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周末 - 平衡国家与市场

我们必须抵抗住这样一种诱惑，即相信如家长一般喜爱干涉的国家将是我们未来的模式。如果我们向着这种方向前进的话，则受损的将不只是商业，还包括整个社会。抑或像许多人曾经说过的那样：“一个大到足以赐予你一切所求之物的政府，也强到足以剥夺你所拥有的一切。”
当人们回首往昔之时，爆发于2008年的金融与经济危机将会被视为一个变革性的时刻——因为这场危机就经济体系的未来形态提出了具有根本意义的问题。这些问题并不像某些人所认为甚至所期望的那样，与资本主义的终结有多大关联，而是与不同国家对资本主义的不同理解方式有关。
我们如今所见到的景象，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那些争论的相反版本。彼时，罗纳德·里根常常戏称：“英语中最可怕的九个词是：我来自政府，我来帮你！”现在，政府为稳定金融市场和整体经济已经投入了数万亿美元、欧元、日元和英镑，那九个字也显得远没有那么可怕了。
事实上，人们对市场所抱有的信念已被削弱，而对政府和规制的信任却与日俱增。数十年来，存在着一种国家应当订立规则，而后放任私营部门自行发展的共识；而在此之后，国家正被普遍视为一种应当在经济中发挥积极作用的有益力量。
上述情况发生的同时，却没有明确迹象能显示国家具有优越性。相反，美国政府对该国房地产市场的大力干涉，或许正是国家缺陷的最恰当例证，毫无疑问，这种做法对于危机的发生有着重大的推动作用。
我察觉到这样一种意愿正在日渐增强，即我们应舍弃创新带来的好处（特别是金融创新），以换取较慢的变革速度，后者被认为更易为人们所控制。这种意愿的变化不但会阻碍未来的增长，同时它还会带来其他的风险。
第一个风险在于国家将会过度扩张。这场危机将会导致二十国集团经济体的财政平衡状况大幅恶化。随着经济走向复苏、政府取消支持措施，财政赤字状况将会有所改观，但并非所有的措施都是一时之计或在经济方面具有合理性。大部分政府也将其一揽子刺激方案用来服务于既得利益者。日积月累的债务将会构成公共财政的长久负担。
此外我们还需牢记，预算在危机爆发之前便已吃紧；而且政府的财政平衡状况并不能反映出现实的所有方面。比如在德国，若将养老金债务计入其中，则整体负债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将从目前的65%跃升为250%。
利息偿付在预算中的比重正不断增大，而当利率再次开始上升之际，这一比例还将继续上升。如果政府在财政稳固方面没有强有力的政治承诺和可信的计划，那么还存在着这样一种明显风险：即某一时刻，主权债务的收益率将会显著上升，这将会给经济和政治两方面带来不利影响。
第二个风险则在于，政府将会继续以决定哪些公司应被救助、哪些可以任其破产为己任。人们必须划清危机时期与普通情况间的界线，在前一时期，我们需要紧急措施以避免经济崩溃；而在后一种情况下，则应由市场机制完全发挥作用。
然而，政府的本能或许将是回归这样一种理念，即保护本国领头企业或在某些领域重新伸张国家主权。不过，本能并不一定是决策的可靠基础，而且在全球化的时代里，区分“本国”和“外国”的做法既不合适，也不可行。
为了在避免出现产业间或产业内竞争性扭曲的同时，保持国家的行动能力，我们应当在这一领域制定出指导未来决策的标准。其中一种原则是，在严重经济危机爆发前便身陷困境的公司，不应有资格获得近来世人所见到的那种国家援助。此外，援助必须有限，以免公司对此上瘾。
政府也应意识到此举的长期代价：国家在市场进程中的大规模干涉，将会造就出自己的一套企业赢家与输家。结构变化或将受到延误，这会使我们失去由危机所提供的、构建更具竞争力且更有活力的产业之机会，同时加速全球成熟经济体的相对衰落速度。
事实上，第三种风险还在于：国家在经济领域更大规模的干预将导致世界偏离全球化的方向，为五花八门的国家保护主义铺平道路。金融产业便是例证，在这一产业中，更高的国有程度带来了金融市场重新国有化与重新碎片化的明显风险。
许多接受政府资金的金融机构已经专注于各自的母国市场，并削减其海外运作规模。同样，无论是刻意为之还是无心插柳，都存在着新规制导致市场重新国有化的可能。
政府在本国市场假定具有的安全性中寻求慰藉的做法是可以理解的，但本国市场所提供的庇护却是水中之月：强化金融市场稳健程度，并确保降低此类危机重演概率的唯一方法仍在于，建构一种与一体化市场相称的规制框架。我们为此需要制定出全球范围的（或至少是欧洲范围的）规则，我们还需要强有力的机制结构以执行这些规则，而且这种需求也不一定局限在金融市场这一方面。
我们必须抵抗住这样一种诱惑，即相信如家长一般喜爱干涉的国家将是我们未来的模式。如果我们向着这种方向前进的话，则受损的将不只是商业，还包括整个社会。抑或像许多人曾经说过的那样：“一个大到足以赐予你一切所求之物的政府，也强到足以剥夺你所拥有的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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