世纪中叶起，人们进一步把使用这种语言的国家称为“德意志帝国”。在德国历史上，一些思想巨人、哲学家几乎都对德语有过杰出的贡献，或借助德语表达过自己的深邃洞见。从某种意义上说，正是德语这种语言造就了他们，使他们为德国文化在世界上争得一席之地提供了传播工具。著名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的《新约》德译本问世，就冲毁了学者语言与人民语言之间几百年来存在的巨大鸿沟；伟大的德国文豪歌德用毕生精力和智慧，将几世纪以来的德语精华创造性地、和谐地融为一体。致使德语语汇的表现力、结构的严谨性、修辞的优美达到了至高境界，其名著《浮士德》等不仅是德国文学的顶峰之作，也是纯粹德语的最完美体现。海涅、莱布尼茨、尼采等一方面都热忱捍卫德语的简洁性、博深性，一方面也以德语作为最丰富的载体完成了自己对人类世界的各种探索和发言。德语早在19世纪就显现出了它的世界性，当时大凡严肃的学术或科学论著都必须有充分的德文书目提要和脚注后才能发表。德语在表达形式上的独特（如框架结构等），似乎天然地渗透着一种理性精神和学术意味，以致你一接触德语，就深感如入迷宫一般。可以这么说，没有思辨的头脑，是万难张口或动手娴熟地使用德语的。诚如歌德所言：“伟大的艺术比喻和捉摸不定的奥秘世界，全可从德语语库中获得形象。德语很少给人以室内的宁静和舒适，它总要你打开窗户，让你放眼去洞察无垠的世界，那不断变化的风总要吹得你的纸、你的思想飒飒作响。”德语，就是一个活生生的思维世界。它作为思维载体，极好地担负着德国人著书立说的光荣传统。据说现在世界上每出版10本书，就有1本是德文的。作为被翻译的文字，德文仅次于英文和法文；而翻译别种文字中，被译为德文则是最多的。英国《世界图书市场》1992年统计后也披露，德国是世界上图书消费水平最高的国家，人均120美圆（美国居第四位，人均90美圆；日本居第15位，人均58美圆），其中当然以德语图书为主。
在国内时，都说北京人爱侃，所谓“没有东北人不敢赶的、没有广东人不敢赚的、没有广西人不敢食的、没有北京人不敢侃的”等等。其实，就说侃吧，比起德国人来，似也逊色。德国人是真侃，侃的背后总是有思考的支撑。所以，老挂着一句话，叫作“德国人总在想着，美国人总在笑着。”甚至连街头的乞丐都如此。在汉堡鱼市，我就见过有位乞者面向路人铺着一张硬纸，上头写着几行字：“Sie haben ein Herz fuer Tier/Sie haben ein Herz fuer Kind/Sie haben auch ein Herz huer Menschen in der Not/Bitte um kleine Hilfe/Vielen Dank/”。汉译即：您对动物有一片爱心。/您对孩子有一片爱心。/那么，您对困境中的人们也一定有一片爱心。/请赐给我一点小小的帮助吧，我将感激不尽！/这几乎都快成诗了，能说那句式结构没有一番思辨的苦心？至于那些学者、教授的，当然更懂得享受思考的自由了。所以，听他们侃，常能获得一些独到的东西。比如海德堡有位布莱托先生，其性格算不上特别开朗，但一与我们聊起来，就总有决堤之感。他曾坦率地和我们谈到：“资本主义其实是世界上最糟的制度，如果没有法制的话”。他举例说，他在巴西吃饭，没吃完，就有50多个穷小孩围上来等着，怎么吃得下？联邦德国的发展，一是法制健全，二是工会力量大，三是早先有美国的援助。二战后，如落入苏联之手，就不会有这般光景。当时的那些雇住都要求美国接管。他还说：“美国与日本的风格不一。日本讲究等级，美国比较随便。