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教育

对中国教育的思考

----写给中国的教育政策制定者
寸心 

摘要：本文对中国教育以及基础教育现状从发展背景、相关政策、教育现象进行了反思与期待；特别对教育行政体制的官僚化、校长负责体制的格式化、教育评价体制形而上学化、高考体制随意化、专家指导体制庸俗化等方面做了现状分析与期待；也对中国教育改革的相关方面做了一定的思考。

一、对背景的估计

本文讨论的中国教育是指进入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在全方位实行对外开放、基本完成了所谓到“市场经济”的转移；更加巩固的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的政治制度；人民有广泛的、更丰富的物质、文化、思想诉求；社会发展面临多元选择；同时，人口压力激增，各种社会问题凸显；地域发展不平衡；整个社会缺失信用，在国家层面上，随着中国的不断强起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面临世界各国的挑战等等。在这样的背景下讨论中国的教育包括它的现状、它的制度安排、它的未来发展，它与建立创新国家的关系显然不是一篇文章所期待的。本文就上述背景下将笔者思考的有关中国教育及中国基础教育的相关问题作一讨论。

二、对基础教育的估计

近三十年来，随着国家各方面的飞速发展，基础教育各层面也在飞速变化。这些变化的积极方面是有目共睹的，本文不把它们作为讨论的重点，因为已经把它们作为讨论的大背景确定了下来。本文的讨论重点是在承认这个教育作为事业已经取得巨大发展与变化的背景下，我国基础教育仍然面临或存在着的“问题”而且越来越被格式化了。它们主要是指：被纯粹快速官僚化的教育行政管理体制；被僵化了的校长负责制；被形而上学化了的评价体制；修修补补的高考体制；被庸俗化了的专家指导体制。当前教育及教育界存在的各种所谓“问题”或者被称为人民群众所关心的各种问题无不与上述的各种体制有关，而且正在迅速地形成“恶性循环”。

三、反思与期待

1．对教育行政体制的反思与期待

现行的教育行政体制是继承了新中国成立后计划经济大背景下建立起来的体制，并在改革开放后逐渐完善发展起来的体制。可以说它对我国教育事业的发展起到了决定作用。但是这个体制的弊端也不断显现出来的：迅速的官僚化，在有些方面可以说是纯粹的官僚化。由于教育行政体制的官僚化，他们对教育的管理与指导越来越受到社会的“诟病”：如教育行政官员“随心所欲”制定某些政策：A厅长要把学校分类评为“xx重点”，接替A厅长的B厅长以一个自己认为“合理的理由”又接着评“xx星级”学校，原来的“xx重点中学”又评为“xx星级学校”。在教师看来这纯粹是官僚的个人好恶行径，而不是一个教育专家所为。因为每次的评定都是在浪费广大教师、学校的时间与资源，也在浪费国家的资源。为了提高因评级而带来的潜在的教育资源占有上的比重，学校、教师不得不破坏正常的教育教学程序。所以有教师调侃道：C厅长上来估计又要评什么“猫级”、“狗级”学校了。在这个例子中，将厅长变为局长、校长，将学校评级变为什么理念、思路、政策等等就会复制出许许多多的实例，只是形式不同罢了。教育行政官僚化在学校层面上更加显现：作为教师都希望自己是学校领导，为了这个目的可以排除万难甚至不择手段。因为大家清楚：只有变成领导才有更好的考核与奖励，你就可以放肆地去评价别人的工作，最主要的是你不会受到来自各方面的或明或暗的下岗或调离的“威胁”。

“减负”的问题从上世纪提出至今已有好多年了，而学生的书包却越来越沉重，作业的时间越来越长，学生近视率越来越高，为什么总是不能解决这一问题呢？总不能把这些表现都说成是基础教育取得发展的亮点吧！借用网友调侃的语言：中国人从小到大在各层面上都活得累，想必这不是假话，尤其中国的中小学生的确很累！很多的家长把自己的孩子输出国门去学习，除了发展的需要外这不能不是一个原因！究其原因：仍是教育行政官僚化的结果。因为在“减负”的文件上规定的原则、标准与教师执行的原则、标准是不同的，教师必须得执行学校的规定，校长要考虑无所不在的上级、同行的检查、评比。所以用形式主义对付官僚主义－－“作假”是属校长、教师无奈的选择，也是学校生存、校长“长大”的基本选择！难道那些制定“减负”文件的官员不知道这些吗？其实他们也在用形式主义对付更大的官僚主义呢！要知道“升学率”不管用何种形式（明的暗的）强化，“减负”就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减负”，它只能成为一句动听的空话！

