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彻底解决中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赵向中

一．中国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2009年4月，中国政府由十六个部委协调，耗资两千万，酝酿近三年的医改新方案，终于出台亮相了。新案在肯定医疗卫生事业的社会公益性质，主导责任应回归政府的同时，要求继续发挥市场机制作用，鼓励社会参与；并承诺增加医疗财政投入，建立基本保障制度，以此逐步减轻居民就医用药负担，缓解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当今中国居民就医用药负担重，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已经成了媒体上下一致的呼声，政府从“以人为本，关注民生”的思想出发，于此也早已深恶痛绝。那么我国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到底是求诊难呢还是买药难？是诊费贵呢还是药费贵？

据统计，在1980年，我国医学专业毕业生人数为71179名，而到了2008年，就增到814064名，长了10倍多；在1980年，我国生产化学药品4.01万吨，而到了2008年，则猛增到228.53万吨，更是长了56倍多；试问，在市场上有如此庞大的医药资源搁着，群众就医用药怎么就会叫起难呢？

另据广州市政协委员、卫生局副局长曾其毅考查：“走遍全世界，看病最不难的是中国，看病最不贵的是中国”，“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7元与300元的差距，诊费怎么说也不能是贵吧？再说药价，改革开放以来，由于市场机制的作用，药店常用药的价格，普遍已经放下来了，医院价格显贵，执行的其实也是国家的统一加价，就物价上涨因素考虑，相较于生肉价格的增长近10倍，药品价格未大变，这其实本身就是在降；新特药一块，国内当年市场空白没得比，现在的营销机制也是从西方国家引进的，其卖价难道比“居世界药价之首的美国”还要贵？

其实说贵的论的是中国人对医药消费的承受能力，而说不贵的比的又是外国人看医用药的实际开销，两方都没有错。综到一起，那就是说，现在中国人虽享受着比外国人轻松得多的医药服务支出，但受消费能力所限，却依旧承担不起。

这就好比说在西方发达国家，普通人家也能养得起小汽车，但中国百姓却大多只能在路上看一看。同理，当年中国人若是得了严重的冠心病，那就成了绝症，没得治也就无所谓贵与贱，但是现在医院虽引进了搭桥术，普通人家却还是拼了五年的收入依旧消费不起；然而人命关天啊！有得治却就是治不起，那可真要急了！不像小汽车，坐不上也照样能心平气和。

当然，撇开诊金药价的贵贱问题，在西方国家人们看病是个人、国家与雇主各出一部分，而中国则是全部由病人自己掏腰包。但中国也可能那样搞吗？

先说雇主，中国人口的大部是在农村自家种小块地，他们的雇主是谁？雇员在哪？部分在城市打工的，由于劳力过剩，工资本身还经常不能保证，“医保”又怎么能靠得住？

再说政府财政投入，那可都是纳税人的钱啊！但是占着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他们虽早经免缴了农业税，可政府还是要把从别处收起来的税金，给农村以教育、基建与基层政权开销的支持，再到“医保”，还能拿出多少钱？还有城市，中国企业由于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先天不足”，其竞争力的本身就是靠着国家的低税率与对电价水价的大量补贴维持的，出口企业的大部利税也以“产权使用费”与“反倾销税”的名目缴到国外去了，国家有限的财力，于城乡教育，建设，与政权的开销支持以外，又怎么可能有太大的力量，再给“公共医疗”投入许多呢？本次政府大出血，声明在三年内要为医改投入8500个亿，但据统计，这8500个亿，还不够全国公立医院一年的开支。

据凤凰财经提供，在2005年，美国政府卫生支出占着其GDP总量的6.86%，那么政府对卫生的人均支出就是2884美元，若再加上民间部分，美国人2005年的人均卫生支出就是6395美元，而中国人当年的人均GDP只有1352美元。正如著名经济学家张五常所说，中国医保即使按香港的公立医疗那样花钱，“炎黄子孙不会病死，而是会饿死的！”

这是真话，最难听的真话，这决不是危言耸听，这就是中国的现实。并且，任一家医院对同一种手术，都不可能依贫富同时标出两种大差的收费，任一家药店对同一种药品，也不可能依贫富同时列出两个大差的定价。在全球化的大气候下，不同国家间的同种服务与商品的价格也只能是越来越趋同。

因此说，就医药卫生问题，中国人现在应予认真考虑的，只能是承认现实，如何把穷日子过好的问题，而决不是攀比豪门，如何过上富日子的问题。当然你只要能从现在做起，埋头苦干，精打细算，那穷日子也一定会越过越富裕，但是在现在，却是只能考虑如何把穷日子过好，立足现实，心平气和。

