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文学评论系列(3)--德·?谢·?梅列日科夫斯基与季·尼·吉皮乌斯

    在本世纪初的俄罗斯文学界，有一对名声显赫的夫妻作家，他们是象征派的领袖、理论家兼诗人德· 谢· 梅列日科夫斯基（1865--1941）和他的妻子、著名诗人季· 尼· 吉皮乌斯（1869--1945），两人都出身贵族家庭。梅列日科夫斯基毕业于彼得堡大学，父亲是一位沙皇宫廷的二品文官。1905年前后，他们在彼得堡文化界十分活跃。他们创办的杂志《新路》，吸引了大批的文学家、神学家和思想家；他们的家庭沙龙里经常是高朋满座、群星荟萃。这个家庭几乎成了当时的彼得堡的文化中心。

    家庭沙龙的女主人当然是30几岁的吉皮乌斯。在沙龙里，与她木偶似的矮小丈夫不同，她衣着华丽而庄重，身穿绿色蝾螈皮外衣，胸前挂着一个大十字架，手指不停地摆弄着念珠，给人一种神叨叨的感觉。她是一个交游极广的人。当时俄国文化界的人都视她为“俄国象征派的圣母”。1917年10月革命后，夫妇俩流亡国外，40年代先后在巴黎去世。

    他们的诗歌在国内介绍得不多，零星地刊登在一些专门性的杂志上。梅列日科夫斯基出版过24卷本的《全集》，但国内翻译他的作品是寥寥无几。他的大量的理论著作（《论俄国文学衰微的原因》、《陀思妥耶夫斯基与托尔斯泰》等）没有被翻译过来；长篇小说三部曲《基督与反基督》分别由北京、辽宁、黑龙江三地的出版社出版，且翻译质量参差不齐。

     吉皮乌斯的散文作品有小说《鬼玩艺》、《王子的爱情》，剧本《红如罂粟花》、《绿戒指》等等（没有翻译过来）；两本回忆录，一本是回忆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没有翻译），还有一本是回忆她同时代人的，叫《活生生的人》（中译本改名为《往事如昨－－吉皮乌斯回忆录》，上海学林出版社，1998）。在这本回忆录中，她记下了那个时代的许多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思想家（勃洛克、勃留索夫、洛扎诺夫、别尔嘉耶夫、别雷即布加耶夫、索罗古勃、晚年托尔斯泰），乃至沙皇宫廷的女官等等，不但具有史料价值，更重要的是她用优美的文笔，使那些逝去的人和事活生生地展现在我们面前。《安妮雅的小屋》是写末代皇后的朋友、宫廷女官安娜· 维鲁波娃（即安妮雅）的，其中还带出了一个著名的俄国“癫僧”拉斯普丁。拉斯普丁与皇后、皇帝、安妮雅的关系都十分暧昧，在宫廷的地位十分显赫。这篇回忆十分感性地表现了“癫僧”（装疯卖傻的智者、通灵的人、宗教狂、秩序的嘲弄者……）这一俄罗斯文化的特有现象，同时也是对沙俄帝国即将崩溃之时，沙皇尼古拉二世“急时乱烧香”的讽刺。

    吉皮乌斯不停地批评那位矮小、瘦削、少言寡语、面孔阴沉、严肃、机灵、狡猾、放荡不羁、危言耸听的拉斯普丁。但我突然发现，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的作品形式，与拉斯普丁在宫廷的言行，有着一种更深层的“同构性”，即，他们将一切（革命前的焦虑、革命后的恐慌、精神的、肉体的等等）都神秘化、宗教（带有底层性质的）化，尤其是梅列日科夫斯基的作品。不同的在于，“癫僧”们身上更多地表现出一种神秘的，甚至有点邪恶的肉体力量，而诗人们则更偏重于精神性的东西。整个代表俄国象征主义思潮的文化界的人，他们都是一些视力超常的人，有着令人悚然的超常感觉。就像拉斯普丁一样，他们乐意用呼神唤鬼的神话来代替对生活现实的解释。

    对于历史而言，这是俄罗斯文化难逃的“劫数”，是她不可解脱的宿命；对于文学来说，俄国象征派却表现出了另一种新的声音。他们一反统治俄国文坛几乎整整一个世纪的惯例：文学与社会和政治力量纠葛在一起，直到快要合而为一了。但这批“神秘的无政府主义”者，这批“精神结构”的观察家，这批神魂颠倒的精神“癫僧”，却为了维护自己的热情而牺牲了热情，为了个性而瓦解了个性。

                我为抽象感到欣喜

            我从抽象中创造出自己的生命……

            我喜爱一切深奥隐秘的事物，

            我是神秘和奇异的梦幻的牺牲品……

            但我没有什么世俗的词语，

            来表达那无法再现的东西。   

                           －－吉皮乌斯《书前题诗》

你那活活泼泼的心灵靠近我的时候，

   一切都那么不寻常，一切都那么神秘，

--对我而言，爱情，或者谈论爱情，

  好像都是一个过于可怕的美好的秘密。

                 －－梅列日科夫斯基《沉默》

    同时代人、著名思想家尼古拉·亚历山大洛维奇·别尔嘉耶夫在谈到与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的交往时说：（吉皮乌斯）是一个很卓越的人，但是她也很痛苦。她的阴冷的无情一直使我惊讶，她缺乏人的温情。女人的禀性和男人的禀性在她身上明显地移动，但又很难确定何者更强些。按其本性来说，吉皮乌斯是个不幸的人。我对她的诗评价很高，但如同那个时代的许多诗人一样，她没有富有诗意的品质，甚至没有反诗意的品质……梅列日科夫斯基的沙龙环境中存在着某种超个体的、弥漫于空气中的不健康的魅力，……（他们）一直自称“我们”，并希望吸引那些与他们接近的人加入这个“我们”。（《自我认识－－思想自传》，上海三联，1997，P134—135）

    有人把他们生活和创作的那个时代，称为“俄国的文化复兴”时代。但我们发现，他们并不像欧洲的文艺复兴时期那样，将人的意义明朗化、生活化；相反，他们复兴了一种具有神秘色彩的、带有癫狂性质的宗教文化。他们身上都不同程度地带有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印记（梅列日科夫斯基曾经夸耀地称陀思妥耶夫斯基为“灵魂的千里眼”），不同之处在于，与关注“人”相比，他们更关注所谓的“高贵精神”、“超验情感”。梅列日科夫斯基和吉皮乌斯及俄国象征派所倡导的那种夸张繁缛的文体风格，是因为他们的思想深奥吗？表面上看，他们拒绝那个时代，个人内心无法与那个混乱、狂暴、恐怖的世界相通；实际上，其文体的深层结构，恰恰是那无法理解的、令人困惑的、因而是神秘恐怖的世界的另一种表现形式。他们的诗歌正是那个慌乱时代慌乱的回声。    (199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