有了官僚化的行政体制，必然催生出一大批校长、副校长。甚至还要括号副县级，副处级，甚至部级、省级、副省级校长。而校长在校内又复制出一批批科级、副科级的各种“长”（括号学校任命）。由于只要变成“长”，你就不必要担心来自各方面的“检查”。每个教师都有向“上”努力的动机，不承认这点就是不了解现在的学校，而承认这点，那么学校和官场又有什么区别呢？

“择校生”、“一校两制”、“国有民办”、“教育也是产业”等等，这些统称为所谓“上不起学”的问题，无一不与教育行政体制官僚化有关。因为官僚受政绩的“牵连”是最容易“现实主义”的！一般他是不太关心什么“长远利益或影响”的。但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促进“人的全面发展”，是塑造人的灵魂的。十年树木,百年树人决定了教育不是一个“任期内”要提高多少数量的方式来进行“发展”的，它是一个长期而系统化的工程。其实，从这点看中国最应该和“国际接轨”的当属教育！

2．对校长负责制的反思与期待

校长是怎样产生的呢？在中国现阶段是有它的上级机关任命的，任命的校长难道不称职吗？非也。任命的校长是非常“称职”的！但由于他已经属于官僚的范畴，他的作为就完全被“固化”了。由于任期所限，校长没有办学的长远规划，也不可能有，因为没有产生它的动机，他的办学思想已经被他的任命机关完全格式化了。急功近利，忙于求成是校长最好的选择。

首先，校长很忙，忙于迎来送往，忙于“稳定发展”。校长最主要的工作是研究教学之外的——如何“求神拜佛去化缘”。校长是学校的维持会长，维持学校不出事，是他最关心的事，因为学校出事，校长下课已经变成准规则。于是学生发展的一些路被堵死，甚至一些活动课程（音乐、体育、等）课外活动被取消，校园里除过上课、考试外没有歌声、笑声。原因之一就是怕出事。其次，校长不好“坐”，校长苦恼。如果他有思想，他却不能用自己的方式去办学，这样他是苦恼的；如果他没有思想，忙于事务，这也不是他努力“当上”校长的初衷，除非他另有所图，这样他也是苦恼的。再次，校长很累。校长要千方百计使学校发展、自己“长大”，什么文明学校、绿色学校、体育先进学校、卫生先进学校、xx星级学校、食堂标准化学校、特色学校、xx先进学校、名师工程评比、xx骨干学校评定……每一次评比检查他都要事必躬亲，认真对待。否则，可能有一天他会懊悔不已！校长的工作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忙、怕、累、苦”。这一方面说明校长在勤恳工作，另一方面更说明校长的“无奈”与“悲哀”！

校长的工作格式化后，学校的管理工作一般也格式化了：可以简单概括为校长最重要的工作是到处去“化缘”“找钱”；书记最重要的工作是保学校稳定不出“事”，副校长最重要的工作是保“升学率”，“三驾马车”，分工合作。这样的格局其实是目前大多数基础教育学校的真实状况，适者生存，在这里一样适用！当然这样的校长负责制并非没有效率，它可能是现实中最好的选择之一。

3．对教师评价制度的反思与期待

对教师教育教学成果的评价，若不能全面地、发展地、客观地进行评价，那这个评价就是形而上学的。教师的工作是“教书”与“育人”两部分构成，而且育人应该是教师最重要的工作。一个人不论他具有怎样深厚地道的专业知识，如果他的人品出了问题，很难想象他会利用他的知识很好地为国家，为人民“服务”，古今中外，这样的例子举不胜举。现在不是有很多标榜所谓“精英人才”最后却是“贪官污吏”，难道这样的例子现在还少吗？在所谓“社会转型”时期，育人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它应该是每个教师“义不容辞”的责任。有人说现在是师生关系历史上最恶劣的时期之一，这可能有点“危言耸听”，但是师生关系确实需要反思。究其原由：它与对教师工作的评价制度与方法不无关系。如评价只强调结果——-考试成绩、升学率而忽视整个教育教学过程。成绩好等于好老师，成绩排名靠后你自己考虑。更不关注教师是怎样把所谓“后进生”“难教生”“提高”了，甚至使其转化为“优秀生”的。要知道“难教生”的教育教学要比“优秀生”困难的多！这样校园里必然出现为了“好教班”“优秀生”而抢夺学生、诉苦、拆台、资源独享、作假、应付工作等等种种本应避免的现象。又如学生的缺点错误教师经常会“装作”看不见，因为批评、纠正学生错误可能导致学生投诉，而学生投诉一般会导致教师精神与生存的危险，即使无危险，教师也不愿接受一遍又一遍的“调查”。教师当然也不愿冒如此大的风险！他也是社会人！学校为了稳定，就是学生不出事，只能要求教师处理学生的事情要谨慎再谨慎！因为一出事，校长可能“下课”，当事教师的出路不用多说。