一个美国人如去拍一个日本老板的肩膀，就会被认为不懂规矩而谈不成生意。中国人则是外笑里斗。中国政府应当明白，要搞市场经济，就得放弃部分权力。这是个痛苦的过程。统计资料把中国与坦桑尼亚等摆到一起，这是不公正的。中国那么大，在国际政治舞台上是很有力量的，这些都不可比。只有中国，才敢与美苏抗衡。就工业技术而言，也是先进的。光一个经济指标，很难作出中国落后的断论”。布莱托先生眉骨突出，留一脸胡须，目光慈蔼、坚定、炯炯有神而又充满内容，我们都隐约觉得他有点儿象“老马”。可不，这终究是马克思的故乡啊！好思辨，当是德国人最宝贵的精神传统。从历史上看，德国不正是这样一个国家吗？哲学家、思想家们不消说，就连那众多的自然科学家极其他名家都是以严肃的哲思见长的，比如爱因斯坦，他作为一名物理学家，所思决非只限于物理学领域。他有一句名言，即“方程式是永恒的，政治是暂时的”，只有对政治作过严肃的哲学思考的人，才可能作出如此明确、概括的断论。又如克劳塞维茨，他也绝对不是一般的将军、统帅。他说：“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手段的继续”。这种名言显然渗透着深邃哲思—它是对人类战争实质的一种烛照。但有悲剧意味的是，在德意志这块土壤上，其相当一段历史是一方面轰隆隆地响彻恐怖的厮杀声，一方面有生长着深刻的思想。二战后，以雅斯贝尔斯为代表的思想家提出战争罪责问题，认为德国人应当对此进行反思，从中重新发现自己，使之“由忍耐顺从的、无个性的动物变成独立而觉悟的、注意保护自己自由的人的集体。”大多数德国人已逐步觉醒德国再也不能靠损害他人的地位使自己成为大国了。这也是战后很多德国人真诚希望纳入欧洲联盟中的原因之一。然而，这种反思和觉醒显然是痛苦的，因为被希特勒蹂躏和毁灭过的土地上原来就从未缺乏过有深刻个性、“独立而觉悟”的智者和思想家。
都说德国人严肃、不易接近，但我的体会则不尽然。每当有问题去请教德国人时，几乎从未受过冷遇，恰恰相反，他们大多会与我好生侃一通，侃得滔滔不绝、振振有词，直至你觉得满意或者听累了颇想赶紧告辞为止，真可谓“抡圆了侃”。这就是说，要接近思辨者、擅长思辨者，你自己首先也得爱思、多思、善思才行。自个儿不思，自然就很难从他们那里博取滋养了。有一次，我们去一位德国老师家过圣诞，其父也在，是位身份寻常的老人，但照例也非常健谈。我问及失业情况，他说别太信那些统计数字，里头很可能有些人为的因素。接着，便利利索索地数落了三条：一、他有个朋友不久前择业，居然能在4种职业中挑选，说明就业岗位是有余地的；二、即使是很笨的人，也能找到活儿干，也说明不是没有就业岗位；三、地域概念束缚着人们，比如南、北德的人都不愿去别的地方谋职。可见，失业状况未必真那么严重。这些分析比较实在，没有多少书卷气，却也分明是独立思辨的果实。后来，我与另一位德国学者讨论失业问题，其表述风格明显不同，引经据典，条分缕析，很有学术性，但思辨热情则是一致的。他认为对德国失业问题不能掉以轻心。它会引发社会问题和贫穷，而本身又主要是技术发展造成的。由于技术的每一次突破性发展都促使社会生产进行结构性大调整，导致劳动力发生转移，在此过程中就会出现失业。1765年瓦特发明蒸汽机后，企业主纷纷采用机器代替人力，遂造成大批工人失业，以致闹出工人砸毁机器等现象。当电的发现逐渐为生产和生活领域认可并采用后，也导致社会发生大变革。从70年代中期起，电脑迅速进入企业与社会，形成“第三次浪潮”，对劳动力市场造成新的更大的冲击。1973年西方经合组织24国共失业1130万人，1983年增至3100万人，现在则上升到3180万了，其中德国失业人口已达200多万，造成严重的贫穷和社会问题。所以，没有理由不引起足够的重视。意见不尽一致，但从不同角度依然让我感到德国人勇于独立思考的认真态度。
