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汉族没有民族服装？

  为什么汉族没有民族服装！         这个世界上有很多事情的都荡漾着浓烈的讽刺意味!
　　
　　汉族，这个又被称华夏民族或中华民族的古老民族，它名字“华”便是来自她美丽的肌肤——服饰。“有服章之美谓之华。”。(《尚书正义》注“华夏”：“冕服华章曰华，大国曰夏。”《左传·定公十年》疏云：“中国有礼仪之大，故称夏；有章服之美，谓之华。)”2003年10月，中国姑娘王珊身着中国唐式服装参加国际小姐选美，并获得“最佳民族服饰奖”的殊荣(见右图)。然而，时至今日，就是创造这个服饰的民族，却成了世界上唯一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
　　
　　“世界上有很多民族没有自己的文字，但没有自己民族服装的民族却不多。中国56 个民族中，藏族、蒙族、维族等均有自己的民族服装，唯独汉族却没有自己的民族服装……19**年发行的第三套人民币10元券，俗称“大团结”，票面上的各民族穿着各自的民族服装，汉族却穿着中山装。1987年发行的第四套人民币，描绘了中国人口总数在百万人以上的各民族的图案，其它各民族都有自己独特的民族服装，唯独10 元券上面的汉族和1角券上面的满族，却穿着同样的服装……”
　　
　　“今天的中国人，大多数都认为自己是汉族，可是他们毕生都没见过自己的民族服装。甚至，在许多国人的心目中，汉族从来就没有民族服装，穿民族服装是少数民族的特色。”
　　
　　没有民族服装，使汉族人在很多场合陷入尴尬的境地。2004年的56民族金花联欢活动中，五十五个少数民族都身着各自的民族服装，而汉族金花却身着西式黑色晚礼服。
　　
　　其实，汉族并非原本就没有自己的民族服饰。从上古时代开始，自成一系的汉族服饰，就伴随着华夏人民的生活点滴，构成华夏民族延续上千年的独特风景线，成为古典中国文明的重要象征。在创世传说中，她赞颂着先祖炎黄的丰功伟绩，在历史长河中，她记录着华夏民族的演化轨迹。礼仪之邦的教化使她深邃，文明古国的工艺使她华美，的雄威使他庄严，盛唐的光环使她绚丽，她丰富，她悠远，她高洁，她远播四海。然而，就在她绽放比耀眼的光芒的时候，却突然从神州大地上消失了，仅留下一片废墟瓦砾，长伴残阳如血。
　　
　　《文明的失落与复兴》将带您穿过时空遂道，俯瞰神州大地，欣赏汉族服饰的华美，再探华夏文明的源泉，领略中华文化的渊博，重温古国往昔的辉煌和骄傲，同时也将带您感受那曾经的耻辱与悲伤，体验那痛苦的令人心悸的脉动，感悟汉族服饰所代表的气节和尊严、体会她的坚强和信念，以及她所属的华夏民族的历史、今天、未来的命运、抗争和希望。
　　
　　我们的汉服是怎么消失的？
　　　
　　“1644年(明崇祯十七年)，这是中国历史上“天崩地裂”的一年，这年3月，李自成北上攻取燕京，崇祯帝自缢殉国。李自成进北京，派人招抚驻扎在山海关的原明宁远总兵吴三桂。吴三桂经过考虑，决定归顺新朝，并回京朝见“新君”李自成，在回京途中，听闻家产被抄，爱妾被虏，顿改初衷，回师山海关，占领关城。李自成闻讯，决定征剿吴三桂，21日，双方激战山海关，22日晨，吴三桂情势危急，带随从冲出重围，至关外向驻扎在关外觊觎已久的多尔衮部剃发称臣，归降满洲军，双方合兵。26日，李自成败退回北京，旋即西撤，清军入关，“定鼎燕京”。  第一节　伴随着满洲入关而来就是剃发易服令 　　　
　　早在满清入关之前，辽东汉民早已深受剃头之荼。满洲在明代称为“建洲女真”，剃发是女真族的风俗习惯之一，这也是从其先世，女真金人那里沿袭下来的（历史上，剃发垂辫这一习俗，存在于多数北方游牧民族之中，中原汉人因之泛称其为“索虏”。），同时，北方游牧、渔猎民族多属马背民族，为征战、抢掠方便其间，其服饰多以紧身窄袖为特点，亦不戴冠，与中原华夏民族（汉族）的宽衣大袖，束发戴冠大不相同。17世纪初，随着满洲的兴起和扩张，这一特定的风俗习惯转而变成民族斗争之间征服与反征服、奴役与反奴役的政治问题。努尔哈赤于明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称后金汗，并攻掠明地，开始以剃发作为降服满洲的标志。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后金袭取抚顺，“被掳军丁八百余人，又尽髡为夷。”（《剿奴议措》）天启元年，（1621年）后金攻取辽沈，“驱辽民聚城北，奴家聚城南，谴三骑持赤帜，传令自髡剃不杀。”（《明熹宗实录》卷三）后金的剃发政策，引起汉人的强烈不满，以金洲、复洲、海洲、盖洲南四卫，镇江（丹东）等地最为激烈，“坚不受命，有剃头者，群击杀之。”（《三朝辽事实录》卷四）镇江（丹东）人民拒不剃头，还杀了后金派去的官吏，努尔哈赤闻讯，派兵进行残酷镇压，不剃发者悉被杀害，又抢掠妇女千余人，据朝鲜史料载“时奴贼既得辽阳，辽东八站军民不乐从胡者，多至江边…… 其后，贼大至，义民不肯剃头者，皆投鸭水（鸭绿江）以死。”（《李朝实录》光海君十三年五月）。
　　　　
　　明崇祯九年（清崇德元年1636年），皇太极称帝，改后金为清，继续推行剃发易服政策，明令公布“凡汉人官民男女，穿戴要全照满洲式样，男人不许穿大领大袖，女人不许梳头缠足。”（《清太宗实录稿本》卷十四）三年，（1638年）又下令：“有效他国（指明朝）衣冠，及令妇人束发裹足者，俱加重罪。”（《东华录》崇德三）。皇太极的目的，是防止女真人受到汉人风化的熏染，“服汉人衣冠，尽忘本国语言”，（《清太宗实录》 卷三四 崇德二年四月丁酉）危及满洲民族政权的长远存在，为此，皇太极反复告戒满洲贵族，应恪受满洲衣冠和善于骑射的风俗习惯云云，-还多次下“上谕”强调这一点：
　　　
　　“当熙宗及完颜亮时，尽废（金）太祖、太宗旧制，盘乐无度。世宗即位，恐子孙效法汉人，谕以无忘祖法，练习骑射。后世一不遵守，以讫于亡。我国娴骑射，以战则克，以攻则取。往者巴克什· 达海 等屡劝朕易满洲衣服以从汉制。朕惟宽衣博鮹，必废骑射，当朕之身，岂有变更。恐后世子孙忘之，废骑射而效汉人，滋足虑焉。尔等谨识之。”（《清史稿 太宗本纪二》十一月戊申）
　　
　　“昔金熙宗循汉俗，服汉衣冠，尽忘本国言语，（金）太祖、太宗之业遂衰。夫弓矢，我之长技，今不亲骑射，惟耽宴乐，则武备浸弛。朕每出猎，冀不忘骑射，勤练士卒。诸王贝勒务转相告诫，使后世无变祖宗之制。” （《清史稿 太宗本纪二》 夏四月己卯）
　　　　
