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一点思考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30 20:31:45
效率与公平关系的一点思考
——从社会哲学角度反思现代效率与公平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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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公平与效率的问题由来已久，自古希腊以来，公平、正义、公正、自由等问题就是哲学家所关注的问题之一。一个社会要稳定和发展，就不能没有公平和效率。如何提高效率、维护公平，是人们历来所不断探讨的问题。在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今天，公平和效率的问题关乎市场经济改革的成败和社会主义的前途，因此，我们有必要对公平与效率进行粗略的探讨和反思，并作出一些尝试性的解答。
关键词：效率 公平 效率优先 兼顾公平 现代价值重建
（一）效率与公平的价值论基础
马克思曾提出一个科学研究的方法论：“一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和任何在内容上是正当的因而也是合理的问题，有着共同的命运：主要的困难不是答案，而是问题。因此，真正的批判要分析的不是答案，而是问题。”[1]按照这一原则，我们要分析效率与公平问题，首先要解决这样的一个问题：
何谓效率？何谓公平？换句话就是效率与公平的价值论基础是什么？
1、效率及其价值论基础
任何的物质运动都会有一个效率的问题。效率作为一个科学的概念，最早是在物理学范畴。在物理学里，人们用效率表示所作的功或说得到的能量与所消耗的能量的比值。对于效率的更一般定义，
简单地来说，效率就是指相同投入条件下的产出最大或相同产出下的投入最小。经济学的角度的定义也所差无几。如阿瑟·奥肯指出：“效率意味着从既定的投人中获得最大的产出”。[3]厉以宁认为：效率“是指资源的有效使用与有效配置”。[4]效率是一个实证性概念，它反映的是产出与投入之间的一种物质变换关系。单从生产力的范畴来讲，效率的高低体现出人类利用自然、改造自然和征服自然能力的大小。
从社会哲学的角度看，效率就是关于作为主体的人和作为客体的物之间的实践关系，也就是人 (主体) 在改造自然、社会、人自身 (客体)过程中所具备的水平和能力，它表征着主体与客体所构成的系统整体的功能与效能，是一个社会的整体效率。效率可以分成经济效率和社会效率两个层面。一个社会的效率实际是从不同侧面反映了该社会的资源配置问题。
2、公平的价值论基础
关于何谓公平，国内乃至世界上似乎还没有一个统一的、有说服力的说法。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是这样定义公平的：“由于社会合作，存在着一种利益的一致，它是所有人有可能过一种比他们仅靠自己的努力独自生存所过的生活更好的生活；另一方面，由于这些人对由他们协力产生的较大的利益怎么分配并不是无动于衷的（因为为了追求他们的目的，他们每个人都更喜欢较大的份额而非较小的份额），这样就产生了一种利益的冲突，就需要一系列的原则来指导在各种不同的决定利益分配的社会安排之间进行选择，达到一种关于恰当的分配份额的契约。”[5]而公平就是这么一种契约。根据这一概念，他提出了两个关于正义原则：一是平等自由的原则，二是机会的公正平等原则和差别原则的结合。其中第一个原则优先于第二个原则，而第二个原则中的机会公正平等原则又优先于差别原则。弗里德曼直接将公平看作是“结果平等”，即社会成员收人的均等化。加尔布雷思则认为，单单做到收入均等化还不够，还应当做到 “权力均等化”。他说：“如果发现造成收入的巨大差距的，不是由于职务不同而是由于等级制度、传统势力和权力，那么政策的目的就必然应当是缩小这种差距。”[6]厉以宁则认为：“收入分配的均等或财产分配的均等并不意味着公平。相反，应当将公平理解为获取收入或财产的机会的均等。”[7]
相对来讲，公平是一个动态的历史发展的概念，并不存在某种先验的公平，也不存在超越历史的永恒的公平。公平范畴的这种历史性与相对性，使其首先表现为一种现实的道德评价，即现实的人对现实的社会所做的道德评价。与效率一样，公平也可以分为经济公平和社会公平两层面。要注意的是：公平不等于平等、平均。公平是以承认差异为前提的，所谓公平就是一种合理的差异，这与平等、平均以同一性来衡量形成反差。因而，现代社会的公平观应该是“一种相称的或是平衡的关系”，[8]而不是绝对的平均主义。在当代中国，邓小平提出的“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最后达到共同富裕”，就是这么一种公平理念的外在体现。
（二）“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3、效率与公平关系问题的历史讨论
