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马文学网两败俱伤的恶战
来源：百度文库 编辑：神马文学网 时间：2024/04/28 07:25:53
本报记者 李海鹏
一场学术真伪之争，竟然以著名学者骂娘收场。10月14日，在一封题为《写给杂种方舟子的信》的E-mail中，农民问题学者于建嵘大骂方舟子：“如果你不能就我颂扬的衡阳县
维权抗争农民是不是‘地痞流氓’作出‘判决’，那我就要告诉你，从你乱咬人的性格来看，你是你母亲与严晋这些地痞流氓乱交结下的怪种。”此言既出，民意汹汹，于建嵘固然让人大跌眼镜，“学术打假英雄”方舟子亦被群起围攻。 大家等待的“狠角色” 10月12日，方舟子主持的“新语丝”网站收到一篇署名“严晋”的举报投稿《学术界罕见的骗局：评于建嵘的成名之路》。作为一位生物化学博士，这时他对名满天下的人文学者于建嵘还一无所知。因为“他是一位走在路上的学者，是一位通过与无数农民交谈研究学问的人”，2004年，于建嵘被《南方周末》评选为年度致敬人物之一。 严晋的文章的主要内容有4点： 1、于建嵘对外自称研究员，实际上只是副研究员； 2、据“新华社的资深记者W先生”查证，于建嵘在“农民有组织抗争”的课题研究中赞颂的一些湖南省衡阳县维权农民的道德操守可疑，其中至少有4人曾有劣迹或坐牢； 3、在两项专题研究中，于建嵘自己公布的调查量在一定时间内显然是不可能完成的； 4、于建嵘公布的一份在哈佛大学的演讲稿字数过万，在时间限制、需要翻译的前提下不可能讲这么长，显然并非原稿。 正在哈佛大学参与“中国农村基层领导合作研究”的于建嵘看到了严晋的文章，尽管对其耸人听闻的标题很不满意，还是给新语丝网站发去了一篇平静的答复文章，对其质疑逐一回应： 1、中国社科院颁发的工作证在其职务一栏上标明为“研究员”； 2、怀疑“新华社的资深记者”或其他人把维权农民说成是地痞流氓的真实性和道德操守； 3、说明两项调查专题研究中的一项为对中央某媒体的电脑储存的电话和音讯资料进行的模型分析，耗时不多，另一项则保存有分类处理的记录； 4、哈佛大学的演讲为中文演讲。 如果事情一直如此演变下去，那么这就只不过是一场普通而有益的学术真伪的辨识而已。但方舟子在“新语丝”网站发表于建嵘的这篇回复时，同时加了一个“方舟子按”，按为“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的网站见到如下公告”，“公告”中把于建嵘称为“我所副研究员”。在粘贴了相关网址之后，方舟子又加上了两句轻快的嘲讽：“这是不是意味着于建嵘现在又成了‘副研究员’了？还是连本所的人也搞不清楚他究竟是研究员还是副研究员？”两天后，《写给杂种方舟子的信》被发到了方舟子的电子信箱，署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于建嵘”。此番怒骂之后，发信人意犹未尽，又在同一天发出了《于建嵘再致杂种方舟子的信》。在第二封信的末尾，发信人标明了于建嵘的身份证号和家庭住址，以示愿意承担责任并与方舟子对簿公堂的决心。
方舟子在新语丝网站上发表了这两封信并撰文回击。从此，两位著名学者开始在各种檄文中互称“地痞流氓”。
“乱交怪种”一出口，于建嵘的公众形象急转直下。最初很少有人愿意站在于建嵘这一边。不过情况很快变化。更多的人涌上网络论坛，赞扬于建嵘“有性格”，把矛头对准了方舟子。对他们来说，于建嵘适时出现的意义不在于他们的阵营中多了一位人文学者，而在于这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狠角色。
在“世纪学堂”和“关天茶舍”等网上论坛，讨方阵容空前壮大。在这些人发表的大多数帖子中看不到多少关于学术真伪的讨论或为于建嵘辩护的内容，他们的目标只有一个：方舟子。方舟子认为，这是因为于建嵘的粗口激励了他的敌人们。