　　皇太极认为，女真金朝的灭亡是因为改穿了汉人的宽袍大袖，继尔废弃骑射，从马上下来，“数世之后，皆成汉俗”。因此，为避免再度崛起的满洲民族被 “汉化” ，其装束绝不能改变，这是保证弓马骑射的必需！否则，就会有“祖业衰歇，以迄于亡” 的危险。为此，皇太极还召集诸王、贝子，固山额真，“现身说法” “朕试为此喻，如我等于此，聚集宽衣大袖，左佩矢，右挟弓，忽遇硕翁科罗·巴鲁图（满语：鹫一般的勇士）劳萨（人名）挺身突入，我等能御之乎？若废骑射，宽衣大袖，待他人割肉而后食，于尚左手之人何异耶？” （《清太宗实录》 卷三二崇德元年十一月葵丑） 这是说，一旦满洲人放弃本民族的装束，换上汉人的宽衣大袖，必定会废弃骑射，继尔沦落到“待他人割肉而后食”的悲惨处境。这种看法未免浅薄，穿宽衣大袖未必就会废弃骑射，赵武灵王推行“胡服骑射”，赵国一样不免于亡，秦始皇穿戴着宽袍大袖的冕旒兖服，却最终统一天下。（“冠冕堂皇”这一成语也是从汉族皇帝的传统礼服，冕旒兖服来的。）但皇太极对他的想法坚信不疑，还以之“垂戒”后世，成为清王朝的基本“国策”。进一步的，满洲贵族不但恪尊自己民族的风俗习惯，还将其强加给被征服各地的汉族人民。在他们看来，只要汉人肯剃发易服，除去自己民族的传统服饰，就会断绝其复明之路，效忠满清统治者，作满清的顺民；而汉人和明廷官吏则把坚守自己的服饰发式，作为民族大义的表现。双方以之为冲突的焦点，进行殊死的搏斗。
　　
　　清军入关，继续推行这个政策。崇祯十七年，（顺治元年1644年）四月二十二日，清军打败李自成进入山海关的第一天就下令剃头。五月初一日，清摄政王多尔衮率领清军过通州，知州迎降，多尔衮“谕令剃发”。初二进北京，次日多尔衮给兵部和原明朝官民分别发出命令，命兵部派人到各地招抚，要求“投诚官吏军民皆着剃发，衣冠悉遵本朝制度”。（《清世祖实录》卷五 顺治元年五月庚寅） 这是满清进入北京后正式下达剃发和易衣冠的法令。但是这一政策遭到汉族人民的强烈反对，在朝汉族官员遵令剃发者为数寥寥，不过孙之獬、李若琳等最无耻的几个人。不少官员观望不出，甚至护发南逃，畿辅地区的百姓甚至揭竿而起，连吴三桂也极言之。“（吴）至齐化门，居民出迎，见百姓皆剃发，垂泣曰：“清人轻中国矣，前得高丽，亦欲剃发，丽人以死争之曰，我国衣冠相传数千年，若欲去发宁去头耳！清人亦止。我堂堂天朝，不如属国耶？我来迟，误尔等矣。”（《建洲私记》）多尔衮见满洲贵族的统治还不稳固，自知操之过急，被迫宣布收回成命。顺治元年五月二十日谕旨中说：“予前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今闻甚拂民愿，反非予以文教定民心之本心矣。自兹以后，天下臣民照旧束发，悉从其便。” （《清世祖实录》卷五 顺治元年五月辛亥）所以清军入关后，剃发、易衣冠的政策只实行了一个月。
　
　　然而，这一政策并未就此完结。当满洲统治者认为天下大定之时，立刻以民族征服者的姿态，悍然下令全国男性官民一律剃发。
　　　清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六月十五日，清军攻占南京，多尔衮即遣使谕令多铎“各处文武军民尽令剃发，倘有不从，以军法从事”。十五日谕礼部道：“向来剃发之制，不即令画一，姑令自便者，欲俟天下大定始行此制耳。今中外一家，君犹父也，民犹子也；父子一体，岂可违异？若不画一，终属二心……自今布告之后，京城内外限旬日，直隶各省地方自部文到日亦限旬日，尽令剃发。遵依者为我国之民，迟疑者同逆命之寇，必置重罪；若规避惜发，巧辞争辩，决不轻贷。”（《清世祖实录》卷十七）这是对民众的。同时要求地方官员严厉执行，更不许疏请维持束发旧制，否则“杀无赦。”这是一道严令，只能执行，不许违抗。满洲统治者其实把辫子作为的“良民证”使用！多尔衮在顺治元年五月讲到剃发令时，就明它的功能是“以别顺逆”：“因归顺之民，无所分别，故令其剃发，以别顺逆”！ 嘉定，因剃发被屠杀三次，史称“嘉定三屠”另外，还有大家熟知的江阴人民反剃发斗争。时人陈确记：“去秋新令：不剃发者以违制论斩。令发后，吏诇不剃发者至军门，朝至朝斩，夕至夕斩。”（《陈确集》卷三十）许多地方的抗清斗争不是始于清廷接管之时，而起于剃发令颁布之日。江阴人民壮烈的据城抗清就是在满清委派的知县宣布剃发之后，相率“拜且哭曰：头可断，发不可剃”的情况下爆发的。从闰六月初一到八月中秋两个多月期间，清军对江阴屡攻不下，丧亡“三位王爷和十八员大将”，而江阴城中粮食眼看就要告罄，但战士们却士气越发的激昂，高唱着“江阴人打仗八十日，宁死不投降”的雄壮军歌。清军又调来西洋大炮轰城，八月二十日，江阴城被清军攻破。清军攻进江阴后，十分痛恨江阴人民的顽强抵抗，就下令屠城，“满城屠净，然后封刀”。全城人民“咸以先死为幸，无一人顺从者。”大砍大杀了三天，被屠杀者达17万两千人，未死的老小仅有53人。江阴这小小的城池，抵抗清兵达80多天之久，打败了清军二三十万的大军，杀死了七万五千多清兵，使满清侵略者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中国通史》丁文主编）。在嘉定三屠后，当满清统治者“如愿以尝”的将“削发令已行”的旗幡插上城头的时候，满城已是白骨累累，史载：在满清的三次屠城中，嘉定城内民众无一投降者。
　　　
　　在此之前，满清自入关到占领南京，其间无论是挥戈西征还是举兵南伐无不势如破竹所向披靡，许多地方甚至是兵不血刃传檄而定，没有受到十分顽强的抵抗。为何如汉人的抵抗态度会发生如此巨大的转变呢？明末朝廷吏治腐败、贪渎横行，官贵殷实却国库空虚。为镇压农民起义和抵御女真南下，明思宗不断向民众加派三饷(剿饷、练饷、辽饷)，民不堪命怨声载道。咸认明廷横征暴敛不恤民艰。孟子所言：“君视民如草介，民视君如寇仇”就是这个道理。更早的诗经则有民众的怒斥：“时日曷丧，吾及汝皆亡”！故无论思宗自缢煤山或弘光被擒芜湖，民众都不以为意。因风传满清轻徭薄赋，汉人反而对于满清则翘首以望，只要这传闻属实，汉民并不介意胡人帝于中华。在华夏民众看来，虽然金銮殿的皇帝变了，但只要自己不受干扰地照旧生活，中国仍然是中国，汉民照样是汉民。赋税反正总是要交的，如果满清皇帝轻徭薄赋岂不更好？待满清剃头令严厉重颁之时，民众如梦大醒，遂怒不可遏。原来满清皇帝不仅是要交税服役，还要变我风俗习惯，毁我文化传统。按此胡服垂辫，华夏将成胡虏，中国将不再是中国，“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章太炎《哀焚书》）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热血者振臂一呼，应者云集。一夕之间竟成燎原之势。
　　
　　明儒顾炎武很明确地把“亡国”和“亡天下”两个概念区别开。他在《日知录》中有一段话很值得注意：“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认为历史上改朝换代的“易姓改号，谓之亡国”，如满清那样使“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他还说，“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而“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这就是后人总结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换言之，历史上的“易姓改号”的“亡国”就是“亡朝代”，“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亡天下”就是“亡国家”。著名历史学家顾诚先生在《南明史》第一章第一节写道：“在汉族官绅看来，大顺政权取代明朝只是“易姓改号”，朱明王朝的挣扎图存是宗室、皇亲国戚、世袭勋臣之类“肉食者”的事，同一般官绅士民没有多大关系；而满洲贵族的入主中原则是“被发左衽”（剃头改制），“亡天下”了；天下兴亡，匹夫有责，都应当奋起反抗。”
