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思远：中国知识分子的劣根性注定中国无缘诺贝尔奖

有人戏称，诺贝尔奖每颁奖一次，中国知识分子便集体痛经一次。今年的诺贝尔奖再度与中国无缘，看来，中国知识分子又要集体痛经一次了。但是，这个痛未必是痛彻骨髓的切肤之痛，更不是无地自容的羞辱之痛，而是因不能借诺贝尔奖获得丰厚的奖金并浪得虚名的沮丧之痛，是不能名利双收的懊恼之痛。

现在，一谈到中国人不能获得诺贝尔奖的理由，有识之士便大加挞伐社会制度的弊病，诸如专制的政治体制扼杀人的自由独立精神，严格的审查制度查封伟大的思想作品，以及僵化的教育制度压抑人的创造本能等。我也不否认这是事实，但如果一味的归咎于社会制度，则有为自己开脱之嫌。西方国家，也曾有过漫长的黑暗时代，有过对真理的扼杀，有过对知识分子的迫害，有过对伟大作品的查封。为什么，在那个黑暗年代，诞生出达芬奇这样的艺术家，诞生出卢梭这样的启蒙思想家，诞生出歌德这样的大诗人。其实，社会制度越是邪恶，生活在其中的人就越能对邪恶有着更为切身的体会和切齿的痛恨，也更容易炼就伟大的思想和作品。何以，在我们国家就不能诞生这样的思想和作品呢？或许，我们也应该从知识分子的品性中去寻找一些答案。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是有着根深蒂固的劣根性的：没有深刻的信仰，没有悲悯的情怀，没有自由的信念，没有独立的精神，没有正义的追求，没有果敢的勇气。有的只是对权势的占有，对弱者的压迫，对专制的臣服，对权贵的依附，对责任的逃避，对威武的屈服。自私、贪婪、无情、冷漠、残忍而又懦弱……这些恶劣的品性往往与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合为一体，从而使他们丧失了创造伟大思想的任何可能。

当代中国知识分子除了信奉金钱、权力和虚名之外，是没有多少崇高的人生信仰的。在信仰的深刻性方面，我们根本不能与西方国家相比。西方有着深厚的基督教传统，上帝宣称人人平等，把他的仁爱之心遍布到每个人身上。为了报答上帝的恩泽，每个信奉上帝的基督徒都以一颗虔诚的心追随上帝，这反倒使他们在世俗的社会中表现出许多美好的德行。正如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中所描述的那样，他们在尘世间勤奋工作、生活节俭、乐于奉献，把这些作为自己应尽的义务。我们国家不象西方有着几千年的基督教传统，国人也就没有基督徒所拥有的一颗虔敬的心。倒是在古代社会，信奉儒教的中国知识分子拥有一颗对圣贤保持敬意的心。儒家的核心理念就是“仁”，有仁而生“义”，凡能达仁义者即圣贤。故孔曰“成仁”，孟曰“取义”，表达了对圣贤的仰慕之情。“成仁取义”激励了一代又一代的古代中国知识分子，这使得每个时代，中国总能涌现出一些杰出的知识分子杀身成仁，舍生取义。到了近现代社会，儒家虽然屡遭批判，但儒家的“仁义”理想并没有被反传统的声浪淹没，而是继续流淌在那些挽救民族危亡的仁人志士的血液里。中国共产党人虽然不信奉儒家思想，转而信奉马克思主义，但崇高的革命理想与儒家的“仁义”精神是契合的，因此，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同样有无数共产党人以自己的生命捍卫了崇高的信仰。然而，势易时移，如今的中国即与传统中的“仁义”精神彻底断裂，又不再拥有崇高的革命理想。社会阶层分化，贫富悬殊，腐败成风，恶霸横行，中国的知识分子们，尤其是那些没有人性的主流经济学家们不但不去痛斥这种社会现象，反而助纣为虐，极力为这种现实做辩护，这就注定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经济学奖。