二．坑民害民的“以药养医”

作为病人，该花的钱花，不该花的钱不花，能够即时得到比较恰当的治疗，那应该说是最理想的康复过程吧？但是当今中国的百姓，一旦或大或小得了某一种病症，却是张先生，李大夫，往往得来来回回跑足了冤枉腿，花足了冤枉钱，吃足了冤枉药，到了最后才不知是谁给治好了，又或是自己身体壮抗过去了；有的甚至还小病按大病治了，炎症按癌症割了，回头还得感谢恩人：“治病救人，妙手仁心”——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医药经济持续不断的超高增长，正常吗？

为什么会是这样呢？难道医生的心肝都让狼掏了？——也不能那样说，因为极少数的败类各行各业都有，但整个行业的堕落则只能在体制大气候上找依据。

前文已经介绍过：“在中国，专家门诊的诊金是7元，但是国外要请一个医生看病，诊金是300元”，可见在国外，医生这个职业，还是在高收之列的，他们与工程技术人员、律师、记者、教师、以及政府公务人员相比，不论是社会地位，还是个人收入，都是处于同一档次之上的。因为毕竟都是吃技术饭的，当医生的又治病救人担的心血多，一般人知识心理承受能力差的还做不了也进不得门，所以收入相对高点，社会舆论好理解，多数百姓也能接受。

即使在中国古代，所谓“不为名相，便为名医”，少数出类拔萃的医生也是能够名动一时，富甲一方的，就是常见病医生的收入也往往高于普通人。因为要分工协作吗，多数人只要管好自家衣食就行，而少数医生既是管着许多人的生老病死，那收入当然不会反而却低了，1个人出2%，100人就是200%。

但是自建国以来，特别是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由于极左的泛滥，中国的知识分子被打成了给地主资本家帮腔打杂的人，成了对无产阶级死不悔改，难于改造的人，他们的社会地位极端低下，生存条件极度困难。改革开放以来，脑力劳动终于被纳回劳动序列，知识分子又开始扬眉吐气了，随着其知识技能在社会政治经济生活中的有效发挥，个人收入也大大超出了普通人。

当然工人阶级及其“先锋队”也是要得病的，因此作为知识分子的边缘部分，医生在动乱年代并未受到太大的冲击，但其待遇近年来也未能得到明显的反弹。与学校相比，同为“事业单位”，医院需配置的设备仪器要贵得多，需承担的风险赔偿要狠得多，社会对其整洁卫生的要求要高得多，水暖电接待费用也并不少，但政府却由于财政紧张，不能像对待学校那样，全额拨付医院营运发展的正常开支，而是只给承担部分在编人员的基本工资，这只能占到医院全部开支的7%。

对于医院来说，这7%能起个什么作用？其作用就是告知患者：医院是事业单位，医生的工资都是国家给拨的，他们若额外再收诊金，那就是良心失落，欲壑难填了。而其实医院所需开支的另93%，政府早就推给医院，让医生自主创收了。

创收就创收吧，古往今来，世界各国，有哪一个医生不是靠医技创收，自己养活自己的？在西方发达国家，近几十年兴起并随着其财政的富裕而逐步加大力度的高额卫生福利，一直也是只给病人报销医药费用，而决不否定医技价值，打压医生的诊金收入。

但是在社会主义中国，由于有受着伟大领袖极力推崇，“不远万里，来到中国”，“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并最终牺牲在手术台上的白求恩大夫做榜样，广大医疗工作者就成了不食人间烟火的“白衣天使”， 他们纯洁、善良、有爱心，他们是奉行“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的奉献精神”的模范团队，谁入了这一行，那就只有下奶的义务，没了吃草的资格。所以现在医院虽不得不自主创收，但诊金的渠道却是绝对不能考虑的，否则那医院就是失去了它为人民服务的性质。

于是，一种颇具中国特色的，畸形的，病态的以药养医模式，在社会主义的中国，在人民自己的医院，终于闪亮登场了。为什么说它是畸形的，病态的呢？因为医院自古就是以治病救人为使命的，治病论得是医术，救人讲得是医德，而现在治病救人既变成了推药创收，那推药就得不择手段，创收就更要抹杀良心了。

