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盛顿难辞其责──珍珠港事件再揭秘

华盛顿难辞其责──珍珠港事件再揭秘

珍珠港事件

1941 年12月7日日本袭击珍珠港事件是50多年来争论不休的题目，争论的焦点是罗斯福的责任，即是否故意引诱日本人打第一枪。美国出版的近40种有关该题材的著作中几乎一半认为罗斯福负有责任，国内学者持否定态度的居多。有关资料逐渐增、当事人回忆录等不断问世，对美国政府在珍珠港事件中的责任问题提供了更多的证据。本文试图在这方面作一尝试。

被忽视的警告

在珍珠港事件发生前一年多的时间里，源于不同方面的情报表明，日美战争不可避免，但均未受到华盛顿的重视。

1940年夏，美国舰队总司令理查森上将认为同日本的战争不可避免，而美海军尚未做好准备。1941年2月18日，太平洋舰队司令金梅尔在给海军作战部长斯塔克的一份报告中指出，“对珍珠港的突然袭击（用潜艇或飞机，或两者兼用）是可能的。”

美驻外人员及他国间谍也多次提供情报。1941年6月，美国驻墨西哥城商务专员向海军情报局提供了一份有关珍珠港基地周围“袖珍”潜艇活动的报告，指出一旦爆发战争，这些“袖珍”的潜艇就会被用来对“停泊在珍珠港的美海军舰队发起闪电式攻击”。美海军武官认为它“虽有明显的荒诞之处，但有一点真实性”，便将报告送回华盛顿。

一名代号叫“三轮车”的英国双重间谍波波夫报告说，日本人对英国袭击意大利塔兰托大捷颇感兴趣。1941年8月中旬，波波夫的情报被转送到美国联邦调查局，但受到冷遇，被认为“看起来象个圈套”。局长胡佛甚至认为“三轮车”生活糜烂，只是一花花公子，耻于赐见。

1941 年秋，朝鲜特工韩基洙向美国报告：日本将在圣诞节前袭击珍珠港，他的一位在日本驻檀香山领事馆工作的朋友看到美军水上和水下的军事设施图纸“铺在领事的办公桌上”。他要求见国务院高级官员，屡遭挡驾。有一名参议员吉勒特在11月底将此事报告罗斯福总统，总统同意要核查一下。12月初，吉勒特又打电话给总统，被告知总统很忙，此事已经处理。12月4日，韩基洙打电话给国务院的汉密尔顿，说朝鲜特工告诉他日本将在周末进攻珍珠港，并说意大利《今日》杂志10月24日载文预料日本将与美国交战，战争将以日本海空军攻击夏威夷群岛开始。他恳请将这一情报呈总统并转夏威夷陆海军指挥官。

美陆军情报局派往远东的克利尔少校也报告说，日本正计划对包括关岛和夏威夷的一系列岛屿发动攻击。他强烈要求向该地区增派军队。

美国驻日本大使格鲁一年内几度发出警告。1941年1月27日，他把从秘鲁公使处获悉的日军正计划一旦与美发生事端，就动用“全部军事力量对珍珠港大举突然袭击”的情报电告国务卿赫尔。海军情报局的专家们称此纯属“虚构”，2月1日，斯塔克给金梅尔专门发电，称日本计划袭击珍珠港之说“确系流言”，根本不予相信。11月3日，格鲁又警告说，日本的行动不可避免地引起的同美国的武装冲突会“危险而富有戏剧性地突然爆发”，该电报字里行间“流露出遗憾甚至责怪的情绪”。(11)这月中旬，格鲁又致电华盛顿：必须警惕日本陆海军的突然袭击，因为日本极可能利用诸如突然袭击和先发制人一类的所有对它有利的战术。

遗憾的是，上述情报没有引起美国决策者的警觉。

关于“魔术”

1938 年，美陆海军决定全力破译日本的密码和制造密码机。1940年9月，弗里德曼等人经20个月的努力，首次用“紫色”密码机成功破译了日本的密码，此即有名的“魔术”。第一批4架密码机于当年11月制成，至日本攻击珍珠港前夕共制成8架。此间，美国还配备了一套截听、破译、翻译日本外交电报的设施和机构。靠上述手段，“日本的外交电报完全给泄露了”。仅外务省与驻美使馆之间1941年7月1日至12月7日期间被破译的电报就达217份之多，“把几乎所有的重要电报都搜罗进去了”，“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馆发出的军事情报，一份不漏地全被截听和破译了。”有人认为这是日本人的说法，可能怀有某种目的，未必真实，但弗里德曼此后三次获勋章，国会还于1956年通过决议，奖给他10万美元，足以说明对其截获情报的价值和贡献的认可。但始终没有采取相应的应变措施。