　　
　　当时的西方传教士对此颇感不解。他们疑问为什么“为保守头颅柔顺如羊之汉人，今则因保守其发而奋起如虎”？汉族人民先“保守头颅”是不愿为保卫昏庸腐败的明廷上阵拼杀。后“奋起如虎”是为了维护自己的民族尊严。汉族的发式衣冠是华夏民族文化传统的象征。满清要把汉族人民的民族尊严和民族感情踩在脚下，这就遭到了汉族人民坚决的浴血反抗。
　　　　
　　绵绵青丝，使君多情，彤管在意，念念不停。
　　　　
　　绵绵青丝以君多愁汉简在握喻我同俦
　　　　
　　绵绵青丝为君多求钢刀在颈碧血长流　　――吴飞：《烦恼丝》
　　　　相应的，为了保证推行剃法令能够执行到底，满洲统治者对起义反抗的义军进行武力镇压，这种镇压，还伴随着抢掠和血腥屠戮，以及杀人立威。
　　
　　清廷颁行“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不是百姓的口头阐，而是满清正式颁布的命令)，“不随本朝制度剃发易衣冠者，杀无赦。”(王先谦《东华录》卷五顺治元年条），“所过州县地方，有能削发投顺，开城纳款，即与爵禄，世守富贵。如有抗拒不遵，大兵一到，玉石俱焚，尽行屠戮。”（《清世祖实录》卷十七 顺治二年六月丙寅）这是以多尔衮为代表的满洲贵族发布的“屠城令”：有蓄发者立执而剃之，不服则斩，悬其头于剃头挑子所缚高竿之上示众。
　　　　
　　以嘉定三屠为例，满洲统治者“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的命令一下，一向“民风柔弱”的江南民众的反抗怒火，立刻在松山、昆山、苏州、嘉兴、绍兴、江阴等地熊熊燃烧。嘉定城中民众不分男女老幼，纷纷投入了抗清行列。然而，临时组织的民众义军无法与满洲正规军和汉奸军的联盟对抗。乙酉年七月初四嘉定城破后，清军蜂拥而入。当屠城令下达之时，清兵“家至户到，小街僻巷，无不穷搜，乱草丛棘，必用长枪乱搅。”“市民之中，悬梁者，投井者，投河者，血面者，断肢者，被砍未死手足犹动者，骨肉狼籍。” 清兵“悉从屋上奔驰，通行无阻。城内难民因街上砖石阻塞，不得逃生，皆纷纷投河死，水为之不流。”若见年轻美色女子，遂“日昼街坊当众奸淫。”有不从者，“用长钉钉其两手于板，仍逼淫之。”（《嘉定乙酉纪事》）史家慨叹：“三屠留给这座城市是毁灭和不知道德为何物的幸存者。” (魏斐德《洪业─满清开国史》)。血腥屠杀之后，清兵便四出掠夺财物。 “兵丁每遇一人，辄呼蛮子献宝，其入悉取腰缠奉之，意满方释。遇他兵，勒取如前。所献不多，辄砍三刀。至物尽则杀。故**满路，皆伤痕遍体，此屡砍位能非一人所致也。”大屠杀持续了一日，约三万人遇害，“自西关至葛隆镇，浮尸满河，舟行无下篙处”。更有甚者，清军“拘集民船，装载金帛、子女及牛马羊等物三百余船”，（《嘉定乙酉纪事》）满载而去。
　　　
　　除嘉定三屠外，还有屠江阴，屠昆山、屠嘉兴、屠常熟、屠广州、屠赣州、屠湘潭，此外还有，屠大同、屠四川等等，满清政府甚至勾结荷兰殖民者，攻屠思明州（厦门）义士百姓屠戮殆尽，尸积成山，血流成河。清军攻陷昆山，屠城三日，“杀戮一空，其逃出城门践溺死者，妇女、婴孩无算。昆山顶上僧寮中，匿妇女千人，小儿一声，搜戮殆尽，血流奔泻，如涧水暴下”！（王家桢《研堂见闻杂记》）1649年（永历三年 顺治六年）郑亲王济尔哈朗占领湖南湘潭后的屠城；同年镇压大同总兵姜瓖为首的山西反清运动，“朕命大军围城，筑墙掘濠，使城内人不能逸出，然后用红衣火炮攻破，尽行诛戮”，不仅大同全城军民屠戮殆尽，“附逆抗拒”州县也不分良莠一概屠杀。1650年尚可喜与耿继茂攻克广州时的屠城“再破广州，屠戮甚惨，居民几无噍类。……累骸烬成阜，行人于二、三里外望如积雪。因筑大坎痤焉，表曰共冢。”“甲申更姓，七年讨殛。何辜生民，再遭六极。血溅天街，蝼蚁聚食。饥鸟啄肠，飞上城北，北风牛溲，堆积髑髅。或如宝塔，或如山丘……”。充分暴露出满清侵略者标榜的“吊民伐罪”的伪善。这类血淋淋的事例在史籍中屡见不鲜。古语云：“杀降不祥”，清军往往以“恶其反侧”等借口将来降军、民屠戮一空”（顾诚《南明史》第6章第2节 第20章第3节）。被满清杀害的江西新建人徐世溥，著有《江变纪略》，仅有抄本传世，该书于乾隆四十四年被满清禁毁。而今在北京古籍出版社重印。书中对清兵攻破南昌城的暴行进行了详细的记载，特别是满清兵将妇女抓来“各旗分取之，同营者迭嬲无昼夜”轮奸的兽行，更是人间罕见。（顾诚《南明史》第16章第1节）。
　　　　
　　从满清入关到平定三藩，三十七年之多的屠杀，全国南北皆成废墟，直隶是“一望极目，田地荒凉”(卫周元，痛陈民苦疏，皇清凑议，卷1)，河南是“满目榛荒，人丁稀少”（李人龙，垦荒宜宽民力疏，皇清凑议，卷4），湖广是“弥望千里，绝无人烟”（刘余谟，垦荒兴屯疏，皇朝经世文编，卷34），素称“天府”的四川更是“榛榛莽莽，如天地初辟”（民国温江县，民政，户口），即使抗战时期日寇实行“三光”政策最惨烈的华北地区也未出现过这种凄惨的景象。许多繁华的大都市尽毁于清军之手，著名的“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都是在几乎杀绝之后才下令“封刀”。整个中国“县无完村，村无完家，家无完人，人无完妇”。据张善余主编的《中国人口地理》记载：明朝人口高峰为一亿五千万人，清军入关第二年（1645年）为八千万人（当时全国笼罩在血腥恐怖之下，笔者认为此数据不准。明末统计人口数量就有六千万，当时实行的是按人口缴税政策，所以民间隐瞒了大量的人口，专家一般认为当时明朝人口大约在一亿左右，还有学者认为人口在1.5亿左。），三十七年的野蛮屠杀，使全国总人口估计减少了近一半。历史上其他外族大规模入侵造成的人口损失为：蒙古灭金、宋人口减少四成，约五千万人；靖康之难减三成，约三千六百万人；八年安史之乱剧减二至三成，约二千万；五胡乱华（含侯景之乱）在低谷中波动并几度显著减少；日寇侵华二千五百万人惨遭屠杀，但总人口未减少。可见，清寇的野蛮凶残连国人切齿痛恨的日寇也望尘莫及！除汉族外，满清也对其它民族进行屠杀，其中杀苗民一百万，在西南，成村的苗民被清军消灭，在漠北，把准葛尔蒙古杀到最后一个幼童！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残忍！孙中山先生在《中国问题中国的解决》一文中，怀着强烈的民族义愤，列举满清政府的种种杀人罪行，控诉满清统治者“贪残无道，实为古仅所未有！”
　　剃发、屠戮总是和奴役并行。
　　　　