目标变了，做法就会跟着变，做法变了，结果也不可能不变。于是定指标，摊任务，全力创收；于是乱检查，大处方，小病大治；于是抗生素，肾激素，治病害病……更有甚者，无中生有，没病制病，坑民害民！此所谓“挂羊头卖狗肉”，打着“为人民服务”的招牌，做着坑民害民的勾当。

诚然，作为一个发展中穷国，当政府的财力明显不足的情况下，就发展大局来说，作为祖国未来的教育事业，的确要比少数穷人的病体康复更具扶持的意义，中国学校的支出也一直是由政府全额拨付的。但就是这样，现在许多学校教师还是要乱收费，乱补课，纷纷创收，屡禁不止，更何况医院的“以药养医”乃是上级要求，名正言顺的呢？

但是坑民害民是任一家医院，任一名医生能心安理得地做出来的吗？

再问一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医药经济持续不断的超高增长，正常吗？

              三．花钱求诊，治病挣钱，平等交换两头心安

其实当今中国医院的“以药养医”，养得还不只是医。据业内人士透露，如果说某一种药的出厂价为5元而到了医院药房是卖100元的话，医生推出这种药可得到的回扣与他给医院的创收差不多，两方都是20元，另外的55元则是落入了药贩子，医院院长，药房主任与财务出纳的腰包。因为本来就是灰色收入吗，见者就得有份，更何况是批准控制者，直接操作者。

如此也就是说，一个医生要想得到20元的收入，那他就必须得推出100元的药，并且这100元的药还必须得都是给回扣的“新特药”，否则若稍不留神，良心发现，开出了对症省钱的常用药，那就是费力不讨好，完全白搭了。因此当今医生在开药的时候往往考虑的并不是哪个药于病人最对症，而是相关的哪个药有回扣，同时还得揣摸病人心理，看病人的承受能力，以及如何说服病人掏钱。当然高明的医生当他弄够了回扣以后，最终也会再给病人开一剂对症省钱的常用药——病人终于康复了，虽几经周折，但那是你的病太重了，能治重病还不更能证明医生的医术高明？

但是对于病人来说，是明里省下20元的诊金暗里却又冤出100元的药费合算？还是摆明付出20元的诊金然后省下100元的药费更合算？这一笔帐，小学生也能算得清吧？这里且不算吃下这100元不相干的药于病体有多少坏处，以及在吃这一堆冤药的过程中，延误了多少病体康复的时间。

然而，算账归算账，道理归道理，现在中国的百姓，他们还真是只有“憋”住了才“信”，——后脑打一砖死挨，前额点一指就要急了：“就为治个10元药的小病，却要掏20元的诊金，你以为俺们老百姓真的都是傻子吗？”试想，医生看病就是动动嘴皮子，摇摇笔杆子，出张药方子，不流汗，不费劲，能值多少钱？——现在医院的草药价格普遍并不贵，但许多人还是要拎着方子往外跑，这也能怨医院？

所谓“有医生是一房子药，没医生是一房子草”，我们的祖先老早就认可了知识的崇高价值，并且也一直在颂扬运筹帷幄于冲锋陷阵的意义，当代人怎么却反而倒退了？因为中国有“文化大革命”对知识的严重摧残，而改革开放以来拨乱反正的力度又遮遮掩掩，不能到位。

在《三毛流浪记》里面，那律师蔑视穷人，咨询一小时要多少块大洋的丑恶嘴脸大家还有印象吧？当时笔者可也是义愤填膺！但是现在想来，一个人要想学成一个律师，他的前期投入有多大？一个律师要想养家糊口，体面做人，不凭咨询他凭什么？你做体力活的下车煤就该理直气壮的论吨要装卸费，他出谋划策的帮你打官司，虽不能“论吨”，可那也得耗精力，耗时间呀！一场官司，输赢之间，价值多少？一场疾病，治愈恶化，差距多大？据统计，当前中国知识分子普遍比国人的平均寿命低10岁，而北京市的高级知识分子则更甚，为什么？

医术与药品之于疾病，就如软件与硬件之于信息运算一样，缺一不可，并且其运用效率之高下，往往还是医术与软件的决定性更大，开发与操作也更难。但是当今的中国人，包括笔者自己，尽管是“房无一间，地无一垄”，可为什么电脑能花大价钱去买，软件却总是要是用盗版的？

“尊重知识，尊重人才”，这是改革开放以来叫破了嗓子的一句话。但是在现实的经济生活中，是资金投入重要，还是技术投入重要？是“做大”优先，还是“做强”优先？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是举贤任能，任人唯贤，还是标价卖官，任人唯亲？