10月17日，于建嵘又一次做出戏剧性举动。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他突然向方舟子道歉，并称辱骂信并非自己亲笔所写，而是“一个朋友”所为。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他又补充说，辱骂信是他授权朋友写的，自己愿负完全责任。
方舟子在自己的电子信箱中查证，两封辱骂信与道歉信一样，都作为邮件附件发送，都用WORD文档写成，点击“属性”均可发现电脑的“创建者”为“于建嵘”，至少可以证明由同一台属于于建嵘的电脑写成。不过，这并不能排除于建嵘的朋友和他都用这台电脑写作上述文档这种可能性的存在。
方舟子认为，于建嵘采取这种道歉方式，其实是半道歉半推脱，包揽责任的同时又推卸责任。
“对付人渣要用流氓手段”
早在这一事件之前，于建嵘身上流露出的湖南人的辛辣火爆的性格特色和底层浸染的印记，就远远超过了学者式的儒雅和克制。他头发蓬乱，衣着随便，满口湖南乡音。他住在北京郊区一处农房里，轮换着穿两条一模一样的牛仔裤，以至于人们以为他的衣橱中的裤子只有一条。这位学者以亲近农民为荣，一向不屑自矜身份。
在《写给杂种方舟子的信》中，有一段表白被认为是“流氓”式的：“我从来就不把自己当成一位学者，也从来没有打算在学术界讨生活。我是一位通过当律师和经商解决了温饱后，为实现研究工农大众生存状况这一理想而混进学界的边缘人。在我这里，你所熟悉的那些学者的道德顾虑和生存压力根本不存在。”
第二封信中则有一句“动机阐释”：“对付你这样的人渣，绝对要放得下斯文，就要用更流氓的手段。”
1999年前后，于建嵘只身一人，依次走过湖南的湘潭、湘乡、衡山、醴陵、长沙5县农村，历时20个月，写出博士论文《岳村政治》。此书经商务印书馆推出，立即震动了学术界。走访过程中，这位学者夹着一个破包，在路边的小饭店吃饭，满身泥水地追赶公共汽车。后来他记述说：“乡村之夜，寒冷无比。农民之艰辛，更扰心境。”
在其学术研究的过程本身的真伪遭受质疑的时候，他的观点还是得到一些知名学者的认可。“于建嵘的意见结论可能不全是现实主义的，”著名学者温铁军说，“但他发出了这些声音，却是对人们的警醒。”
但这次参与论战的“反方派”杨支柱说，“如果他的学术研究的确有问题的话，他的观点也就一文不值了。”
不受欢迎的“益鸟”？
在一定程度上，方舟子的“个人”学术打假行为取得了成功，即便是一些其曾经的对手也能公平地承认这一点。
学者党国英表示，对于网站上最早批评于建嵘的文章，看起来不像是谈学术问题，有些倾向他不认同。他自己也曾在“人类应不应该敬畏大自然”的讨论中被方舟子点名批评，对于毁誉参半的后者，他的看法是：“我们要看到方舟子的积极方面，特别要区别他自己的‘打假’文章和网站上的‘打假’文章的区别。有他和他的网站存在，会让学者们更慎重一些。”
不过作为学界监督者，方舟子被不少人认为既严谨犀利，又固执自大、不惮越位、刻薄为文，因此令人敬畏却不讨人喜欢。
“很遗憾，这么一个有价值的人却有明显的弱点，”评论家李方对本报记者说，“方舟子为人刻薄，就是他的一个弱点。”
这一次，于建嵘的粗口怒骂激励了“讨方派”，众人趁势而上，把方舟子的各种罪状逐一罗列出来，从“打压基督教”到“与利益集团合谋”，从“挑剔特蕾莎修女”到“诋毁爱因斯坦”，事无巨细，洋洋大观：方舟子之乖戾罪错，几乎罄竹难书。总之这是一根学术警棍，一头科学怪兽，有人格，没人性。
网上的一种批评是：方舟子没有把自己学术监督和学术争论的领域限定在生物化学乃至自然科学领域内，多次涉足人文科学领域，似乎看不到自己的知识局限，管得太宽了；另外一种是：方舟子的理性也必然是有限理性，他怎么保证自己判断举报文章时总是对的呢？还有一种是：方舟子通常无权进入相应的学术资源库，因此对于举报文章的审核往往粗略而简单。
“在我读过的少数几篇文章中，以为方舟子是讲道理的。但他的确需要改进工作。这项工作需要程序，需要尊重当事人的基本人格。”