1941 年下半年，美国频繁破译日本的秘密电报。7月8日获外务省3日拍给驻美、德、苏、意等国大使的绝密电报──2日御前会议上决定的《帝国国策纲要》。14日日本驻广州总领事给外务省的电报透露了日本南进东南亚的企图。9月，日本在檀香山的间谍奉命把珍珠港划分为若干水域，并详细上报了系船浮标、码头和船坞等情况。“仅凭这些，也足以说明东京对珍珠港内的太平洋舰队异常关心”。10月23日破译的日本东乡外相21日给驻美大使野村的电报称，要让美知道：日本在与美国的谈判中“已不能耗费更多的时间了”。11月2日至5日，日政府连续给野村拍发几封长电，意为如美拒绝日本的新方案，那就除了战争别无他法了。同月7日，美召开内阁会议，一致认为事态严重。16日东京给野村的指示是“不要让美国滑入歧途，拖延谈判”。东京19日的电报称，御前会议通过的“对美谈判最后方案”如美国不能接受，“谈判就只得破裂”。28日，美破译日本的“风”密码电报。东京此前22日给野村的电报强调：东京时间11月29日为谈判最后期限，此后，“事情便会自动地发生”。28日东京给野村的电报拒绝了赫尔提出的备忘录，谈判“可能因此而事实上中断”，“但希望不要给美国方面停止谈判的印象”，这表明日本“已最后下决心要采取新的军事行动”。30日，日驻德大使大岛奉命通知希特勒：与美国的谈判已结束，英美与日本之间的战争爆发得“可能比任何人想象的还要早”。

此外，野村11月秘密会晤斯塔克，言他极力劝阻日本少壮派军人不要与美开战，请求美国缓和对日本的制裁。

“魔术”获悉，12月2日，东京电令野销毁密码机等。5日，又训令他在两天内令使馆大部分人员乘飞机撤离华盛顿。

最重要的是，12月6日晚，美截获日本答复美国的共14部分电报的前13部分，并交与罗斯福，罗斯福言“这就意味着战争”。7日上午，截获的第14部分电文又送到罗斯福手上，电文指示野村当天下午1时（夏威夷时间黎明）把答复（即最后通牒）递交赫尔。为了不让野村改一个字，第14部分是用英文拍发的。

从“魔术”破译的电报和其他情报看出，华盛顿对日美关系的破裂应该是清楚的。

让日本人打第一枪

下述事实至少包含两个意思，即美国在“等待”和“诱使”日本人开第一枪。美国加入战争只是时间问题，但由于国内舆论仍不太支持美国参战，罗斯福总统及其核心圈十分默契地采取了让敌人先动手的策略。

1940 年10月，身为太平洋舰队司令的理查森认为主力舰只应离开夏威夷，开回西海岸备战。他向老友罗斯福讲了他的看法，但两个月后即被总统解除了职务。1941 年1月初，日军南进势头咄咄逼人，罗斯福对副国务卿韦尔斯坦称，他认为眼前的危险是日本对远东英、荷属地的进攻。令他深为忧虑的是，这虽然危及美至关重要的利益，但还不足以说服国会和国民同意这是对美边界的进攻并采取军事行动自卫。对于日美谈判，华盛顿不但未抱多大希望，而且还充分利用了它。

1941 年8月17日罗斯福会见野村时，警告日本不要进一步侵略，但又要求不要把他的话“看作口头声明”，仅供“参考”。11月初，罗斯福指示赫尔拖延谈判，以加强美在菲律宾的防务。7日举行的内阁会议决定采取“听其自然”的对日政策。9日晚，野村秘访美邮电部长沃克，沃克告诉他：“总统和国务卿都已掌握日本决定采取行动的确凿情报。明天总统同你的会见，我看只不过是形式而已。”

珍珠港事件三周前，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给华盛顿的部分记者吹风：战争就要到来，望新闻界有所准备。此次会见一律不许记录和报道。11月25日，罗斯福对陆军部长史汀生说，美国可能在周末受到攻击，“问题是我们怎样调动他们在不对我们造成太大危险的情况下开第一枪。”