中国社会既不能形成一种“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发展空气，那么，四个现代化，科教兴国战略，加快发展第三产业，以及当前的科学发展观，统统只能停留于美好的祝愿，最终也还得流为过眼的烟云。中国企业低技术，低附加值的“先天不足”，难道真的后天就没得治了？要发展就得拼消耗，任污染？想竞争就得低利税，廉水电？

医药卫生事业是关系亿万人民健康，关系千家万户幸福的重大民生问题，但它同时也可以成为转变亿万人民观念，使尊重知识，求知向上的重大发展契机。因此，医院现在若能由以药养医模式，坚决地转回到以技养医，并引导群众由花冤枉钱买冤枉药，转变到花对路钱开对路药，实为一尊利国利民，流芳百世的大举措，大好事。

当然，要想让群众心平气和地承认知识的价值，愿意积极主动地购买医生的劳动产品，那医生开出来的药方也得本身有价值，其价值的大小直接间接地也应有依据。

但这是考核医生鉴定医术的问题，这是哪一级医生应驻哪一级医院接哪一级病症担哪一级责任挣哪一级诊金的问题，这是软件的问题管理的问题，这是政府的能力水平的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并不需要财政的太大投入，政府只要选择一处或者几处医院，目标明确，排除干扰地试点成功了，全国上下均可以免费复制，盗版推广。

然而一旦复制推广成功了，群众对“以技养医”模式也轻松满意地接受了，中国人“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社会氛围就可以进一层，中国人的卫生总支出同时也可以最少省下50%，这还是保守的估计。

四．依重中医，发展中医，采草成药治大病

从灰色的，见者有份的“以药养医”模式转回到直接的，尊医重诊的“以技养医”模式，不单是可以让群众少花冤枉钱，少吃冤枉药，更主要的是，“以技养医”模式还可以有效抵制瞎医的滥竽充数，提高医生的医疗技术水平。

建国以来，我国的医疗技术水平，西医无疑是提高了的，这主要应归功于国外先进技术设备的引进与医科院校的扩展，以及医疗科室的专业分工上；但中医的技术水平，相较于我国古代近代，却明显是倒退了。

所谓西医的诊断学，其实就是对设备仪器的操作学，所谓西医的处方术，其实就是对特定药品的投放术。就这种操作与投放，其劳动价值其实只是重复性的，它对医生的要求主要在心理素质，只要依模式就程序的少出错就行，而对医生的思维素质，要求其实并不高。

给西医药治病投入知识、思维、心血最多的，其实是设备仪器的研究者，生化药品的开发者。但正因如此，相较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设备药品的开发水平，西医只能是滞后，而不可能超前。

但人类疾病的形成与演化却是不管你生产力的发展水平的，因此对于许多疑难杂症，若单靠西医，人们就只能排着长队慢慢苦等了。其实许多人即便等到了也还是不一定能治，因为西医治病在根本上依靠的，是硬性的技术越进步价格越昂贵的设备与药品，而不是有张力的人力。

就中国来说，西医要想有所作为，也只可能在高端技术工艺赶上西方之后。

然而中医的发展，可说一直与生产力的发展水平无关。因为当年它的产生，本身就是在技术手段极度简陋的情况下，为了解决令后世西医设备都难于措手的医学难题，而依靠中华民族博大精深，超前而神奇的思维科学，由外到内，天人合一，辩证立法，在实践观察中创立的一种思维复杂而严密，操作简便而有效的诊疗体系。在近代以前，东方人与疾病作斗争的技术水平一直比西方人高明得多，其生存生活的质量也比西方人更优越，其单位面积所能养活的人口也比西方更稠密。

然而近代以来，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革命性进步，西医仗着其精良的枪炮，美廉的商品，与其实验的数据性，渐渐在东方也开始压迫中医。因为在现代人看来，中医是气穴看不到，经络摸不着，明显是一种玄学；而它的本身又是整体论治，难于分科，辩证立法，易学难精；因此中医终于在古老的东方，在它自己的发祥之地，竟也糊里糊涂地衰落了，甚至到了被取缔的边缘。

建国以来，国家为了挽救中医，又提出了“中西医并重”、“中西医结合”的指导方针。但是“并重”就是都不重，“结合”又使本身自成体系的中医从根本上乱了谱。试想，人都是只长着一付脑子的，容易安于旧俗，不易转变观念，既已受到了西医的影响（起码是上中学时数理化的影响），再让他们举着怀疑与轻视的目光，去钻研截然相反，易学难精的中医，那不是强人所难，自找矛盾吗？