　　满清入关前后除了对汉族和中国各族人民的剃发易服和血腥屠戮外，还进行了圈地、投充、文字狱、保甲连坐制等等一系列民族压迫政策。史籍记载，1644年5月满清政权入关，把燕京确定为首都后，便在京城实行了旗、民分城居住的措施，相当于今日东城、西城的内城，只许满、蒙、汉三个八旗的将士及其家眷居住，而原来住在内城的汉、回等其他民族的百姓，则全部被迫迁移至京师外城——即大致相当于今天的崇文、宣武两区。另外，多尔衮以安置满洲“东来诸王、勋臣、兵丁人等”为由，三次下令圈地，逼迫汉民“投充”旗下，强制实行落后的农奴制，原来的小农变成了奴隶。奴隶逃亡，即实行重治“窝主”的“逃人法”。容留逃人做工的，甚至住宿的均算“窝主”，加之连坐，不知有多少人为此丧家亡身。满清将被圈土地分给皇室、王公、八旗官员和旗丁，又称旗地。名义上是圈占无主荒地或明朝贵族的官庄，其实在圈占过程中常常是把民地硬指为官庄，把熟地硬说是荒地，把私田硬说成无主的荒地。同时，“凡圈田所到，田主登时逐出，室中所有皆其有也”，“圈一室，则庐舍场圃，悉皆屯有”，往往造成人民倾家荡产，无以生计。结果大量汉人沦为满人的庄客，成为供他们奴役、剥削的农奴。圈地运动持续了25年，到康熙八年才下令停止。（《世界史》近代卷，吴于廑，齐世荣主编）多尔衮不顾人民的死活，还一意孤行的下令：“凡有为剃头、圈地、衣冠、投充、逃人牵连五事具疏者，一概治罪。” （《清世祖实录》卷二十八）
　　　　
　　在这近两代人的时间内，满洲统治者不仅对反抗者进行血腥屠杀，而且，对已经顺降者也实施严格的管控，只要对剃发令稍有懈怠，便立刻人头落地，甚至累及他人。
　　　　
　　顺治二年（弘光元年1645年），江宁巡抚土国宝宣布：“剃发、改装是新朝第一严令，通行天下，法在必行者，不论绅士军民人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南山可移，此令不可动！ ”镇江知府从别处运来拒不剃发者的首级示众，威胁人民，贴出告示“一人不剃发全家斩，一家不剃全村斩”！
　　　　
　　顺治二年十一月，多尔衮往京东地区打猎，有人报告丰润县生员张苏之子张东海“不行剃发”。多尔衮当即派人将张东海斩首，其父杖责五十，革去生员名色，庄头和邻里四人分别受杖。
　　　　
　　顺治五年，黄州府广济县民胡俊甫因居住乡村，一度患病卧床，没有剃发。知府牛铨下乡踏勘荒田，胡俊甫不知满清法度的厉害，竟然莽撞地跑到知府大人面前诉说灾荒困苦。深得“时中之道”的牛铨一眼瞥见这个蓄发违制之人，不禁心花怒放，立即解往湖广总督罗绣锦处请功。结果“胡俊甫立正典刑，乡保张赞宇、邻佑张生祖、夏正德各鞭一百”，该县知县郝光辅也以失察罚俸示惩。
　　
　　顺治十年，刑部擒获了两个没有剃发的人，“供系唱旦戏子，故此留发；在外戏子似此尚多”。清廷因之颁诏云：“剃头之令，不遵者斩，颁行已久，并无戏子准与留发之例。今二犯敢于违禁，好生可恶。着刑部作速刊刻告示，内外通行传饬，如有借前项戏子名色留发者限文到十日内即行剃发；若过限仍敢违禁，许诸人即为拿获，在内送刑部审明处斩，在外送该管地方官奏请正法。如见者不行举首，勿论官民从重治罪。”（顾诚《南明史》第六章第二节）
　　　
　　值得一提的是，满洲统治者在颁布剃发令所要求的剃发标准，并非现在人们常常看到的剃半个头，而是将头颅四周的头发都剃掉，只留一顶如钱大，结辫下垂。在头顶留发一钱大，大于一钱要处死！那种清末才有的、现在不合事实地垄断了所有清装戏的阴阳头发式，放在当时也得死，因为满清规定：“剃发不如式者亦斩。”顺治四年，浒墅关民丁泉“周环仅剃少许，留顶甚大”，被地方官拿获，以“本犯即无奸宄之心，甘违同风之化，法无可贷”为由上奏，奉朱批：“着就彼处斩”，县官也以失察“从重议处，家长、地邻即应拟罪”。
　
　　
　　秦世祯《抚浙檄草》：“小顶辫发”每个汉族男子，都被迫把以前“不敢毁伤”的头发屈辱地剃去，只留下铜钱大一点，梳成一根小辫，叫“金钱鼠尾”式。将四周头发全部剃去，仅留头顶中心的头发，其形状一如金钱，而中心部分的头发，则被结辫下垂，形如鼠尾，实在不堪入目。而 1647年，（永历元年）清寇攻陷广州时的剃发易服令竟还无耻的说：“金钱鼠尾，乃新朝之雅政；峨冠博带，实亡国之陋规。”福州遗民陳燕翼撰《思文大纪》愤怒写道：“时剃头令下，闾左无一免者。金钱鼠尾，几成遍地腥膻。”“华人髡为夷，苟活不如死！”（顾炎武《断发》诗）。
　　金钱鼠尾
　　　　
　　注：事实上，满清发式从明代到清末是一直变化的。
　　
　　明代女真男性的发式，与清末那样的前剃后辫有很大距离，剃发数量与结辫粗细差别很大。在1595年，即明朝万历二十三年，朝鲜派往赫图阿拉的使者申忠一，在《建州纪程图记》一书中详细记述了赴使在建州女真努尔哈赤的营垒里所见到的各方面情况。其中关于发式这样写道：“女真习俗都剃发，只留脑后少许，上下二条结辫以垂。除上唇胡须只留左右十余根外，其余都镊去。女真男性的发式，即其剃发的习俗，是将大部分头发剃掉，只留脑后很少的一点头发，结成辫子下垂。如此得到了女真发式的全貌：脑后留下小手指细的头发，拧成绳索一样下垂，余发全部剃掉。配合这样的发式，胡须只留上唇左右十余根。”
　　　　
　　1644年，日本商人竹内藤因海难在北京旅居一年，著成《鞑靼漂流记》一书。书中这样描写清人的发式：“他们的人都剃头，把头顶上的头发留下来，分成三绺编成辫子。他们男子把唇上的胡须留下来，把下面的剃掉。无论是大官、小官和老百姓都一样。”对于满洲“留头不留发”的标准发式“金钱鼠尾”，当时人也都有描述。1648年七峰道人《七峰遗编》叙明末常熟福山陷落前后事，记载满人发式，是所谓“金钱小顶”。
　　　　
　　1799年，日本宽政十一年，满清嘉庆四年，中川忠英于长崎访谈清国商人，出版了一本专门辑录清国人习俗的书《清俗纪闻》一书，其中《冠礼》卷的绘画中，一侧背站立的教书先生头顶蓄发，编一长辫垂于后背，其长度已达腰部，辫尾有发带系结。从这张实图上看，头顶蓄发，部位没有变，但面积已远不止于一个金钱大，而是足有4个金钱大，相当于一掌心的面积。按照图上的式样同清初金钱鼠尾的情况相比，蓄发从一个金钱变成四或五个金钱，数量比清初增多是明显的，但是如果将剃发与蓄发相比较，剃发还是主要的，也就是说剃发占大部分，蓄发仍然属于少部分。而再过100年，即在扬州十日200年后，清人的辫子变粗了，剃头面积变小了，由初期的金钱鼠尾式变成了今人所熟知的“阴阳头—半瓢”式。陈登原《国史旧闻》中描述得：剃发，就是把额角两端，引一直线，依此直线剃去直线以外之发。现将清末发式与剃发令发式比较一下，结果令人吃惊地发现，两者虽是继承演变关系，但差别较大。前者几乎将全部头发剃掉，只留脑后小手指细的结辫下垂。而清末则将大部分头发保留下来，结辫下垂，仅剃掉极少一部分头发。都是又剃又辫的发式，却给人以判若两人的印象。辫子和剃头是成反比的，这时的辫子已经简直比一条小蛇还粗！为什么会长粗？遗老张钫《清末社会鳞爪》记载：清军“在打交手白刃战时，将辫子缠于脖项，借以避刀砍。所以军人的辫子较大，如发少则搭以假发，或加黑丝线，以壮其形态。”就这样，满清的辫子，经历了：鼠尾——猪尾——蛇尾的发展过程，才发展到我们今天认识的阴阳头的形态。
　　　　
