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生子女”风险论

“独生子女”风险论

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独生子女社会本质上是风险社会，潜在有成人成材、婚姻养老、结构缺损、发展国防诸多风险，未来又有不孕不育、放弃生育、独子夭折、老无所养等隐患。还权于民，放开二胎，结束风险家庭，是抵御社会风险、实现人口可持续发展的伦理底线。

一、独生子女面对的九大风险

如果说独生子女家庭本质上是风险家庭，那么以独生子女人口为主体的社会本质上就是一个风险社会。正如笔者指出，早在1996年，我国就进入了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从现在的眼光看，风险大致涉及九个层面：对独生子女来说，包括成人风险、成材风险、婚姻风险和养老风险；对独生子女家庭来说，包括儿女养老风险、结构缺损风险；对独生子女社会来说，包括发展风险、国防风险和责任风险。

第一，独生子女的“成长风险”是指独生子女伤病残亡的风险。其风险性就在其惟一性。特别是大龄独生子女死亡对一个家庭及其整个亲属网络精神上的打击几乎是十分沉重的。

第二，独生子女的“成才风险”是指独生子女缺乏一个良好的可以实施“同伴教育”的成长生态，难以全面发展，智力素质与非智力素质发展的不平衡几乎成为共识。

第三，独生子女的“婚姻风险”有三种情势：一是成婚难，因为独生子女容易以自我为中心，个性强烈，生活能力不一定高，现实生活中已经有父母为成年独生子女亲自找对象的新闻了；二是婚后冲突会比较多；三是婚姻寿命可能比较短。

第四，独生子女的“养老风险”是指独生子女所拥有的养老资源更少。这主要有二种情势：一是他们没有兄弟姐妹，所以亲属的养老支持几乎是不存在的。二是独生子女群体对不育和独子生育的偏好可能更强。

第五，独生子女家庭的“儿女养老风险”是指独生子女作为惟一的养老责任主体，注定了独生子女的养老责任重大、心理压力巨大。俗称的“四二一”家庭结构是脆弱的家庭结构，放长时段看，几乎所有典型的独生子女家庭都或多或少存在经济上支持、生活上照料和精神上慰藉的养老风险。

第六，独生子女家庭的“结构缺损风险”是指结构完整的三角形的独生子女家庭可能因为遭遇独生子女的成人风险而出现结构性的缺损，严重者可导致结构的瓦解。比较而言，该风险是独生子女成人风险中最严重的一种。简单说，在家庭生命周期的推演过程中，独生子女家庭的风险家庭化可能进一步转变为残缺无后家庭，成为家庭和社会的伤痛。

第七，独生子女社会的“发展风险”是指这么一种担心，由于独生子女群体身上存在着缺乏团队精神、缺乏吃苦精神的一定比例，所以可能会在未来时期的一定范围里影响社会发展的人力供应。

第八，独生子女社会的“国防风险”是指在非和平时期，独生子女群体的战斗力是让人怀疑的。独生子女群体是家庭和社会神经的敏感点和脆弱点，家庭的牵肠挂肚构成了社会的共同关注和政府的小心翼翼。

第九，独生子女社会的“责任风险”这里说的责任风险是指一个文明社会的政府必须对自己的行为负责，越是大决策，越有大风险。风险决策必须承担起责任风险，规避风险、帮扶弱小、弥补损失、救助病患是文明社会、文明计生的四项基本通则。在鼓励只生一孩的政策导向下，政府必须为独生子女群体、家庭和社会可能遭遇的各种风险承担起防范风险、规避问题、补偿代价、解决困难的四大责任。

上述九个方面构成了无法挣脱的风险锁链，就好像生态学讲的“蝴蝶效应”，其连锁反响是巨大的、不可忽视的。应该承认，风险只是发生问题的概率，本身是可以改变的。但在继续鼓励独生的导向下，风险的放大却是必然。由于家庭是社会的细胞，所以家庭的种种风险其实都会以各种途径转化为社会的风险和政府的责任。

二、人口实现可持续发展之难

从动态的人口发展角度，又有五大未来的人口风险挑战了可持续性和社会和谐。

第一，不孕不育风险。国内外大量报道指出，人类社会不孕不育风险导致不完整家庭产生，从而挑战了人口的可持续发展能力。多数家庭是希望有自己的亲子的，万一不孕不育，也要千方百计收养孩子。不孕不育是一个世界性问题，全球不育夫妇高达8000万对，且以每年200万对的速度递增。我国不孕不育平均发生率约为10%。目前我国患不育的男性达4000万之多，而育龄夫妇中60％的夫妇不能生育的原因大多是由男性泌尿生殖系统感染造成的。男性泌尿生殖系统一旦感染，精子输出途径便会出现水肿、糜烂，从而使精子质量、数量明显下降，造成绝对性不孕。我国仅西北地区每年平均5000对夫妇登记结婚中，有500对夫妇婚后不能生育；38％的离婚原因是男性生殖健康有问题，男性生殖健康已成为社会问题。

