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工：法治不能萎缩，人治不可回潮

方工：法治不能萎缩，人治不可回潮

　　改革开放后，国家确定了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多年来，这一方略逐步实现，法治建设健康发展的成就使人欣喜。但应清醒地看到，我们的法治基础十分薄弱，社会法治意识还很脆弱，因此法治建设极易受到干扰，一些地方和部门的工作中，仍然存在与法治要求不符甚至背道而驰的倾向，某些方面实际上出现了人治回潮、法治萎缩的苗头。试举几例：

　　权大还是法大的问题依然存在。一些党政机关领导者，庸俗化地理解和执行坚持党的领导这一政治原则，过问或直接对司法机关业务工作机制、措施甚至对案件处理发号施令；一些领导者批示或口头提出不具有合法性的要求，可以推翻司法机关做出的案件决定的现象也时有发生；还有少数机关和领导干部显示特权，不向司法机关履行鉴定或作证义务。

　　依法行使公共权力重视不够。一些工作部门为了达到本地经济建设目标，无视法律法规，随意蛮干；面对经济社会建设中的复杂问题、多发矛盾、群众多元化利益诉求等，常常不是依法治理，而是祭起“特事特办”的“法宝”，不走正常程序，靠临时性措施解决问题；对群众维护权利的行动，不讲法也不讲理，或是粗暴压制，或是花钱买平安；平时疏于监管，临到出现敏感情况或维护稳定的任务压力时，对违法违规问题，又软弱让步不敢依法处置。

　　对法治原则的落实不力。某些司法机关对自身具有国家属性的宪政原则缺乏认识，履行司法职责时，不是立足于维护国家宪法和法律的权威，而是对地方或部门保护主义行为似是而非地给予“为本地区建设和发展大局服务”的政治包装；突破法律授权，从事职权之外的社会工作、推行“创新”措施；片面追求落实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效果，司法裁断一味从宽，以致出现违背法律和情理的法外私了或花钱减刑等负面导向。

　　社会法治意识弱化的倾向凸显。超出私下请托的范围，公开以组织或领导者名义对司法案件说情的现象，已经不是“并不罕见”、“时有发生”等词汇所能涵盖；一些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有政治身份者，误以为利用特殊身份直接干预司法活动，就是正确行使监督权力；一些人信访不信法，不是寻求依法满足利益诉求，而是或动用人际资源寻找权力支持，或采用上访等手段，以求达到目的。

　　司法权威低下的危机突出。司法活动时常受制于“舆论审判”或“媒体审判”的压力，顾虑“社会效果”不好而不敢坚持对案件依法处理；公众随意怀疑司法活动和司法裁断，一些当事人只要司法结论不符合自己期望，就认为司法不公；某些被害人或其亲属为了获得犯罪人赔偿，会要求司法机关从宽处罚犯罪人，不达目的就以上访相要挟，某些犯罪人也以做出赔偿为交易筹码，换取司法机关从轻处罚。

　　上述种种现象虽不足以否定国家法治在不断进步这一事实，但如果掉以轻心，任其发展，后果十分严重，所以必须高度重视，及时纠正。

　　1、法治绝不能削弱

　　坚持法治，反对人治，是治国理政的重大政治问题。法治社会必须建立健全法律制度，但是建立起法律制度体系，如果不能真正落实，依然不是法治。正如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中明确阐述的：“法治应该包含两重含义：已成立的法律获得普遍的服从，而大家所服从的法律本身又应该是制定良好的法律。”并非只有心怀邪恶目的者会违反法律，出于良好动机也可能无视法律。因为不受法律拘束的人治手段可以便宜地处置社会问题，迅速达到直接目的，所以对社会管理者有着极大诱惑。但是在国家经济社会建设中，法治与人治是格格不入、此消彼长的关系，人治意识滋长，人治手段滥用，法治建设的步伐必然迟缓、停顿，乃至倒退。上个世纪造成民族巨大灾难的“十年浩劫”，就是否定法治、盛行人治最深刻的教训。因之，真心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和谐社会，就绝不能削弱国家法治建设。