事实上，赫尔和史汀生一直敦促罗斯福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1941年11月下旬，赫尔、斯塔克和马歇尔去见总统，后两人认为未作好备战，近期不能参战。而赫尔准备的给日本的答复语气很强硬，不同意任何缓和。斯塔克、马歇尔说这样一份电报将是灾难性的，总统让赫尔修改一下，但后来赫尔于26日发出的电报未作任何改动，被日本人视为最后通牒。次日赫尔对史汀生说：“现在没我的事了，下面就看你和诺克斯──陆海军的了。”12月2日或3日，赫尔又打电话给斯塔克：“将军，恐怕不好办了，下面看你们军人的了。”11月28日，史汀生面见总统，针对日本在东南亚的活动提出发一份最后通牒或立即参战等三种方案并得到首肯。

12月1日，罗斯福向英驻美大使保证，一旦英、荷领地遭攻击，美将参战。5日，在给W.威尔基的信中，罗斯福也称，如日本继续南进，“可能会有武装冲突”，也许“四五天内便会有定论”。

12 月初，有关方面采取了引诱日本的手段。几年前，1937年12月12日，美国舰艇“班乃”号在汉口附近被日本急于加速战争的好战派军人炸沉，美舆论骤然升温，只是在日本迅即道歉并赔偿200多万美元后方冷却下来。1941年12月2日，斯塔克接总统令：“总统指示，下述任务须尽快完成，如有可能，接阅电报后两天内完成，派三艘小船组成一支防御性情报巡逻队。要按美国战斗人员的最低标准准备，由一海军军官指挥，船上配备一门小口径炮和一挺重机枪足矣。”其任务是在日本舰队沿印支海岸南下的航线上巡逻。可笑的是，所备三艘船中至少有两艘是用小商船和小游艇改装的，其指挥官出发前被告知：“如果缺水了，就用国际信号手册，向碰见的第一个日本战斗人员要。”“假如日本人对三艘船中的任何一艘开火，就会构成日方的公开行动，”“挑逗日本人重演‘班乃’号那一幕”。“ 该计划的设计师不是海军部。除非总统具体这么指示，他们是不会让干的。”只是船未及出航，日本已袭击珍珠港，此方案也就作罢。当时两艘船的指挥官和海军上将特纳等都认为这确为引日本上钩的诱饵。如果联想到罗斯福曾在大西洋上采取过“情报巡逻队”作为引诱德国挑起战争的手段，他拟在太平洋上企图让日本对美“军舰”先放第一枪就不会让人感到惊讶了。

12 月5日，美内阁会议讨论日本舰队问题。海军部长诺克斯十分激动地讲述他掌握的有关日舰队的秘密情报，认为各种迹象表明它们正向南行驶。其间，罗斯福不时打断他，硬坚持说并无确切情报说它们不会向北。两人各持己见。总统有何证据以及为何一定要如此“导向”，实在令人不解。当时他还告诫与会者不要做任何对日本谈判代表不利的事，不要干任何挑衅性之事。

12月6日晚，罗斯福几经推迟后，终于向天皇发出一封私人电报，呼吁他进行干预。次日上午12点半总统接见中国大使胡适时，称他给天皇的照会“是我争取和平的最后努力”。他认为这样做已“仁至义尽”，即使开战，也可以加强他对公众的立场。

同在6日晚，在看到13部分电报后，总统的密友霍普金斯说：“战争无疑将在有利于日本的情况下爆发，但遗憾的是，我们不能先放第一枪，以制止其任何突然袭击。”总统对此表示同意。他们根本未提及珍珠港，也没提关于事先发出什么警报之类的事。7日上午10时许，总统看见第14部分电报后说：“看来日本要终止谈判了。”但他在中午之前除了看医生外没干什么别的事。

12月6日晚、7日上午，情报官发疯似的找斯塔克和马歇尔，两人在看戏或骑马，很久之后才被找到。后来给珍珠港发出的电报在基地被炸几个小时后才到金梅尔手里。上述材料足以说明，美国在掌握确切情报的情况下，采取的策略是让日本先打第一枪。

围绕珍珠港事件的调查

珍珠港被炸，美国舆论哗然，追究责任者成为必然。

事件发生几天后，12月11日，诺克斯亲赴珍珠港进行调查，其报告被总统认为是替金梅尔和基地司令肖特开脱罪责。在总统授命下，组成了以罗伯茨为首的联合调查委员会，其得出的结论是，责任应由金梅尔和肖特来负。

