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代狂士翘楚李卓吾 刘梦溪

明代狂士翘楚李卓吾

 刘梦溪

        李卓吾对“狂”作了新的解释，不认为“圣”与“狂”是不能两立的品格，认为“闻道”也需要狂狷，只有能够发现先儒往圣的“破绽”的人，才能成为“豪杰之士”。李贽因“狂”而焕发了自己的生命，也因“狂”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那么明代的“狂”我们看到了谁呢？我们看到了很多人，看到了“前仆后继”的狂士群体，而尤以万历年间的江南一带最为集中。赵翼《二十二史劄记》的“明中叶才士傲诞之习”条写道：“吴中自祝允明、唐寅辈，才情轻艳，倾动流辈，放诞不羁，每出名教外。”又说：“可见世运升平，物力丰裕，故文人学士得以跌荡于词场酒海间，亦一时盛事也。”（中华书局版王树民校正本下册第783至784页）由此可以体会明代之狂的潮流和背景。祝枝山（允明）、唐伯虎（寅）固是人皆能详的文苑狂客，至少唐伯虎降身为奴娶秋香的风流故事大家是知道的，但明代狂士群体的翘楚还是非李卓吾莫属。

        李贽（号卓吾）和千年以来的传统秩序是那样的格格不入，对每一部人们奉为经典的著作都能找出破绽来，而且给以另类的解释。他明世宗嘉靖六年（1527）生于福建泉州，二十六岁中举，由于不满意科举制度的弊端，没有再应进士第。五十岁前在河南、南京、北京等地做官，后来又做了三年云南姚安的知府。但他回顾平生，觉得自己“五十年以前真一犬也”（《续焚书》“圣教小引”）。所以当万历八年（1580）知府任满之时，他毅然辞官，回到湖北黄安，他的家人和很多友人都在那里，开始了问难学道的新时期。七年以後，即黄仁宇那本有名的书写的“万历十五年”，他为脱却俗累，将家眷送回福建老家，自己则削发为僧，但胡须未剃，也未受戒。他的许多著作都是这一时期完成的。他知道自己的思想不能见容于当时当世当道，便以《藏书》、《续藏书》、《焚书》、《续焚书》等抗词自名其书。

         李卓吾对士子之“狂”给予了新的解释，提出“闻道”须要狂狷的破天荒的思想。他说：“有狂狷而不闻道者有之，未有非狂狷而能闻道者也。”学术传承他认为也需要狂狷的精神：“论载道而承千载绝学，则舍狂狷将何之乎？”（《焚书》卷一“与耿司寇告别”）还提出，惟有狂狷，能够发现先儒往圣的“破绽”的人，才能成为孟子所说的“豪杰之士”。他在给友人焦竑的信里写道：“求豪杰必在于狂狷，必在于破绽之夫，若指乡愿之徒遂以为圣人，则圣门之得道者多矣。此等岂复有人气者，而尽指以为圣人，益可悲矣夫！”（《续焚书》卷一“与焦弱侯太史”）。这等于从学理上把狂狷当做成就杰出人物的必要前提。对自己的“狂”，李贽也毫不避讳，晚年所作的“自赞”坦承：“其性褊急，其色矜高，其词鄙俗，其心狂痴，其行率易。”（《焚书》卷三）但他的内心则充满温热。以反对文学复古主义扬帜的“公安三袁”（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是李贽的好友，袁中道写过一篇《李温陵传》，其中所说“公为人中燠外冷，丰骨棱棱，性甚卞急，好面折人过”（《焚书》卷前有载），应是实录。

        袁中道的这篇传记还写了李贽另外一些不同于常人的性格特征，极为有趣，大家不妨一看。

       （公）性爱扫地，数人缚帚不给。衿裙浣洗，极其鲜洁，拭面拂身，有同水淫。不喜俗客，客不获辞而至，但一交手，即令之远坐，嫌其臭秽。其忻赏者，镇日言笑，意所不契，寂无一语。滑稽排调，冲口而发，既能解颐，亦客刺骨。所读书皆抄写为善本，东国之秘语，西方之灵文，离骚、马、班之篇，陶、谢、柳、杜之诗，下至稗官小说之奇，宋元名人之画，雪藤丹笔，逐字雠校，肌襞理分，时出新意。其为文不阡不陌，摅其胸中之独见，精光凛凛，不可迫视。诗不多作，大有神境。亦喜作书，每研墨伸楮，则解衣大叫，作兔起鹘落之状。其得意者亦甚可爱，瘦劲险绝，铁碗万钧，骨稜稜纸上。（中华书局1975年版《焚书续焚书》第3至4页）