11月1日，方舟子对此的回答是，他只能如此。“个人打假的确有很多局限性，但是改变中国学术体制远非一日之功，”方舟子坚信自己目前的做法利大于弊，“我自己还是会一个案例一个案例地做下去。”
另外，方舟子的攻击性也备受质疑。于建嵘就坚持认为，方舟子是个喜欢个人霸权的家伙，“就是希望有人怕他。”
在树敌方面，方舟子的天赋无人可比。在其持续多年的学术打假和商业打假过程中，被打到的人越来越多，无论打的对错，大多与其结怨。他还经常参与各种学术性的论战，当遭遇少数言辞不冷静的对手时，他总是奋起反攻，火力猛烈。
这位学者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亦令数量庞大的普通网友颇为不满。他曾“写文章为余秋雨在文革时期的作为辩护”，“对‘怒江建坝’事件中的环保人士进行不留情面的攻击”等等，都令很多人觉得难以理解。他自己认为，这是这些人并未读懂甚至根本就没有读过其文章所致。
在媒体圈中，方舟子的人缘也不太好。《新京报》、《南方人物周刊》等媒体都曾与其有过龃龉。如此一个方舟子，难免被很多人认为是猫头鹰一类的人物，虽被某些人认为是为学界益鸟，却是一只讨厌的猛禽。
此次论争不是方舟子在打假生涯中遭遇的最严峻的挑战，却是最别扭的一次。于建嵘的骂声一度让“反方派”们备受鼓舞，“关天茶舍”的一位网友颇为欣赏于建嵘的莽撞：“是亮出肱二头肌的时候了！”“现在没有是非，”一位网友用一种狂欢的口吻说，“只有掐架。”
“这种是非的虚幻化，既是出于人们本身的性情，也与学术界长久以来是非混沌的状态息息相关。”评论家赵晖说。
数年以来，中国的学术监督事业已经越来越难以吸引眼球了。
“深层”的体制问题，也是赵晖认定的症结所在，因此他表示，自己对于“方于之争”中的文化和道德因素毫无兴趣。“这并不只是知识分子本身的良知、修为的问题，”他说，“学术界的种种奇形怪状改变起来可能遥遥无期。”
于建嵘：权利和义务要对等 我骂他，就是这个目的，牺牲自己把他拉下马 本报记者 李海鹏 没办法才骂他 记者：我们先来谈一个比骂人更重要的问题。对于学术造假的指控，在已经做出的公开答复之外，你还有什么回应？于建嵘：我已经说过，我的这些调查已经写成了公开出版的书，其中就有我从2000年3月至今的跟踪调查记录。我还保存了数十次访问这些农民的全部录音资料。这些都是证据。严晋的文章说我颂扬的农民维权英雄有劣迹，坐过牢，好像是个惊天大发现，他公开了我没有公开，能够以此证明我的研究成果站不住脚。可是我的文章里已经提到了一部分维权英雄人有过坐牢的经历，怎么能说我不知道不公开呢？坐牢，有劣迹，并不代表他们就不是维权人士，也不代表他们的维权行为也不正当。有些维权农民是村民推选出来的，这表明了村民对他们的信任，这才是判断他们身份的真正依据。
前几天我已经把这本书的电子版发给你看了，你来说，我在里面有没有提到？
记者：我看到你提到了。
于建嵘：那么你说，我有没有造假？我顶着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威胁，做了那么多的调查，难道是假调查？
记者：我只能说我自己在你提供的这部分材料中看不出作假的迹象，可是这只是一个记者的观察，不是学术权威人士的鉴定。另外这样一份材料也并不是学术真实性的充分必要的证明。
于建嵘：不是看不出迹象，是根本就没有作假啊！他指控我有学术研究的真伪问题，怎么还需要我来提供真实性的充分必要的证明？他提出一两点的指控，我要来一次全面的辩解？我要证明每一个信息点的真实性？我感到冤枉，我没有办法。
记者：感到冤枉，没办法，就可以骂他了吗？
于建嵘：这不是可以不可以的问题。你说，我不骂他又有什么办法？你说！最初方舟子在他的网站上刊登文章，污蔑我的学术研究是“罕见的骗局”，我给他写了封信，心平气和地说明情况。如果他有公平心的话，应该认识到自己错了，如果大方承认，这件事就过去了。结果他不承认，变本加厉。我恰好要出去参加学术会议，就把这个事情委托给一个朋友处理。回来后，这个朋友告诉我，“我把方舟子给骂了。”我说，“不管你写的什么，我都同意，骂了就骂了。”这两封信完全代表我本人，我承担责任。
