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随学：重庆“打黑”与法治和人治的反思

王随学：重庆“打黑”与法治和人治的反思 [ wangsuixue ] 于2009-10-23 16:06:35 上帖 [ 发短信 ] [ 表状 ] 标签： 重庆打黑  法治  人治  保护伞 

 

重庆“打黑”，硕果累累。早前就有报道，“据悉，自今年6月开展‘打黑除恶’专项斗争以来，重庆警方已成功抓捕涉黑涉恶犯罪嫌疑人2000余名，破获刑事案件1700余件，近200名犯罪团伙骨干成员落入法网，冻结非法资产50多亿元。特别是以文强为首的黑恶势力保护伞，以陈明亮、龚刚模、陈坤志、岳村、黎强、王天伦等为代表的24名黑恶团伙头目被打掉，大快人心。据了解，在此次‘打黑除恶’系列案件审判中，个案被告人人数少则十余人，多则六七十人，个案涉案罪名多达十余项，个案庭审时间最长将达十五六天，将创下‘涉案人数多、犯罪事实多、涉案罪名多、庭审时间长’等重庆法院审判历史上的多项‘之最’”；而在近日宣判的涉黑大审判第一审中，“黑帮头目杨天庆、刘成虎、刘钟永等3人被判处死刑，简少坤、曾川、郑新3人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

毫无疑问，重庆对于黑恶势力的“真刀实枪”，令所有正义、善良的人们为之欢欣鼓舞；这点仅从各大媒体与网站的反应看，已无有任何的悬念。

然而，在此之余，我们却不能不又想到另一个问题：俗话说，“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以重庆为例，在我们这个社会里，对于如上述多达2000余名，仅破获其所肇造刑事案件就已达1700余件、所查获非法资产就已达50多亿元的黑恶势力，难道就非得像种庄稼一样，要使其沿袭着“春天里播种、夏天里灌溉施肥、秋天时再‘一举’收获”的模式？而媒体所言此次重庆所创的多项“之最”，亦不知在可庆可贺之余，是否也同时令人扼腕：难道在此次“打黑”之前，我们的公安、检察和司法机关，统统都处于“休眠”状态？仅以杨天庆等9人“涉黑”案为例，据报道，“当地公诉机关指控的涉案罪名多达十项，涉嫌犯罪时间跨越8年”、“据称，2005年以来，被告人杨天庆纠集负案在逃犯曾川、刘成虎、简绍坤，刑满释放人员刘渝，以及社会闲散人员何彭裕、邹猛、李渝等人，在重庆市主城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杨天庆通过为组织成员提供生活费用，聚集成员吸毒、酗酒、嫖娼来控制组织成员，规定组织成员对组织安排的事不能互相打听，并通过一定纪律来管理组织”、“为壮大组织实力，杨天庆采取受雇杀人、暴力收债、强迫交易、放高利贷等手段聚敛钱财，以枪支、弹药、管制刀具为暴力工具，有组织地实施故意杀人、故意伤害、强迫交易、敲诈勒索、放高利贷、暴力收债等违法犯罪活动，严重破坏了经济、社会生活秩序，导致1人死亡，1人重伤”。这里所隐藏的问题就在于，在其“涉嫌犯罪时间跨越8年”、对社会及人民生命财产等造成极大危害的漫长过程中，无论是哪一项犯罪，难道就没有一项被受害人投诉和报案？而即使果真如此，当案涉致人死亡或重伤时，公安机关难道也无动于衷？

有人会说，不正是因为有文强等一批“保护伞”、有由此延伸而下的“官黑”和“警黑”勾结吗？

不错。但正也因为此，却同时又由“黑”而官、由“黑”而警，连带起另一些更值得深思的问题：即以文强为例，且不说其涉“黑”护“黑”的罪行，单只他身价过亿、荒淫无度，且无论在政界还是民间均久有恶声，但却能稳居重要岗位的事实而言，我们虽无从得知他是否有、或谁是其之上更大的“保护伞”，但却能理所当然地发问，在薄熙来入主渝政之前，难道像这里的公安、检察和司法对于黑恶势力一样，其党委和政府对于文强等“黑官”和“黑警”的监督、监察职能，也统统都进入了“休眠”？所以，就个案而言，此次重庆“打黑”，可圈可赞；但是从法治的角度看，却无疑是我们社会里沿袭已久的一种悲哀和莫大的教训。因为有党委和政府监督、监察职能的“休眠”，便有了文强等一批“黑官”和“黑警”的坐大，因为有“黑官”和“黑警”的一手遮天，便有了公安、检察及司法机构的“休眠”，从而使黑恶势力滋生蔓延、猖獗横行，肆无忌惮地祸害民众，破坏社会的正常秩序与经济发展；而无庸置疑的事实是，无论公安、检察及司法机构，还是党委和政府监督、监察职能的由“休眠”到“苏醒”，都不是缘于其自身体制的正常运转，而是缘自于当地最高领导人更换——即薄熙来入主渝政——这一颇带有偶然及个人色彩的因素；那么，尽管说迄今为止，重庆“打黑”的整体过程，都是在沿着法治的轨道和规则正常运行，但正由于其“法治”运行的启动，非是由法治本身，而是由更换之后最高领导人个人的作用，所以，即使不能拿今天与历史上的“清官”现象等作类比，却也无法否认其所折射出的浓烈的“人治”色彩，以及到今天为止，我们社会体制里法治的薄弱。

由此更值得思味的是，我们固然应当为重庆“打黑”欢欣鼓舞，为之讴歌书赞；然而，当舆论所及，如只是从“战术”的角度，多使用“放大镜”以至于“显微镜”，而缺少站在战略的高度，用“望远镜”来前后瞻望我们如何由“人治”向“法治”迈进的话，则不能说不是种盲目的乐观。至于像媒体所津津乐道的“创下‘涉案人数多、犯罪事实多、涉案罪名多、庭审时间长’等重庆法院审判历史上的多项‘之最’”等等，联系到近年来种种浮躁而毫无意义的“吉尼斯”热，则又不能不说，这等“多项‘之最’”的说法，与其说是种夸赞和表扬，不如说是种讽刺——因为从健康法治的角度看，理应是一事一查、一案一审，将案件积累到如此程度，却来赞创什么“多项‘之最’”，难道是正常的思维吗？
2009/10/2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