德国文明程度高，但为什么也有性商店、妓院之类？有一位德国人认真地解释说：对此他作过研究，无非是：一、有社会需求。有些人打光棍、不结婚；有的是配偶丧失性功能，又不愿离婚；有的则是作业特点所致，比如海员长期在外（分居），但又有需求，所以港口城市或流动人口多的闹市较多一些。而作为人的需要，一般说都应得到尊重；二、用疏导的方式来堵更明智。人的需要总会这样那样地寻求满足。与其堵而堆积成大乱，不如适度引泄更有助于社会治安。德国强奸案发生较少，恐怕与此有关；三、也是性知识普及的需要，在性商店可以咨询有关问题。当然，性电影也不是所有人都可掏钱看的，德国的家长们一般都很重视对孩子的教育，不让随便进这种场所，而中年人观看的比例多一些，可能与其生理特点和性知识需要相关。至于国家公职人员，就明文规定不能进妓院，不然，就是丑闻。可见，“大逆不道”的色情业在这里也是有“道”可寻的。现在它们大多比较清淡，这有恐慌爱滋病的原因，但主要是对策比较严密，说到底，也还是个文明问题。看，从怀疑文明程度出发，到了还是转回来肯定文明程度了。这就是德国人的思辨！严肃中不也很有几分幽默吗？
在德期间，朋友结识不少，其中交往尤深的有两位，一位是华裔教授喻钟烈，一位是名叫马丁的德国青年。喻教授执教于柏林自由大学，专事研究比较经济学等。他是被孙中山封为“喻大将军”的喻培伦先生的侄子暨养子。近年常回老家四川，为大学生们讲学，对祖国的现代化建设十分关心。我读过多篇他发表在香港《广角镜》上的专文，常为其恢宏的思想角度和严密的论辨逻辑所折服。他以熟知东西方文化的独特优势，擅长在比较中运用其心灵的手指，畅快地触摸整个人类的物质和精神世界，点拨出深层文化心理的透彻颖悟，而且行文焦点总情不自禁地聚向中国，比如《世界商业中心东移，中国把握难得机会》、《不应将东西文化对立看待》、《世界经济整体论》等。在柏林时，他常邀我去家中做客，谦逊而深刻的言谈是我最乐意享用的美餐。他说，21世纪属于当代青年，现在50岁上下的是承先启后。当代青年躬逢改革盛世，这决定了中国的未来大有希望。中国其实不用怕，当今世界上谁吞得下它？自己有氢弹、原子弹，小风小浪奈何不了什么，所以完全可以再开放些。外国人去投资，赚点钱，几年后，还得把房子、设备、技术甚至管理都留下，到底谁最赚呢？中国有抑商传统，而商人的历史作用不能低估。世界上最漂亮的那些城市，如威尼斯、维也纳等，包括香港，都是商人搞起来的，没有钱，没有流通与经济发展，何谈民主？对于封建的东西，最带根本性的摧毁只能靠发展商品经济。中国共产党在开放中显示力量，越民主，越表明是其它政治力量无法抗衡的。喻教授对电视片《河殇》持有异议，认为“亚细亚”的提法一下子把自己给跌了，“亚细亚”概念本身就是模糊的。他说，中国人的文化底子还是厚，转得很快，许多思想新得让人吃惊。这是其它一些社会主义国家不可比的，如匈牙利、捷克等，转了30多年都没转过来。这是中国人的可敬之处，再怎么穷，也还是那么诙谐、乐观。他常跟我说，中国是个大国，而且正在富强起来，别人有各种议论，也未必是坏事，将世界看作是中国“无形的议会”，不是挺好吗？喻教授侨居德国数十载，但乡情依深。其妻对中国也很有感情，常随同出入中国，能说出中国的好多景点和菜肴等。喻教授的两个女儿也都各有出息了，他似乎更钟爱长女，原因也许与她对中国文化有近乎遗传的爱好，并正攻读中文有关。