记者：可是骂人总不是好办法。
于建嵘：可是我还能怎么办？我逐一澄清事实？我只有骂他！骂他，把他逼到法庭上去，才能用法律解决这件事。骂他，也才有人来关注这件事。我不骂他，你能来采访我吗？
记者：请你说实话，两封骂人的信到底是你自己写的，还是你的“朋友”写的？
于建嵘：是我授权朋友写的。既然是我授权的，就完全代表我自己，由我本人负完全责任。我就是要用一种比较极端的手段来对付方舟子。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我完全可以怀疑，严晋就是他自己。如果方舟子承认严晋就是他，那么我也可以承认，写信骂他的就是我。
记者：这最后一句话似乎留有余地。
于建嵘：没有余地，我斩钉截铁。
记者：我指的是，这句话没有完全排除你自己写信的可能性。
于建嵘：这个事情并不是关键。到底是谁写的并不重要。我已经说了，不是我写的，也就等于是我写的。一切道德责任法律责任都由我来承担。
记者：可是你后来又道歉了。
于建嵘：对，我道歉了，而且是公开道歉。我就是要给他方舟子做个示范，我错了能主动认错，他敢吗？
记者：是一时冲动过后的亡羊补牢吗？
于建嵘：不是，就是做给方舟子看。中国人从来不敢承认错误，我做给他看。
要求公平
记者：在公众心目中你一直有着一个人格厚重的形象，甚至具备某种道德优势，这次突然破口大骂，你不担心自己的形象受损吗？
于建嵘：无所谓了，中国有很多学者装斯文，我不装。中国知识分子每做一件事都要顾虑很多事情，我不顾虑。你看我说话，不是学者那种语言。我不在乎什么道德优势、道德劣势。
记者：这好像是俗话说的“光脚的不怕穿鞋的”，网上已经有人说了，你这是一种流氓态度。
于建嵘：随便说，没问题。说我是流氓、土匪、农民，说我没素质，没修养，说什么都没问题。在骂他的信里，我自己就说，就是要使用流氓手段。可是对于他这种自任学术法官的人，我不骂他，还能怎么办？
记者：可是并没有法官的权力。
于建嵘：新语丝不只是个网站，还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媒体。他控制着在这个有影响的网站，可以指控他人，发表给人下定论的文章，所以他是个有权力的人，而且还是个滥用权力的人。我给他发过去的文章，不能独立发表，只能作为他批评我的文章的附件出现。他这还不叫法官？
记者：你要求公平，哪怕是这种简单甚至低级的公平？
于建嵘：没错，就是公平。
记者：如果大家都以眼还眼、以牙还牙的话，对学术环境有什么好处呢？
于建嵘：被他伤害的那么多学者，如果都忍气吞声，对学术环境就有好处了吗？大家容忍他的时间太长了，所以他才把自己当成法官。我倒要问问，你方舟子以为你是谁？这句话请你写上：你以为你是谁？
记者：这也是一句暴力性的话。
于建嵘：应该这么问问他。这种语言有好处。我骂了他之后，有些学者给我来信，说你骂得好，方舟子这样的恶人，就需要你这样的恶人来治。听到了吧？“就需要你这样的恶人来治。”我骂他，就是这个目的，牺牲自己把他拉下马。这说明什么？说明用这种语言对付他，大快人心。如果以后学术界里人人都不怕他，我的目的就达到了。
记者：可是方舟子这么多年来做学术打假的事情，一般的评价是利大于弊，并不像你认为的那样是学界公敌。
于建嵘：我强调权利和义务的对等。方舟子要行使打假的权利，就必须履行深入调查的义务。学术打假不能道听途说，他要么全面调查，要么闭嘴。他享受着打假打对了带来的声誉，也就必须承担打假打错了的责任。不能说打对了就是英雄，打错了就算你没打。
我赞同公正深入的学术监督
记者：对于方舟子的做事风格，你怎么评价？
于建嵘：至少这次的打假，他缺少证据，太武断。对不了解的学术领域指手画脚，超出了自己的学术能力。再有，他不公正，我很不欣赏。比如在这次争论中，他在网站上罗列了一些对他有利的网友评论，给自己壮声威。这是“文革”的做法，跟江青搞“千评”、“万评”有什么区别？学术问题有学术门槛，有学术规律，普通网友没有能力明辨，方舟子却搞这些，无非是在大家面前刻意制造自己得道多助的印象。
