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中国80年代的法治共识：人治的遗害是改革首要对象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0 19:51:32
中国80年代的法治共识：人治的遗害是改革首要对象
资料图片：
江平认为，从人治走向法治正是改革三十年所沿主线之一，其要点是“十六字口诀”：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1979 年12 月中旬的一天，北京。时年69岁的诗人艾青奋笔疾书，字里行间奔放着难以掩盖的激动和兴奋。
他在给当年的第一期《读书》杂志写稿，题目已定好《在汽笛的长鸣声中》。他在文中写道：“可庆幸的是，这一切终算过去了。如今，时代的洪流把我卷带到一个新的充满阳光的港口，在汽笛的长鸣声中，我的生命开始了新的航程。”
过去了的一切在诗人笔下代表着一个“波澜壮阔的时代”和其中变幻莫测的敌人——刚刚过去的十年“文痞发迹的历史”“四人帮”所实行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末了，诗人进行了振聋发聩的诘问：“这件事难道不值得我们深思吗?”
其实，在艾青写作此文的前后两年，举国上下有着和他一样的兴奋表情，同时反思和探索也在激烈地进行。中国以前所未有的复杂情愫面对着一个残酷的过去和懵懂的未来。而从监狱、牛棚和乡下刚刚得到解放、重新走上领导岗位的中共高层人物，痛定思痛后，开始了一场抛弃人治追求法治的征途。
人治走向法治
1979 年初春，胡耀邦在北京主持召开了“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会议开了很久，大家讨论非常激烈，我没有落一天。”原中央党校教授王贵秀回忆说。
在会议开幕式上，王贵秀看到一位工作人员“匆匆忙忙赶来，交给主席台来自邓小平的致辞。邓小平强调了两句话‘不要设禁区，不要下禁令’”。
两个“不要”大大鼓舞了与会的数百名中央和地方理论专家，“务虚会形成了上百个简报，都是涉及中国改革核心的重大问题”。其中就有于1992年载入党章的四项基本原则。
作为众矢之的的人治遗害成了改革的首要对象。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下称“决议”)对过去进行反思，认为由于毛泽东的威望在一定时期达到高峰，“主观主义和个人专断作风日益严重，日益凌驾于党中央之上，使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集体领导原则和民主集中制不断受到削弱以至破坏”。
《决议》认为，人治形成的根本原因在于，中国长期的封建专制主义在思想政治方面的遗毒不容易肃清，党内民主和国家政治社会生活的民主没被加以制度化、法律化，“或者虽然制定了法律，却没有应有的权威”。
决议》并指出，建国以来没有重视建设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这一根本任务，成了“文革”发生的一个重要条件，这是一个沉痛教训。由此强调，必须巩固人民民主专政，完善国家的宪法和法律并使之成为任何人都必须严格遵守的不可侵犯的力量，使社会主义法制成为维护人民权利，保障生产秩序、工作秩序、生活秩序，制裁犯罪行为的强大武器。
“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就是建立法律制度。法律作为一种制度建立起来，这个是最重要的，而其他制度很多是由法律建立起来的，”《决议》通过三十年后，曾在“文革”中受到冲击的江平，一再向《中国新闻周刊》强调从人治走向民主法治的重要，并面向未来表达“法治天下”的愿望。
江平认为，从人治走向法治正是改革三十年所沿主线之一，其要点是“十六字口诀”：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其前提是有法可依，“小平同志在改革开放初期提出来的人治向法治的转变，就是说不能再由一个人来改变一个国家，而要由制度来改变国家。这里面有一个明确的法治思想。”在这种主导思想支配下，中国经历了上世纪80年代以前“法律荒芜时代”到90 年代的“法律繁荣时代”，至今已经基本建立了一个比较完善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挤公交车精神”
1980 年8 月18日，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下称“讲话”)，这个共两万余字的发言包含了解决权力过分集中问题党政不分、以党代政问题职务赘余、重叠问题领导任期问题等事关党和国家政治大局的问题。
这次被认为总结了之前所有会议、讨论和探索经验的讲话，在以党的文件形式下发后，首次将以往时期僵化的党和国家政治体制撕开，将“个人崇拜”相关的人治、权力过分集中等问题拎上了审判台，取而代之的关于民主、法治、自由、人权的理念逐步在中国大地上得以普及，政治体制改革由此正式发端。
“《讲话》能够体观出的一个背景是邓小平三上三下的切身经历，‘文革’对他和他的家人带去严重伤害，自然引发了他本人的深刻反思。”王贵秀分析说。
《讲话》发出两年后的1982 年9 月，1600名党员代表齐聚北京，参加中共十二大。会上，邓小平首次提出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命题。会议审议并通过了新党章，清除了“十一大”党章中仍肯定“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等“左”的错误提出建设社会主义民主等重要内容。
12 月，1982年宪法通过，首次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规定范围内活动。由于本部宪法吸纳了十一届三中全会等重要会议的一系列重要改革理念，而被称为我国政治文明建设的里程碑，也使得后面的政治体制改革有了根本的法治保障。
其后开始的党政分开改革被王贵秀、江平和国家体改委原副主任高尚全一致认为是政治体制改革的核心。“党政分开”最开始的提法是党政分工。王贵秀认为，这个提法“不科学”，因为分工不能体现原则的区别，只是任务上有分工。但是分开则是从根本上的，因为毕竟党和政是两套东西。
在后来的讨论中，邓小平认可了“党政分开”，而他所强调的“党政分开”改革既包括党的领导职能转变，也包括国家政权系统职能的增强。
在王贵秀看来，党政分开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开始明显推进，主要有几个方面：取消兼职现象减少副职取消非政府组织当中的党组。但是，之后围绕这一核心问题的改革相对停滞不前，与之相关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一度变成敏感话题，失去了深入改革的动力。
“党政分开在实践中也时好时坏。”王贵秀说，80年代因为刚从“文革”走出来，有些领导人碰得头破血流才知道反思。因此，党的领导人也需要一再对改革作出要求以保持警醒，以免好了伤疤忘了疼，避免距离“文革”时间越久，改革的动力越小。
整个80年代政治体制改革理念得以完善并落实的根本在于经济领域。参与了1984年《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和“七五”计划起草的高尚全告诉《中国新闻周刊》，80年代的改革有三个里程碑：1978 年底到1984 年十二届三中全会处理计划与市场的关系，发挥商品货币作用1984年到1987年，发展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建立市场体系1987 年十三大提出“国家调节市场，市场引导企业”，把改革推向新的阶段。
回顾历史，王贵秀用自己在北京挤公交的经验来比喻推进深入改革的动力，“我赶公交车的时候，发现车满了，但是挤一挤就上去了，车马上也开动了。其实就是一念之间，结果往往不同。”在他看来，政治体制改革也一样，要常怀“挤公交车”精神，否则就会丧失进一步改革的动力，甚至失去改革的已有成果。 (本文作者在写作中参考了彭冲的《民主法制论集》，以及顾昂然的《立法札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