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劫难逃
鲍理斯·皮里尼亚克（1894--1938）1921年出版了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荒年》，在苏联引起了轰动。我国最早开始介绍这位作家是在1931。鲁迅主编的《现代文艺丛书》中收入了《荒年》的译本（即蓬子所译毕力涅克的《精光的年头》）。此后，鲁迅又数次在文章中提到皮里尼亚克和他的创作，并组织翻译了他的一些短篇小说和散文。在介绍《荒年》时他说：“这是他将内战时代所身历的辛酸、残酷、丑恶、无聊的事件和场面，用了随笔和杂感的形式，描写出来的。其中并无主角，倘要寻求主角，那就是“革命”。而毕力涅克所写的革命，其实不过是暴动，是叛乱,是原始的自然力的跳梁,革命后的农村，也只有嫌恶和绝望。他于是渐渐成为反动作家的渠魁，为苏联批评界所攻击了，最甚的时候是1925年，几乎从文坛上没落。但至1930年，以五年计划为题材，描写反革命的阴谋及其失败的长篇小说《伏尔迦流到里海》发表后，才又稍稍恢复了些声望，仍旧算是一个“同路人”。（《鲁迅全集》第19卷，1973，P521）
鲁迅概括地介绍了皮里尼亚克创作的主要特征。但在此后的几十年，皮里尼亚克的名字在中国几乎消失得无影无踪了。1998年作家出版社出版了皮里尼亚克的小说集《红木》（“白银时代丛书”之一），其中收入了那个使他惨遭厄运的中篇小说《红木》、短篇小说《不灭月亮的故事》和《小城》、后期长篇小说《果实的成熟》。皮里尼亚克在1937年被捕之前，尽管常常遭到批判，但并没有“没落”，而是一直活跃在苏联文坛，还继续担任全俄作家协会的主席，是当时文学界关注的中心人物之一。他一次一次地遇险，又一次一次地幸免于难，但最终还是在劫难逃，于1938年4月21日被处决，苏联最高法院军事法庭给他编造的罪名是：“国事罪”。皮里尼亚克是革命文学的“同路人”，但他有自己的创作信念和价值观。他曾经说：“我不是共产党人，我不认为我必须是一个共产党人，必须按共产党人的方式来写作……共产党人的关系就是和共产党人的俄国的关系……白地说，我对俄国共产党的命运，不比我对俄国本身的命运更加感兴趣。对于我来说，俄国共产党只不过是俄国历史上的一个环节。……现在我在写的以外，我不能写别的。如果强迫我去写，我也不去写。（转引自《“拉普”资料汇编》（上）彭克巽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P134）
这种露骨的异端式的表白，无疑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当时正在极力要夺取文学领导权的“瓦普”（全俄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作家（瓦尔金、阿维尔巴赫等），大肆攻击皮里尼亚克，他们在1924年“关于俄共（布）的文艺政策问题”讨论大会上宣读皮里尼亚克的各种言论，说他是无产阶级文学的敌人。但托洛茨基、布哈林、卢那察尔斯基、沃隆斯基等领导人则极力地保护他，说他是无产阶级文化与古典遗产的过渡人物，要作家们向他学习。
事实上这是一场围绕着对无产阶级文化的态度问题的权力斗争。如果说革命一成功，就有一种所谓的“无产阶级”文化产生的话，那么，像阿维尔巴赫这样的一大批没有文化的“无产阶级”作家就要登上苏维埃俄罗斯文学的领导层。这在沃隆斯基、托洛茨基这些素养很高的革命家看来，是一件十分可怕的事情。因此他们认为，过渡时期的文学就像过渡时期的经济一样，要有一个缓慢的复苏过程。无产阶级文学的形成，必须要建立在认真学习和借鉴古典文学的基础之上才有可能。谁能学习、借鉴得更好呢？那无疑不是工农作家们，而是皮里尼亚克、扎米亚京和巴别尔这些人了。工农作家中的优秀分子，如别德内依、李别进斯基等，也都是皮里尼亚克的学生。（参见“关于俄共(布)文艺政策问题讨论会”文件，见上注，P140--169 ）而皮里尼亚克、扎米亚京、巴别尔等作家呢？他们当然宁愿当托洛茨基、卢那察尔斯基、沃隆斯基、布哈林的学生罗。无产阶级的工农作家是不会买他们的账的，甚至会革他们的命。