记者：那么在你看来，方舟子的学术监督和打假的操守和能力是有疑问的，是吗？
于建嵘：有疑问，所以我反对他的学术监督和打假，但是我赞成其他人进行公正深入的学术监督。
记者：有些读者可能会认为你是在说套话。没打到你身上时你赞成打假，打到你身上你就急了。
于建嵘：这次骂方舟子，对我来说是一种很理性的做法，不是出恶气，不是急。另外判断一个人是对还是错，也不是看他急没急，而是要看他有没有道理。学术真伪问题怎么判断？有没有裁决机构呢？到法院来。我希望到法庭上讲清楚。学界到底应该有什么样的规范，应该到法庭上讲出来。
记者：可是并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要靠法律来解决。对一个学者来说，学术方面受到质疑的麻烦恐怕是避免不了的。
于建嵘：学术质疑没有问题，可是这种质疑要建立在负责任的基础之上。
(此文未经于建嵘审阅，有删节)
方舟子：哪怕天下人误解我!我不怕得罪人，打假本来就是一件得罪人的事
本报记者 李海鹏
新语丝要为举报人保密
记者：作为以学术打假为主要内容的知名网站，新语丝审核、遴选举报投稿的标准是什么？
方舟子：我并不在意来稿的用词是不是激烈，只看它有没有依据。如果文章中举出事实，我会核实这个事实是否存在，如果文中有推论，我会进行逻辑判断。至少要看起来有道理有依据，我才会发表。最低标准是不选用新冒出的ID发表的评论文章和跟帖，发言要有可信赖的来源。
记者：那么引起这个事件的“严晋”算不算新冒出来的ID？
方舟子：严晋不算，他的文章是寄给我的投稿，不是那种在论坛上的随意张贴。新语丝网站规定，举报文章可以化名发表，但是作者必须把自己的真实身份告诉给我，我要为举报人保密。至于他与于建嵘有无恩怨，这一点在我看来并不重要。很多举报人在举报时都存有某种个人动机，或者出于同行业的竞争心理，或者出于私人恩怨，但我不管他有什么动机，只看文章有没有道理，有没有依据。
记者：在匿名机制下，如何保障新语丝的公信力？被批评造假的人会说，哪有什么匿名人，其实就是你方舟子自己在搞事。
方舟子：学术真伪的判断，依靠的是举证的过程。如果举证过程充分透明，结论就是合理的。举报人是谁并不重要，对他的身份进行猜测也就没有必要。即便严晋就是我，也不妨碍他有举报权，何况他并不是我，我从来不用其他笔名发表文章。
记者：在新语丝你既有监管言论的权力，又常常亲自参与打假，这对你的对手来说是不是不公平？
方舟子：有人因此说我“既做运动员，又做裁判员”，甚至认为我自任“法官”。其实即便我控制新语丝，也不等于控制全部舆论。这个网站不是官方权威机构，无论是投稿人还是我自己，发表的都只是个人看法，对于学术真伪不具备最终裁决权。即使我下结论，也只是我的个人结论，不具备什么强制力，行使的更不是公权力。如果有人认为我错了，反驳文章又不能在新语丝上面发表，他还可以到任何舆论平台去反驳我。
我的文风比较尖刻锐利
记者：有时候你很难让人理解，比如说在新语丝网站上开列论坛黑名单，声称来自“关天茶舍”等论坛的转帖一律删除。这好像是“一篙打翻一船人”，这样的事情多了，很多人就会认为你很武断。
方舟子：其实大家何必要管我是什么样的人呢？在网上有很多人攻击我的性格为人，说我没人情味，没人性，其实不管他们说得对不对，这些东西都不重要。关键是，我做事有没有依据，有没有道理。
记者：你认为外界对你的判断准确吗？
方舟子：不准确，但我不在乎。外界对我的判断很多时候只是针对我的文风和用词以及一些谣言得出的印象，草率地对我下个结论。我文风比较尖刻、锐利，是我的特点，可能会带来一些麻烦。不过对此我也不觉得不好。其实那些指责我的文风的人，自己写文章往往比我还“偏激”。
记者：这么多年来你每次出手，都会制造很多新的敌人。