在喻教授家，我曾看到过他长女过18岁生日的一帧照片。照片上，她托腮凝眸于插在蛋糕中间的烛光。烛光冉冉，映者她青春的笑意，独立的人生由此开始，你仿佛能依稀感到中国与德国这两个古老国度的某种神秘结合，也深信喻教授的哲思之习定有传人相继......马丁曾赴中国学过汉语，其妻即中国人。初识他时，他正在翻译我国宋史中的刑法史，难度很大，很希望我能帮助他解难释疑。也许是有缘，我俩一见面就很说得来。其妻透露说给介绍了不少大陆来的留学生，都不成，就你最对路。受宠若惊之余，想来大概是我总有些问题向他“发难”，而这正合他习于思辨之长。我们倾谈很深，每次讨论他都能给我不少启发。比如初学德语，我很愿意记些成语、格言之类，一是可多接触语汇，二是有助于表达，而马丁说：“中国人好象很喜欢用成语说话，有时用的德语成语连德国人都未必清楚。而德国人则很少用成语，通常认为这是缺乏自己思想的表现。”尽管如此，他也很懂得从成语中帮我辨析一些深意。他说，德国有句成语叫“Der fruehe Vogel faengt den Wurm”，汉译可为“早起的鸟儿可食虫”。这与中文里的“枪打出头鸟”正好相反，从一个角度反映了东西方两种文化的差异。他还说，西方刑律中有一条很重要的原则，叫做“犯罪的不判刑比无辜的判刑好。”而中国的怎么古刑法讲究“法外之意”，这就必然不真实、不公正、不人道。在至高无上的法律上面，还有至高无上的君主，怎么能不出冤假错案？从报纸上看到中国现在处理腐败现象，总觉得似曾相识，好象在古代的哪篇文史中读过。这就是说，中国应当从本质上产生一些深刻变化了。西方有些人痛恨物质主义，于是就去中国去东方，结果大失所望，发觉那里比西方还物质主义。现在西方碰到的许多问题，中国可能或早或晚都会碰到。所以，要注意观察、思考，而老在一个地方生活，就容易觉得一切都是理所当然的。谈及中国留学生，马丁也说得非常独到。他说，压抑久了的人往往会把别人的开放想得过分，并且低级化。有的中国留学生出国，一是认为赚钱容易，二是认为找外国女人容易。这是误解，其中有人性的流露，也有人性的扭曲。其实，越是自由的国家，越有法规的约束，要求往往越高，从而才能保证自由的正常享用。人们总容易因缺乏经验而滥用别人的自由，以致想入非非，不切实际，这就是人类的局限：向往和想象中永远不能摆脱极端、摆脱片面。正是从这个意义上看，我们能够说开放是必要的，走出国门去亲自看一看是必要的。马丁的学识和思辨热情，在我所接触的德国青年中很有代表性。他比较典型地反映了德国社会的教育水平和文明程度之高，而这对于培养一代又一代思想者是至关重要的。
习思辨，有助于德国人对事物找出独特的视角，在艺术创作和政策制订等方面不断地开拓新意。读歌德的抒情诗，里头的理性精神使之有了一种特别的韵味。那《野蔷薇》、那《发现>、那《自欺》、那《钟情者的种种姿态》......清新中透着凌厉，无多滚烫的热情， 却有动人的深沉。席勒的剧作在批判上也很有思想的光芒。他的代表作〈阴谋与爱情〉从非秩序的伦理现象中去鞭挞统治秩序的荒唐与可笑，被恩格斯称作“德国第一部有政治倾向的戏剧。”他的〈华伦斯坦〉三部曲和〈奥里昂姑娘〉等如同他喜欢用装满抽屉的烂苹果气味来振奋和刺激精神的怪癖一样，充满剖析和审美的独特性。在德国，我看过漫画家亨利.别特纳的漫画，理性借助于想象，知觉附着于感觉,非常奇异.他笔下的人物全是直线三角型,头小身大,很滑稽,但又很简练,评论家称之为“特有的三角思维”。这种思维方式给漫画产生了一种妙趣无穷的想象氛围。比如妻子极反对丈夫抽烟，画面是丈夫叼着烟斗，稳如泰山地坐在沙发上抽烟。