　　满清的剃发易服令激起汉族各阶层人士的强烈反对，顺治二年十月，孔子后人，原任陕西河西道孔闻謤奏言：“近奉剃头之例，四氏子孙又告庙遵旨剃发，以明归顺之诚，岂敢再有妄议。但念先圣为典礼之宗，颜、曾、孟三大贤并起而羽翼之。其定礼之大莫要于冠服。……惟臣祖当年自为物身者无非斟酌古制所载章甫之冠，所衣缝掖之服，遂为万世不易之程，子孙世世守之。自汉、唐、宋、金、元以迄明时，三千年未有令之改者，诚以所守者是三代之遗规，不忍令其湮没也。即剃头之例，当时原未议及四氏子孙，自四家剃发后，章甫缝掖不变于三千年者未免至臣家今日而变，使天下虽知臣家之能尽忠，又惜臣家未能尽孝，恐于皇上崇儒重道之典有未备也。应否蓄发，以复本等衣冠，统惟圣裁。” （《清世祖实录》一[过滤词]五年十月初三日孔闻謤揭帖）孔闻謤搬出孔子这块大招牌，又引金、元二代为例，满以为可以抵挡一阵子，保住先世蓄发衣冠。不料却碰了个大钉子，得旨：“剃发严旨，违者无赦。孔闻謤疏求蓄发，已犯不赦之条，姑念圣裔免死。况孔子圣之时，似此违制，有玷伊祖时中之道。著革职永不叙用”。连孔子的面子也不给。这就揭穿了满洲统治者所谓“尊孔崇儒”的真面目：“奉行儒术，崇饰观听。”不过是“南面之术，愚民之计”（章太炎《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罢了。对孔闻謤，算是比较客气，“姑念圣裔免死”，把他杀了，恐失天下士人之心，也不好摆“崇儒”的高姿态。对另外的人，就没这么客气了，而是“杀无赦”。
　　　　
　　这种“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极端残暴的民族压迫政策，使外国人也无比震惊：“至今为止，用如此残忍的手段迫使一个民族放弃自己的风俗习惯，世界上还没有类似的例子。”（祖甫江孝男《文化人类学入门》）。
　　　
　　剃发易衣冠成了顺治年间社会矛盾的焦点。不仅激起了强烈新统区人民士绅的反抗，就连己然剃发的满洲忠顺之臣、甚至满洲贵族中也对此政策提出了疑议。然而满洲最高统治者推行剃发易服决心之大，态度之坚决，丝毫没有通融的余地。
　　
　　顺治十一年（永历八年 1654），自顺治元年冬降清后，一直受到清廷最高统治者多尔衮、福临的信任，官居吏部尚书、内院大学士的复社文人陈名夏，因私下议论“只须留头发、复衣冠，天下即太平矣！”而被处以绞刑。弹劾陈名夏的是早在满洲还没入关就已降清此刻已官居清廷内院大学士的汉臣宁完我，宁完我在奏疏中说：“臣思我国臣民之众，不敌明朝十分之一，而能统一天下者，以衣服便于骑射，士马精强故也。今名夏欲宽衣博带，变清为明，是计弱我国也”。（《清史列传》陈名夏）其实，苟且乞怜的陈名夏只是出于对主子的一片忠心，但他的私下议论却触犯了清廷的忌讳讳，拍马屁拍到蹄子上，所以被斩杀也在预料之中。
　　　　
　　满洲统治者的全国统治确立之后，在满洲贵族内部，也有人就冠服问题提出疑义，要求考虑恢复华夏衣冠，但满清统治集团对内部的异议也坚决予肃整。满清入关之前，文才极高曾甚受皇太极信任的满族文臣库尔缠因主张汉化终见恶于皇太极，被借故处死。同时，“衣服骑射，不可轻变”这也是皇太极早就告戒过满洲贵族们的“祖训”。皇太极总结以前辽、金、元的教训认为：游牧贵族一旦从马背上下来，就很快淹没在汉化的潮流之中。所以，为避免自己的民族被“汉化”他们的装束绝不能改变，更重要的：胡服是骑射的必要，骑射又是武力精强的必需，武力精强才是一切殖民政权进行征服、奴役的根本保证！
　　　　
　　满洲统治者的心愿：誓死也要剃掉最后一个汉人的头发，誓死也要换下最后一件汉族的服装！
　　　　
　　清廷在招降郑成功、郑经父子时，总提出以剃发、登陆为前提条件，郑方则坚持相反的意见，双方议论不决。1662年，郑成功病故，郑经嗣立，向清廷提出仿朝鲜旧例的臣服方式，“不登岸，不辫发易衣冠”，清廷不许。到1680年，清王朝在中国大陆的统治已经完全确立下来，“反清复明” 也成了一句空话，清、郑双方还在为臣服的方式、辫子衣冠的问题争执不下。最后，郑经提出，台湾全岛皆可剃发、换装，只有他一人不剃不换，清廷也仍不许。台湾军民最终没能保住汉式衣冠，1683年，清军入台湾，消灭郑氏余部，满洲贵族剃掉最后一个汉人头发的鸿愿终于“大功告成”！
　　　　
　　在屠杀与抗争了三十七年之后，汉服最终从华夏的土地上消失。满服的长袍、马褂、瓜皮帽，再加一条金钱鼠尾的装束，就这么在刺刀、血泊中被固定下来
　　第二节　满清最高统治者为何如此坚决的要判处华夏衣冠死刑
　　从1644年清军入关算起至此已四十个年头，几乎两代人的时间。现代有些学者强烈批评当年满清统治集团“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民族压迫政策。并指出这是激起汉族人民激烈反抗，使满清统一中国的步伐本可在两、三年之内完成，但结果却延宕了三十多年的主要原因。这些学者讲的当然很有道理，但却忽略了满清统治集团所采取的这一血腥措施虽然增加了它统一中国的难度，但却带来了它的“长治久安”。说来，这也是它在吸取了许多历史经验教训后所做出的深谋远虑的决策。中国历史上发生过多次北方游牧民族南下中原的情况。人数远比华夏民族少的游牧民族往往能凭借其悍战和机动，通过残酷的杀戮来征服农耕定居的汉民族。然而在占领中国全部或部份后，他们都永远面临这样一个难题：怎么统治汉民族？
　　　　
　　元初年曾有蒙古将领向元主窝阔台建议：“汉人无补于国，可悉空其人以为牧地”。 即杀 光汉人，从而把耕地都变成牧场。不过持这样疯子般观点的人毕竟还是极少数。因为稍有正常思维的人都明白，曾使用的残酷杀戮手段不是为杀戮而杀戮，而是用于征服汉人。征服汉人则是为了榨取汉族人民的血汗。如果把汉人都杀 光了，谁来供他们役使？谁来劳作给他们的豪华奢侈生活提供各类消费品？不杀无反抗举动的汉人而只是压榨役使他们，这就是说要统治他们。征服可以只用屠刀，统治则非但不能只用屠刀。而且更经常、更主要的是用各种制度。而制度又往往要以文字来体现和用语言来传达。由于汉人的数目往往是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的几十倍甚至上百倍，征服者不可能用自己的语言向汉族民众下达征调的命令。又由于入塞少数民族文化上极为落后，没有文字或只有刚创制不久相当粗糙幼稚的文字，征服者难以使用它来陈述较复杂的条文。更不可能教化汉人去认识这种文字。有鉴于此，征服者不得不学着使用汉语汉文。如果事情仅此而已，那局面还不算严重。问题在于征服者中的某些人会因“工作需要”学习使用汉语汉文而发展至对汉文化的向往和倾慕。在文化层面向华夏趋同。另一些人虽厌于读书，但定居的舒适生活使之疏懒怠倦贪图安逸，以至弓马废弛刀枪崩锈，有如过往毫无尚武精神的汉族士大夫那般。
　　　　
　　满清四百多年前的先民完颜女真就曾走过这样一条由盛及衰的路。它之前的契丹之后的蒙古也都走上这条不归路。再往更遥远的历史回溯，一千三百年前的五胡何等强悍，最终也融化在汉文化之中。鲜卑拓跋部为五胡之中最凶悍者，它以血腥的屠杀统一了北中国。一百年后，有位叫陈庆之的南朝人有机会到洛阳。他一看真是大开眼界。回到建康到处对人说：“自晋、宋以来，号洛阳为荒土，此中谓长江以北，尽是夷狄。昨至洛阳，始知衣冠士族，并在中原。礼仪富盛，人物殷阜，目所不识，口不能传。所谓帝京翼翼，四方之则。始如登泰山卑培，涉江海者小湘、沅。北人安可不重？”(《洛阳伽蓝记》卷二《城东》) 这说明经过几代人的时间，拓跋鲜卑已完全接受汉文化。
　　
　　满清帝国的开创者努尔哈赤、奠基者皇太极、实际缔造者多尔衮都通晓汉语汉文。努尔哈赤熟读《三国》、《水浒》。皇太极、多尔衮对华夏史籍有更多的了解。这一方面使之施政能力游刃有余，另一方面又使之深怀忧虑。祖先的前车之鉴时时在他们脑际敲着警钟。