方舟子：确实很多。原来有些站在旁边欣赏我的人，现在被我打假打到了，也变成了敌人。一些旁观者与我论战，几个回合下来，有的也成了敌人。
记者：敌人遍天下的感觉怎么样？
方舟子：我觉得无所谓了。树敌与我的性格有关，我不怕得罪人，打假本来就是一件得罪人的事。
记者：在攻击对手的过程中获得的快感和成就感，是不是支撑你这样一直做下去的重要动力？
方舟子：打假谈不上有什么快感，对那些假的东西揭露得越多，我就越悲哀。看到一些特别简单的骗局会风行天下，会骗得那么容易，一些造假的人竟然会取得很高的地位，是很无奈的事情。另外快感这东西本身就不可能是一个持续性的动力。我觉得自己更多地是靠理性去揭露一些事情。我的原则是，挑选社会危害比较大的、地位比较高的人和事来揭露。这种揭露常常是有风险的。
我没有蜕变
记者：有些人说，方舟子已经蜕变了。以前你进行学术打假，站在“良知”的一边，现在你批评环保主义者等等，似乎与知识分子阶层中的“良知”准则格格不入。
方舟子：那是他们以讹传讹，才会这么说我。对伪环保人士，我指出他们的错误，强调搞环保要有科学精神和人文关怀，又有什么错？自从1993年上网以来，我没有任何改变，而且自己觉得做的事越来越有社会意义。
记者：在批评环保人士方面，比如说在怒江建坝问题上，你有没有接受过任何地方政府或利益集团的经济赠予？
方舟子：这个是从来没有。上一次我随团去怒江考察，经费是由国家水电水利规划设计总院负担的，但这仅仅是考察经费，不能算经济赠予，而且平均在每个成员头上的经费只不过几千块钱而已，是很正常的活动开支，国家出的经费。我对伪环保人士的揭露，早在去怒江之前、参与“人类应不应该敬畏大自然”的讨论时就已经开始了，可以说一以贯之，并没有因为这次考察而改变。迄今为止从来没有人想要收买我，大概都知道我是不可能被收买的。
记者：在中国，环保派势单力薄，环保事业又举步维艰——你是不是在锄弱扶强？
方舟子：我倒是觉得环保派很强势。他们也有政府支持，国家环保总局就在支持他们，他们还可以影响到高层决策。最重要的是，中国的媒体大多数很同情环保派，这也是一种舆论上的强势。其实我没有区分谁强谁弱，我想还是应该具体事情具体对待，在怒江这个问题上，我主要指出了环保派的错误，这是因为我还没有发现别的什么派有什么明显的漏洞，如果发现的话我一样会指出来。
记者：你是科学主义者，甚至惟科学主义者吗？
方舟子：我不是。科学主义的核心思想是，科学是万能的，是绝对真理，它适用于任何领域。我不认为科学是万能的，仅仅认为没有科学是万万不能的。“科学主义者”是别人扣给我的一顶帽子。按照科学精神，没有什么是不能被质疑的，科学本身又怎么可能是绝对真理、万能？这么说我是诋毁我。
(此文已经方舟子审阅，有删节)
为何大师不再文/曲水
于建嵘骂方舟子事件，于我并不意外，以中国知识分子的现实状态，必然出现这样的事件，区别只在时间早晚，区别只在发生在姓“方”还是姓“圆”的身上。
这一事件具备两个特征，第一个特征是学术圈事件，第二个特征是网络事件，但它却具有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回溯“五四”前后的知识分子群落，他们也争论，也互相攻击，但无论如何，这些年纪轻轻就功成名就的学人都有很好的传统教育背景，在人格上都有其不自觉的坚守，于是在争吵中也诞生了公认的大师。随着一代人对另一代人的替代，对大师的期盼慢慢变成了奢望。
时至今日，中国民众心理上仍然存在着对知识分子形象的想象。今年，中国的人均GDP首次突破1000美元，而恢复民族认识，重捡民族自信的冲动，带动着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力求不迷信先发国家的模板，，在推动国家进步的过程中融合本土的价值资源。这是一个复杂而没有标准答案的探索，这是一个需要精英担当与引导的历史性使命。民众必然将希望寄托于知识分子。当然，附带的就是对传统知识分子形象的想象。