前面讲到由于校长们不能自主决定一些本来应该决定的事情，因为任命他的上级早已格式化的替他决定了。如虽然明知他的学校排名最后但他还得必须让他的学校参加相关的一些考试评比，这当然不是他愿意看到的！他工作的自由度只限制在校园内部对已有的工作程式进行所谓的“改革”“创新”工作，这也被称为学校管理工作。这里教师是校长们最主要的管理对象。不客气讲，教师就是校长所管理的一些智能机器人。校长让你休息日“补课”，你不得不“补”，校长让你一周上18节课你必须得上，校长决定了假期上课，你必须得上。在这里“部颁标准”、“厅局文件”，什么“标准课时”统统失效！学校追求的各项指标必须完成：平均成绩、所占地区名次、升学率、达标率、论文发表数、获奖次数……来自各方面的考核指标最后都要由硬僵的数字化的形式落实到班级、教师自身。教师自然会“八仙过海”去完成，当然作假也并不是例外的情况。其实校长这样做也可能并不是他的本意。但他“理应”为任命他的上级负责。他有时也是“逼迫”所为。

作为草根教师多么不希望看到这种现象！并为“教育人的灵魂的工程”深深地打上形而上学的烙印而伤心。因此由笔者看真正的创新人才的培养、创新社会的到来还需要漫长的路要走！当然在这样的教育氛围下出现“诺贝尔”也难！

4．专家指导体制

首先，什么是专家？专家就是具有话语权，而没有决策权的一类人。虽有决策权，但对决策事项产生的后果不负“责任”，这类专家称为伪专家。而对决策能够“负责”的专家称为“真专家”。“专家”是对他们的统称。而有时把具有话语权的专家也被称为“权威”。教育界似乎更多的是有权威的人，人们通常也称他们是专家。“欢迎xx专家（组）来校光临指导”大概就是指这样的一些专家。这样的“专家指导”在每一个学校几乎每天都有。如果这个估计不错的话，那么这样的专家指导就太庸俗了。姑且不论这样的“指导”对学校的正常教学及其他工作造成许多混乱，就这些专家的“指导”能否真正有效指导教学或者指导工作，也值得怀疑。甲专家主张要具有“生本教育”的新观念，并说“生本教育”多么有效。而乙专家说建构主义教学观多么权威，多么重要；甲专家说高考要重视基础回归课本，乙专家说高考要提高能力重视知识应用……作为教学一线的教师，承认他们讲的都很“地道”、正确。但是我仍然要按照经验主义教学！因为：第一失败的责任“负不起”，第二太原则可操作性差！因此只能听听，充其量只能算继续教育的内容。

其次，即使专家的研究结果已经实施，但执行的情况也不尽如人意。如：依据“新课程标准”编写的教材，应该说是很不错的。依据编写者（专家）所写的相关使用说明，正常完成教学某科教材，（如高中数学）应该是两年半时间。而学校受制约它的上一级专家的指导强制规定要在一年或一年半的时间内全部完成教学任务。以便更早进入高考复习。笔者是高中数学教师，我知道认知水平各不相同的学生在短时间内要接受最少七种最多达十种数学课本（注意这只是数学一科），还要学好，参加各种数字化评比并准备承受可能带来的“压力”，这可能吗？要知道一个高中学生就高考科目至少有五种！现在我们就会理解为什么有那么多的学生会出问题：跳楼，自杀，杀害老师，伤害同学，近视，厌学，离家出走……专家们应该明白的是：一个好的项目如果没有针对实施它的环境的“整治”办法，这个好项目结出好“结果”也难，除非完成这个项目也是为了“交差”或者“应付”，那就是“乱折腾”！

官员们决策时，有时请所谓“专家”“咨询”。一方面专家因为有了接近或者讨好官僚的机会而胡乱“参谋”，另一方面官员也可能为了以后推卸责任或决策事项打上专家烙印而乐此不疲！这个社会不是不需要专家，而是太需要专家了。但真的不需要那些所谓的“狗屁”专家！