中国知识分子大多具有权力崇拜的情结，这与“学而优则仕”的传统心态一脉相传。读书做官的欲望已经支配了中国知识分子几千年了。宋真宗《劝学文》便号召“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而所谓“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既是统治者劝诱青年学子埋头苦读的的格言，也是他们一旦登第后获得经济利益和社会地位的真实写照。宋代科举制为普通人家寒士提供了跻身社会上层的机会，让读书人确实从书中看到了黄金屋和颜如玉。司马光《劝学歌》说：“一朝云路果然登，姓名高等呼先辈。室中若未结姻亲，自有佳人求匹配。”明清之际，社会上流传极广的《神童诗》等启蒙读物便如此劝学：“少小须勤学，文章可立身；满朝朱子贵，尽是读书人。”“学乃身之宝，儒为席上珍；君看为宰相，必用读书人。”受功名利禄的引诱，中国的贫寒人家只要有一线希望，能将子女培养成材，他们往往愿意吃尽千心万苦，送子就学，希望有朝一日能出人头地，光耀门楣。“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历尽千辛万苦，就是为了成为人上人。在中国读书人的心目中，就是存在着这种浓厚的等级意识，非要爬到别人头上，把别人踩在脚下。就是不愿拥有一颗平等待人的善心，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压迫你。科举时代的启蒙读物尽是鼓励人们“为官须作相，及第必争先”，登科之后衣锦还乡。社会上羡慕的是“白马紫金鞍，骑出万人看；借问谁家子，读书人做官”。读书做官的思想一直延续至今，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把读书做学问完全实用化，因而，在我们的国度里，古希腊那种为知识而知识的求真态度，几乎没有。故尔我们的知识体系中，远离日常生活的哲学、逻辑学等诸般深具理性精神的学问，均不发达。

“学而优则仕”不只是影响中国读书人读书的目的，而且干脆拿来作为笼络士人，并强迫他们向制度屈服的手段。经此一法，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所说：“天下英雄皆入吾彀中矣。”，正是无一漏网之鱼，和那些所谓求贤若渴的用才之人所吹嘘的一样，野无遗贤。其实人才一被求去或主动送货上门，就被专制制度的人才标准所斫削，其对人的异化简直可谓罄竹难书。

首先，科举将读书与做官连接在一起，以利益诱惑读书人，一旦中举，就不过成了制度的传声筒，成为既得利益者，便成了稳固非人制度的的帮凶而已。在读书与做官联体的科举制度里，读书人是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阶层而存在的，没有形成一个与社会上统治势力相抗衡的阶层。他们要么被摈弃在举业之外，贫病交加，至死为白丁一个，不为主流社会所接纳，其蝼蚁匍匐之命运可想而知，何谈独立而有影响。要么中举而进士，被纳入主流社会中，与官僚阶层形成了利益上的荣辱进退，更不可能有独立不羁的思想，也不可能逸出专制牢笼之外。统治阶级总是想尽办法来束缚读书人的思想，使他们主动投身罗网，而绝不可能产生批判黑暗时政，不利统治的思想言论。

其次，教材的编写是统治阶级钳制思想的一个重要工具。因只有孔子和朱熹等人编定和批注的教材才能作为考试的标准范本，因而大部分人在未中举前在《四书》之外，便不知它书，成了实足的考试机器和应试虫。几千年的士人都只知在《四书》等少数被“钦定”的考试书籍里浸泡，自然会培养出无用的书呆子或一心想当官的马屁精。光绪二十四年（1898），梁启超等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便指出这种应试教育所造成的后果：“自考官及进士，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其能稍通古今者，郡邑或不得一人，其能通达中外博达政教之故，及有专门之学者益更寡矣。”

科举考试就像一根强大的指挥棒，指导着士人的学习方向，科举考什么，士人便学什么，不考什么士人便不学什么。科举考儒家经史文章，人们便将心血才思用于经史文章。当整个知识阶层沉迷于诗文写作和经义阐发的时候，便失去了求真与批判精神。而这正是统治阶级所需要的。诚如清代大臣鄂尔泰所说：“非不知八股为无用，而牢笼志士，驱策英才，其术莫善于此。”

古代的教育目的就是教人做一顺民而已，小而言之，教育制度包括包括科举制度，只不过是专制制度这个母制度所诞生的子制度而已，可以说中国古代教育先天地与专制制度打成了一片。中国几千年的专制制度得以延续，至今仍阴魂不散，科举制度实在居功至伟。王亚南在《中国官僚政治研究》一书中指出：“做官第一主义，本来由儒家的政治哲学立下了坚实的基础，但其充分的发挥，却是由于科举制。”并称科举制为“支撑官僚政治高度发展的一大杠杆”。

金观涛、刘青峰在《兴盛与危机——论中国封建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一书中说道：“中国历来不缺乏伟大的思想，也不缺乏卓越的思想家，但是缺乏新思想结合、扎根的土壤。宗法一体化结构像盘根错节的古老大树，把自己的枝叶布满空间，使得新因素的萌芽得不到充足的阳光，也不可能在布满了大树根毛的土壤中真正扎根。”其实，两位学者的评价还是比较乐观的。中国伟大的思想并不多，伟大的思想家更是不多见。在专制制度的大前提下，以培养驯服工具和奴才为目的的教育制度，与产生伟大而卓越的思想家的前提和目的，均可说是冰炭不容。伟大而卓越的思想和思想家的诞生，必须以怀疑与批判为前提，以创立自己的学说为要务，以独立精神和人道主义思想为核心，与此同时，还必须有相应的民主教育制度做保证。