        当然喜爱清洁、追求思想契合、语妙而有锋芒、读书广博又能得其肌理、文章有光采有特见、诗和书法也别具神境，这些照说算不了什么，可是置诸当时的社会历史环境，为权力者所侧目，为习俗所不许，不用说也势所必然。他的一些友人不免为他担心：“李先生学已入禅，行多诞，祸不旋踵矣。”最后果然因了他的各种“异行”和“异言”，包括社会造的不属于他的谣言，李贽被关进了监狱，直至被迫自戕于狱中，那是万历三十年（1602）的三月十五日，他七十五岁。李贽是因“狂”而焕发了自己的生命，也因“狂”丧失了自己的生命。

           其实“狂”并不是李贽所追求的目标，只不过是他生命的一种型态。相反他追求的是“圣”，不依循传统解释的与伪绝缘而又生气昂然的“圣”。因此他不认为“圣”与“狂”是不能两立的品格。《焚书》中有一篇“与友人书”，专门谈的是这个问题，这样写道：

        又观古之狂者，孟氏以为是其为人志大言大而已。解者以为志大故动以古人自期，言大故行与言或不相掩。如此，则狂者当无比数于天下矣，有何足贵而故思念之甚乎？盖狂者下视古人，高视一身，以为古人虽高，其迹往矣，何必践彼迹为也。是谓志大。以故放言高论，凡其身之所不能为，与其所不敢为者，亦率意妄言之。是谓大言。固宜其行之不掩耳。何也？其情其势自不能以相掩故也。夫人生在天地间，既与人同生，又安能与人独异。是以往往徒能言之以自快耳，大言之以贡高耳，乱言之以愤世耳，渠见世之桎梏已甚，卑鄙可厌，益以肆其狂言。观者见其狂，遂指以为猛虎毒蛇，相率而远去之。渠见其狂言之得行也，则益以自幸，而唯恐其言之不狂矣。唯圣人视之若无有也，故彼以其狂言吓人而吾听之若不闻，则其狂将自歇矣。故唯圣人能医狂病。观其可子桑，友原壤，虽临丧而歌，非但言之，且行之而自不掩，圣人绝不以为异也。是千古能医狂病者，莫圣人若也。故不见其狂，则狂病自息。又爱其狂，思其狂，称之为善人，望之以中行，则其狂可以成章，可以入室。仆之所谓夫子之爱狂者此也。盖唯世间一等狂汉，乃能不掩于行。不掩者，不遮掩以自盖也，非行不掩其言之谓也。（《焚书》卷二，中华书局版《焚书续焚书》第75页》）

         李贽认为，孟子把“狂”解释为“志大言大”固然可以成立，但他不能认同把“志大”解释为只是师法古人。他主张后来者应该比古人“高视一身”，开辟不同于古人的新的路径。“言大”指即使做不到也不敢做的事情，也能够“率意妄言”。因为做不到并不总是自己的过错，实际的“情”和“势”是否允许，应该是更重要的条件。现实世界有诸多束缚人的创造精神的枷锁，特别人性的丑恶带给人的种种限制，尤其“卑鄙可厌”。那么怎么办？难道还不可以“肆其狂言”，一吐为快吗？李贽不无沉痛地说，大家都共同生存于天地之间，不可能独独一个人和其他人有多么大的不同，所谓“狂”亦不过是借助“大言”自高位置和愤世嫉俗而已。换言之“狂”更多是在他人的眼中呈现，是“观者见其狂”，所以“观者”们越视“狂”为“猛虎毒蛇”，避之唯恐不及（“相率而远去”），“狂者”越是感到自幸自喜，口出的狂言越发肆无忌惮（“唯恐其言之不狂”），亦即俗所谓“人来疯”者是也。本来是“行”不能践履，发为“大言”，被视作“狂”，后来变成明知不能践履，却口出“狂言”，以掩盖自己的实相。不难发现，这已经不单纯是对“狂”作语义学的解释，同时也是卓老在夫子自道了。

          呵呵！当时后世无人不以为“狂”的李卓吾，原来有这许多难言之隐。原来在他那里“狂”也有某种掩盖的作用。说开来，这不就是今人所谓的“自我放逐”吗？这不也就是李白的“人生在世不称意，明朝散发弄扁舟”吗？狂乎，狂乎，多少豪杰之士的辛酸假汝以行。

                                        （《读书》2010年第3、4期连载，题为《中国文化的狂者精神及其消退》，此为其中的一节）