西医治病基本上就是对抗疗法这一条思路。这就好象猛将军打仗，只会阵地火拼，不懂迂回运动，结果是即便打了胜仗，自损却也大，战场狼藉清理不好还留后患。现在中国每年因药原性疾病死亡的人数，是交通事故的2倍，是主要传染病的10倍，其中单抗生素滥用一项，就年致死8万人，所遗大小远近隐患更是人人沾光，代代遗传，无可统计。

而中医治病则是汗、和、下、消、吐、清、温、补——八仙过海，各显其能；推本求源，涵木降火；药出天然，有治无害；思路宽过程缓药劲长有选择回旋余地，发展的空间广，后劲也大。现在中医的衰落，其实只是由于各方歧视扭曲，当代又未出大家，使它远远没能发挥应有潜力的缘故，甚至还及不上它在几百年前的治疗成就。

中药的出自天然，不仅是绿色安全，更难能的是就地取材，价格低廉，钱多的吃人参，钱少的也能用党参，设备就是副银针、拔罐、药壶子，正适宜解决我国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其实诊金也有回旋余地，有些病在低手看来很难，但高手却易，这就好象高手与低手下棋，百面打也照赢，能费多少精力？

现代人不能认识中医，不易接受中医，是因为中医所依托的并不是已经逐步得到证明了的自然科学，而是一种在当时看来，在当今看来，以至到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看来，都高深莫测的思维科学。但人们用以鉴定它的自然科学的认知手段，其实仍处草创阶段，还远远不能赶上此思维科学的超前高度。

因此，这种构建于中国春秋战国时期的中医理论体系，虽经上百代医家的运用发挥，尽管内容越来越充实，效力越来越宽广，影响也越来越深远，但其指导思想，基本架构，却一直不动，始终不离其肇始之作，成书于两千多年前的一部小小的《黄帝内经》。人的生理机能，两千年不变，两万年也不会大变，所以说，中医的理论体系，两千年有效，两万年也仍然有效。并且，就其全面而敏锐的病况收集，完整而动态的辩证法则，严密而审慎的制方配伍看来，中医的最终归属也不可能是被推翻取缔，而只能是当自然科学的认知手段将来提高到一定程度的时候，给它以完满的证明。因为中医的诊治原则是完全地、出色地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的。

应该说，中医的不远将来，就当今的情状，传统化比现代化更合适，继承比发展更重要。

现在韩国人正窥视着中国中医（他们叫韩医）的发明权，西方人受西医药的困扰也开始着力引进当代在中国已大大衰退了的中医，甚至远赴中国治病。我敢说，在不知道多少年以后，若论中国人对人类的最大贡献，居第一的必然是中医！

中医未来到底还有多深多广的潜力将被挖出，这谁都不敢估量。但是中医在中国只要能被重视理顺恢复到200年前的高度，则中国人当前的卫生总支出至少还可以再省20%，这也是保守的估计。

五．疾病防治与急功近利

如果说“整体动态”是中医治病的根本特色的话，那么“治未病”就成为中医在更长远的“治人”上的更大特色了。同时，如果没有整体动态的辩证法则，如果不能做到司外揣内，见微知著，那么“治未病”也几乎成为不可能。

可见，西医的“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同病同治，异病异治”， 还在很大程度上限制着人类卫生事业“疾病防控”的根本作用。

但据中国工程院士，中华医学会会长钟南山引述的美国数据：在1963年到1998年这35年间，全美冠心病的病死率下降了59％，中风的病死率下降了64％。取得如此了不起的成就，其关键并不在于这些年间搭桥、支架等尖端医疗技术的突飞猛进，而在于社区医疗在人群生活方式改变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那么，中国人的生活方式于疾病防控又利弊如何呢？首先提出了“治未病”，在理论上更具“未病先防，既病防变”功能的中医，近年来在中国又能发挥多少效力呢？

疾病防控的最大敌人就是“急功近利”。因为人体的疾病一般的都是动态演变，逐步深化复杂的。而“急功近利”的否定之否定，就在“缓过远害”，就是对过错消极承认，拖延改正，对病害漠不关心，听之任之。起先未病无防，小病不治，最终是大病难治，重病没治。

但是我中华国民的所谓“劣根性”，其中最具普遍意义，最无可辩驳的，却恰恰正在这“急功近利”。当年西方人眼中“东亚病夫”的形象虽随着李小龙、成龙的演绎而渐渐淡化了，但近些年群众的“看病难，看病贵”问题却又成了中国朝野难解的一个大顽疾。

