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资本化危害公平与效率orz

权力资本化危害公平与效率

2005年08月15日 17:49 来源凤凰周刊

文/特约撰稿员　杨帆

目前中国真正左右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因素是什么？近似于樊纲所言：是不公平的历史禀赋，特权与资本的结合。他把不公平的本质归因于非市场因素，而我同时归因于权力与资本的结合。如果不能制止权力资本化， 中国将陷入既无效率又无公平的境地， 如能有效制止权力资本化， 公平与效率可以兼得。

中国改革的起点是无所不包的权力，是权力创造市场。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几乎所有的贷款和外资都需要各级政府计划委员会做担保，当大家没有财产进行贷款担保时，权力体系承担这个任务。 价格改革通过双轨制过渡，在深圳特区默认外汇黑市和汇率，也是比较好的选择，而且基本取得了成功。 改革初期这种渐进式的改革显然优于前苏联，好处是维持了经济高速增长，坏处则是出现长期腐败。与大多数人一般性地批判腐败，或者套用国际上“裙带资本主义”，“寻租”不同，我自己造了一个名词“权力资本化”，我至今认为这是最恰当的描述中国渐进改革的名词。

正如中国市场化改革不能避免权力作为起点， 甚至可能滑入权力资本化的怪圈一样， 作为改革原则的“效率优先”也不得不面对这一事实，对于权力介入改革，创造市场，攫取改革利益作出“效率高低，公平与否”的判断。 中国主流经济学家在这样重大的问题上，是缺乏勇气和科学精神的，他们对于权力资本化选择了先默认，再承认，后追随的态度。 于是，“效率第一”，“让少数人先富”，“发展是硬任务” 等一系列在1980年代促进改革开放的原则，在1990年代后期，就被人歪曲利用，蜕变成为帮助权力资本掠夺人民群众和国家财产的工具。 我们必须正视这一次性质上的蜕变。

80年代的改革设计者中流传这样的看法：改革要给掌权者以既得利益，换取他们对改革的支持；权力靠近市场才能推进改革，腐败是改革的润滑剂； 官商是市场经济的第一级火箭；传统文化和民粹主义是改革的阻力， 分别主张民主政治，精英政治和新权威政治。等等，哲学家则以“道德与历史二律背反”这样的命题来表达改革内在矛盾。 当时我也有这样的倾向，大家主要目的是推动改革开放，造成不能逆转的格局。 既然这样的格局在1992年邓小平南巡以后已经形成， 问题的性质就会变化。
1980年代中国的改革派做这样的理论和政策选择，明显优于前苏联的休克疗法，但也有风险，因为中国改革是以一个无所不包的计划经济权力体系为起点的，许多企业家是官员直接转化，或间接支持而来，总体来讲很难避免权力与资本结合的路径。 著名经济学家张曙光先生对此有深刻阐述，他认为“改革是钱与权的交换”，但有两种前途，一种是一次性的交换， 这意味着一定时期的腐败， 用资本赎买权力，迅速推进市场化改革，腐败会逐渐趋于收敛。这种方式在价格和外汇改革中的确获得了成功。 另一种前途是多次购买以后权力仍然存在，甚至会固化和扩张，这样腐败就会发散，市场经济反而不能推进。 非常不幸的是，第二种路径正在中国出现。

20世纪90年代的改革与80年代不同， 社会世俗化，利益集团化，权力资本化逐步成为改革和经济增长的基本动力， 改革与开放有了实质性和更加广泛的推进。 但由于政治与社会改革的滞后，作为改革主体的广大人民群众逐步被边缘化， 成为单纯的改革对象和成本承担者，出现了在改革中绝对受损失的社会阶层； 少数人攫取越来越大的增长与改革好处，强势集团坐大， 社会学家孙立平描述为“社会断裂”。 作为衡量社会收入分配指标的基尼系数，从改革初期的0.2急剧上升，接近0.5 的水平，加上灰色收入还要高出5—10个百分点。 中国已进入全世界收入分配差距很大，腐败非常严重的国家之列，如果以资本和生产资料占有来衡量， 不公平程度可能更大。

90年代中国思想界的一个特点是，把马克思主义边缘化，直接与国际理论接轨； 自由主义作为独立完整的理论体系出现；经济自由主义与一般自由主义分离，演变成为新自由主义，成为强势权力资本集团的理论武器。作为改革初期基本原则的“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自身并没有排除权力资本化，甚至还有纵容和默认的意思。在1990年代以后面对权力资本化现实，主流派经济学家对这个原则进行了越来越多的新注解，越来越赤裸裸和肆无忌惮。 如：社会应该适应不公平； 中国改革要牺牲一代人， 包括工人农民， 腐败不是最优也是次优,经济学没有道德，应排除价值判断，经济学家不能讲感情和良心等等。这些现象应该引起人们的反思了，不能让第二种路径在中国越来越清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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