　　2、权力必须加以制约

　　法治要求法律面前没有特权，所有国家权力都要服从宪法和法律，不允许个人凌驾法律、权力超越法律而伤害社会公共利益和公民私人利益。可以随着领导人意志的改变而改变的方针政策，不能实现民主政治、保证公平正义，也不能成就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如果权力可以支配法律，那么就不存在法治，治国理政的方针政策和制度措施就没有标准，没有保障。新中国成立后，在法治不彰的年代，刘少奇同志还明确指出：“法院独立审判是对的，是宪法规定了的，党委和政府不应干涉他们判案子……不要提执法机关绝对服从各级党委的领导。它违法，就不能服从。”现在更应该坚持这个思想，做到十七大党章所规定的：“党的领导主要是政治、思想和组织的领导”、“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依法约束权力是人民利益的需要，也是保持权力行使资格的需要。

　　3、社会稳定要靠彰显法治

　　化解社会矛盾，维护社会稳定，虽然是当前最急迫、最复杂也是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但是不能成为弱化和抛弃法治，选择和强化人治的理由。越是在困难情况和复杂任务面前，越要坚持法治原则，对法治的态度不能因时而异、因事而异、因人而异，以短视的目光和急功近利的动机，实用主义地对待法治。对社会矛盾不依法进行化解，为眼前需要而不择手段，会使违法行为获取好处，守法得不到利益，造成的后果是鼓励违法行为，打击守法积极性，增加化解矛盾维护稳定的成本，损害社会长治久安。能不能坚持法治、维护社会稳定，不仅考验着执政能力，检验着司法水平，也决定着措施、对策能否最终取得良好社会效果。实行法治虽会有代价，但是可以避免人治必然造成伤害人权、积累矛盾、陷入越治越乱怪圈的恶果，所以代价是必要的。

　　4、法治要维护司法权威

　　司法权威是法治的一个重要标志和必要条件，树立司法权威，也是法治建设的主要内容，没有司法权威，就没有法律权威和效力，也就不能实现法治。司法者要履行法治事业的建设者和捍卫者的职责，加强自身建设，坚守法治原则，秉持司法为民的宗旨，维护公平正义，既不应越权，也不该失职。在司法实践适用政策和开展改革创新时，不能突破法律框架，妨害法律统一，也不能以降低执法严格程度、损害法律权威和牺牲公正性为代价，换取减轻任务压力和短期“社会效果”。社会各界对司法工作依法监督，是提高司法质量，树立司法权威的必要条件，应该加强。但同时，也应注意避免造成司法活动一无是处，司法机关不可信任的社会印象。如果社会自毁长城，使司法这个社会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失效，对维护社会和人民利益有害无益。

　　5、国家机关是法治意识的引导者

　　法治建设离不开全社会公众的共同参与，社会的法治意识水平直接影响法治社会发展的质量和效率，如果社会对法治普遍淡漠，则法治建设就会减少动力而增加阻力。千里之堤溃于蚁穴，弱化法治的思维和行为也会潜移默化地动摇法治大坝，使社会秩序被破坏，人的欲望将像溃决堤坝奔腾而下的洪水，造成冲毁一切的灾难。而促进社会法治意识的培养和法治建设的进步，是国家机关的责任和义务，正如美国大法官布兰代斯所说：“在任何地方，我们的政府都是有说服力的教员。不论是好是坏，他的榜样教育着全体公民，如果政府本身成为犯法者，那么他就孕育着对法律的蔑视，他鼓励着所有的人‘各自为法’，从而助长混乱。”国家机关只有率先垂范以身作则，模范地守法护法，才能对社会发挥强大的正面引领作用。

　　充分警觉人治排斥法治、悄然代替法治的危险，加强和完善法律制度建设，维护法律权威和司法公信力，在全社会树立和巩固法治精神，防止人治回潮、法治萎缩，民主法治建设才能更健康、顺畅地大步迈进，实现按照科学发展观建设和谐社会、维护人民利益的价值目标。

　　（作者单位：北京市人民检察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