　　
　　仅以保持本民族的统治地位为目的是不够的。如果统治地位的保持要以本民族文化习俗上的彻底消亡为代价，那有什么意义呢？而且一旦本民族在文化上融合于华夏，那统治地位也就只是镜中之花了。再下一步就是统治权轻易地转到纯粹汉人的手中。就象杨坚代周那样。其结果是本民族彻底消失。
　　
　　满洲统治者怀有更高的野心。那就是既要保持满族对汉族的统治，又要务使不被汉族同化。换言之，决不重蹈先辈们的覆辙。从实际上考虑，确实不可能要数量数百倍于满族的汉族民众习满文满语，但却可以要汉人丢弃自己民族的衣冠发式而依从满族的衣冠发式。
　　
　　民族文化的构成除了文字语言外还有衣冠发式风俗习惯等。如果说语言文字是文化的内涵，那么衣冠发式等就是文化的外观。满清征服者不得已从汉语汉文，但若能令使汉人皆从满族衣冠发式那也差强人意。而且很多时候外观重于内涵。外观一眼便及，内涵须进入才知。更何况大量的汉族民众都是文盲、半文盲。对于他们来说外观几乎就是一切。
　　　
　　再往深追索一层，还会发现一个惊人的奥秘。那就是外观的相同可以营造一重“同类项”的感觉。全国所有的人都剃发垂辫、窄衣紧袖，原有的“华夷之辨”一说就似乎失去了依据。说华皆华，说夷皆夷。汉族在形貌上已被满族同化。至于使用什么语言文字已不十分重要。关键在于人数极多的汉人已不再把人数极少的满人视为异类。因为起码在服式发式上已无可把汉人满人加以区分。恍然间汉人可以体认这个政权并非外来之物。它就是本民族的政权，所以也就不容易萌发将其驱离的念头，那么满清也就可以安然渡过了五胡、契丹、女真、蒙古未能逾越的深壑。再者，满洲贵族为改换衣冠不惜痛下血手，因为他们十分明白：自己以明帝国“属夷”的身份来统治不论从经济、文化还是人数、地域上都远远高于他们的汉族，最重要的就是摧毁汉民族的民族自豪感与文化优越感，改换衣冠可以造成一种“同类化”的假象，避免汉人因“华夷之辩”“夷夏大防”引发“亡国之痛”与“故国之思”，从而保证自己的长久统治。因此，满清在对待汉式冠服的政策问题上，没有任何可以商量的余地。这种深谋远虑决不会为一时的困难所动，更不会因血流成河屠刀卷刃而手软。（佚名《清初汉族人民反剃发斗争的悲壮昭示》） 满清政府转战烧杀三十七载，方才初步平定中国。有思想、敢反抗的忠勇之士几被***，留下的大抵是一些顺服的“奴才”，当剃发易服砍下了最后一个具民族意识和反抗精神的汉人的头颅时，就决定了在华夏上大上葬送的不仅仅是一袭衣冠！
　　　
　　我们不能以今天的立场上来评判古人，更不能以庸俗实用主义的态度歪曲历史。１７世纪的中国人还不可能“进步、超前”的“觉悟”到“超越民族正统论” “维护民族团结”之类的空洞之物；明代中国人对后金（清）的认识，不过是一个和自己仇杀过半个世纪的“鞑虏”，对努尔哈赤，明人始终以“奴酋”称呼之。加之清军入关之后的凶残、暴虐，传统上根深蒂固的“华夷之辩”，使得汉人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外来政权。尽管满洲贵族在武力上的成功可以暂时维持统治，但要汉人从心理上认同这样的异族政权，恐怕非常困难，而这样的心理上的隔膜、排斥，直接关系着满清王朝的政治前景。一想到３０００万人敌视、仇恨的目光，满洲贵族和清廷统治者都不敢睡的太塌实。因此，必须致力于“同化”，获得汉人的认同，避免汉人因发式、衣冠的差异引发“华夷之辩”，产生“亡国之痛”，进而起来“驱除胡虏”。使自己重蹈蒙古人的覆辙。
　　
　　剃发易服、杀人屠城之后，还必须销赃灭迹，这就有了满清政府的另一项重要“德政”—文字狱。鲁迅先生对之亦有深刻论述：“文字狱的血迹已经消失，满洲人的凶焰已经缓和，愚民政策早已集了大成，剩下的就只有“功德”了。那时的禁书，我想他都未必看见。现在不说别的，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乾隆朝的纂修《四库全书》，是许多人颂为一代之盛业的，但他们却不但捣乱了古书的格式，还修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内廷，还颁之文风较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永不会觉得我们中国的作者里面，也曾经有过很有些骨气的人。” （鲁迅《病后杂谈之余》）
　　
　　史学巨擘章太炎先生论述说，“隆庆（明穆宗年号）以后，至于晚明，将相献臣所著，靡有孑遗矣 ……由是观之，夷德之戾，虽五胡、金、元，抑犹有可以末减者邪！” 其目的是清楚的：“乾隆焚书，其阴骘不后于秦也。群之大者，在建国家、辩种族……曰：言语、风俗、历史，三者丧一，其植不萌。俄罗斯灭波兰易其语言，突厥灭东罗马而变其风俗，满洲灭中国而毁其历史。自历史毁，明之遗绪，满洲之秽德，后世不闻，斯非以遏吾民之发奋自立，且绝其由蘖邪？自是以后，掌故之守，五史之录，崇其谀佞，奖褒虚美，专以驾言狂曜，使莫能罪状己以阶革命，伟哉，夫帝王南面之术，固骘于秦哉！”（章太炎《哀焚书》）
　　
　　著名历史学家吴晗也论述说：“在二百多年前，满清政府为了贯彻奴化政策，曾经严厉执行一个长时期的文化杀戮，旧书新书凡是有涉及外族的地方，一律修改，有诋毁的地方，全书抽毁或禁行或全毁。现存的作者一被举发，充军，杀头，籍没连接一大套。留下来的成绩是一大部经过抽改，经过“消毒”（民族思想）的四库全书，一大套禁毁书目，和几万万被压迫人民的仇恨。 满清政府为什么这样做？因为它是少数民族，单凭一点有限的武力，和由这武力所缔构的穷凶极恶的专制政权，来奴役广大的人民。它害怕文化，害怕人民的民族思想，越想越怕，恐慌得不得了，才来这一手文化杀戮。”(原载上海《民主周刊》1946年第四十四期)
　　　
　　中国历史上的民族政权交替时代有过，但从来没有一个像满清统治者这样，彻底摧毁汉人的衣冠、服饰，彻底绞杀汉人的民族意识，从精神上到肉体上彻底把汉人弄成俯首帖耳的奴隶！满清统治者非惟酷毒暴虐、戾于刑杀；所“汉化”深者：工于心术而极力摧残汉人，尤其汉族士人之民族意识！较之前代的异族统治者，更加阴险、卑劣、刻毒！对此，鲁迅先生深刻指出：
　　　　
　　“他们是深通汉文的异族的君主，以胜者的看法，来批评被征服的汉族的文化和人情，也鄙夷，但也恐惧，有苛论，但也有确评，文字狱只是由此而来的辣手的一种 ……我们不但可以看见那策略的博大和恶辣，并且还能够明白我们怎样受异族主子的驯扰，以及遗留至今的奴性的由来的罢。”（鲁迅《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
　　第四节　华夏彻底消失的危机与中国服饰的尴尬
　　可以想象，一旦汉人哪天忘记了那段历史，不再认同汉服是自己的民族服饰，那么就真的万劫不复了！
　　　　
　　满清占据中国之后，和中国同处一个文化体系的朝鲜、日本，对满清中国的态度大为转变：
　　　
