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orz

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
作者：李剑宏    发表日期：2006-02-23   文章来源：作者来稿    字号：大 中 小   [查看和发表评论]    阅读指数： 46
在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赛《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科学考察》（中央编译局2001年1月第一版）一书的第二部分《知识分子与权力机构》里，作者系统的考察了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并针对西方的知识分子历史做了详尽的描述。应当看到，科赛在分析各种类型的知识分子时，是将他们放在一个静态的场景下加以考察。对于在社会变迁、时局变动时候，知识分子类型可能发生位移的动态状况，没有涉及。我所撰写的《知识与权力--论思想学说成为意识形态的过程》，则是在尝试阐述知识分子发生位移的动态状况，与西方不同的是，中国知识分子的位移，往往发生在不同的学派之间。从思想学派和知识分子类型发生位移的角度出发，恰恰是本文对科赛观点的突破，从这个意义上讲，本文是从社学学新的角度研究知识分子的一种尝试。比如秦王朝时法家思想是国家的意识形态，并且导致了"焚书坑儒"事件的发生，可是在西汉王朝，儒家取代法家成为国家民族的意识形态，儒家知识分子的身份和地位得到空前的提高，理直气壮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为什么历史转了180度呢？
要想搞清楚这个问题，必须理清知识分子与权力的关系，从而使我们知道：能够使自己信奉的思想学说成为国家民族意识形态的知识分子和其他的知识分子有什么相同和独特之处？他们应和权力之间保持什么样的关系？他们为什么沉沦和崛起？在确定了这些之后，通过历史的考察，就会对思想学说成为意识形态的过程，有了相当的理解和认识。
知识是能够带来权力的。知识分子也常常迷恋权力。最有力的证明，就是"学而优则仕"的古训和传统社会制度上的认可。虽然少数知识分子，例如纯粹"为艺术而艺术"的拥护者与政治毫无牵涉，如朱利安·本达说："学者全是这样一种人，他们的活动本质上不追求实用目标，他们是在艺术、科学或形而上学的思考中，简言之，是在获取非物质的优势中寻求乐趣的人，也就是以某种方式说\'我的国度不属于这个世界\'的人。（《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但事实上，纯粹的为了获得寻找理趣快感的知识分子极少。原因仅在于，我们的知识，或多或少与政治相关，并且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势欲，如恩格斯所说："自从阶级社会产生以来，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欲就成为历史发展的杠杆" （恩格斯：《路德维西·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１９７２年５月第１版，２３３页）。掌权的知识分子也是少数，而且只有极个别的知识分子掌握过权力，并且没有失去知识分子的品格，例如借古罗马政治家帕布里亚斯为共同笔名的汉弥尔顿、麦迪逊，以及杰·约翰，是美国的开国元勋、制宪的要角（麦迪逊号称为美国宪法之父）、新共和国的领导人。
权力和知识的关系通常均被证明是不稳定的。知识分子对普世存在的价值理念的坚持与社会的常规制度之间的冲突经常发生。知识分子往往对决策者忙于庸俗、琐屑的事务不屑一顾，而掌权者则指责知识分子不切实际和缺乏责任。掌权者和知识分子之间一向是相互不理解和不切实际的。短暂的蜜月的确有过，但牢固的联盟从未建立起来。一般而言，知识分子涉入政治领域，常常以灾难告终。例如法国的吉伦特派、雅各宾派和沙俄时代的布尔什维克派，中国大多数的法家人物，如商鞅、李斯、晁错等。
根据知识和权力的远近，可以将知识分子分成七个类型：掌权的知识分子；内部穿孔的知识分子；帮助权力合法化的知识分子；批判权力的知识分子；向国外求助的知识分子；不关心权力的知识分子；破坏权力的知识分子。
“掌权的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相对稳定和政治常规化的时期，国家事务常常对知识分子争取政治优势的努力进行抵制，但革命时期却可能为他们提供获取权力的机会。在正常时期，个别知识分子偶尔也可能被吸收到权力机关，但只有在革命年代，知识分子集团才能处在打败国家的位置上。在革命者活跃和上升的短暂时期，似乎一切都可能发生。人们热切的想扭转和改变世界，此时知识分子就可以成功的夺取权力，但是，当随后常规工作的迫切要求使没有才智但有必要实际技能的政治实干家出现时，他们的权力就保不住了。
内部穿孔的知识分子，这是一群极富处世智慧的人群，当革命的时机似乎还不明显，而知识分子感到必须让社会的运行发生重大变革的时候，他们就会从自己掌握权力的企图转向劝告掌权者促其改变的任务上来。于是他们努力成为掌权者的精神指导、良心主管或谋士。直接实现自己的蓝图遭到破灭之后，他们产生了这样的念头：通过变成心腹人物，王权背后的权贵，慢慢按照他们的愿望改造现实。然而遵照日常政治要求的压力，几乎总会导致知识分子的厌倦，消除这种厌倦的办法，或是从没有依附性的知识分子主动变为依附的官员，或者以多少戏剧性的方式离开权力。当知识分子放弃自主权，接受了决策者对研究施加的限制时，当独立的权力基础不复存在时，知识分子就成为专家。当不允许知识分子有自己的研究课题，只能按形势要求解决政策制定者的问题时，他的角色就逐渐与一个具备专门技能但必须执行政策制订者任何指示的公务员没有多大区别了。
帮助权力合法性的知识分子，在旧学说似乎不足以支撑权力大厦的历史环境中，知识分子可以形成新的合法学说，或者可以创造完全不同的合法学说以证明新政权的合法性。新政权要求意识形态为其夺取权力提供合法性，承担这项任务的知识分子最初都不了解新政权，自以为踏上了更大自由、解放和正义的大道。他们只有做完了自己的工作才会发现，他们和他们最初提供的自由意识形态被一同抛弃了，政策制订者和知识分子的不稳定关系又一次明显起来。甚至那些欢迎新的统治体制并且提供象征性辩护的知识分子，也很容易--倘若他们不愿成为无批判精神的宣传家--品尝着苦涩的幻灭结束其使命。
批判权力的知识分子无需经历幻灭以后才相信权力和知识间有着长期不和谐的关系。他们一开始就把自己看作是社会意识和良心的承担者，如果必要的话，他们要以长期备战的状态进入政治疆场与那些掌权者厮杀。一般来说，只要时局正常，他们和不关心政治的知识分子没什么两样，只有当时的政治事件引起的问题超出了单调的政治，揭示出更重大的超越性事业时，这些知识分子才会积极参与其中。
向国外求助的知识分子，他们严厉批判自己的文化，同它格格不入；他们对自己社会的掌权者采取批判立场的同时，倾向于把自己的忠诚转向国外舞台。实际上变成了另一些国家而不是自己国家权力结构的合法化制造者，并破坏着自己社会的合法性基础。对自己社会不怀敬意的知识分子，却能为其他社会编制巨大的神话。在国内清楚发现的缺点，到了国外却被忽略。”
这七种根据权力的远近而划分的知识分子类型，事实上存在着因社会变迁、时局动荡而发生位移的可能。回顾中国历史上的封建制度形成期--战国、秦、汉，就可以清晰的看到法家知识分子如何从掌握权力走向内部穿孔，而儒家又如何从内部穿孔走到掌握权力的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