暴富之城：金钱追上了鄂尔多斯

来源： 内蒙古晨报   2010-03-31     特别报道

在包头开往东胜的中巴车里，司机头顶上的液晶电视正播放着“凤凰传奇”的歌《月亮之上》——这个歌唱组合正是鄂尔多斯人，窗外是一辆辆迎面驶来的运煤车与灰蒙蒙的草原。

 

中巴车继续往南开。一个广告牌从远处的地平线出现，慢慢地，它晃晃悠悠地逼近，越来越清晰，最后扎进眼里，居然是潘石屹的三里屯SOHO——就像草原上一棵孤独的树，这座位于北京CBD的建筑在此成为一个孤独的存在，一个合理而又荒诞的存在。再往南就是黄河大桥，过了黄河，就是鄂尔多斯了。

 

发迹者

 

上午9点左右，我们等待着要约会的对象，一位身家上亿的富商，鄂尔多斯身家过亿的1700多位富翁中的一员。在这1700多位亿万富翁中，三分之二的人来自煤炭产业，剩下的三分之一则来自房地产，由于房地产的原始资本也往往来自煤炭，因此，说所有的亿万富翁都发迹于煤炭，这一点并不为过。

 

11点左右，打通电话，登车到达他指定的地点，一家咖啡西餐厅，已经将近12点了。

 

一支烟的工夫，窗外开过一辆天蓝色的奔驰车。车主几步就走到了餐厅门口，推开厚厚的挡风门帘子进来。这就是即将出场的那位煤商。

 

他说自己原本是个牧民，读过几年小学，发迹的故事和众多煤矿主差不多：翻土的时候从自家后院里挖出了煤，接着就顺其自然地成为富翁。当然，有些时候煤价低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也为是否该卖出煤矿动摇过，但他最终坚持下来了——很多煤矿主发迹或败落的经历都会告诉你，这种坚持对他们来说是何等重要。有些人就看不透这短暂的前进道路上的曲折，刚将煤矿转手，煤价就如火箭般窜升，后悔得肠子都青了。

 

喝了一杯咖啡，抽了几支烟，他有点焦虑，不停地看他左手腕上戴着的劳力士，屁股在宽而长的卡座上动来动去，时而做一下扩胸运动，时而将双臂放在后脑勺上抱住头。显然，他很想尽快结束谈话。我们想给他拍张照片，被他严辞拒绝了。而后他干脆告诉我们，绝对不要在文章中提及他的姓名。

 

在鄂尔多斯，所有煤矿主的发财路径不外乎三种：要么是从自家后院、草场里挖出了煤；要么就是通过原国营煤矿股份制改造，变成了控股者；再有就是外来资本通过煤炭滞销时价低收购煤矿。不过，无论哪种类型，他们都或多或少地经历过从煤价过低时的沮丧与绝望，到煤价成倍攀升时的兴奋与激动。基本上，坚持下来的最终都坐拥巨财，放弃者则只有悔恨的历史。

 

郑总

 

在鄂托克旗棋盘井，我们深入了一家煤矿集团，访问了该集团中一个最重要公司的总经理郑总。

 

进入宽敞而荒凉的煤矿内部，员工说郑总正在小卖部里耍钱。

 

在一个小配房里，有五六个人坐在床上，每人的屁股旁或脚边都放着一沓百元大纱。看见陌生人进来，他们纷纷藏起钞票——用屁股压住或用手赶紧拿在一旁。

 

郑总带我们到对面楼上的办公室去。

 

我们开始聊他的老板——棋盘井的传奇人物钱老板。钱老板出身于牧民家庭，从童年时期就开始放牧牛羊，十几岁开始接触煤——赶着骡车运煤。二十几岁的时候，进了镇上的国营煤矿“跑供销”，在煤炭滞销的那些年景，由于他脑子活，人脉广，“协调能力强”，不但能卖光自家单位的煤炭，还能帮别的煤矿代销。靠着这种商业才华，他一步步得到提拔，最终成为煤矿的总经理，后来煤矿进行股份制改造，他便成为煤矿最大的股东。接下来，在上世纪90年代煤价走低的时候，通过大量的收购，逐渐形成了今天的规模。目前，他的企业形成了从挖煤、洗煤到炼焦的产业链——郑总将其描述为“循环经济”。

 

在聊天过程中，这位郑总不断接电话，电话的内容多与“打钱”有关，数目都是上百万。不接电话的时候，他就时而靠在他那有着高高靠背的老板椅上，时而摊开双臂，将上身伏在宽大的办公桌上——仿佛他眼前根本就没有客人。看来他昨晚没少喝，而且睡眠也不太好。

 

米教授的故事

 