然而，于建嵘骂方舟子事件不仅引发对方舟子学术打假行为产生“情绪性”反思，方舟子打假积累的宿怨乘机释放；还使民众对学术界现状表现出震惊，对学人个体人品表现出强烈的失望。
方舟子对中国学术的打假，本是件善事，这项工程也是中国转型大课题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行事中，科学的方法、宽容的气度是必须的，不能借着民众对中国学术腐败的不满，就意气、刻薄地批判，以轰动的效应当作批判的价值。这是一个知识分子人格修炼的要求，也是历史使命的要求。互联网是一个好的表达渠道，但它的虚拟特性，也易于成为阴暗心理表达和泄忿的场所。作为学人，谁都应该明白最后的检验者只有一个——时间，而不是当时的热度。轰动与价值并不成正比。
于建嵘自称不是学人，是一个边缘人，这在论辩时或许有用，但在面对民众期待时，却是苍白的。有些束缚，知识分子必须接受，并不因为事先宣布“现在我是一个泼皮”就可以免责。
这个事件现在似乎过去了，但愿中国知识分子的群落经历这个事件，能对方先生式的刻薄、于先生式的泼皮产生一丁点儿免疫力。
挑衅性指数：娱乐大众的真谛
文/李 方
我是领教过方舟子的话语暴力的，尽管后来我自认为跟他成了朋友(未得到方的确认)，因为我很敬重他的事业。但是当面我也跟他说：我不赞赏你的话语方式。
同样我也领教过湖南蛮子的话语暴力。我的两个湖南朋友，曾经在争吵中彼此扬言渴望得到对方肢体的某个部位。
那么，方舟子VS湖南籍学者于建嵘，就变成了
火星撞地球。恐怕很多人不免想到，这就叫恶人更怕恶人磨。于是，争吵上升到反思“中国知识分子话语暴力”的高度。好像中国知识分子一向温文儒雅似的。当真么？
东汉陈琳骂过曹操；唐朝骆宾王骂过武则天；清末国学大师章太炎骂过“载氵恬小丑”。你看，难道中国一向是个温文尔雅的国度？谁说知识分子不许骂娘来着？
大家可能会想，话语暴力不利于探讨道理，离开了执经问难的本义。而知识分子以格物致知为业，自当远离话语暴力。但是，于建嵘我不了解，至少在方舟子来说，似乎早已经放弃了术业专攻的梦想，自甘放逐于言语世界的快感(方最得意者，在于他是当年福建高考的语文状元)。此时，方舟子面对的就不仅仅是同行学者，更是普罗大众。普罗大众，你指望他看得懂方舟子们的学理辩论？反正我就跟方舟子讲：你说的那些，我全都不懂，我只看你又在骂谁，只看你又在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骂谁。别说我，司马南，那是方舟子多年的战友吧，但是他坦言，很多东西他看不懂。
那么这时候，道理就已经不重要了，重要的反而是姿态是言语是立场——至少在普罗大众眼里如此。甚至，大众会因此对某个人形成特定的心理期待，进而促使这个人进一步强化其风格。我觉得方舟子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我希望，将来等到他斗志不那么旺盛的时候，能够反思。至于现在，说啥白搭。现在，方舟子的事业，其实只是以他的战斗来娱乐大众。
没办法啊，人民大众需要娱乐啊，而且需要刺激的娱乐。超女够刺激，知识分子的话语暴力也不赖嘛。
为什么内地主持人搞不过港台同行？笨么？非也。无非港台主持人深谙话语暴力之三昧，三两句话就把你搞成了娱乐观众的对象。观众也需要娱乐呀，所以内地有点话语暴力那个意思的小崔能红，李咏也能红，别人都差一截。
也就是说，说话中的挑衅性指数，乃是娱乐大众的不二法门。这方面，方舟子、余杰都算是天资英迈，持之以恒，所以他们红了。说到底，还是大众有这方面的需求。当然我也不能因此就说方舟子打假不真诚。
或许我们可以建立一个“挑衅性指数”排行榜，那么方舟子、于建嵘之争无疑把这个指数提高了一大块。
南方周末专题报道系列文章：
于建嵘：权利和义务要对等 方舟子：哪怕天下人误解我 评论：闹过悲过之后，应该是深思 评论：为何大师不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