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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主持下的盟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已整整过去60年了。从9月1日起，《东京审判》在全国公映。影片以发生在1946年东京盟国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对28名日本战犯的那场耗时2年7个月、历经了817次庭审的艰难审判过程为背景，各国法官和检察官等法律人士上演了一场场法庭上的传奇，尤其是中国法官梅汝璈的据理力争才扭转了局面，以6票对5票的一票之差，用对战犯的绞刑告慰了在战争中死难的中国人民。
正如导演高群书所说：“看一部影片，看的是一段历史。”你有理由把这部电影当作是一种戏剧的实践，因为它毕竟以跌宕起伏的情节，将人性中千百个层面集中在法庭这一方天地间，以戏剧性的高潮与迂回升华了故事本身的传奇魅力。你同样有理由把这部电影当作是一面历史的镜子，因为它毕竟记录着那段屈辱与尊严并存的历史，是这个民族永远都无法回避的残酷记忆。
《东京审判》用冷静中的愤怒之心把最后审判过程真实地再现。当年被告席上一些日本战犯仍然死硬，他们认为日本侵略中国是“哥哥教训不听话的弟弟”；有记者向歇斯底里、拒不认罪的日本战犯——东条英机提问，如果再有一次那样的机会，他会不会再次发动战争，东条英机的回答是肯定的。
其实，何止被处死的东条英机，战后的日本首相又有几个真正为当年的战争真心忏悔过，只是现在没有记者去公开向他们提出当年东条英机临死时面对的那个问题罢了。
《东京审判》是超越所有影像技术的一次电影呈现，虽然那次审判发生在60年前，但是中国人在心理上，真正从体味痛苦的被伤害者，到手执敌人生杀大权的审判者，这在中国电影里，实在是第一次。
影片很巧妙地利用了“庭审”这一贯穿全片始终的元素，将整个故事的节奏衔接得张驰有度、扣人心弦，令模式化的历史人物本身更加兼备了戏剧色彩。特别是影片的最后，战犯已经全部定罪，没想到在量刑的问题上，11位法官之间出现了分歧。杀，还是不杀？不同国籍法官对日本战犯有不同的态度：法国法官柏奈尔反对死刑，认为死刑不应在文明的国度存在；苏联法官简单到直接送所有战犯进地狱；而印度法官则持宽容的态度，寄希望于所有战犯的自我救赎。本不该成为问题的问题却因各个国家的司法习惯不同成为压在梅汝璈头上最后也是最重的一块巨石。在投票桌上，梅法官以口为剑，殊死一搏。
“死刑是什么？死刑是法律对犯罪最严厉的惩罚！为了掠夺别国的资源，为了扩张自己的领土，为了占领亚洲甚至全世界，日本干了什么？他们杀中国人、杀朝鲜人、杀菲律宾人、杀新加坡人、杀美国人、杀英国人、杀无数无数无辜的平民！他们抢劫、他们强奸、他们放火、他们杀戮……难道这些不足以让他们受到法律最严厉的惩罚吗？如果法律不给日本、不给这些战犯以最严厉的惩罚，谁敢保证日本有一天不会再次挑起战争？谁敢保证日本不会再侵略别的国家？谁敢保证日本军国主义的幽灵不会再次复活？”面对全体法官，梅汝璈瞪着眼，强忍着泪：“在座的哪位先生敢作这样的保证？”……最终投票结果：赞成使用死刑者6票，不赞成使用死刑者5票。
《东京审判》里的中国法官曾说过这样一句话：“如果不能处死战犯，则我以死谢国人。”60年后，听到这样的话，我们还是这样热血沸腾。当然，我们也会谈和平，谈和解，谈博爱，谈共享，但那确实应是完成了对罪犯的最后审判以后的优雅选项。总得有一个出口，让那股抑郁几十年的怒火得到喷发，所以你必须去看看《东京审判》，只要你还是个中国人。
《中国教育报》2006年9月7日第10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