鄂尔多斯市委党校经济研究室的米万库教授是个五十岁上下的中年人，头发夹着些银丝，面相厚道，性格豪爽。就对这个城市的了解而言，他简直就是教父级的人物。

 

米万库说，上世纪80年代，鄂尔多斯的GDP是内蒙古各盟市的倒数第二，经济主要是以农牧业为主，经济社会状况，用“穷”就可完全概括。在鄂尔多斯的本地学者而言，就是在所有的交流场合，没有人在意他们在说什么。

 

这种状况在鄂尔多斯因煤致富之后，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弯——从2008年开始，鄂尔多斯开始受到空前的瞩目，米万库也因为研究“鄂尔多斯模式”而获得了论文一等奖。“现在，在各种交流会上，我们不想讲都不行了，因为下边是一片渴望的目光。”

 

“或许是鄂尔多斯人穷怕了，这让人们在主观上有了这样一种意识：只要经济能发展，那么任何政策如果能变通的，都可变通。”米万库说。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鄂尔多斯人明知道地下有着大量的“黑金”，却苦于没有资金开发，加上没有公路，即便是露天的煤炭也运不出去。随着华能、神华的到来，国家投资修建了包神铁路，这时候，机会来了——虽然这条铁路主要服务于国有大型煤矿的煤炭外运，但还是为鄂尔多斯开出了一条财富之路。此后，鄂尔多斯兴起了修路热，很多民间资本开始投入到修公路上，直到现在，这股修路热依然没有消退。铁路与公路突破了困扰鄂尔多斯最严重的瓶颈，让地下的财富跃出地面。

 

在交谈中，米教授体现出了对本地的经济、社会、文化的深湛见解与洞察力，他了解世情，他的几个学生和几个亲戚也都是当地产业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他们拥有的财富与他相比，简直就是大山与沙砾的区别。鄂尔多斯的社会结构是怪异的另类“哑铃型”——最清寒的中间部分，是他们这些坐办公室的事业单位人员或公务员，富有的两端，一边是煤老板，一边是原来城郊的农牧民，他们因城市化或矿业发展所必须的征地而富得流油。

 

米万库也曾有成为千万富翁的机会，只是在那一瞬间与之擦肩而过。当时，因煤炭滞销，他的一个学生想用11万元的低价将煤矿转让给他，米万库的宅子就值15万，他当时完全可以卖掉宅子再买煤矿，这意味着还有4万元的盈余呢。他思考了一会儿，婉言谢绝了。结果，一年时间不到，这个煤矿价格翻了不止一百倍。

 

说到这些的时候，他的表情是极为平静的，只是自嘲地笑了笑。或许，这就是命运吧，上帝在那个“神奇的财富时刻”让他选择了“君子固穷”。

 

财富与梦想

 

东胜的很多地方会让人想到北京：街道很长很宽，建筑的“尺码”也似乎比别的城市大出半号——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十几年前这个城市只有两条街道。从拆迁废墟背后快速拔地而起的那些壮观建筑，你会窥见这个城市充裕的资本和它试图加速追赶北京、上海这类都市的努力。

 

远离东胜老城区近30公里的康巴什新区，是新的党政大楼所在地，由于此处有水源，市委、市政府于2006年搬到了这里。市民来此办事需要花7元钱乘坐K21路公交车，大约一个小时的车程。

 

康巴什新区所有公交车站的广告牌（在东胜老城区，这种广告牌也比比皆是）都是LED大屏幕电视广告牌，至少在现在，它们看起来还派不上太大的“广告”用场，因为在这个新区，几乎看不到人影——党政大楼后面就是一望无际的尚未入住的别墅区。

 

上世纪80年代后期，党校的四层楼是东胜的标志性建筑，比盟政府还高，而现在，党校面临着拆迁——据米教授讲，准备拆除它的正是从这儿毕业的某位学生，眼下鄂尔多斯“四大集团”的某位董事长，他准备在此地兴建鄂尔多斯最高端的娱乐项目。在低矮的党校身后，30多层的高楼鳞次栉比，这个城市已经没有低于6000元/平方米的房子了。

 

鄂尔多斯地方财政的70%，是靠能源、化工等产品的初级加工带来的。但在更多领域，政府正在取得成就。他们正在引导鄂尔多斯的能源、原材料工业向深加工、延长产业链、产业结构升级转型等方向前进，比如煤变油、煤变气、天然气转为化工原料等。

 

这是个虽仍粗粝但已胸怀大志、腰缠万贯之地，外乡人不应随意嘲弄鄂尔多斯试图闯进伟大城市的梦想，虽然转型或许会是艰难的，但在北中国这个新兴的财富空前汇聚之城，一切的野心与尝试，都不会缺乏实现的机会和可能。

 

据《锦绣》杂志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