第二，放弃生育风险。这种风险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现象，具体包括两种：一种是终身意愿性不孕不育，就是一个孩子也不要，彻底放弃生育，做丁克家庭；另一种是常见的放弃政策性二胎主动只要一孩的现象，就是在多年的宣传鼓动下，独生成为很多家庭的自觉选择。

不育文化是一种人口发展自我抑制的内在力量。可以想见，如果人口中的多数放弃生育，人口简单再生产都难以为继，那是极其危险的，关涉种族的绵延和人类的生存。对一个国家来说，存在着三种生育文化，即多子多福的传统文化、少生优生的现代文化、放弃生育的先锋文化。与人口自身可持续发展能力相联系，需要追问的是，三种文化孰轻孰重？事实告诉我们，文化的力量大于政策的力量。目前80后独生子女群体逐渐进入结婚生育的行列，但他们的生育观念因为时代的进步大不同于他们的父辈，晚婚晚育、少生优生蔚然成风。过去有一种观点，只要给予公民两胎生育的权利空间，那么公民一定会生两个甚至还会生第三个。调查并不支持这种看法，事实是很多双独家庭主动放弃政策内两胎，主要原因是“养不起！”甚至一些农村一女户家庭也自觉向往成为独女户，这在缺乏养老准备的农村家庭做出这样的选择，其动机也非一言可以道尽。从中折射出生育的不可调节性，以及生育控制以外的诸多新问题。但人口的健康发展需要一个适度的低生育水平，这就是为什么得风气之先的上海于2009年采取一些措施开始鼓励双独家庭充分利用政策性生育资源，生育两个孩子。我们不能忘记“时移世易”的朴素道理。

现在各地并没有从人口数量控制的传统思维中摆脱出来，没有从计划生育率等考核指标的束缚中解放出来。稳定低生育水平的科学含义是什么？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在学理上，可以理解为更替水平生育率维持在2.0略多；作为社会选择，比较理想的是鼓励生育两个孩子。但人口越少越好、生育率越低越好的传统思维惯性还主宰着很多人的头脑，中国人口计生的改革发展任重道远。

第三，独子夭折风险。这个问题越来越突出，越来越严峻。特别是大龄独生子女夭折导致完全家庭变成残缺家庭，挑战社会和谐。根据1990年全国生命表（两性合计），每1000个出生婴儿大约有5.4%的人在25岁之前死亡，12.1%的人在55岁之前死亡。由于死亡概率的变化十分缓慢，所以5.4%和12.1%的家庭会经历孩子夭折的风险几乎难以规避。根据2000年五普数据，我国农村地区曾经有过一个孩子但当时无后的家庭有57万之多。根据有代表性调研的相互印证，独生子女夭折家庭的比例大概在0.4%。在2008年5.12汶川大地震中有上万名孩子（其中主要是学生）遇难。据新华网相关报道，在地震中失去子女的计划生育家庭有10000多个，其中8000多个是独生子女家庭。突如其来的地震灾害再次提醒我们生命的无常、独生的风险：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据2007年7月山东省人口计划生育委员会和山东省计划生育协会进行的生育关怀对象摸底调查，全省意外死亡独生子女的父母共有37899人，占当时独生子女父母总数的0.22%，其中母亲年龄在49岁以上的死亡独生子女父母共有15754人，占独生子女父母总数的0.095%。历史地看，独生子女夭折人数和家庭数在逐年增多，2007年山东省生育关怀调查汇总结果表明，荣成市独生子女死亡家庭49岁以上母亲及其配偶人数为263人，大体为2001年的10倍。上海社会科学院左学金研究员指出，假如一个活产子女在成年前夭折的概率是5%，生育一个子女的家庭比生育2个子女的家庭所面临风险要大20倍。

第四，老无所养风险。在独生子女大量出现的时代，家庭养老功能的严重弱化成为共识。很多独生子女父母无奈地说，走一步看一步，或者说没想过靠孩子。但老龄化导致的健康资本的流失使很多高龄老人不得不依靠他人的照料，心理孤独和慰藉问题更是重要。民间对这类家庭的弊端是有认识的。例如，现实生活中，很多独生子女家长希望自己的独生子女以非独生子女为配偶，主要的考虑是非独生子女养老负担轻，至少可以均分养老负担。但大多数独生子女父母对自己的养老缺乏信心，在他们的预期中，养儿难防老。孝道文化断裂导致老无所养。对于计划生育家庭来说，未来的养老压力巨大。

较早实行计划生育的上海面临着独子老龄化和无后老龄化的挑战。以平均生育年龄为23岁推算，上海首批独生子女父母将在2013年左右开始依次进入老年阶段。目前上海约有305万户独生子女家庭，占全市家庭户总数61.06％，比全国高39.09个百分点。与传统家庭相比，独生子女家庭往往有较好的经济条件，但是依靠子女照料家庭的可能性明显降低。上海社科院人口与发展研究所研究表明，从2006－2040年，出生独生子女约为230万人，累计65年内独生子女数量将超过500万人，由此推算独生子女父母的总数将超过1000万人。预计，2018年独生子女父母数量进入高速增长期，独生子女父母照料护理需求快速增长，社会保障和照料护理将面临挑战。有识之士指出，必须构建以“紧急援助”为核心的社区为老服务体系，弥补家庭成员照料“有心乏力”的不足。社会保障体系健全的上海尚且如此，其他地方自然可以想见。