我们现今的考试制度受科举考试的潜在影响至深，“学而优则仕”的心态非但没有丝毫减弱，反而得到了更大的强化。一个非常有趣的现实是，在当代中国，读书做官并不是那些文人墨客的专利，倒是那些研究自然科学的理工科出身的知识分子有着更为强烈的为官意识。我一直很奇怪，何以中国的高官多半是被那些理工科出身的知识分子所占据？他们并不懂得什么是管理，更不能理解什么是自由、民主和公正。他们的研究多半是与物打交道的，因而他们在管理人时，往往就把人当作物来对待。可想而知，这样的管理根本没有什么人性可言。试问，一门心思求取官职的中国知识分子，能像西方科技型知识分子那样，一头扎进自然的世界里，心无旁骛地钻研客观世界的真理吗？中国知识分子做不到这一点，这就注定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物理奖、化学奖、生物学奖以及医学奖。

最后谈谈倍受中国人瞩目的诺贝尔文学奖。当代中国的作家是够不上资格拿这个奖项的，理由是他们没有发自内心的对那些遭受厄运、饱尝苦难的下层民众的同情，他们没有勇气对抗权贵，他们没有为那些身处黑暗的人们带来任何一丝光明，他们没有决心将人性中最阴暗最邪恶的一面揭露出来进行无情的鞭挞。相反，他们中的许多人出卖良心，出卖人格，出卖尊严。他们或向权贵献媚，粉饰太平；或消极处世，逃避自己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或调侃大众，把老百姓的苦难当作一种生活调味品来赏玩。这些人的丑陋，只须看看中国作家协会里的人所干的种种阴暗的勾当就可以知道的一清二楚了。与中国作家这种卑劣的人格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九七九年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的特蕾莎修女的伟大人格。特蕾莎修女曾在自己所著的《活着就是爱》的小册子里这样写道：“一颗纯洁的心，会自由地给予，自由地爱，直至它受到创伤。”正是缘于这样的信仰，她不远万里从自己的家乡来到印度，来到被尼赫鲁称之为“噩梦之城”的加尔各答。她带者一颗悲天悯人的爱心走进了加尔各答的贫民窟。在那里，有病的人没人照看，孤独的男人和女人躺在街头等死，成百上千失去父母的儿童四处流浪。就是在这些人中间，她感到了使命的召唤，决定在与他们每天的接触中度过自己的余生。在街头，这个瘦小的修女亲手握住快要饿死的穷人的手，给他们临终前最后一丝温暖，让他们含着微笑离开这个残酷的世界。在医院，这个受着病痛折磨的修女亲吻爱滋病患者的脸庞，为他们筹集医疗资金。她细心地从难民溃烂的伤口中捡出蛆虫，亲切地抚摩麻风病人的残肢……她用自己博大深沉的爱赢得了世人对她的尊重。挪威诺贝尔奖委员会的授奖公报说：“她的事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对个人的尊重：尊重人的个性，尊重人的天赋价值。最孤独的人、最悲惨的人、濒临死亡的人，都在她的手中接受到了不含屈辱恩赐意味的同情，接受到了建立在对人的尊敬之上的同情。”面对这样一份特殊的荣誉，特蕾莎修女却谦卑地说：“这项荣誉，我个人不配领受，今天，我来接受这项奖金，是代表世界上的穷人、病人和孤独的人。这个奖是对贫穷世界的承认。”在领取了诺贝尔和平奖这一崇高的奖项后，特蕾莎修女把她的奖金全部捐献了出去，为穷人和受苦受难的人办事。请问，中国的作家们哪一个人能够像特蕾莎修女那样将自己的一生都无私地奉献给那些灾难深重、孤苦无依的人们。在中国作家的血液里多半流淌着自私、冷漠、无情的液体，这注定中国人拿不到诺贝尔文学奖。

诺贝尔奖只钟情于那些为人类的苦难发出同情的呐喊，为社会的不公发出正义的呼唤，为黑暗的夜幕带来光明，为人类的文明进步作出巨大贡献的人。这样的人具有一颗怜悯弱者的仁爱之心，一颗追求社会平等的公正之心，一颗探索真理的理智之心，一颗淡泊名利的奉献之心。请问，中国的知识分子们，谁拥有这样一颗仁爱、公正、理智和奉献之心？正所谓有心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那些时时刻刻以一双贪婪的眼睛觊觎诺贝尔奖的中国人是永远得不到这个至高无上的奖项的，恰恰是那些以救助弱者、呼唤正义、扫除黑暗、追求真理为终身志业的人才有资格享有这个崇高的奖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