烟斗极牢固，竟成了可怜妻子的绞索架；丈夫对妻子百依百顺，堪称洋“妻管严”，画面是高高的个头笔直站着，如树桩一样，脖子上挂着吊床的一头，吊床上则悠然躺着日浴中的妻子......其异想天开、想入非非之笔法，很能激发读者的审美情趣和联想。我还很喜欢德国的“建筑旁艺术”。他实际上也是雕塑艺术的一种，只不过常附着于依傍于某个特定的建筑物，并与之混为一体罢了。我最觉得有趣的是弗赖堡音乐学院门旁的那组“窃听者”雕塑。在高高的院墙下，有两位铜塑男汉都侧贴着墙根，神情专注入迷，仿佛想透过砖墙听到些什么；不远处，另一位男汉也迈着大步向他们跑来，身子未到墙根，一只手已作出侧耳窃听状，好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音乐到了有如此痴迷的众多“窃听者”的地步，本身不正是对音乐学院的极妙赞美和激赏吗？这种雕塑表现出创作者在构思上的奇特和个性化，是一片神乎其神的想象天地。而在艺术创作中，“最杰出的艺术本领就是想象”（黑格尔语）。政策制订不同于艺术创作，但也同样要有周密的构思和想象。例如职业教育的双轨制，作为普通学校义务教育的延续，它规定不直接升学高校的年轻人都必须同时接受学校和企业两方面的基本素质培养，使得德国劳动人口的53。2%都有2到3年半的职业培训文凭。而且，培训都规定从锉刀、榔头、焊枪使用开始，最后不仅要掌握该企业最先进的生产设备，还要学会使用电脑，从事一般的软件设计等。这对于拥有众多训练有素的高水平的劳动力，对于培养出一整套有用人才而各司其职，对于产生高度的专业性、开掘卓越工匠技术的源泉和形成独特的技师制度（德国汽车装配工作的1/3通常由技师亲自处理，有人说这是德国汽车比日本汽车品质好的基本原因），对于战后经济的复苏和发展，都不乏是一种思路正确而行之有效的好政策。这种双轨制曾给许多国家以启发。美国前副总统蒙代儿就受国会委托，在美国作过推行；法国前总统德斯坦访问德国时也说过：“你们能不能把这种培训青工的双轨制教育制度，作为出口商品出口到法国去，以便减少我国青年工人的失业率？”又如德国近年来爱滋病患者有下降趋势。下降的原因之一就是政府在管理思想方面比较对路，制定了宽松政策，并未象有些国家对患者或感染者实行报告和登记制度。这种做法的最大好处是使患者或感染者在没有外界压力下寻求诊断和检查，不隐瞒病情和逃避监督。这种与众不同的管理政策明显与德国人以思辨见长的特点不无因果关系。
习思辨，也有助于德国人不断地发现自身的问题，追求无止境的完善和发展。在德期间，当我无数次地询问德国成功的奥秘何在时，就时常碰到这样的反问：“你觉得我们就那么成功吗？”或者“你认为我们已经到头了吗？”初到海德堡时，一位大学教授在欢迎会上就这样恳切地向我们致词：“请大家一定注意，来德国不要光顾看好的，也要注意发现不好的。”他们对自己的问题穷于思索和探讨，有时能让你感到近乎苛求。前不久读到德国驻意大利大使塞茨的一本书叫〈日美挑战〉，其中就指出德国人在进入信息时代方面过于谨小慎微。他说，在传统的重工业中，德国的高工资使其在全球开始丧失竞争力。如果仍扎根于制造业，而不在建立新工业和创造新产品方面有所突破，那么即使工人再训练有素，企业经营管理再出色，也难免在经济增长率很低的情况下长期艰难地进行。科隆的德国经济研究所也撰文分析德国经济中存在的问题，认为主要是工资和社会福利开支太大。“从摇篮到坟墓”的终身社会福利计划开支数额大大超过日、美发达国家，以致一般雇员要使其雇主承受每小时11。7美金的额外费用。这就使得德国的间接劳工成本甚至比瑞典还高，成为世界上最高的。这种状况很难保证德国经济无限期地增长下去。