　　“日本、朝鲜和中国，渐渐从文化上“本是一家”到“互不相认”，渐渐的互不相认，象征着“东方”看似同一文明内部的巨大分裂。就在清帝国最兴盛的时代，朝鲜到中国来的使者们却看到了已经不再“中华”的帝国风景，于是不再认同这个原来仰视的宗主国；而日本人在对中国漂流商贾的观察中．也表现出来一些微妙的、发自国族自尊的轻蔑和警惕。一个曾经到过北京、承德和沈阳的朝鲜使者说，这个帝国已经是不折不扣的蛮夷了，我们为什么还要向他们致敬?他不再去想“中华上国”的昔日风华；一个没有到过中国的日本文人也说，感谢大风，让蒙元的舰艇和大军沉在海底，也感谢大海，让我们和蛮夷的清帝国离开好远，那个时候，他也没有去想这只是“一衣带水”。”（葛兆光《渐行渐远——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原载《书城》2004年第9期）
　　　
　　“朝鲜李朝把满清视为犬羊夷狄，私下里，称清廷为“虏廷”，清帝为“胡皇”，称清使为“虏使”。除对满清的公文贺表之外，一切内部公文，包括王陵、宗庙、文庙祭享祝文，仍用崇祯年号。朝鲜《仁祖庄穆大王实录》，在明亡前用崇祯年号，在明亡后用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年号。在仁祖之后的历代朝鲜国王《实录》，只书干支纪年和国王在位纪年。至于私人著述，直到清末，仍有人书写崇祯年号，以至竟然有“崇祯二百六十五年”的纪年。”（《朝鲜王室的“反清复明”秘密计划》原载《世界华人》2004年第1期）
　　
　　满清政府自己呢？闭关锁国，闭目塞听，井底之蛙、妄自尊大，俨然以“天朝上国”自居。满清贵族接过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专制主义衣钵，并将其发扬光大，将除自己之外的其它世界统统称为“夷狄”，真可谓“人不知自丑，驴不知脸长。” 至于胡服辩发，“强迫既久，习与性成。”也就安之若素了。“然则蓄发之久，则以蓄发为安；辫发之久，则以辫发为安。向使满洲制服，涅齿以黛，穿鼻以金，刺体以龙，涂面以垩，恢诡殊形，有苦魑魅，行之二百有六十年，而人亦安之无所怪矣。”（章炳麟《驳康有为论革命书》）人人都拖猪尾巴，谁不笑话谁。
　　
　　19世纪，这种封闭的局面，随着半殖民地的门户打开而开始改变，到20世纪前后，外出留学的清国留学生成为第一批剪辫的中国人。断辫的直接原因，无非是满清的辫子受到外国人的极端蔑视，甚至有许多留学生因为忍受不了“猪尾巴”的嘲弄而中途退学。1903年，留日的湖北学生组织出版《黄帝魂》一书，在其中的《论发辨原由》一章中，痛陈发辨之罪“凡我国人所到之初，就有半边和尚之称，有拖尾奴才之称，或辱之，或侮之，甚或以枪毙轰之，含冤茹苦，无可告诉。”可谓受尽屈辱！并且认为，发辨之俗，极其丑陋“头剃其半，拖曳以辫如绳索，如锁链，如兽尾，自顾亦觉形秽矣，何况外人？”
　　　
　　“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更是大声疾呼：“拖辫发，着胡服，踯躅而行于伦敦之市，行人莫不曰：Pigtail（译言猪尾）、savage（译言野蛮）者，何为哉？又踯躅而行于东京之市，行人莫不曰：（译言拖尾奴才）者，何为哉？嗟夫！汉官威仪，扫地殆尽，唐制衣冠，荡然无存。受播吾所衣之衣，所顶之发，吾恻痛于心；吾见迎春时之春官衣饰，吾侧痛于心；吾见出殡时之孝子衣饰，吾侧痛于心；吾见官吏出行时，荷刀之红绿衣、喝道之皂隶，吾恻痛于心。辫发乎，胡服乎，开气袍乎，花翎乎，红顶乎，朝珠乎，为我中国文物之冠裳乎？抑打牲游牧贼满人之恶衣服乎？我同胞自认!”（邹容《革命军》第2章 革命之原因）
　　　
　　这就满清王朝带给中国人民的“光辉”形象，这一形象至今还定格在世界各国的历史书和漫画图册里！
　　　
　　维新变法失败之后，随着同盟会的成立、壮大，现代民主主义、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反清排满”的呼声日益高涨，满清王朝的统治摇摇欲坠，为缓和尖锐的民族、阶级矛盾，缓解内外交困的趋势， 1906年，清王朝“下诏”称，准备“仿行立宪”，但还不肯放弃满式辫发、衣冠，拉那氏给“皇族内阁”又提出立宪原则，声称“一曰君权不可侵损，二曰服制不可更改，三曰辫发不准剃，四曰典礼不可废。” 这一点垂绝之前的挣扎也不能阻挡历史潮流，迨后辛亥革命，武昌首义，通电全国，三百年前“剃发易服”的旧事又被提起“辨发易服，使神明衣冠，沦于禽兽，而历代相沿之文教礼俗，扫地尽矣！”民国肇造，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即下“剪辫令”：
　　　
　　“满虏窃国，易吾冠裳，强行辫发之制，悉丛腥膻之俗，当其初，高士仁人，或不屈被执，从容就义；或遁入淄流，以终余年，痛矣！先民惨遭荼毒，读史至此，辄用伤怀！嗣是而后，习焉安之，腾笑五洲，恬不为怪。……今者满廷已覆，民国成功，凡我同胞，允宜涤旧染之污，作新国之民，兹查通都大邑，剪辫者多，至偏乡僻壤，留辫者尚复不少，仰内务部通行各省都督，转谕所属地方一体知悉，就未去辫者，于令到之日，限二十日，一律剪除净尽，有不遵者，以违法论。”
　　　
　　清未民初的中国人虽然没有忘记历史，不过却没有恢复华夏衣冠，甚至没有恢复对民族对华夏衣冠的认同。孙中山等人把满清的辫子视为“奴性”的象征和民族压迫的奴隶标记，务必将其剪除净尽而后快！猪尾辫自然是必须剪除的，但为什么不恢复汉人蓄发、束发，峨冠博带、宽衣大袖的文化传统？可能革命党人思想比较西化，致力于宣传西方的民主共和制度，峨冠博带、宽衣大袖在这个时候，大概也被视为传统封建专制主义文化落后、愚昧的象征，而予以抛弃。
　　　
　　辛亥革命后，激进的革命党人根据日本学生服制定了中山装；而一些保守的知识分子索性穿起了满清遗留下来的马褂；中间派在服装问题上则选择了改良主义。其中改良最成功的就是“旗装”。本来旗装是指旗人（不论男女）穿的袍服，但我们现在一般所说的旗装，是指1920年代以后兴起的新式女装。这种新式女装是在旧满式女旗装的基础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紧身合体，并加大了服装外露程度，充分显露出女性的身体曲线美。新式旗装最早在上海的女学生中开始流行，一时间穿新式旗装成为新时代新女性的象征。到1930、1940年代，旗装进入全盛期，成为中国女性的标准服装。当年倡导剪辫的孙中山先生，却在他的陵寝内立着身着马卦的雕像，他的夫人，宋庆龄女士则一生衷爱旗装。只有利令智昏的袁世凯在八十一天的皇帝生涯中，根据汉式传统服装设计了宽衣大袖的皇帝服和大臣服。袁世凯的皇帝梦如昙花般消逝了，可悲的是，汉族传统服饰也成了“封建残余”被丢进了的角落。
　　　
　　革命党人提倡的中山装太为西化，没有什么东方的特点，外国人也没有把中山装作为一种具有中国特色的服装来理解。而旗装则东方风味浓厚，得到了世界的承认，博得一个洋名“CHINA DRESS”，旗装所用的小布扣也被称为“CHINA BUTTON”。但大多数洋人并不知道所谓“CHINA DRESS”和“CHINA BUTTON”，与占中国人口 90％以上的主体民族汉族的民族传统服饰――汉服，并没有什么直接的血缘联系，即不符合中国传统的审美观，更没有华夏民族的文化蕴涵。
　　
　　实际上，世界各国，对中国古代人的印象，大都是拖着辫子的满清人打扮。