5．关于高考体制

高考制度作为选拔人才的重要制度，对我国的人才培养和现代化建设功不可没。但是在这飞速的社会变革中，也越来越暴露出了它的一些“弊端”，于是有“话语权”的人们以“改革创新”的名义对这些“弊端”进行了“革除”。这中间有些是成功的但也不尽如人意的，如有的省“十年五变”，这不能不引起人们的反思。有必要吗？社会发展是不是快到一定要对某一项事关全体人民的具体制度三年两变呢？如果变是修修补补还是“大变”呢，如果修修补补那就不如不变！如果是一个较为长期的规划的纲要，那就要做“在一个较长时期内‘稳定’的变动”，即在一定时期内（如十年）变动后不变动。需要一提的是“期望靠大学自主招生、双向选择的方式，改变人们对应付高考的态度，转而能注重能力培养，这是很不现实的。大学自主招生，学生选择学校，就算它能公正地实施起来，也只是花样翻新，而不是实质内容的改革，它既不可能减轻学生的学业负担，也不会减轻学生的升学压力，只会使竞争更激烈。何况大学不在真空里，早已被社会上的不正之风严重侵蚀，媚权、媚钱、媚名、媚俗之风炽盛。明星、官员、大款被自主招进来的已经不少，有人不听课，不做作业，不考试，让‘枪手’代劳，也同样拿文凭”.要知道:高考制度是选拔人的制度。十年树木，百年才树人，科举制度不也稳定了中国所谓“封建社会”几千年吗？同时国情要求使然。一个不容置疑的道理是：一个大国，它的一些基本制度应该保持较长时期的稳定。现阶段，全民多元诉求常态化，一些掌握话语权的人们不经过大众程序正当化，对一些基本制度进行变化，这样很容易破坏社会平衡。因此，修修补补的高考制度变化应该完结，教师、学生、学校、教育要求稳定的高考制度。鉴于国家经济的高速发展，国内地区发展不平衡加剧，高等教育的大众化目标已经基本实现，国家创新需要精英人才来支撑，教育资源合理配置的趋势有望来到，“高考指挥棒”越来越干扰基础教育的发展，这样客观上要求高考制度应该作出相应的调整，而且较长时期的稳定。要知道现实中国资源与话语权还不能在一个良性的平台上分配与表达；考试选拔制度仍是中国符合现实的可选择性的制度。人们应当警惕现实中国由于“既得利益集团”的不断强势化，“圈外人”实现自己价值的公平性已经越来越低！因此，笔者建议：中国的高考制度在制度安排上应该考虑以下问题：

1）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培养有利于国家振兴、发展，培养国家战略发展所需要的精英人才。

2）培养为实现国家发展战略所需要的一般人才（即不属于精英人才的其他人才。）

3）应该考虑民族与地区发展差异,同时应该采取切实有效的办法培养乡村所需要的人才。

4）应该考虑建立合理、公正、透明，有易于监督的切实有力的可操作程序。

5）应该考虑革除或重建阻碍上述各项实施的现有制度中的不合理成分。

四、关于中国教育改革的思考

如果上述分析讨论比较真实地反映了中国教育目前的状况，那么中国的

教育改革或者规划就理应考虑：

1．采取有力措施，逐步解决或理顺上述讨论中所提到的各种问题：教育行政化、决策随意化、规定弹性化、执行应付化…..等倾向性问题。

2．教育行政部门对各级各类学校的管理实行“备案审批督查制”，实现动态化管理。每一所学校，每一个学年，每一个学期的工作计划、工作报告都实行备案审批，并以此为根据,以优于最近若干年（如三年）的平均水平的指标体系去考核或督查每一所学校的工作，使每个学校工作常态化，并以此作为奖惩学校工作成果的主要依据。一方面，学校不再为一些“高指标”作为“提升”它的动力，另一方面，也保证了学校各项工作保证向前发展，向前推进。更重要的是学校的工作计划与工作报告的务实性得到了真正的保障，学校的办学自主权得到了较好的实现，同时管理部门对学校提出的各项“落后”或“超前”的指标可以及时给予监督与指导，而不再是检查“来”时积极应付，检查“去”时我行我素。

3．实行高考报名社会化，并严禁任何机构以任何形式用“高考成绩”进行“说事”、“排名”、“评比”……总之，高考与基础教育逐渐“脱轨”。否则，任何对教育的未来美好设想，就目前的趋势看都不可能看好。