1944年7月，陆海军成立了自己的珍珠港委员会，10月份提出的报告与罗伯茨委员会的结论完全相反，认为不能谴责金、肖，因为华盛顿在战争迫近之时没把掌握的大量情报给夏威夷，马歇尔等有渎职过失。

杜鲁门当选总统后，认为上述两份报告都应公布，但又认为对马歇尔的批评毫无根据。在记者招待会上，他称珍珠港事件是“国家本身奉行的政策的结果，国家并没有做好准备”，国家与个人承担的责任是相同的。

杜鲁门的说法自然不能平息人们的不满。德国投降后，海军指派休伊特负责继续调查。1945年9月，国会成立联合调查委员会（民主党6人，共和党4人）。从 11月15日至次年2月20日，公开听证会共举行了67个白天和3个晚上，先后有39名主要证人被传，其证词多达14000页。委员会中的两党成员在调查报告上分歧很大，最后通过的多数党报告（有两名共和党成员签了名）认为，“总统、国务卿和政府高级官员们为了避免同日本作战，在不损及我们国家尊严和危及我们安全的前提下已作了一切努力。”珍珠港惨剧之所以发生，是因为“华盛顿和夏威夷的军官们完全意识到了空袭的危险”但却疏忽所致。

但不管怎么说，金梅尔和肖特在珍珠港事件后不久即双双被解职，当时大多数美国人认为他俩应担罪责。他们成了珍珠港事件的替罪羊。

在4年半断断续续的调查过程中，发生了许多耐人寻味、后来争论不休的事情。

金梅尔认为罗伯茨报告把其证言记录得乱七八糟，漏了许多材料，要求补充，被拒绝。报告经罗斯福两个多小时的通盘研究后发表，不少人认为它有偏见。一些国会议员要求对陆海军首脑们进行调查。报章中也不乏批评报告为华盛顿开脱者。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杜威则认为掩盖事件真相的是总统本人。

国会联合调查委员会成立后，一开始便带有明显的政党色彩，多数党和少数党从第一次预备会议起，争执就十分激烈。听证会在头一个月里只调查了8位证人。调查还没结束，就有两党各提出一份报告之势。到1946年5月23日调查记录封存，仍有许多少数党的重要证人未被传。最后虽有两名共和党成员在多数党报告上签名，但其中的一位同时又写了一份《附加观点》，认为报告“在竭力为华盛顿开脱”。

至今仍未解开的谜是几位关键证人在关键证词上的不同态度和出尔反尔，其中最复杂的是关于一份“风”指令，即1941年12月初是否截获过及华盛顿有关方面是否收到过一份日本发给驻外使馆的“东风，雨”（意为同美国断交）的指令。几位情报人员称见到过此电文，陆海军部则坚决否认。

密码分析专家、海军一密码机构负责人萨福德始终坚持有“风”指令，结果陷入困境，被认为是一大怪人，得了幻觉症；海军东海岸监听站报务员布里格斯、海军情报局远东处处长布拉顿的助手佩蒂格鲁也承认见过此电文；海军通讯部安全情报处翻译处处长克雷默先说见过“东风，雨”的指令，后又推翻自己的证词，说可能是“ 西风，雨”（意为与英国断交），后住进海军医院进行精神治疗；海军安全情报处高级情报员萨德勒在陆军的调查中，起初不但承认有此指令，还称马歇尔的部下不让把它送夏威夷，但1945年8月13日改变了证词，对上述说法全盘否认，可1946年2月在向国会调查委员会作证时再次翻供，并暗示俘上次之所以翻供，是由于担心陆军领导层会反对。1945年12月，曾任海军作战计划局局长的特纳作证时否定了他在海军调查时说过的曾收到一份意味着美日交恶的“风 ”指令，称他知道的一份电文是“北风，晴”。1941年任日本驻华盛顿使馆副武官的实松让后来说他们在1941年12月4日收到了“东风，雨”的广播。从几位情报人员所处地位看，是没有什么理由认为他们作假证的。