严格的德国人当然更善于在发现问题之后表现出思辨本色。他们能从那“发达的机器”中不断地“生产”出高招和新招来。许多德国人通过一系列论证都很自信地说，德国经济绝对不可能没有光明点。比如德国的中小企业政策就很有潜力可挖。德国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国，就是由于德国有240万家中小型企业。它们反映灵敏，能够迅速适应市场的变化和竞争压力。它们集中力量生产单一产品，往往致力把这种产品开发到近乎完美无缺的程度，并在世界各地推销。它们构成了德国经济的支柱，其中有许多已在特定的市场上成了全球性的头号公司。此外，德国劳资双方关系融洽，长期以来比较稳定，一直是产生新的前进动力的源泉。再加上欧洲市场一体化等的刺激因素，德国肯定还能凭借现有的强大经济实力，进一步谋求发展，并且从二战后的“经济巨人、政治侏儒”变成政治与经济的双重巨人。可见，问题往往是德国人走向思辨科学的砺石。
高超、卓越的思辨能力，也给德国社会和经济发展带来了绵延不尽的足够用的智慧和能量，独创性的火焰比比皆是。例如路德维希.艾哈德于1948年6月在被占领土上有条理地提出的社会市场经济体制便是如此。它作为一种理想模式，第一次创造性地“把市场上的自由与社会平衡结合起来”，把经济政策与社会政策结合起来，在“市场经济”和“统治经济”之外开辟出了“第三条道路”，以一系列成熟的经济和社会政策，极其辉煌地指导德国进行了战后重建，以致被全世界公认为是一大“经济奇迹”。法国〈费加罗报〉1991年12月20日甚至刊文称德式资本主义为“莱茵河模式”，前景可观，而美式资本主义已无甚前途。文章认为，莱茵河模式的基础是“银行接近工业利益，‘共同负责’管理企业，劳资双方充分合作”，高度称赞德国经济不是一种企业经济，而是一项“科学工程”。这项科学工程包括恢复所有人在摆脱了任何限制措施和通货膨胀因素的市场享有全部竞争自由的权利，同时建立一种货币—只有人民的劳动才能确保这种货币的稳定。这项工程在短短几年内取得了显著成就，且日益显示出它的正确性，以致曾经持坚决反对态度的社会党人也于1959年转而支持这项工作。据一些德国学者分析，建立社会市场经济的构想是对德国历史和世界经济成长史深刻反思的成果，它实际上既吸取了亚当.斯密斯的自由经济思想，也溶入了基督教教义中的平等概念，还注意到了马克思、恩格斯学说中的社会平等观。可以说，它是德国人具有广阔思维规模和独到思维深度的一个典型范例，具有浓重的思辨色彩。又如长期以来全球贸易摩擦风烟四起，而德国作为世界第二大出口国，竟一直安然无恙，为什么？有人分析说主要是德国外贸形成了隐性优势。所谓隐性优势，即分散效应（出口产品结构与出口地区结构恰当分布）、对等效应（明知地向对方购进自己的劣势产品而出口优势产品）和区域效应（既巧妙地运用欧共体成员国的身份，又源于其进口与出口的对等性），从而较好地避开了贸易摩擦的“双刃剑”，保证了德国出口的长期持续增长。特别是出口地区结构的相对分散，有利于减轻对某一国家的贸易盈余，从而不易引起贸易伙伴国家对它的限制及报复。相形之下，日本自80年代以来与美国的贸易摩擦日趋加深，就是日本出口太集中于美国，对美贸易盈余不断增加所致。这种善于组织隐性优势的做法，正是德国政治家和经济界具有卓绝策略智慧的集中体现，而这岂不就基于知己知彼的深思熟虑吗？德国战后几十年，之所以能从一片废墟中迅速崛起，创造出令人难以置信的巨大繁荣和发展，除了有美国马歇儿计划的资助、有发奋图强的民族精神、有充足的廉价劳动力和廉价原料、燃料以及长期没有国防费用负担外，当然还在于他们有独居群峰的无敌的科学思辨力量。