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由来已久，早在古希腊苏格拉底就认为人类的理性认识对象要由自然转向社会，开始关注社会生活准则问题。社会应该是正义的、勇敢的、平等的和节制的，首先把公平立为一个社会稳定的条件之一。柏拉图以后，站在社会哲学的角度来看，人们更注重社会作为一个整体的存在，更多地强调社会的公平性。直到市场经济的出现，使得人们的信仰理想由“上帝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观转变成为近代经济意义上的“货币面前人人平等”的平等观。而“货币面前人人平等”实际上就是社会效率的假面面具，因为只有效率才能确保利润，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剩余价值。效率问题的产生，从根本上讲是源自人类的生活欲求与资源有限的矛盾。这种矛盾早已存在，只是在市场经济下被突显而已。由于市场经济的发展，不断扩张的生产能力和不断扩大的效用需求，不断加剧的资源不足使得现代人类开始重视效率问题的存在了。在唯效率的价值观的指导下，资本主义不断发展生产力，提高生产效率。与此相反，对公平、对社会平等的漠视，使得效率与公平的关系越来越失衡，社会越来越不稳定。
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出现为我们研究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提供了一种新的理论思路。按照马克思唯物史观的观点“任何一个人类历史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人类要生存就必须要向自然索取资源，同时就必须要面临资源不足的危机。人类的需要与满足之间总是存在差距，这种差距本身就是一个效率问题，而在物品使用价值的社会分配方面就会存在一个社会公平问题。在马克思看来，效率属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生产力层面，而公平则属于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生产关系层面。公平作为一种现存的秩序安排 (制度安排) 和秩序理想，在法权关系上体现为法律安排，在道德关系上体现为日常生活秩序，在意识形态上表现为一种形而上辩护。因此，“公平以经济关系中的效率为基础，最终进入上层建筑领域。”[9]换句话说，我们既要重视效率，也要兼顾公平原则，公平要以效率作为实现的基础，这就是社会主义制度下的效率与公平关系。
4、社会主义效率公平观——“效率优先、兼顾公平”
中国的社会主义是在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现实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针对我国相对落后的生产力状况，毛泽东认为社会发展必须首先考虑公平原则，效率是建立在公平分配、人人需要得到满足的基础上。他曾形象地说过：“你要母鸡下蛋，又不给它米吃，又要马儿跑得快，又要马儿不吃草，哪有这样的道理？”[10]在处理分配结果的平等与效率增长的关系问题上，毛泽东选择了“公平”，构建了一个公平分配优先、以“均富”求共富的经济发展目标模式，更甚者后来公平分配优先逐渐凌驾于经济增长之上。“平均主义”、“大锅饭”盛行固然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的平均主义色彩的大同思想的必然结果，但不能说与毛泽东的错误认识不无关系。
在当代中国社会，效率优先还是公平优先的问题实际上就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的问题。邓小平指出：“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11]实行以公有制为基础、带平均主义色彩的计划经济并不是社会主义唯一可行的经济建设道路。在人类的发展史上，平均主义意味着低效率，计划经济带来的生存危机使得改革开放势在必行。党的十四大顺应历史的潮流，提出“兼顾效率与公平”的原则，后来在十四届三中全会修改发展为“效率优先、兼顾公平”。作为一种政策原则，“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实际做法被最终确立为实践原则。相对于只追求效率，不顾公平，把市场规律变成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或者把公平理解为结果均等，无视效率，甚至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这是社会的一个进步。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快速发展一定程度上也是得益于此。但是，公平与效率的问题并不因这一原则的提出而得到圆满解决。行政部门的效率主义仍然存在，公平问题也在加剧。也就是说，“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政策原则本身也要接受实践检验，并在理论界受到赞成与反对的广泛议论。
那么，我们该如何理解“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一原则呢？
根据
（三）效率与公平：现代社会下的价值重构