第五，婚姻破裂风险。“独独婚姻”似乎有一个不稳定的宿命。天津市婚姻家庭指导师协会对下属“播爱”俱乐部成员的调查表明，约有85%的独生子女家长，对子女未来的婚姻幸福持担忧态度。大部分家长意识到，独生子女因家庭宠爱而滋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心态和行为模式，可能会成为其步入婚姻后的隐患。独生子女有着相对特殊的社会和家庭环境，从家庭得到了更多的爱，养成了以自我为中心的性格习惯，缺乏平等付出的基本理念。而婚姻生活与普通生活不同，需要两个人共同承担。无独有偶，2004年鞍山市铁西区人民法院共受理430多起离婚案，其中双方为独生子女的17起，其中10起从相识、结婚到离婚不满1年，而他们离婚的理由皆是生活琐事。一个区的数字是城市独生子女婚恋情况的缩影。一些独生子女的婚姻有“草结草离”的趋势。在相当多的年轻人心中，激情就是爱情，激情没了婚姻也就到头了。独生子女婚后经常争吵，处理家庭关系的能力较差。而且很多独生子女由于长期在父母的娇生惯养下成长，过惯了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日子，任性、怕吃苦、攀比等心理较严重，承受能力也不如上一代人，稍有矛盾便出现情感危机。另外，婚后处理问题和化解矛盾的能力也不强，往往会把冲突上升到离婚的程度。

三、风险家庭，应尽早结束

我国已经悄然进入人口学意义的风险社会十多年。人口数量控制加人口风险控制，才是超低中低生育水平下人口控制的新发展，才能达到一个安全的境地。新形势下，需要拓展人口控制的含义和外延：必须意识到人口风险是客观存在的；必须意识到人口风险是可以预防的；必须意识到规避风险是一系统工程。

“和谐社会”需要“和谐人口”、“和谐计生”。人口计生系统需要思想和体制上的“改革开放”，在战略的层面上更好地落实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要求。以人为本的实质就是要以民权为本，充分尊重每一个人的权利。在社会金字塔中，民众是最大多数，尊重民权，也就获得了人口学的支持。回顾历史，我们发现，中国的计划生育带有浓重的计划经济的痕迹，经济社会的改革开放使人口形势、人口问题的认识和治理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譬如，现代人口再生产类型基本实现，梦寐以求的低生育水平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就已出现，目前已经发展到一个相对稳定的低生育水平时期甚至在部分地区、部分人口出现了“超低生育率”的新阶段。西方社会已经在担忧“超低生育率”问题。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西方在完成现代人口转变之后给我们的重大启发是，要维持一个“适度的低生育率”就要在生育文化上早做准备，文化的养成就是自觉的养成，存在着一种巨大的惯性，西方社会在“不育文化”为主体的低生育文化的影响下，已经遭遇到一个严峻的问题：生育率江河日下，人口更替难以维系。中国生育率的快速下降也带来了一定的负面影响，要正视和汲取发达国家的教训，回升生育率比控制和降低生育率更困难。

稳定低生育水平的提法没有解决一个问题：低生育水平是动态的，那么如何稳定？稳定在什么水平？2000年，我在韩国访学时，经常看到很多两个孩子的家庭，其乐融融。人口学中，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更替水平生育率”的概念，形象地说，就是一个妇女终生生育的孩子数平均是两个，这是维持人口再生产的必要条件。韩国的“理想之家”很让中国人羡慕。这不是没有原因的，“好”这个字就是一种关系的平衡，阴阳平衡，和谐互补，有女儿有儿子才构成中国人的幸福观，当然这种包括了生育性别和生育数量的概念是一种理想，只是部分家庭有这样的福分，退而求其次，不求男女平衡，但求独子不孤。

人口问题的本质是发展问题，而发展问题的实质是人的全面发展。没有自由和尊重，何来全面发展？号称西方经济学良心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曾经提出“以自由寻求发展”的思想，我想我们也可以提出“以自由寻求幸福”的主张，大自由、大发展、大幸福，小自由、小发展、小幸福。和谐要建立在尊重基本权利、人人平等互爱的基础之上。

九九归一，中国需要的是更多的结构和功能健全的“健康家庭”而不是“风险家庭”，同时需要呼吁性别公正条件下的“男女平衡”而不是“男女失调”。至少生育两个孩子是计划生育的底线伦理，“健康家庭”才较好地具备了抵御各种风险的结构性力量，风险家庭越少，社会冲突越少；健康家庭越多，社会和谐越多。可以断言的是，只有在“还权于民”的努力中，我们才可望规避“发展风险”，实现“社会和谐”。

2009-12-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