4．大学招生分为两部分——“双轨制”：“国立大学”由全国统一招生，“省立大学”由各省自主招生。“国立大学”的运行及重要政策的制定由教育部代表中央政府负责并进行监督。“省立大学”的运行及各项政策由各省自主负责并监督，并同时接受教育部的监督与领导。这样国家发展战略所需要的精英人才、创新人才的培养主要由“国立大学”担当；各省发展（情况不同）所需人才主要由各省自己培养。经过一定时期各大学的运行质量会不同，建议将“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由相关部门将其进行分级（动态管理）管理，并在经费及教育政策上给予奖惩。特别指出的是“国立大学”的相关政策应该面向全国而不分地区。比如，招生计划录取分数线的划定就不应该区分北京、河南，而应该由各省、市人口数来确定，理由不用多说。“国立大学”实行联考。由于历史原因及教育水平的差异造成的地区差别也应该给予考虑。这样的设想至少有以下好处：教育资源的占有实现了制度公平；高校不再有盲目的“扩招”冲动；中央与地方的教育积极性得到强化；学生也不再“一考定终生”；“升学率”“上线率”不再有统一的可比性，因此自然失效。“高考指挥棒”对基础教育的指挥力度必定减弱。

5．从制度和纪律上保证基础教育阶段废除一切形式的形式主义。学校再也不能用明的或暗的方式“培养”以“作假”为形式的未来的官僚主义者！因为这关系到民族振兴与国家创新的长远利益。

6．以高考制度的改革为突破口，理顺影响教育发展特别是基础教育发展的各种“瓶颈”问题。真正使“上学”与“读书”变成人人都喜欢与快乐的事情，而不是目前的厌倦状况。考虑到中国幅员广阔，各地区政治、经济、文化发展的差异与不平衡性及有些学者的相关研究成果，笔者以为在不引起大的社会振荡的前提下应该逐步稳妥进行相关改革。

7．关于文、理分科。这是一个系统工程，在不改变现行教育行政管理体制的“框架”下，讨论这个问题来解决相关的其它问题是“治标不治本”，无异于“隔靴搔痒”——相关政策将持续争论而“变动”下去。就目前的讨论看，这个“分科”问题应该满足两方面的要求：一方面应该尊重每个高中学生对于文、理两类科目的“有限选择权”。因为国家现在还不能够“无限地”使每一个学生的“选择权”得到实现－－没有足够的经费与教师；另一方面对于国家、民族、社会创新所需要的兼有文、理素养的精英人才的要求更应该给予尊重，这关系到国家、民族发展的长远利益。鉴于有大学分为“国立大学”、“省立大学”的考虑，这个问题的解决也“并非不易”。为了使叙述清晰笔者只好再一次“穿靴戴帽”：

1）区分概念：高中学习科目包括现行高中学段的所有的学习科目；按照“新课程标准”的要求有的科目又分为必修与选修两种要求，即“必修本”、“选修本”。

2）每一个高中学生都必须接受所有“必修本”科目的教学与学习。“选修本”科目按现有的文、理分科标准分别分为“理科选修科目”、“文科选修科目”两类，每一个学生可按自己的需要选修一类或两类或不选。

3）高考科目分为“国立大学高考科目”、“省立大学高考科目”。 “国立大学高考科目”包括语文（必修）、数学（必修、选修）、外语（必修）、文综（必修）、理综（必修）；“省立大学高考科目”包括语文（必修）、数学（必修）、外语（必修）外，再从文综（必修）、理综（必修）中选一类（针对单个考生）。“理科选修科目”、“文科选修科目”只作为大学自主招生的参考科目。这里文综、理综仍指现行高中学段“传统的”相关科目的综合。

4）“国立大学”的招生以“国立大学高考科目”的总分为依据进行录取。“省立大学”的招生以“省立大学高考科目”的“标准总分”为依据进行录取。因为选考文综、选考理综由于试卷难易不同会产生录取或选科的不公正、不平衡，为了消除这种现象需要将文综、理综的分数标准化后加入总分，这个总分就是“标准总分”。

这样的考虑即：“国考”与“省考”较好地实现了选考、选科“自由”，学生的自主权给予了充分地尊重；与目前实施的“新课程标准”实现了有效的衔接；实现了“国立大学”培养精英人才、“省立大学”培养一般人才的目标；一般地“降低”了大多数学生的学习负担，因为这还需要考试题目的“配合”；学校、学生不再为“分科”而“钻”政策的“漏洞”；另外较为清晰简单、易于“理解”。

写到这里我想说：这只是一个概略的想法，相关问题还有不少。限于“视野”之限不能深入讨论，但希望能抛砖引玉，引起思考。

谢谢拜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