皮里尼亚克是一位较纯粹的作家、一个“书呆子”。他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了关于文化政策问题讨论中一个信手拈来的例证，一个权力之争的工具。他依然在按自己的那一套写作，并宣称自己要做一个对俄罗斯诚实的、永不撒谎的作家。《荒年》的风波刚过，1926年他又发表了以著名的红军元帅伏龙芝之死为题材的短篇小说《不灭月亮的故事》。小说中暗示了斯大林害死伏龙芝一事。“拉普”作家又开始了新的一轮攻击了。但斯大林阻止了事态的发展，因为这件事直接涉及到他自己的秘密。皮里尼亚克又一次侥幸逃脱，只做了检讨。
为了表示合作，他写了长篇小说《伏尔加河流入里海》。事实上，中篇小说《红木》已经送到了国外，1929年在柏林，由专门出版苏联作家作品的佩特尼乌斯出版社出版（苏联1989年才发表）。《红木》写了革命后的一个俄罗斯小镇的生活。小说中弥漫着一股浓郁的中世纪的神秘气息。他把小镇的居民（普通的也好，党员也罢），统统写成像俄罗斯17世纪教会分裂派式的旧教徒。那些旧时代的怪人，带有中亚人的懒惰、疯狂特点，对革命怀疑到无动于衷的程度。连1919年的老党员伊万，对新经济政策也是不屑一顾的。
革命在皮里尼亚克的笔下并不是什么新玩艺儿，而是“17世纪的一个小片段”。看看他的描写：穷哥儿，要饭的，卖唱的，拉撒路，香客，衣衫褴褛者,朝圣者,癫僧－－正是这些为了上帝的人点缀了神圣俄罗斯的生活。他们是生活的花絮，基督的子民，来世的祈求者。在工程师阿基姆面前站着的便是讨饭的贱民，疯疯癫癫的拉撒路，为正义事业而生的苏维埃罗斯的癫僧，来世和共产主义的祈求者。伊万叔叔肯定得了精神分裂症,所以有一种怪癖：到城里相识或不相识的人那里去,要求他们哭泣，要求人们听他炽烈的、疯疯癫癫的关于共产主义的演说。……伊万的口号是城里最左的口号。城里的居民都尊敬伊万，乃如罗斯千百年来一贯尊敬疯修士，那些口宣真理并为真理而死的癫僧一样。（《红木》，作家出版社，1998，P43）
这一次斯大林不饶恕他了，亲自组织了疯狂的批判活动，具体由 “拉普”的总书记阿维尔巴赫（秘密警察头子雅哥达的连襟）实施。报刊上的批判文章一时间铺天盖地。受牵连的作家还有扎米亚京、普拉东诺夫、巴别尔等。这是一次有组织的政治事件。许多作家、批评家都拿起了革命的笔来批判皮里尼亚克。连他的好友马雅科夫斯基也在报刊上大喊大叫地批判起来；一向支持他的沃隆斯基也被迫参与了当时的批判大合唱。高尔基曾经出面干预过这件事，但无济于事，因为斯大林参与了这件事。这件事发生之后，皮里尼亚克并没有马上被关押，而是依然在写作、出国访问，还经常发表作品，并出齐了8卷本的《皮里尼亚克文集》。直到1937年10月28日，秘密逮捕令才下达。皮里尼亚克从此在文坛消失了，在家庭里消失了，并且是一去不返。当年批评皮里尼亚克，并因此与托洛茨基、沃隆斯基等人激烈地争论的“岗位派”作家符 ·拉斯科尔尼科夫，此时也从巴黎给斯大林发了一封质问信：“您残酷地消灭了一批才华横溢的、但不合您本人心意的俄罗斯作家。鲍理斯 ·皮里尼亚克究竟在哪里？ ”（《复活的圣火》，广州出版社，1996，P256） (199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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