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习问题----- 王正龙

获麟解

１．不能只看到事物的一个局部，就武断地对它下定义。——要全面、清楚！

２．不能只看事物的表象而不去探究其内在的规律、本质。——要透彻、深刻！

只通过事物的局部或表象去判断，则结果非虚即妄，就是不祥。

麒麟出现而圣人不出现则不详，因为普通人通过麒麟的局部、表象，只能得到片面、表浅的结果。麒麟与圣人同时出现才是祥瑞之兆。因为只有圣人才具备将局部扩展、从表象深入的能力，这样做任何事得到的结果才是好的，吉祥的。

圣人管的是人们的道德素质等等看不见的、需要从有象入于无象的方面。

“天下皆知美之为美，斯恶也”人们都认为道德高尚是美好的，于是都去做道德高尚的事，但这样做却是丑恶的。硬去做道德高尚的事就像是只看到麒麟的局部或者表象，不明白做这些事的真正意义，没有从有象入于无象。

我们在学习上究竟出了什么问题？

据说现在随便一个中学生所掌握的知识都要多于孔子他老人家，大学里的教授就更不用说了，但就是这样的一帮人却时不时冒点傻气，做出幼稚到让人没法理解的事情，北大高材生用硫酸泼狗熊，教授沉迷于法轮功，大医院的医生为了“偷菜”不顾病人死活……用知识武装到牙齿的人们，你们究竟怎么了？

当人们还在为“小儿辩日”中夫子的无知震惊、不屑甚至鄙视的时候，他们却都忽略了一个关键，那就是：孔子的学问是教导人们在学到知识后如何做出正确的判断，概括起来就是“道”。“知所先后则近道矣”，哪个先哪个后就是一个判断的过程，将掌握的知识按正确的顺序排列使用。“有教无类”说的就是教学的内容不分类，学习了这些的人会成为君子，具有“不器”的能力，什么工作都能胜任。

当年，欧洲殖民者为了加大对美洲的开发力度，便花钱从非洲买黑奴。开始时他们按照上船的奴隶人数付给船主代运费，但后来发现船主在拿到钱后就不再关心奴隶的死活，由于奴隶在运输途中缺吃少喝，其中有不少饿死病死，当船抵达美洲时，人数已不足一半。于是殖民者调整了策略，改成按到达美洲的奴隶人数付钱，这样船主为了多赚钱就会尽量降低奴隶的死亡率，殖民者也不会在这方面多花冤枉钱了。在此，我们不去批评其中的种族歧视、人口买卖和对印地安人的屠杀，只想让大家把注意力放在欧洲殖民者的决策转换上，由于他们做出了正确的判断，采取了恰当的对策，只是在付钱的时间上稍加变动，由奴隶上船时付钱改到下船时付钱，这就使他们在这方面减少了很多不必要的花费。

中国政府也有过类似的教训：国家鼓励农民植树造林，按种植的棵数付给农民钱。但几年下来植被覆盖率并没有太大的增长，原来农民为了多挣钱，只是一味地种树，却不对种下的树苗进行维护，使得树木的存活率极低。后来政府按照成活的树苗棵数付钱，才解决了这个问题。“有钱能使鬼推磨”是一般人的想法，他们过分夸大了钱的作用，认为只要肯花钱，没有办不到的事，而并未对做事的方式方法以及人们的贪心欲望等等做全面的考虑，这是判断上的失误。还有不少官员为了标榜自己的功绩，建造所谓的“天下第一门”、“亚洲巨龙”、“万亩葡萄园”等等不靠谱、无法造福百姓的面子工程，无论从做这些事的初衷还是方式方法上看都是极其可耻的，这就不仅是判断力的问题了。

世界闻名的“日心说”与“地心说”的斗争让哥白尼和伽利略成了科学的牺牲品，如今教会为他们平反树碑，人们赞扬他们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其实，身为科学家的他们只将注意力放在了真理本身上，却并没有考虑到自己所处的环境。那是个神权当道的年代，上帝主宰着万物，点拨着人们的心灵，对上帝的怀疑甚至是否定都会造成世间的混乱，让人们失去精神上的寄托。真理固然需要坚守，但与社会动荡、战乱频发、生灵涂炭相比它渺小了许多，只有活着才是人类发展繁衍的硬道理。两位科学界的巨人毕竟只是科学家而非圣人，考虑的偏颇与判断的失准对于他们来说在所难免。