城市崩溃了，厂房毁了，机器炸掉了，但是训练有素的工程技术人员尚有幸存，良好的工艺思想未被剥夺，永动的思辨热情没有终止。他们思索着、探讨着、苦苦追寻着德意志的出路，终于从历史的硝烟和灰烬中产生出诸多灿烂而又严谨的构想，于是，便有了崭新的体制、有了对俾斯麦“铁血”世界观和希特勒为争取“生存空间”而炫耀武力政策的双重抛弃、有了成功的竞争规范、有了“神秘的四角”（即经济持续适度增长、币值稳定、充分就业、国际收支平衡）、有了涉足全球的德式旅行（德国人喜好旅行，花在旅行方面的钱一般占整个业余生活开支的三分之一。平均每两人中就有一人每年有一次较长的度假旅行，其中至少半数是国际旅行。而“行万里路”也肯定有助于活跃思维）、有了形式和色彩都国际化的都市生活、有了令世人百感交集的强悍和秩序（而德意志的强悍和秩序有时正恰恰体现或归结为它习于和长于思辨）......尼采在《超于善与恶》一书中说：“德国人的特点是很显著的。德国人的灵魂深处埋藏着许多曲折环绕的通道，它们之间互相连接着，那儿有洞穴、躲藏处和地牢，它的杂乱无章，使它更加迷人和神秘。德国人是熟悉这些通道的......”司汤达则认为德国人是严肃的思想者，在《拉辛和莎士比亚》中声称：“我们相信在巴黎一个晚上流传的笑话比整个德国一个月流传的还多”，德国是许多名满天下的伟大的诗人、作曲家、学者、悲剧作家以及孜孜不倦的传说收集者的诞生地。它孕育出无数卓越的思想家、包罗一切的哲学系统的勤奋创立者、第一流的神学家和考古学家以及通晓数国语言的语言大师、物理学家和化学家......如康德、黑格尔、费儿巴哈、马克思、恩格斯、叔本华、尼采、普朗克、爱因斯坦、伦琴、歌德、席勒、海涅等。德国，特别是近几个世纪以来，几乎成了整个世界的牧师。所以，德.斯塔埃儿夫人称之为“思维的故乡”。
当然，对德国人的思辨性我也有表示怀疑或打折扣的时候。比如有一次我与一位德国大学生聊中国，他竟然一无所知。你对中国的现实政治或意识形态不感兴趣，倒也作罢，但一提万里长城、故宫、兵马俑等举世闻名之物仍茫然无知，岂非咄咄怪事？还有一位科隆的政府官员坐在转椅上与我聊天，冷不防竟哧溜一下凑近我，煞有介事地说要看看我的眼珠子到底是蓝的还是黑的。还问我从哪个中国来，是大中国，还是小中国。还说中国人都是细小的眼睛，见我的这双稍大一些，就怀疑我是混血儿。这都很叫人哭笑不得，全然是德国学者库萨德尼古拉所揭示的那种“有常识的无知”状态。尽管如此，我依然相信就总体而言德国人确实是不乏思辨气质的。常有人问，一个有高度理性精神和高度文化的民族，怎会通过“洗脑筋”而热衷于丧尽天良和理智的希特勒的暴行？这种疑问的存在，导致了德国的一些近邻至今对它持有保留态度，而且不仅是希特勒时期，还包括俾斯麦后的整个时期。两德统一后，一些邻国对德国若即若离、惊恐不安，多少也出自这种疑问。然而，希特勒终究已经覆灭、两德毕竟已经统一，这里不正也有德国人民最终的理性选择吗？对于正在现代化大上疾速前进的中国人来说，很值得看清的倒是，代表了高级西方文明的德国人，其好玄思的民族性本来就和中国人讲悟性的传统精神有契合之处，无怪乎许多德国籍的哲学家和文学家都曾表示过对东方文明的由衷敬佩。文化和哲学上的横向交流必定能促使我们不再老停留于步他人之后尘而“研究研究”的层面上，而应涌现出大批领异标新的思想者和时代革新家，以及真正能够影响整个世界的现代哲学体系和流派—而这，可以说，目前依然是我们愧对先圣的一大弱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