如上所论证，“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并不是十全十美的。据相关统计，2005年中国的反映居民收入差距（也即贫富差距）的基尼系数竟然达到了惊人的1.5！这意味着什么？经济学里的基尼系数一旦达到了1，那么社会就已经处于极其不稳定的状态了。中国社会的贫富悬殊程度可见一斑了，难怪有人戏称之为“中国当代的资本原始积累”。于此同时，国有部门突现出极端效率低下、个人之间的“偷懒竞争”和机会主义行为，市场化进程中的法制建设严重滞后，自由、平等和所有权的基本市场权利尚未得到制度保障，行业垄断、地方保护和所谓“官僚资本”不断兴风作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中效率与公平的关系问题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被异常突出的显露出来，对当代中国的效率与公平的反思与价值重建已经刻不容缓了！
“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之所以造成现在的状况，其根本症结在于经济公平的缺失。如何重建经济公平秩序，是解决效率与公平问题的实质和关键所在，也是解决问题的现实起点。只有在张力中实现经济效率与经济公平的动态平衡，才能重建完成社会主义体制下的效率与公平的价值重建，最终实现邓小平提出的“共同富裕”的理想。
如何在张力中实现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完成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价值重建呢？我认为，要注意以下几个方面：
1、从经济效率原则到经济公平原则的转变。经济公平是一切的起点和前提，经济效率是基础和中心，社会公平是最终的目的，而社会效率是连接中间的桥梁。在经济生活里，一旦公平原则失衡，劳动者的积极性就会受到极大的打击，所谓的效率性也就无从谈起了。要实现由效率原则到公平原则的转变，首先就必须要保障个人的经济、文化、道德权利。其次要完善法制法规，保障公平原则的实现。
2、变革思维，从教条主义到问题主义、从线性思维到发散思维、从解释到创造、从口头主义到实践，多维度地反思效率与公平的动态平衡，突破原有的单一维度的思维方式，真正整体上融合效率与公平结构性的关系。
3、在宏观政策调控上，不仅要考虑时间上的先富与后富，而且要平衡发达地区与落后地区、城市与农村之间的收入差距。实施社会差别原则，保证弱者的优先权，创造有利于弱者行使基本的社会权利，切实保护弱势群体的利益。
参考文献：
1、 史瑞杰：《效率与公平：社会哲学的分析》，山西：山西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第一版
2、 万光侠：《效率与公平：法律价值的人学分析》，北京：人民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
3、 王南湜：《社会哲学：现代实践哲学视野中的社会生活》，云南：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8月第一版
4、 韩秀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郑州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3年5月
5、 李建党：《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原则争论与政策启示》，云南师范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2年5月
6、 王彩玲：《公平与效率的交易原则》，光明日报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0卷，第289页
[2] 郭湛：《人活动的效率》，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8页，转引自史瑞杰：《效率与公平：社会哲学的分析》第22页
[3] 阿瑟·奥肯：《平等与效率》，华夏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转引自韩秀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
[4] 厉以宁：《经济学伦理问题——公平与效率》，1996.7. 转引自韩秀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
[5] 约翰·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版，第2页，转引自史瑞杰：《效率与公平：社会哲学的分析》第27页
[6] 弗里德曼：《经济学与公共目标》，北京：商务印刷厂1983年版，第108页，出处同上
[7] 厉以宁：《经济学伦理问题——公平与效率》，1996.7. 转引自韩秀华：《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公平与效率问题研究》
[8] 万光侠：《效率与公平：法律价值的人学分析》，第113页
[9] 李建党：《效率与公平关系的原则争论与政策启示》第8页
[10] 《毛泽东著作选读》下册，第728页
[11] 《邓小平选集》第三卷，第373页
[12] 参见史瑞杰的《效率与公平：社会哲学的分析》第56—77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