同样的道理，皇帝也是人，也有犯错的时候，但作为一名臣子，是不可以在大家面前直截了当地指责皇帝的，如此让皇帝颜面扫地，尊严尽失，使大家对皇帝失去了敬畏之心，不再死心塌地地听命于皇帝一人，最终将会导致朝野混乱甚至国破家亡，真理与国家孰轻孰重一目了然。 关键还是在一个判断上！

“君子周而不比”君子求周全而不与他人比较。毛泽东领导的“大跃进”运动就是因为与当时先进的美国、苏联错误地进行了比较，只求获得同样的繁荣，却忽视了当时中国的基本国情，没有坚实的资源和人才等等方面作为基础，急于求成的结果只能是得到一座空中楼阁，错误的判断必然会得到虚妄、不祥的结果！毛泽东这样的伟人也有考虑不周的时候，何况我们！为了避免类似的错误，就应当集大家之智慧，三个臭皮匠顶一个诸葛亮。

正确的学习方法：学习就是一个不断重复，一个一再加强把持力度，“温故而知新”的过程。最初的好奇心淡了没了之后还要继续学，直到可以举一反三，在思维中形成一种模式、定式，进而指导自己的言行。不停地学习新知识，只是在不断满足自己的好奇心，不好奇了也就不再学了，这就像是狗熊掰棒子，最终什么都得不到。多学，关键是要记住！不能学了后一个忘前一个。佛教中有“持戒”一说，就是告诉人们要一直拿着，不能撒手。

很多人读马未都的书都是想从中获得鉴赏文物的知识，但是读完了再面对具体实物的时候还是发懵。想通过看几本书就会鉴赏文物那结果一定是虚妄。但如果从中学到一个判断的方法，并且记一辈子（遇到自己拿不准的不要急于下手，回去冷静一下，第二天再去看，即使那时东西被别人买走了也不后悔，起码不用承担经济损失的风险），那么这书就算没有白买没白看。判断的方法虽然不像文物知识那样来得直接，但它却可以用在包括文物鉴赏在内的对一切事物的判断上，因为它是一个公式、模式，而非简单的已知条件。           

六艺

六艺包括：礼、乐、射、御、书、数。它们不像语、数、外等等科目专门培养人的某一方面的技能，而是提高某方面的素质，学好了“六艺”也就具备了成为君子的基本素质。“六艺”锻炼的是人的六种素质，而艺与艺之间又相互关联，比如练好了射箭，有了专注的功夫，就会更好地学习其他五艺。人总归是一个整体，学习的知识存在头脑里必定会有相互间的整合和影响。治病也是一样，脾虚不能只管补脾，气虚也不可以直接用黄芪之类的药补气，一对一的简单关系在人体内根本不存在。孔子弟子三千才出七十二位精通“六艺”的贤人，可想对这“六艺”的学习要比如今无论哪门学科都复杂得多。

礼：先学会生活中的各种礼，并且认真地、投入地去做，在做的过程中体会其中的意义。比如：祭天为什么用这种礼，祭地为什么用那种礼，弄明白其中的含义，以后根据国情的变化，可以恰当、灵活地对礼进行修改，使其对国家的发展起到最大的作用。

乐：弹奏乐曲时，通过不断改变指法、力度、速度来反复推敲其中的含义，直到完全相合为止。练习层层深入地剖析他人内心深处的感情（孔子在练习弹奏琴曲时，由生到熟，从熟练曲谱到熟练演奏技巧，接着体味乐曲所表达的思想感情，最后竟准确推出了曲子的主人公——文王！他百学不厌的品质让老师襄子都钦佩不已）。待做到这一点后自然就会反推：具有何种感情的人想听何种音乐，可以用何种曲调去治疗人们过偏的情志、不良的情绪。

射：找准靶子在哪，明白弓和箭怎么用，具体到拉弓的姿势、力量、搭箭的位置，以及练习射箭时的身心和一、专注的能力等等。射箭的过程也就是发觉自我内心变化的过程（因为射箭时一旦失之毫厘，射出的箭必然谬以千里，内心怯懦、浮躁等等任何细微的不良情绪都会在射箭时被放大），是锻炼听而不闻、不为周围毁誉所动的过程。（现代可以对应弓箭、射击）佛教中则是用念佛号的方法先以一念代万念，待杂念全被去除后再将念佛号的这一念也去掉，到那时便进入了更高一层的境界。