　　　　
　　偶尔翻看一日本人绘制的漫画“水浒传”，里面的北宋人居然有拖辫子的！更滑稽的是，越南人绘制的征氏姐妹“打败”马援汉军的宣传画，其中的东汉官兵居然也拖辫子！亚洲国家尚且如此，欧美洋人自不必说！可怕的是，中国的传媒还在拼命给国人强化这一印象，甚至许多少不更事的孩子，也把辫子当成华夏民族的“专利”，如此数典忘祖、认贼作父，自我丑化，沦为万国诸邦之笑柄
　　相形之下，更让炎黄子孙汗颜！
　　
　　汉服在中国本土消亡了，但却在我们的邻邦——东瀛日本落地开花。日本人的古代文化几乎是全面仿照唐文化，日本在“飞鸟时期”（6世纪至710年）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 “大化改新”（635年），打开了全面向中国学习的大门，在之后约300年间，大量的“谴唐使”和东渡的僧侣、学者、工匠、技术人员，把中国的典章制度、儒道思想、佛教文化、生产技术、建筑、绘画、雕塑、音乐、文学等大量传入日本。日本的和服就是在引进、吸取唐代汉式服装的基础上形成的，和服在世界上也一直被称为“唐服”，虽略有更改，但和服仍然保留传统汉式服装的基本特点：上衣下裳相连、没有衣领、右衽、衣袖宽大、用衣带、不用衣扣。不过和服和标准的唐代汉服还是有些区别的，日本人的“唐服”和真正历史上的唐代汉服比较起来，稍显拘束、小气，缺乏真正的唐服那种宽容、大气、自信、傲岸的气派，这也是环境使之然：岛国之人毕竟没有唐代中国人那种宽阔的胸襟与博大的胸怀。最具反讽意味的是，终生拖着辫子，以满清忠臣自居的封建余孽辜弘铭，到东瀛，见到日本的典章制度、文物衣冠之后，竟然流着眼泪感叹：日本人才是真正的唐代中国人，日本文化才是真正的唐文化。
　　
　　实际上，自从满清占据中国，日本对古典华夏的心理认同就逐渐消退，乃至变成对现实清国的鄙夷与仇视。在满清最兴盛的时代，不断有中国船到长崎，也不断有一些遇见风浪的船漂到日本的各个地方。之间常常会有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当时的日本人明明知道中国汉族人对当时辫发易服很在意，但偏偏“哪壶不开提哪壶”，就要喜欢在衣服上面做文章，挑开已经渐渐平复的旧时伤疤。原因很简单，因为日本读书人虽然对历史上的中华文化有钦慕之意，但是对现实清国的存在却相当蔑视。……所以打心眼里对满清有一种敌意，因此在记载了服色之后，他不忘记添上一句:“满清太祖皇帝自鞑靼统一华夏，帝中国而制胡服，盖是矣。”他们说，中国已经荣光失尽，因为满族人的入主中原，所以“今也，先王礼文冠裳之风悉就扫荡，辫发腥膻之俗已极沦溺。则彼土之风俗尚实之不可问也”。 现在还留下不少当年日本人好奇的绘画，绘画中的清国人都是“辫发胡服”，与史书记载中的华夏衣冠和他们想象中的中华人物，已经大不相同，于是，他们特别仔细地询问，并且用画笔把他们的形象画下来，不仅是猎奇，也借了这种外观的描述，表达一种文化上的轻蔑。
　　
　　日本人的逻辑很有趣，一方面他们觉得中国衣冠已经成了野蛮胡服，满心地瞧不起，一方面要证明自己衣冠是文明传统，却又还得证明自己穿的是正宗中华汉服。因为只有证明自己古代衣冠源自上古中华正宗，才能证明文明在日本而不在中国。所以，他们不断在漂流人那里寻找自我证明。一个叫做关龄修的日本人，便拿了日本保存的深衣幅巾及东坡巾，告诉中国人说，这是“我邦上古深衣之式，一以礼经为正。近世以来，或从司马温公、朱文公之说，乃是此物”。而且故意问中国人说，你们那里一定也有这样的衣服吧？中国船员仔细看过后，只好尴尬地承认，这是“大明朝秀才之服式。今满清衣冠俱以改制。前朝服式，既不敢留藏，是以我等见于演戏列朝服饰耳”。
　　
　　不仅是服色，在日本人看来，音乐也一样有正、闰之分。他们追问中国船员，你们听过朝廷的乐曲吗？好面子的船员回答说，“细乐即唐时乐曲，但孔子祭即古乐”。但是，日本人根本不相信，他们觉得，既然中国现在被满清统治，而满清就是蛮夷，蛮夷奉行的文化，就一定不再是正宗的汉文化，音乐也一定是胡人乐曲。所以本田四明就追问，满清的庙堂音乐究竟与古先王之乐有什么差异？尽管汉族船员一直坚持说“此刻祭祀与文王一般”，并引朱熹作证，说朱熹是宋朝大儒，四书的注释都是他写的，清国是尊朱熹的，所以朝廷的乐曲也一定是文王之乐。但是，这个叫本田四明的日本人却反唇相讥地说：“不待足下之教。四书集注，不佞初读之，疑礼学非孔子之意。已而广涉诸家，未尝知有谓古之乐犹存焉者矣。盖贵邦今上，由贲（坟）典以新制清乐邪？”尽管中国船员仍然坚持“今清亦读孔孟之书，达周公之礼，新制未之有也”，但是，本田四明还是直截了当地说：“贵帮之俗，剃头发，衣冠异古，此何得谓周公之礼？而新制未有之。足下之言，似有径庭，如何？”
　　
　　在这种看上去义正辞严的话面前，中国船员只好以退为进，勉强遮掩应答说：“仆粗以见识，自幼出外为商，其诗书礼乐无识矣，恕罪恕罪。”（葛兆光《渐行渐远——清代中叶朝鲜、日本与中国的陌生感》原载《书城》2004年第9期）
　　
　　除日本的和服，朝鲜、越南的民族服饰也受到汉服的影响，朝鲜、越南立国上千年来，在文化上，一直把中国当成效法的模式，文化、典籍、服饰、发式都和中国相似。（朝鲜、越南上千年来，一直是中国的藩属国。其中，朝鲜古称箕子朝鲜、卫满朝鲜，汉武帝元封二年，定为真番、临屯、乐浪、玄菟四郡；唐高宗总章元年，置安东都护府，治地平壤。越南古称交趾，汉武帝元鼎五年，定为日南、九真、交趾三郡，汉末改称交洲，唐初始称安南，置安南都护府，治地河内；自秦至五代，一直是中国直属郡县，公元968年，丁部领建立丁朝，开始成为独立的封建王朝，自称“大瞿越国”。）在服饰上，尤其是宫廷礼服，国王、大臣的朝服，几乎就是中国汉族王朝宫廷礼服，皇帝、大臣朝服的翻版，不过造型显得小气而已，因为朝鲜、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在衣冠服制的使用上，有一定礼数，不能超过宗主国。以汉式帝王的正式礼服——冕旒兖服为例，明代皇帝的冕旒是十二旒的，朝鲜、越南是六旒的。朝鲜的民族服饰至今还在延续，越南的民族服饰持续到法国殖民者入侵之前，今尚有存留。满清王朝统治中国之后，日本、朝鲜、越南与中国的文化联系逐渐减少，心理隔阂逐步增加。尤其是朝鲜，表面上，迫于清廷的淫威，按期前来“朝贡”；实际上，对清廷充满怨气，背地里把清廷称为“虏朝”，把满清皇帝称为“胡皇”，并坚持使用明王朝的崇祯纪年，一直延续到崇祯265年。朝鲜人认为，满清统治中国，“华夏已亡”，是以自己以“小中华”自居。
　　最可笑的，是中国人自己，上千年汉唐衣冠丧失殆尽，穿个满人的马褂，却叫“唐装”。至于“旗装”，可以望文生义，也就是旗人妇女的袍服，虽然今天的“旗装”和清代旗人女子的旗装比较起来略有变化，但仍然保持其基本特点：立领、紧身、衣袖窄小，用衣扣。真正见到汉人发明、创造的宽衣大袖是却称为“和服”，而和汉人的传统服装没有血缘联系的马褂、旗装，反登堂入室，鸠占鹊巢，成为中国的“国服”，甚至也获得了洋人的鼓噪、吹捧。面对这种历史的捉弄，实在令人苦涩不堪！又痛心无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