中国人急功近利的最初养成在教育，因为中国的教育一直在支持学生死记硬背，做题练兵，盯着终点走获取较高考分的捷径，而不是引导学生独立思考，反复研究，在过程中养成观察、分析、解决问题的能力。事实上，国家希望通过教育给学生灌输的许多东西，本身就经不起推敲，因此也不可能放任学生到处乱推敲。

中国人急功近利的另一个养成来源又是在家庭，因为中国的家庭普遍地也在支持其成员走成功的捷径。而事实上，在中国社会，一个人若是不会偷奸取巧地寻捷径，而只靠老老实实的埋头苦干，那最终也不可能有什么成功的好结局。

然而既走捷径的教育培养不出人才，走捷径的体制又发挥不了人才，那么中国的国民经济就不可能凭技术进步，走持续稳定的发展之路，而是只能拼投入消耗，先顾眼前地搞扩张。当然有的国家资源贫乏，比如朝鲜，想消耗都得拼，那就更只剩搞原子弹，养兵耀武这一条路哗众取宠了。

高投入高消耗的经济增长污染必重，同时技术低附加值低又缺钱治污，结果经济虽一时增长了，但这增长所带来的污染祸害却最终还得由群众承担。近年来中国人过敏性鼻炎，过敏性哮喘的发病率很高，极其痛苦，根本没治。

并且重投入轻技术的增长模式还会使企业重资金而轻人力，造成社会富的愈富，贫的愈贫，收入两极分化，形成社会积怨；同时又造成社会权钱婚姻与才貌爱情的脱节，形成家庭病态；而家庭病态与社会积怨又共同成为居民内伤致病的最普遍原因。

因此说，要最大限度地消除居民外感内伤的的致病根源，必先得转变国家急功近利的发展模式；而要清除国家与民众的急功近利根源，必先得转变社会的教育与政治体制。这也不需要财政的太多投入。

    中国教育对其学生成绩的捷径化训练，已经把中国学生一代代地死死地控制在了既有知识，既有观念之上，使他们在走出校门之前已经成了固守成见，不敢独立思考，没有勇气创新的未老先衰的人；同时其生硬而繁重的课堂练习，自习背诵与家庭作业又挤尽了学生有限的社会实践时间，使他们在体质上处事上又渐渐成了文弱无用的书生。这种教育实际上是在其成长期就已经把中国人一并塑成了新的“东亚病夫”。

中国家庭对其成员前途的捷径化支持，又使中国青年在二、三十岁的时候，并不像西方人那样已经开始自立发展，而是依旧托庇于家庭的卵翼之下，过着逍遥自在日子。但是到了四、五十岁，当西方人已经有所成就，可以举步从容的时候，中国人却突然上有老，下有小，不得不担起全家三代的生活与前途重担，造成严重的生理心理压力，形成各种疾病的爆发期。勉强支撑到六十岁，西方人尚可老有所为，但中国人却已经积劳成疾，衰老糊涂，只能回头再拖累子女了。

总体来说，当前中国人对疾病防治的效果并不理想，但这是由于中国人急功近利，姑息养奸的思维习惯，生活方式在与疾病防控唱对台戏，是以药养医的体制吓跑了病人，使他们有病不敢医。

中国当年不是还有卫生体育局吗？“发展体育运动”的意义，本身就在“提高人民体质”，而“为国争光”，那更主要的是科学家的事，工程师的事，艺术家的事，首先是政治家与教育家的事。

未来中国只要能从深层次着手，在根本上扭转了国民急功近利的“劣根性”，从而不仅使中国国民经济的发展能够走上持续快速的健康轨道，同时又能转变居民生活方式，使配合政府的疾病防控事业能够有序有效地展开，那么，中国人每年的卫生总支出，在以上已省70%的前提下，完全可以再省20%，而剩余的约10%，只要政府把三年要给医改投入的那8500个亿用好了也就差不多了。

在中医药里面，“治未病”被尊为“上工之术”，补益药被尊为“君王上品”。所谓“正气内存，邪不可干”，“阴平阳密，精神乃治”。其实只要按照中医的方法养生防病，那么世人终生少得病，迟得病，得小病，是完全有可能实现的。甚至随着中医药的潜力得到进一步挖掘，中医药的效力得到进一步发挥，未来每个人的最终归属，也完全有可能达到：都是老死的，而不是病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