御：训练在紧急情况下处理问题的能力。（现在可以对应驾驶汽车：速度快以及路况复杂时）

和尚、高僧并不练射、御，而是通过反省来提高这方面的能力。

书：写文章。提取出自己想要表达的内容，经过逻辑的整合，将信息传递给他人，并且还要让他人能够准确地理解。

数：高等数学、天文、立法的推算等等练习抽象推理的能力。可以用于工农业生产中，与民生密切相关。如果说普通数学能够指导人们做一个车轮，那么这里的数学就是用来做千万个车轮。因为孔子教出来的学生都是要做官的，将数用在治理国家上就是为了做大事时能够统筹：1. 节约时间、资源、人力畜力等等 2. 能够用最佳的步骤解决问题

佛教将持戒比作船，是人们离苦得乐，到彼岸的方法，“六艺”也是同样道理，是人们借以提高自身的素质的载体、方法。

根据上文我们不难看出，“六艺”最终都作用在了百姓与国家上，因此“六艺” 、《论语》、再扩展到孔子的一切学说都是给那些系天下事为己任的君子学的，供统治者使用的，现在的人极难有如此的志向，所以跟风背《论语》、学《论语》说得委婉点儿是没用，直接些就是丑陋（属于“皆知美知为美”“知和而和”的行为），况且“道不传匪人”，如今有几个不是“匪人”？又有谁是掌握大道的先生呢？

祭祀的作用

◎万物皆有其本源，人类亦不例外。如今，我们能够掌握高科技，享受现代化，全仰仗了祖辈留给我们的宝贵经验和知识成果。因此，对先人不缅怀不可，对长辈不孝敬更不可。面对前人的遗迹，我们应当怀有一份虔敬之心，更应戒除傲慢，俯首承接。只有当我们将这些完全领会，才有资格谈论发展与创新。

祭祀，其实就是提醒我们要时刻铭记这一点。它并非如今多数人想当然的神鬼之事，也不是简单地为逝去的先人悲伤一场，更不是一个让某些人拿来大做文章的幌子。它要为人们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认祖归宗才是天下大治的唯一出路。回溯源头，传承命脉，尤其对于那些已然忘本的国人来说刻不容缓。它告诉我们因为有了巨人的肩膀才有我们今天的高度；告诉我们老祖宗的东西不应该被束之高阁甚至丢弃忘却；告诉我们不仅仅对故人、长辈，还应对身边的朋友、同事怀揣景仰之情，因为他们任何一个人都是知识、经验的载体，只有大家和睦，才能促进个体间的交流，从而推动社会更快地发展，使先进的生产力真正造福于人，让国家长治久安。

孝道教育：祠堂-----让我们知道家族的传承。如果不爱父母，不爱家，爱国爱领袖都是假的，这种感情没有根基，就如同虚火

师道教育：孔庙-----老师给我们以慧命，让我们知道如何正确地经营生命

韩愈——《进学解》

关于人的能力，古今中外从未有过标准，而有的只是“时势造英雄”。做起事来大刀阔斧的人是国家改革时期的英雄，比如：汉代的晁错合时宜地提出了“削藩”的政策，他对于国家社稷来说当然算是能臣巧匠。文景帝时期，为了休养生息、发展国家经济而推行了“无为而治”，虽然没什么重大变革，但我们不能因此想当然地认为那时的君臣无能，因为之后汉武帝的开疆拓土全靠了这时候打下的好基础。汉武帝、晁错的动作不小，但文景之治同样被传为美谈，所以一切都要仰仗时局而论。

没有谁是先知，不可能预测国家将来需要怎样的人才，因此我们能做的只有学习。学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本领，学自己不足的方面。到时候能用我就用，用不上我国家依然能够繁荣富强，那么我也是高兴的。

我们不能像“终南捷径”中的卢藏用那样为了做官而学习，揣着这样的愿望去学一定学不好，即使有朝一日做了官也不会是个好官。明朝的东厂聚集了一帮所谓的仁人志士，他们平时总爱讨论国家大事，指责当权者腐败无能，以示自己的才学和品德。可到了国家危难的时候他们又表现得如何呢?立刻作鸟兽散，未做丝毫的抵抗便剃发投了降，龌龊到不如一名歌伎（《桃花扇》的故事）。然而我们在学成之后也不能指望就一定要被重用。一句话就是：不重用我我不抱怨，但用到我时决不含糊！！