在华盛顿，斯塔克称对“风”指令一无所知；马歇尔的部下史密斯和杰罗也说从未见过“风”电文及13部分电报；休伊特和主持国会联合调查的米切尔均否认有什么“风”电文。

此外，萨福德指责调查人员要他改变供词，尤其是关于“风”指令的证词。布里格斯的上司不让同萨福德。二战期间一直任太平洋舰队情报官的莱顿说，在海军后来进行的调查中，休伊特的助手、海军部长福莱斯特尔的特别助理桑尼特向他提问时，采用桑当律师的那套作法，要证人只许用“是”或“不是”回答，但有些问题不那么简单，“无论回答哪一个，你都会中圈套。”战争结束后，莱顿在华盛顿偶遇桑尼特，桑走向前去向他道歉，言他当时那么做是尽其义务。

更有意思的是，罗伯茨委员会据以得出结论的文件中，除14部分电报外，其他许多截获的“魔术”电文一份都没有。清楚记得见过“风”指令的萨福德作证前却在档案中找不到它。有关日本偷袭前夕关键时刻政府4个监听站的档案都失踪了。海军情报局一军官后来说，有天早晨他到办公室，发现保险里许多“魔术”文件都不见了，以后再也没找到。实际上海军情报局把秘密文件彻底清理了一遍，以致于连一张1941年11月、12月份海军部序列表都不保存。这样，“风”指令可能会永远成为一个“谜”。

华盛顿几位要人的证词恐难令人信服。马歇尔1944年8月7日在陆军委员会作证及1945年12月初在国会作证时都称对1941年12月6日和7日自己都干了些什么回忆不起来了；斯塔克对他1941年12月6日晚上的活动记不清了；史汀生在听证会上的陈述无甚实质内容；赫尔一份22000字的声明强调他始终坚持避免同日本开战。相比之下，一切活动被视为“掩盖真相”就不足为奇了。

珍珠港事件后不几天，马歇尔禁止部下走漏消息，“让这和我们一起进坟墓”。1941年12月5日曾给国务院提供情报的朝鲜特工韩基洙被警告：如向新闻界披露消息，会被“关进疯人院”。1943年下半年，白宫命陆军情报局研究日本从1935年到珍珠港事变期间的备战情况，马歇尔删除了报告中对他最不利的内容。1944年9月，马歇尔写信给指责罗斯福是幕后人的杜威，请他不要泄露尚未搞清楚的材料。还有人说马歇尔命人销毁了对陆军部十分不利的重要档案。陆军委员会让马歇尔作证时，没提一个出示截获的日本电报的问题。

海军部也拒绝向调查委员会出示其档案中的某些材料。听证会上，斯塔克与国务院之间的联系人舒伊尔曼对重要问题一概拒绝回答。福莱斯特尔指示不要让金梅尔过多露面。萨福德宣称，海军部下令烧毁所有与事件有关的个人记录。莱顿说，1941年的海军情报局手册明确规定，海军作战部长有责任和义务（通过其情报局长）使舰队司令完全知悉所有相关情报。但1944年下半年，手册中有关上述规定的几而被撤掉了，成了空白页。国会中的民主党人反对查阅罗斯福个人档案。罗伯茨委员会成员斯坦利上将更认为罗伯茨报告是掩盖真相。

综上所述，对珍珠港事件的发生和责任，是不能用一句话来下结论的。只有把总统、国务院、陆海军部及其情报机构、太平洋舰队诸方面进行综合分析，才有可能得出较全面的结论。

珍珠港事件的发生，除日本人大胆、周密的突袭计划，太平洋舰队疏于防备外，我个人认为华盛顿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从目前可找到的材料看，说罗斯福用“苦肉计 ”，逼日本人放第一枪尚证据不足，但罗斯福等人1941年12月初时已清楚与日本将马上交战是事实。关键证据的“失踪”，使得华盛顿事先是否知道日本袭击的目标是珍珠港的问题可能成为历史“悬案”。“让日本人放第一枪”是华盛顿决策圈心目中的既定方针，但给美国造成的严重损失却大大超出了决策者们的意料。

由于上述原因，事件发生后，有关各方竞相洗刷自己。金梅尔、肖特喊冤叫屈，一些将领也为其鸣不平；陆海军部称自己已尽力而为，金、肖两将罪责难逃；罗斯福即使不死得那么早，结果也难辞其罪。有人对责任划分了百分比──金梅尔等应负40％，斯塔克等应负40％，罗斯福负20％。

不管怎样，珍珠港事件使美国三千多名陆海军官成为牺牲品，华盛顿是难以洗刷清自身的责任的。

摘自：《世界历史》1995年第4期  作者：孟庆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