叔孙通，作为孔子的后人，真正的儒家，当时在秦朝的政府里做官。他在赵高的“指鹿门”事件中并没有站在明辨是非一方，而是像其他胆小怕事的大臣那样硬把鹿说成了马，他不光自己说谎，还劝别人也说谎。这在我们看来简直是不可思议，一个儒学大家怎么能做出这种不堪的事情来呢？其实这正是因为叔孙通把儒学学透了，明知不可为则不为，决不会拿鸡蛋撞石头。（“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样才让他保全了性命，使今后辅佐刘邦治国成为可能。正是因为叔孙通认清了秦王朝即将覆灭的现实，于是才指鹿为马，韬光养晦以等待时机。“良臣择主而侍，良禽择木而栖”。关于如何“择主”：一方面要看当时国家的制度、国情，百姓是否安居乐业，如果这一条不能令人满意，那么还可以参考君主对自己的恩德，来个愚忠也不是不行，具体可以参看杜聿明在解放战争中的表现，他明知蒋介石必败，但却把反共坚持到底，只是因为蒋对其以及其家人有恩。

我们现在看韩愈会觉得他很了不起，但在当年比他优秀的人一定也有不少。他曾写过一篇《论佛骨》以抨击统治者对百姓的愚弄，因此可以算是是非分明，坚持指鹿为鹿的腐儒。而那些非但不反对，反而亲身参与其中的官员并不意味着就都是谄媚无能的小人，他们也许只是不愿在相对次要的问题上和君主硬碰硬，于是就避免了类似韩愈早进谏晚被贬的悲惨命运，而继续等待真正关键时刻的到来，以发挥更大的作用。

治国、打仗最忌讳的就是朝令夕改，频繁地更换领导人。下面人刚刚适应了现有的政令，新的政令一颁布就又要人们去重新适应，如此不停，让大家永无宁日，根本无暇顾及生活生产。同样道理，领导熟悉工作、了解基本情况也需要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会出现更有才、更适合这个岗位的人，但我们不能因为这个就随意更换领导，无休止地换下去只会让情况越换越糟糕。温家宝未必是总理的最佳人选，周围也一定有更能胜任这一职务的人，但温总理在位的这两年中国发展得不错，国内各项事务也处理得恰当，所以没必要再做调整。

《论语》

子曰：“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见义不为，无勇也。”

孔子在这里说的“鬼”其实指的是一种精神，一种信仰。祭鬼强调的是忠于一个的精神。而在面对生命的时候是不能分你我的，只要是生命都应当积极地对待，他们都属于“我的鬼”，都是“义”。不救则不爱人，只救家里人不救陌生人虽然爱人但不能“以及”，就是不义。打仗不能可惜一连一排的损失，关键是要着眼全局，赢得最终全面的胜利。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

孔子在入太庙之前已经学过了相关的礼仪，只是缺乏实践，于是入太庙后提出了很多问题来弥补自己在这方面仍旧存在的缺陷。这种好学的精神、不懂就问就是礼，而不是一般人认为的学过礼就叫知礼。学礼学的不单单是它表面的形式，关键是要明白其中的含义，通过这种形式想要表达什么样的感情（礼的作用就是表达人们感情的）。礼的目的是让人好学，不是通过各种形式约束人的言行。礼是活的不是死的。在一般人看来礼只是一种形式，以为知道了什么时候怎么做就足够了，于是针对这样的错误观点，孔子说出了：“礼，与其奢也，宁检；丧，与其易也，宁戚”。现在所谓的“封建礼教”其实指的就是那些繁文缛节，那些虚假的表象。在不能表达真实情感的前提下，借助一些器物、仪式是可以的，但如果没有感情而摆了很大的场面让别人以为自己有某种感情，那实在是丑恶的行为。

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或曰：“管仲俭乎？”曰：“管氏有三归，官事不摄，焉得俭？”

“然则管仲知礼乎？”曰：“帮君树塞门，管氏亦树塞门。邦君为两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礼，孰不知礼？”

孔子在这里说的“器”并非我们常说的“气量”，所以他不是在说管仲小气，而是说管仲不懂得兼容，不会让一个人干多件事，兼多份差。管仲在生活中不懂得兼，但不该兼的时候他却自觉地兼了职。自己的君主有什么他也有什么，自己的君主怎么做他也怎么做。所以说他肯定是不懂礼。

王正龙讲解  学生谷雨整理

2010-3-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